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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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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本质（卷三》力图探讨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背后的文明的本质，为中国为中国文明的崛起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它所关注的问题，比如中国现代话语——自强话语——的本质、现代中国的结构特点等等都是目前学界非常关注的话题，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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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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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本质》力图打破西方中心论，为从近代以来的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的崛起，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找到“自强”的来源。它在连续性文明和破裂性文明两大概念的关照下，通过将连续性文明视为中国历史的一种“主要的发展模式”，以西方断裂性文明作为参照，探索以全责组织和一体化的公共权力为基本原则的中国文明自身的发展道路。在卷三中，作者以“连续性文明”为视点关照从英雄时代（酋邦时代）开始到战国时代结束的先秦封建社会。摒弃西方社会发展的经典理论，从自身历史出发，深入思考中国夏商周三代从封建走向帝国的全责社会的特点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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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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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宣良，武汉大学哲学博士，萨特名著《存在与虚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6年）最早的翻译者和西方哲学和哲学史研究者，著有《法国本体论哲学的演进》（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等。现旅居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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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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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的英雄时代
第一节 中国英雄时代发生的背景
中国氏族部落时代文化的分布
迁徙
资源争夺
第二节 中国英雄时代概貌
中国英雄时代出现时期的大迁徙
涿鹿之战
五帝时代
第三节 “ 父系氏族”和“部落联盟”——英雄时代的
基本社会组织
一、英雄时代的社会结构
关于“父系氏族”的概念的问题
关于中国英雄时代的血缘关系方面的革命
部落联盟时代的社会结构
二、关于英雄时代的一些误区
关于财产关系的变化
关于婚姻和性禁忌
第四节 黄帝故事的一种解读
黄帝的故事意味着什么：对王族联姻本质的反省
少典部族与有蟜氏部族通婚事件发生的背景
少典部落的处境
不同文化的部落之间联姻的本质：父系血缘关系的
出现
父系氏族和部落联盟
第五节 英雄时代的动员模式
黄帝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
新的动员规模的出现
英雄时代的公共权力（一）：行使权力的方式及
原则
英雄时代的公共权力（二）：权力的传承模式问题
英雄时代的公共权力（三）：权力本质的问题
小结：中国英雄时代概貌
第六节 绝地天通及其历史意义
关于话语权力
绝地天通：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宗教改革”
绝地天通的意义：对于话语权力的垄断
第七节 熟人文化，礼的本质
生人和熟人
熟人文化
武力出现对于话语权力的影响
将生人熟人化 1
礼：将熟人内部的法则推广到陌生人之中而产生的法则
第八节 英雄时代概述
第二章 中国封建文明
第一节 夏——中国文明的曙光
从文明的定义看夏代
夏文明产生时的历史场景
关于大禹治水
夏朝的建立
第二节 井田制与封建国家
关于井田制
生产方式改变的可能和需要
井田制的本质
城邑—乡遂制度
封建古国概貌
第三节 王族中实行的两种父系氏族制度
一、禅让：一种特殊的世袭
“禅让”的概念
立长和立贤
立贤：禅让的理论依据之一
二、父系血缘关系的发生
关于内婚和外婚的概念
商王的继承方法给我们的启示：内婚法则
周人的王位继承制度：外婚的父系氏族制度
小结
第四节 关于中国文明本质的一些思考
一、中国文明的全责组织社会本质
关于封建社会和奴隶制社会的理论问题
中国文明的基本结构
中国文明的运作原则：“无为”
二、中国特色的财富
中国文明中财富的形成
经济秩序为军事动员的需要而建立
中国文明中的财富的本质
三、中国文明中的阶级
政治性阶级
个体和封建
中国文明结构中最关键的阶级：士
四、总结
第三章 从封建走向帝国
第一节 兼并与封建制度的解体
一、论为什么兼并，或者自足组织的个性
二、封建与兼并
封建王朝与诸侯之间的基本关系
封建的结构
三代兴亡
兼并的动力
三、关于郡县制
郡县制
郡县制存在的条件
郡县制的实施
第二节 氏族部落组织的瓦解
氏族部落组织瓦解的过程
从部落到村落
第三节 从封建到集权
一、国人与野人区别的弱化
民与农
税收
二、变法
关于法的概念问题
关于儒法斗争
法家的变法
儒家的变法
三、朝廷
家臣
卿士
第四节 卿士贵族到官僚贵族的演化——游士的问题
一、 封建贵族和官僚贵族
封建贵族与官僚贵族不同的权力来源
封建贵族与官僚贵族运用公共权力的方式
二、关于游士
士的本质及其演变
游士
忠—信（一）
忠—信（二）
关于人道主义的一些联想
第五节 关于中国文明的社会结构问题的一些思考
封建与帝国动员制度的异同
全责组织条件下如何建立共同话语
小农社会的由来
封建与帝国政权组织的区别
中国文明的中间结构
中国文明的中间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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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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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将要进入的，是对于中国传统文明本质的具体讨 论。这一卷应该说是本书的主体之一，因此，从篇幅方面说会比较长，因为中国文明不仅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古代文明，而且是硕果仅存的连续性文明。
中国封建文明，我所指的主要是夏商周三代时期，而不是指辛亥革命发生之前的那两千年，我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时代称为帝国文明的时 代。
虽然这一卷的标题是中国封建文明，但是，具体的讨论事实上是从“史前”时代，就是说，是从英雄时代（酋邦时代）的历史开始的，而且是到战国时代结束的。而战国时代，中国的封建制度从原则上说应该可以认为已经过去了。中国文明是一个连续进展着的文明，这主要是说，在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中，作为文明本质的社会结构形态与史前的文化之间没有出现“断裂”式的飞
跃，就是说，人类原始文化形态的全责组织社会的本质没有被改造，因此，为了理解中国文明的本质，对于中国史前文化本质的探讨就显得非常重要。
我们在讨论方法论问题的时候已经指出过，这里的封建是指一个时代的制度方面的实质而言，而不是按照“社会发展史”那种作为“资本主义时代之前”的时代的那个历史阶段。在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之前，欧洲的确处在封建社会。但是，如果将这个模式套用到中国历史上，将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华帝国文明称为封建社会，而将三代封建社会称为奴隶制社会，就难免有指鹿为马之诮。我认为，封建制度，是一般而言的连续性进入的文明时代第一个阶段的社会制度，而断裂性地进入文明的第一个阶段，则往往表现为奴隶制。具体的理由，会在讨论中国与西方文明本质中逐步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说，我们现在的讨论就是在说明，中国的原始文化，是如何在连续性的发展过程中进入封建的。
现在，简单地回顾一下前面的讨论，以便给本卷讨论一个粗略的入门线索。人类之所以走上发展“文化”以求生存和发展的道路，是由于人自身的天然禀赋无法通过个体自身的体能应对严酷的自然挑战，因此，人类这个智慧存在就走上了“组织起来”的道路，以集体的力量应对挑战，不仅在这样的挑战面前生存下来，还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组织起来进行动员，就需要有秩序、
有权威，就是说，在形成应对自然挑战的能力的时候，在结成社会的过程中，人类需要调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形成公共权力。这就是人类社会文化的产生。
人类之所以走上发展“文化”以求生存和发展的道路，是由于人自身的天然禀赋无法通过个体自身的体能应对严酷的自然挑战，因此，人类这个智慧存在就走上了“组织起来”的道路，以集体的力量应对挑战，不仅在这样的挑战面前生存下来，还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组织起来进行动员，就需要有秩序、有权威，就是说，在形成应对自然挑战的能力的时候，在结成社会的过程中，人类需要调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形成公共权力。这就是人类社会文化的产生。
人类的文化，从其最初的形态上说，就是禁忌。而我们已经从前面的讨论中清楚地看到，禁忌发生的原因或者说目的，就是人类将自己组织起来所需要的建立秩序的权力或者说暴力。
就是说，从人类成为人类这一天起，人类的社会中就出现了公共权力或者说公共暴力。而从原始文化的具体形态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最初的公共暴力是一种相当单纯的话语权 力。
人类文化最初形态的禁忌是伴随着神秘活动的，开始一般而言是巫术或者类似的活动，并且渗透到人类社会活动的所有方面，从物质生产的方面，到人类自身的生产方面，从一般消费的方面到精神生活方面。
一般事物的发展，都存在着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历史过程。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人类的早期社会规模很小，社会关系也比较简单，这不仅说明了为什么单纯的话语权力就能够维持一般的社会秩序，而且也告诉我们，这种人类最初的社会——游团——是一个“全责组织”或者说“全能组织”。就是说，人类在组织起来应对挑战的时候，最初只是建立起“一个”简单的组织而用以回应
他们所遭遇到的“一切”挑战。这符合事物发展的从简单到复杂的一般法则。
从一般的情况来看，随着人口增多，社会规模扩大，人类文化会自然地向着越来越复杂的方向发展。而社会生活的复杂，就要求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变得越来越复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公共权力的力量越来越大，权力组织自身的结构也会随之复杂化。
从人类的社会或者说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历史变化过程来看，这种发展有着两种不同的方向。当我们用“连续性”和“断裂性”这样一些形象的概念来表述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区别时，事实上也正是在说明这样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
在中国这个连续性文化或者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全责组织的社会形态被大体完整地保留下来，虽然这个组织自身中的法则变得越来越复杂、层级越来越多，其运动方式也越来越多样，但是，整个社会生活以全责、全能组织的方式整合起来的基本原则始终保存下来了。正是这种保留了古代社会组织的基本元素或者本质特征的发展模式，让我们将中国文明称为“连续性”文明。
而在西方历史上，我们却发现了这种全责、全能组织的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功能组织”，即以应对特殊挑战的需要为目的形成的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社会就与史前文化中那种以全责组织将人类整合到社会生活中的法则比较彻底地告别，也就是说，西方的历史发生了“断裂”。
这个过程究竟是如何进行的，我们只能“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这里，我首先只是讨论中国这个连续性文明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因为我在这里主要关注的，就是中国历史或者说中国文明的本质，而且因为，在我看来，连续性文明如张光直先生所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形态”，我们只有在弄清了这种基本状态之后，对于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断裂性文明，才会有中肯的
理解。
对于人类历史上的文化来说，社会规模的扩大过程，与地球气候变化的过程息息相关。
自然气候条件的改变带来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一些地方已经变得不再适合人类生存，至少是不再适合以原来的文化方式保持大规模人口的生长了。因此而引起的文化集团迁徙，打破了人类原始社会生活原有的部落式封闭格局。对于中国文化来说，由于这种迁徙造成中原地区人口膨胀和资源紧张，使得人们不得不以加强原有的社会组织组织化程度的方式来应对挑战。
从理论上说，随着人类社会中矛盾的复杂化程度提高，单纯的话语权力对于维持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已经开始显得不够用了，就开始出现支持这样一种话语暴力或者说话语权力的权威暴力——武力。人类之间的武装暴力冲突，是在英雄时代开始出现的，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武力的出现，正是人类进入英雄时代的根本标志，唯武力论正是英雄时代人类思维的一般特征——中国也
正是如此，中国之进入英雄时代，与大迁徙带来的暴力冲突的发生过程也正是一致的。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人类之进入文明，就是说，建立起财产所有制关系或者说以财产所有为核心的社会秩序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解决如何供养军队或者说物理暴力组织（政权组织）的问题。
换言之，财富的出现反映了人类维持社会秩序时对公共权力的需要越来越强。
对于中国来说，进入文明是在中原地区成为周围文化集团共同的迁徙目的地而人口膨胀、自然资源的争夺态势变得非常严峻的条件下发生的。因此，中国人进入文明采用的基本方式，就是以政治暴力直接攫取财富，并以这种暴力为依托建立起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这就形成了中国文明的三种公共权力以一体化的形态存在这样一种基本态势。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这种公共权力一体化
的具体形态，就是中国社会始终保持着原始时代原有的全责组织的状态。公共权力一体化和全责组织社会，不过是对同一个事物的不同说法而已。
我们关于原始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畜牧文化的讨论，总的来说，就是描述史前时代这种全责组织或者说这种公共权力一体化的状态是如何形成的。张光直先生将史前文化称为“人类共同的文化基层”。一般而言的史前时代，按照塞维斯的说法，人类经历了游团、（氏族）部落和酋邦（部落联盟）这样三个时期，从组织的形式方面来说，从这些组织内部的规则或者文化来说，各个地区仍然是有所区别的，尤其是在进入英雄时代（酋邦时代）之后，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中的组织形态，甚至是有着非常巨大的区别，但是，就这种社会组织仍然是一种全责组织，就人类的这种社会组织中所包含的社会公共权力仍
然保持着一体化的特征而言，人类文化的这个“基层”或者说基础，仍然应该
说还是共同 的。
对于一个事物来说，其形成过程对于事物的本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于
一个连续性发展着的事物来说尤其是如此。而对于我们认识一个事物的本质来
说，由于其历史的形成过程中有着内部矛盾由简单到复杂的清晰过程，对于我
们全面地认识其本质，这种方法也有着其他方法难以取代的方便之 处。
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极大的关注来讨论中国的史前文 化。
英雄时代，从文化形态上说，仍然是属于所谓“史前文化”的范畴。但
是，作为文明出现的前夜，不同文明的本质，在这个时代已经初见端 倪。
在中国，这个英雄时代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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