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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读史从头开始，五千年中华文明即肇始于先秦。
文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文明不仅仅是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更是传承于血脉中的DNA。
本书是一本视角新颖、观点独特的先秦文明史。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宝藏，作者以“头颅”为寓，重返先秦去寻找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作者打破了以往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分而论之的著史格局，全方位地展现了一幅动人的先秦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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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文化自信”是继“制度”“理论”和“道路”自信后，习近平提出的“第四个自信”。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百年历史，中国人经历了从傲慢到失落自信再到回归自信的曲折过程。目前，在“中国梦”的语境下，文化自信越发重要。
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
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就能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本书即时以“头颅史观”来重召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耐力与定力。梁启超曾用“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阶段划分国史，先秦时期正处于“中国之中国”的大阶段。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先秦的精神正是中华文明高贵的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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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黄摩崖，实名黄挺，湘西人，文化学者、诗人、作词人，当代“大历史”写作的代表人物，首倡“头颅史观”。
2012年获首届天涯原创大赛历史版冠军，作品曾被湖南省作协选送参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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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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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话 青铜不等于青史
1.1 禹域神迹
1.2 文明底稿
1.3 文明档案
1.4 汉字圈
1.5 在天之灵
第二话 上帝之死与革命
2.1 堕落与酒
2.2 上帝倒戈
2.3 生死存亡
2.4 审判纣王
2.5 白旗之悬
第三话 奠基时代的英雄
3.1 西伯养老
3.2 箕子启蒙
3.3 姜尚东进
3.4 二次革命
3.5 性革命
3.6 召公路线
第四话 文化转向与祛魅
4.1 信仰温情
4.2 巫术迟暮
4.3 奴隶为人
4.4 人兽鬼
4.5 鼎革之义
4.6 天上天下
第五话 古典礼乐联邦制
5.1 血脉铺张
5.2 国野二元
5.3 礼乐黏合
5.4 礼教识人
5.5 封建赠礼
第六话 专权以蛮族之名
6.1 战时体制
6.2 双重威胁
6.3 专权效应
6.4 傲慢偏见
6.5 猎人笔记
第七话 贵族精神的正午
7.1 高贵姿态
7.2 诗人前世
7.3 理性早启
7.4 行为艺术
7.5 史教风骨
第八话 华夏世界的裂变
8.1 畏乱源头
8.2 国际笑话
8.3 特殊之邦
8.4 好战穷兵
8.5 名利之场
第九话 都会的白天黑夜
9.1 神圣土地
9.2 工商城市
9.3 两种时间
9.4 国富论
9.5 顺逆鸿沟
第十话 乌托邦与集中营
10.1 天地道教上
10.2 天地道教下
10.3 人间世
10.4 近墨者赤上
10.5 近墨者赤下
10.6 仁贩子上
10.7 人贩子下
10.8 动物庄园
第十一话 儒法间的罪与罚
11.1 精英主义
11.2 法的精神
11.3 罪与罚
11.4 保守主义
11.5 平庸主义
第十二话 最早博物馆之殇
12.1 文庙之殇
12.2 盛名之下
12.3 欲加之罪
12.4 寻其头颅
12.5 大道之行
第十三话 士人堆里觅真儒
13.1 自强不息
13.2 沧海之士
13.3 道统所系
13.4 愚忠愚孝
13.5 圣教真传
第十四话 秦楚与南土经略
14.1 天王之憾
14.2 南土称雄
14.3 西方虎狼
14.4 要害之郡
14.5 面朝南海
第十五话 鱼肉相忘于江湖
15.1 疲民之恶
15.2 法的陷阱
15.3 胜者为王
15.4 贪天之功
15.5 南辕北辙
第十六话 历史选择与进退
16.1 走出必然
16.2 历史大势
16.3 历史选择
16.4 进退之辩
16.5 历史遗憾
第十七话 道路的东西之争
17.1 东方没落
17.2 屈打成招
17.3 如此东西
17.4 贵远贱近
17.5 厚今薄古
17.6 他山之石
第十八话 中华与历史信仰
18.1 独夫尸臭
18.2 历史眼界
18.3 历史信仰
18.4 宅兹中国
18.5 淮橘为枳
18.6 其命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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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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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话 青铜不等于青史
1.1 禹域神迹
20世纪初，饱经磨难的中国大地上演了一场场关于“黄帝纪年”的热烈讨论，方家各显神通，“挨的挨，擦的擦，推的推，压的压，扯的扯，拉的拉”出自《西游记》，黄帝元年却未蹦出一个定数。
1922年，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正在为商务印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他破天荒地提出了著名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说，引起轩然大波。据他本人回忆，戴季陶先生当时写信给教育部要求取缔此书，还提议要按每册一元来处罚商务印书馆以发行量计算也就是160万元巨款。戴氏愤怒的理由便是“这样取消了中国民族的信心”。此真儿曹之言。
国人向来已习惯中国的古老，而且大有“越老越傲”的倾向，动辄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平起平坐，古希腊甚至难入法眼。公元前2世纪的司马迁已将黄帝作为古史的正式开端，并提供了夏王世系。而到了公元3世纪的名医皇甫谧那里，他编纂的《帝王世纪》更列出“三皇五帝”的详尽世系。所谓“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国语·晋语八》，列位看官应能体会到传统史学为国族延年益寿的“壮心不已”，只是“老而弥坚”的状态需要值得信赖的保养法。
信史带来信心。给洋人推介国史，需一分勇气，三分才气，六分底气。底气者，终归不离谨慎之默证法与去赝存真之精神。
古文献中那些夸饰的英雄形象并非全无根据，哪怕向壁虚构也需最原始的素材。如“牛头人身”，应先想到其所戴面具;又如“兽身人面”，可能是其文身醒目。《越绝书》有载：“昔者神农之治天下，务利之已矣，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不以其智能自贵于人，而天下共尊之。”根据摩尔根的启发，此处的真实景象应是原始社会中平均主义的经济生活与无政府的政治生活。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伏羲氏、黄帝、炎帝、蚩尤、大禹等，这些今人耳熟能详却模糊的巨人，其原型都是古老氏族的部落首领，他们处于文明的前夜，而他们的传奇事迹则靠进入文明时代的“后人”来追忆补述。
“五帝”为谁，其天知乎!而周人钦慕之夏朝也不宜归为信史。
殷人甲骨文中并无提及“夏”者，或者说博考之后学尚不能识得如此重要的一个“夏”字。所谓“无征不信”，公元前6世纪的孔夫子已苦于文献之不足征。遂公西周中期上有“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的字样，此言应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诗经·大明》属同一话语系统。再拿《尚书·禹贡》中的“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诗经·商颂·长发》中的“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与之对照，最后联系“禹治水，益治火，后稷治土”《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的英雄系列传说，大禹的神力明显归为神话较妥。
英雄治水的神话流布甚广，盖因分布于黄河流域的诸部落都有“洪水滔天”之阴影。中国神话的特色在于，陆地并不起源于水，即“水”从未单独成为世界演变的一个层面。神话学大家坎贝尔曾有论断——几乎只要是看过海的民族，他们的神话，都会把生命说成是起源于海洋。故神话里没有太初“原水”这一母题，便很能证明中国先文明时期的主体族群并未直接与海洋建立关系，这是海贝能够成为内陆原始货币的前提。
处于原始社会的人类平均寿命很短，与今日的人类相比，他们在此星球上徒作勾留。故欲做“彭祖”的情结，可堪同情。此并非责怪自然如何强暴，而是叹息人力太过孱弱。治水如救世，英雄成大神。周人志在天下，故以鲧、禹父子为原型，使其走遍九州的传说鲜活饱满。“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诗经·韩奕》，“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经·信南山》，联系“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诗经·天作》一句，可明显感到禹被周人视作英雄祖先。周公的后代祭zh鄆公谋父在周室任职，他曾对周穆王这样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国语·周语》
列位看官，解读神话有多面意义，并不只在享受好故事的乐趣，还应揭示其间的象征与隐喻。虞、夏之存在是无疑的，但他们“目前”只是作为部落存在。禹如何可能派人成功地丈量大地东西南北四极之间的距离呢?“禹会诸侯”“禹划九州”的传说更像是周王朝对上古部落整合的“现代性”描述。我们若强说这些名号不一的部落是“历历如指掌”的国家，则会使文明的评价标准倾覆。
何谓“文明”，宜中西结合而论。《易经·乾卦》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此大有道德上的光明倾向;而英文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则源于拉丁文“civis”，实际上的先进意味十分浓郁。无论从何种角度，达到文明都必有一定标准。文明，或者说国家起源，其标准由西方学界首倡，然而，推行硬标准多是霸道的，因为标准总与特定的环境条件相勾连，如埃及可说是小麦文明，美洲可说是玉米文明，不一样的天，不一样的食。像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人口要达五千以上，这只是一名欧洲学者以其见闻，得其所思，不能放之四海。且看文明的基本共识——
其一，文字，用以记载。
其二，城址，承载阶级分化与权力机构，体现为宫室文化、宗教礼仪、经济活动。
其三，金属冶炼，尤以圆熟的青铜冶铸技术重塑懵懂的原始艺术。
以上文明要素皆有各自漫长的发展过程，但不能因有一点苗头便说是参天大树，这是学术上的揠苗助长。更关键的是，单一要素不能独挑大梁，须齐备生效，因为文明是一种体系。最初的“天下”只能是中国新石器文化的集合，即便不用“满天星斗”来形容，至少也是百花齐放。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史前文化均难称文明。
何为“文明”，言虽不中，亦不远矣。“文明”代表着一种从人力、人心两方面抑制非正常死亡的能力。其间，人类不断增加对自然世界与自我世界的了解，大幅度地提升了技能与智识，随之而来的是从容之气度和包藏之机心。纵观人类五千年的历练，精神与物质的相得益彰应是文明的终极意义。当然，“文明”也是一种目的性的断代，根据目的之大小，标准有松有紧。既然如此，文明的落脚点在“人”。于是我们既要考察人与人关系的变革，也须着眼人群整体的气象变迁。故“文明性”绝非线性发展，未必与时俱进，也就是未必古不如今。
言归正传，文明时代整理了关乎“文明性”的经典传说，禹终被定位在与周人始祖后稷同时代的人物，他被刻画得近乎完人，“薄衣食，卑宫室”的“朴素”，“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心”，俨然使他成为群体利益的代表与“全人类”眼界所限的英雄。既然周人的始祖曾与禹同舟共济，那么禹的天下最终轮到周人的手里也就不稀奇，逻辑就是“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国语·郑语》。或者说就是“有德者居之”，孔子后来讲泰伯“让天下”是至德，并非是赞扬王位禅让给外人，而是认为泰伯能知基业得来不易，尽量和平交接，不败王家之德。
经儒、墨两家的追美，大禹连同尧舜成为华夏的文明符号，此后的数个世纪，“大禹”之名号传遍周天下，连南方的楚人都耳熟能详。屈原便问道：“鲧何所营，禹何所成?”《楚辞·天问》西鄙之秦人竟也说自己的一位祖先大费“与禹平水土”，既然如此，那么天下他们也该有份。传闻累积到一定程度，也就有了“大禹之时，诸侯万国”的时髦说法。战国人士假托大禹作了《禹贡》一书，秦始皇更是“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颂秦德”。
华夏文明不断向周边推拓，年代愈后，遭遇的族群问题也就愈繁杂，随之而来的是信仰冲突与神话系统的交错，结果上古英雄与先圣王越来越多，以致出现了“同姓而异其国号”的说法，这实是凝合族群的一种宣传手段。大禹有了一大串后裔，炎、黄亦是如此。更进一步，则会有“大团圆”的说辞：“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史记·三代世表》此种观点明明朗朗是出于“观之当世，推之上古”，拆穿这等历史手法有何不可?
“禹域”“禹甸”毕竟成为了中国之代称，甚至到1876年，缅甸国王在一份致清帝的奏表中还表达了缅甸愿意成为“禹域”光荣一分子的愿望。今日中国还有数省建有禹王庙，而“大禹”竟有着一系列的出生地，一块“岣嵝碑”，也因疑似夏禹遗迹而备受关注。
当今中国已驱散了许多古史的迷雾，也早过了那个脆弱敏感的年代，更发现“禹是一条虫”或者“伏羲与盘古是葫芦”也可堪商榷。面对传统文明，现代的中国人若只是感情用事而不去实现“创造性转化”林毓生先生所提，我老大中华即便宣称有九千岁也只是一种倚老卖老。蟑螂的历史可比任何国家的岁数都长。
凡爱国族者，该少一些“五千年文明”之类的“口号”，应警惕那些有“溯源癖”或叫作“寻根癖”的学者，因为臆想与胡说是他们的职业病。当满纸炫然的“本纪”与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呈于眼前，“爱美之心”难免为之一振，他们的自豪感也随之泛滥。他们自然不会放过蛛丝马迹，向上则推演千年，炮制文明，向下则竭力在夏、商、周的时空框架间连根结脉，拼凑“因果关系”，以便制作“王朝链”。如将铸造于公元前16世纪之前的青铜器直接贴上“夏代”的标签，此事太过常见。
“夏”在考古学中的辨识度若不清晰，则必然沦为一个从典籍之中抠出来随处张贴的大字报，一个飘荡于洛阳铲下的幽灵。对于浮于玄想的东方米诺斯文明，史家夙愿之达成尚待地下新篇来“证经补史”，尤其是殷墟这般革命性的考古发掘成果。
1.2 文明底稿
“青铜”乃红铜、锡、铅的合金，熔点低、硬度大、可塑性强，先民发现其适用于铸造兵器、机械零件和生活用具等。青铜是人类史上一项至大发明，它的盛行标志人类历史进入了“青铜时代”。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土了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一般被用作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
史界历来不乏文明西来的论调，甚至认为最初的远东文明是照搬西亚文明而来。亚欧大陆上文明的发展序列似乎已然排定，而处于过渡地带，有如奇崛天降的三星堆文明更是使种种文明西来说变得真实可信。如果我们是在描述一件商品的产地，那么区分“本地”与“外地”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们是在探讨一种文化的形成，那么必须跳出这种“产地”思路，更注重文化性格与气质，因文化本就不是一件死物。英雄形象愈多，文化活力愈盛，文明动力愈足，在中国，从古史传说到东周文明皆可印证。其实，人类本是同源，而人类文明的起源问题与人类的起源问题不同，没有谁可以放言所有人类文明都是同源的，就说新大陆的墨西哥、秘鲁，与旧大陆远隔重洋，很难说他们的文明不是独立起源的。
对比世界诸文明，商这个青铜文明可谓起源不明，虽延绵久长，但较为后出。如西亚地区早在四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人工冶铁，而商朝才开始少量使用陨铁制品，对铁也只算有了初步的认识。中国人掌握冶铁术大致在西周晚期，而全面运用铁器要到西汉中期。可这恰恰证明了东西文明发展的不同步，既然不同步，那么所谓的“文化传播”内容也不可能“一以贯之”。借助日新月异的探源科技，固然可以指证铜器西来，黄牛西来，绵羊西来，家马西来……可文明本不是“西来”二字可以说透。商文明里也许有西方元素，但它无疑是独立成型的。
在他人眼中，商是世界古文明的中心之一。
在自家眼中，商是周乃至中华文明的底稿。
国家与文明是同步的。中华历史上的国家出现在公元前16世纪左右，即“商”。汤向来被公认为第一代君主，这明显比禹被当作夏朝的创立者可信得多。汤带领族人定居亳，对部族的发展作出决定性贡献，在甲骨文中可以看出，他是商人祭祀的祖先神。亳之所在尚无定论，盖位于商丘附近，而它作为国家都城便具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意义。位置确切的殷墟作为商晚期的都邑长达两百多年，故商人后来被称为殷人。然而，亳是殷人的祖灵与乡愁的好所在，从“亳”字高耸的形态上分析，它应代表着早期商人心心念念的神性巨宅。殷周革命之后，作为亡国之戒的亳社成为了多处殷遗民的精神归宿。
商、周有着不同的族源地，此问题聚讼日久，难有定论。若从具有明显的部族特征算起，商族可能起源于东边的晋南地区也有冀南豫北说，而周族起源于西边的陕西武功史载后稷被封于有邰。二族也有不同的部族神话，《玄鸟》 《生民》诸篇即追述两族发迹之史诗，他们有不同的祖先神，契是商人承认的先祖，稷是周人承认的先祖，被称为“后稷”。《诗经》说契生于卵，后稷出自巨人迹，皆无父而生，实已不能再向上追溯。质而言之，商与周乃是不同族群，即便他们有可能起初是从更古老的部族中分化出来，但血统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一旦陷入血统之无底洞，便会进入“基因交流”“分子人类学”等范畴，对文明前夜的述说真不知何时到头。
商、周二族分别建立了政权，形成了所谓的“大邦殷”与“小邦周”。文献与考古已经联合证明，以安阳为都城的“大邦殷”名副其实，其一是势力之大，控制着众多部族;其二是活动范围之广，可能与长江流域和东夷地区的聚落有了联系，湖南宁乡的四羊方尊便是一例。但必须指出的是，殷商中心论还站不住脚，那种以正统王朝自居的“霸史”眼光也无疑是失明的。虽说中国至今还很少有省份未出土过商代青铜器，但此绝非意味着这些青铜器都是商王国的杰作。就今日中国版图内而言，考察三千年前的青铜铸造技术，中原地区并不是最高的。当然，此并非抹杀商人对周边部族产生的技术影响。总之，“商”更接近于一个时间坐标，“商代”与“商朝”并不同。从严而论，商实难当“王朝”之称，商人在其独立成邦的大部分时段内还没有成熟的宫廷文化。而似乎更加古老的三星堆古蜀文化与之相比简直是一派异国情调。从青铜人头像和面具来看，这些先民更像西方人种。
周王国也不是商王国孕育的，尽管对于周人来说，殷人算是文化东来。早在伐商之前，那北靠岐山、南临渭水的周原沃野上，先周文化已有了漫长的发展期。起初，文化较为落后的周人对商文化有一个尊崇、模仿的过程，如青铜器纹饰世界里的饕餮、夔龙必不可少，其间的微妙差异也只是文化传播中的小小曲折。周原甲骨文里也忠实地记录着“成汤”“帝乙”“太甲”等商王的大名，但当周人展露雄心之后，他们的文明视野得以拓宽，开始创造新字，文王与武王在西周金文中就分别写作“玟”“珷”，而那些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则逐渐发展出周人自身的风格。最为深层的是，周人的立国精神是否定殷商的，无论此种精神出自后世子孙的盛情追美，还是源于英雄祖先的自我标榜，毕竟以熠熠之文明性沉淀为郁郁之文明型，不得不使殷商这个“文明底稿”泛黄褶皱。
继夏之存疑后的第二个遗憾便是，在周之前，并不好说有一个像样的“中国”存在。之所以作如此论，并不是惊异于中华大地的地域差异，只因将来一脉相承、特征明显的华夏文明在此时还只是一颗卵子，尚未受精。待到“天作之合”《诗经·大雅·大明》以后，周人才接管商人的“共主”铺子，遍种礼乐之花。其实，许多未经证实的商朝礼制都是周人“孕育”的，时空倒置源于历史编纂者的附会。例如，商人给周人以封建的启发，但商人本身没有封建制。
回顾古老氏族谱系的生长过程，方知没有哪个民族是天生的结果，所有民族都是追认的。无论生灭，必须后继有人，得有人来追认。三星堆又如何确认为古蜀文明呢?例如一句“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华阳国志·蜀志》，此无疑是关乎古蜀先王的神话传说，可视作无凭无据。当青铜纵目面具出土后，三星堆便基本可以追认为古蜀一脉。周人则会追认到商人那里，而非古蜀先民。
商王国是周文明凌厉的底稿，虽多有不尽如人意处，但它留给周人的文化遗产不容抹杀。商人馈赠后世的有“三宝”，即青铜工艺、甲骨文与祖神崇拜。
1.3 文明档案
若言“两河文明”，则三千年前的东方也有。北有黄河流域的商、周文明，南下有长江上游的古蜀文明。看官们或许会感叹，三星堆文化多么幸运，遁形数千年却又能重见天日，可它当年的突然消失又是如此的残酷。而商王国虽然也早早灭亡，且陈迹于黄泛区，众多的文物资料沉埋地下，今人不可得见，但它却通过另一载体顽强地活着。
青铜文化曾经开启了世界文明的辉煌，然持续演进而能善终者有几?掌握“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技艺并不足以支撑文明的大厦，因青铜终会老去，那摆脱不掉的绿锈是宿命，那被岁月洞开的窟窿是死穴，她们的姿容不免沦为古玩市场追逐的对象，但其背后的男人早已灰飞烟灭。这些男人纵是千古风流，还是“留情不留种”。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越绝书》文明不是简单地将武器改换属性，比如把权力象征表现为石钺、玉钺、铜钺三阶段。在考古学里固然可以器物划分时期，然而上古仍是上古，正如进入铁器时代的史前文化仍未可算进入“文明”时代，因为只靠冰冷的器物与飘忽的碳-14无法唤起历史的温情。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神树以及黄金面罩不可谓不震撼，然而，它们今日都只能放在博物馆里任人遐想，乃至瞎想。
文明其实如玉。
“玉，石之美者。”《说文》此美可说是先天，亦可说是后天。先天是自然之美，后天是人文之美。中国人之爱玉，近乎痴狂，不单形容他人为“玉女”“玉面书生”“珠圆玉润”“金枝玉叶”等，更将自家孩子的名字里加上玉，以示宝贝，曹雪芹好尚此道。“玩”玉的风尚，起于殷商，盛于两周。所谓“苍璧礼天，黄琮祀地”《周礼·大宗伯》。在周代，玉简直深入到王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周谚有云：“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左传·桓公十年》而“君子必佩玉”，此更波及士庶。战国时平民入葬，嘴里若含着碎玉料，此已不稀奇。把玉带进棺材，即丧葬用玉，这发展程度不高的族群或许能想到，但“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诗经·秦风》他们又哪里懂得?更不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一种文明的骄傲!
孔子曾在鲁桓公庙中看到一件“欹器”，此乃君主置于座右以为鉴诫的“宥坐之器”。水象征为君之道，器则象征王政，那么，“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有所触动，他说没有满而不覆的事。孔子言说尤其擅长从器物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他讲“君子不器”，其深意可见。《礼记·聘义》便记载了一段孔子的以玉比人的精彩演说——
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古蜀国的玉器工艺也十分发达，然而仅止于此。所谓的“发达”终究是文化的发达，文化终究得孕育出文化之传承者，这才算有生命力之文化。突然消失的三星堆古文明不能说没有玉文化，但确实少了一件穿越时空的凭证，这就是文字。
看官须知，“抛砖引玉”实在难能可贵。
时至今日，关于古蜀国的千丝万缕还离不开《山海经》 《华阳国志》等古书。殷商之幸，正在于文字的创造，文字之于文明有延年益寿之效，虽未必能保其永生如金字塔尚存于今日，可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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