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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曹林的作品是客观冷静观察中国现实的窗口，从这里走进真实的中国。
2.聚焦曹林，聚焦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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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快时代慢思考》是知名时事评论员最新推出的时评著作。曹林用理性犀利的文字，冷静客观的视角，温和改良的情怀，引导培养讲理的耐心，清醒思考社会话语的撕裂，反省“标签化”现象，在雷人雷语、官场怪象、社会教育、媒体自省、两会聚焦、名人囧事中，立足真相，坚守独立，理解飞速发展的中国，理解这个激荡
的时代。
聚焦曹林，聚焦这个时代！与曹林一起，在快得窒息的时代，让思考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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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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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中国青年报编委、知名时事评论员，在国内数家媒体开有时评专栏，多家电台电视台特约评论员，北京大学客座讲授新闻评论课程。多次获中国新闻奖等国内知名新闻媒体大奖。作品以尖锐、理性、客观和视角独到见长，代表作为畅销时评写作参考书《时评十讲》、时评著作《不与流行为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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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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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10年中青报评论生涯：拒绝被贴标签
近来微信上盛传一篇《中国100名意见领袖名单大全及简要评点》的文章，作者按自己的偏好列出自己所认为的百名意见领袖并作了点评，评价标准是：发表文章的数量，对其名字和相关问题的网络搜索结果的质与量，其意见对特定问题、制度或人群产生的影响力或推动力，在一个行业的影响力，外媒对他的评价和传播频率，其文章或意见的公允度和公信力，主流媒体对其采访的次数和深度，平时在网上和其他媒体上的活跃度，公众对他的认知度和信任度，等等。名单包括左、中、右和其他立场的舆论活跃人物。
本人荣幸忝列其中，对我的点评是：他恐怕是100人中最年轻的，从学生时代开始写政论和时评，及至今天，几乎每篇文章都能掀起一个舆论热潮，他一定是年轻人的偶像。——这个评价中多有溢美之词，实不敢当。不过却也说出了一个事实：我在中青报发表的评论常能引发业界、学界和舆论界的讨论。我自认评论写得并不好，但我对中国问题有着一定的评论敏感，评论所涉及的话题和观点常能成为讨论的热点。比如《当新闻学院院长是需要资格的》《中国没有鹰派，只有咬自家人的鸟派》《谈论韩寒是一件危险的事》《中国应该如何深层“去周永康化”》《2013年度人物我选“中纪委”》《反新闻规律的“贪官新闻”》等评论都成为公共话题。
有人喜欢我的表达并认同我的观点，给了我很多美誉；也有人很不认同我的观点，正如我的微博和评论下的跟帖和留言评价不一一样。我身上被贴了很多标签，有人骂我“公知”，有人骂我“五毛”，有人说我是“汉奸”，有人攻击我是“愤青”，还有“体制婊”“人格分裂”之类的骂名。网上还流传着一个某些极端网友排的“汉奸榜”，我名列其中。常有人问我的立场是左还是右，拟或中左或中右，我是很反感这种站队的，我不左不右拒绝站队，只依据事实说是非作判断。有人说我是体制内媒体的评论员，难免会为体制辩护。我并不认为体制内外有一道难以逾越的墙，无论站在什么位置，都得讲理，而且这个理得是一个理，事实只有一个，逻辑是共通的讲理原则，并非体制内讲这个理，而体制外是另外一套理。
所以我比较认同人民网“网络达人”的介绍中对我的评价：在一些重大社会热点事件和话题中“立于中流”，在错综复杂的舆论场中标立方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体现了一名体制内“意见领袖”在网络中的独特价值。
时间过得真快，我在中青报已经写了10年评论了，梳理这10年在海运仓2号的积累，我觉得对我职业生涯最宝贵的是积累了讲理耐心。
一、评论不是抡道德大棒
我到中青报写的第一篇“上了头条”引发很大舆论影响的评论，应该是那篇《我们看着日本，世界看着我们》。评论所产生的舆论冲击，让我感受到了作为一家大报评论员“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同时也体验到了评论涉日话题的危险，感受到了如果没有强大的内心，真不敢当评论员。
2004年，中国举办了那年的亚洲杯足球赛。由于历史的恩怨，中日交战的比赛总弥漫着一股很不友好、充满火药味的氛围。决赛是在中日对抗，网友的帖子一个比一个激烈：我无意煽动人们的反日情绪，我只是无法忘记那段历史；体育精神没有国界，可人的感情是有国界的；我们球迷有表达自己感情的权利；我要在决赛上多贴反日标语，多“嘘”日本人——球迷的躁动通过网络论坛迅速地传播和膨胀。此次在重庆的比赛中中国球迷已有过很不友好的表示，甚至外交部都介入表态“中方期待着中日球迷能在8月7日非常文明地欣赏到一场精彩比赛”。
刚进入中青报没几天的我接受了一个写作任务，引导中国球迷理性观赛，不要在球场上发泄仇恨。中青报以能尽最大限度地给年轻人创造机会而在媒体界闻名，只要你有能力，能够抓住机会，总能脱颖而出。我在中青报工作10年，7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很多都是前辈对后辈的提携，把推荐的机会尽可能地让给年轻人，让年轻人在业界去“挣名气”。
怎么写这样的评论呢？领导并没有给我什么条条框框，而是让我自由发挥。我虽然刚到中青报不久，但对中青报的气质和文化还是比较了解的。绝不能像某些党报机关报那样，写成一篇充满说教和灌输意味的文章。其他媒体写成官样说教文章，公众不会当回事，因为公众根本不看，但如果中青报写成那样，就肯定被骂得体无完肤了（因为读者对中青报有期待，觉得跟那些官派十足的媒体不一样）。每逢大事，媒体有与人民日报“对版”的传统，著名报人、刚退休不久的中青报前总编辑陈小川有一句很牛气的名言：我们也要与他们对版，但对版绝不是为了一样，而是为了不一样。中青报有自己的特色和个性，年轻人的报纸就要敢于不一样。
很多官媒肯定会对球迷说教一番，站在道德高地用那些大道理去做“舆论引导”。我知道这样的评论肯定会引发抵触，扪心自问，说服不了自己，何以说服得了别人？我后来的立意是：我们看着日本，世界看着我们。回避了讲“文明观球”之类大道理，而是让球迷在更大的视野中看待自身的行为可能带来的伤害。首先对球迷的情绪表达了理解，然后苦口婆心地提醒球迷：作为一次国际体育盛会，亚洲杯的决赛决非两个国家的事，观众绝非只有中国人和日本人，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通过卫星的传送看到现场直播。退一万步讲，即使我们可以不尊重日本人的感受，但我们能够不在乎自己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吗？我们是东道主，邀请客人来踢球，却在球场上嘘请来的客人，会严重影响中国人的大国国民形象。
因为角度的新颖和说理的诚恳，这篇评论发表后立刻成为热议的焦点，很多网站都放到了头条的位置。第一次“上头条”，就体验到了中青报的影响力。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网站看重这篇评论，并非自己写得多牛逼，而是这篇文章是发在中青报头版，意味不一般。后来副总编辑毛浩访日时，很多日本媒体同行竟然都看过这篇评论，并表达了对中青报在中日问题上这份理性的敬意。
二、论证的耐心
给学生讲新闻评论的时候，我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要把自己的评论降低到网络跟帖的层次。网络跟帖很多都是情绪，即使有观点，也没有论证，所以是“不讲理”的代名词。对于时事评论，想到一个论点并不难，难的是你能不能去论证它。论点的说服力依赖于论证的有效性。
很多评论都染上了一种霸道的强迫症，带着一种真理在握毋庸置疑的口吻强迫别人接受。没有论证的耐心，急于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没有倾听不同观点的心理准备；没有一种“假如别人更有理就会接受别人观点”的准备。有些人常抱怨公众不讲理，自己讲的理为什么别人就听不进去。其实没有说服不了的公众，关键是你没有论证和说服的耐心，只有缺乏说服力的论证。
2014年我获得中国新闻奖的作品《防范和克制我们的灾难情绪》，就是通过有力的论证，让情绪化的公众看到自己身上的问题。浙江余姚发生水灾，全城被淹，公众习惯性地把矛头指向政府，认为政府预警不力、救灾不力、善后不力。甚至发生了围攻市府、迁怒媒体等群体性事件。这种语境下，我知道讲大道理是没有用的，空洞的“让市民冷静”的呼吁起不到作用，只会激起抵触。
我通过讲一个故事，让情绪化的公众看到了自己在陷于情绪中所带来的误判。有网友曝料称：余姚三七市镇某领导下乡视察水灾，某领导因穿高档鞋子，迫不得已由年近六旬的村书记将其背进灾民家里——水灾汹涌下民众苦不堪言，穿着高档鞋来视察的领导却让六旬书记背，这消息自然在舆论中炸开了锅，当地也在舆论压力下迅速严惩了那位干部。可据媒体最新调查称，那位干部穿的是布鞋而不是高档鞋子，也不是耍官威“骑”在村民身上，而是两人关系很熟很好，互称“小哥”和“小阿爸”，纯粹是开玩笑背过去的。
这个新闻故事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论据，让狂躁的网友看到了自己的问题。那张误读公众的照片其实有很多破绽，所有的“事实”都是网友想象出来的。当然，这个新闻故事虽然很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但只是一个“孤证”。学者余英明提醒做学术的年轻人：不要犯上近代学者钢筋（观念架构）太多，水泥（材料）太少的毛病。有次与清华新闻学院教授史安斌一起参加一个评奖，史教授也批评很多学生论文：手持孤证，包打天下，一个孤证就能洋洋洒洒写一篇论文。其实时评毛病也是一样，孤证成文无视反例。为避免孤证，我又举了雅安地震中几个被误读的案例来强化文章论证的效力。
我在评论中还提出了一个概念：灾难情绪。评论之所以能提起议题，很多正在于能提出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新概念，用这个能让人会心点头的新概念去揭示新现象或新问题。我的定义是：灾难来临时舆论会弥漫一种与平日不一样的“灾难情绪”，这种不冷静的情绪如果得不到防范和克制，会滋生很多冲突，带来很多与自然灾害相伴而生的“次生社会灾害”。这一方面源于弱小、弱势的人们在自然灾害前的惊慌，一方面源于对政府工作习惯性的不满。这种灾难情绪会驱使民众带着放大镜和“找茬”心态去解读官员的一言一行，官员言语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强烈的反弹。灾难舆论场中的人们心态比平常要敏感和脆弱很多，容易被激怒和点燃，也容易发酵成集体的不满，将对灾难的不安和伤痛都转移和发泄到一个假想的“稻草人”身上大加鞭挞。
论证的耐心表现在，不是简单地批评那种非理性情绪，而是发现支持情绪背后的社会问题和大众自身没有觉察到的病症，从而产生说服效果。据后来当地政府部门称，这篇评论对引导民众的灾难情绪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对扭转舆情起到了正面作用。
三、评论要有“同情的理解”
很多人对评论的理解就是“批评”，对评论员的印象就是“啥事都评啥事都批评”。甚至有人调侃说，要想成为评论员，心理要足够的阴暗，这种阴暗能使其从任何事情中挑出毛病。
将评论简单化为“批判”，当然是很肤浅的。这种肤浅的认知，来自人们对一些评论的印象，喷子式评论看多了，就很厌烦那种“见啥骂啥”的恶劣文风。喷子式评论就是那种典型的“网络式乱骂”：房价高骂开发商，看不起病骂医院，上学贵骂大学，航班延误了骂空姐，产品不合格骂代言人，道路拥堵骂开车的人多，治安不好骂外地人，贫富差距大骂改革，油价涨了骂市场，道德滑坡骂金钱，官员做事骂炒作，腐败横行骂贪官，骂公知骂五毛骂汉奸骂愤青……见啥骂啥，以骂塑造斗士和批判的姿态，却很少扪门自问一下骂得对吗，骂得符合逻辑吗？
虽然我觉得时事评论在社会分工和文体定位中确实是一种批判的文体，歌功颂德的工作有太多的人在做，时评就是要挑刺。但批判不等于乱骂，需要有批判的耐心。我一向觉得，批判是很容易做的事，张口就来，难的是，批判要以逻辑和论证赢得别人的认同。如果一种批评甚至能让被批评对象心服口服，就能充分体现论证的力量。
2013年，有网友微博爆料湖北来凤县一高中为考上清华的学生立塑像，雕像下有长长的碑文，介绍其出生年份，高考时的分数，还称“他开创了来凤教育的新篇章，书写了平民教育的神话”。此事引来网友无数吐槽。这事儿确实有不少可以吐槽的地方，简直就是一场滑稽的闹剧。考上清华就立塑像，显得过于功利和急躁；为大活人立塑像，显然过于愚昧和夸张。于是，网上对来凤一片讨伐之声。
我写评论有个习惯，不仅看记者写的报道，还会通过信息搜索看看相关背景资料，避免被记者和网络牵着鼻子走。我查了一下来凤县，发现，“湖北省扶贫办”对这个地方的介绍是：来凤县属国家重点贫困县之一，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240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4%，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2300元的贫困人口11.34万人，低于1196元的贫困人口10.0565万人。来凤县农村贫困发生率达到42%，比全国平均高出25个百分点。来凤县地处山区，大部分地区靠天收，大部分乡镇处在山大沟深的边远山区。
当一个评论员了解到这个背景，读到了这段对这个国家重点贫困县的描述后，就不会带着强烈的优越感肆意地嘲讽当地为考上清华的状元立塑像这种看似疯狂的行为了。在一个发达的城市，不会把考上清华北大太当回事，毕竟每年太多学生进入这些学校了；在一个发展机会很多的地方，也不会如此崇拜高考状元和迷恋清华，经商，求学，人们有很多向上流动和改变命运的通道。可是，我在评论中写道：那些正在星巴克里喝着咖啡浏览着网页时而发出笑声的朋友，这是一个国家重点贫困县，这是一个农民人均纯收入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一半的地方，这里大部分人靠天吃饭，设身处地想一想，也许就能想到他们寄望于考上名校改变命运的急切，理解他们“书写平民教育神话”的迫切。
我举了这样一个案例来说明我们需要学会“同情地理解”，需要尝试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思考：记者在中国一贫困山区采访时看到孩子的母亲给孩子泡方便面，记者对那个母亲说，以后尽量让孩子少吃这些油炸的速食垃圾食品。孩子的母亲说“没关系，不经常吃。但是每年都会给孩子煮一次，因为今天是孩子的生日，其实我们根本舍不得吃”。
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去批评，是太容易做到的事，但理解却需要能力，评论员不能失去这种“同情地理解”的能力。理解并不是为了妥协，不是让批评虚无化，降低批评的尖锐，而是让批评建立在一个有人情味的基础上，没有情怀的批判是只会毁坏人心和激发对抗的冷漠。
我与不少被我批评过的对象最后都成了好朋友，他们觉得我的评论不是那些胡说八道为骂而骂的恶评，说到了真正的痛处，触及了实际问题，他们愿意接受批评。其实，很多官员和地方政府并不排斥批评，他们怕的不是批评，怕的是那些不了解情况就乱下判断的瞎评乱评，而且这些瞎评往往在网上还有很高的人气，让他们头疼。
四、对社会细微变化的洞察
当评论员的时间长了，评论写多了，会成为“时评油子”，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判断会形成很多套路和教条。一看到某个事件，就会条件反射般想到某个论点。这种套路迎合着评论员的惰性，无需多少思考就能得出一个论点，非常方便实用，却毫无营养可言。一是对知识生产的不负责任，对自己则是一种重复，不用动脑子；二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毫无附加值的观点既浪费版面又浪费读者时间；三是对社会问题的不负责任，快餐式的观点淹没了对深层次问题的洞察。
所以我一直提倡，在动笔写评论之前，要学会否定那些快速涌现在自己脑海里的那些观点（这种“第一反应”往往都是迎合你思考惰性的教条，每个人也都能想到），学会在别人停止思考的地方再进一步去思考。这样才能突破表层，深掘背后深层次的现象和问题。对读者来讲，最容易的事是放弃阅读，如果评论缺乏一定的附加值，很难留住读者。
我写过一篇评论，题目叫《从医生、记者到公知——传统精英职业在中国的下流化》，从碎片化的社会热点中看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将个案上升为普通问题。每个人都能看到的社会热点是：医生在当下中国社会中被妖魔化了，医患冲突不断，医务工作者的形象很糟。如果停留于分析医生形象为何被妖魔化，格局就很小，也很容易走进套路。
深入分析后我发现，不仅仅是医生这种职业被贬低，过去那些带着神圣光环的精英职业群体，在今天都面临着巨大的形象、声誉和“下流化”的危机，被拖进了一个受到大众排斥和仇恨的舆论漩涡中，典型如医生、教师、校长、记者、专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这些职业在过去的评价都很高，受人尊崇，享受着被崇拜，但今天甚至都成为骂人的称呼了，比如，“你们全家都是校长”。
从“个案”到“现象”的认知，就需要发掘和耐心分析。我分析了这几个原因：一是现代化祛魅，世俗化让传统赋予这些职业的神圣光环被无情剥离；二是消费社会使顾客成为上帝；三是期待太高，相对堕落感最强烈；四是网络使权力资本发生转移，大众成功实现对精英的逆袭。
评论员需要对社会现象有这种敏锐的洞察力，从别人察觉不到的静态和正常中看到微妙的变化，从别人的习以为常中敏锐地看到问题。社会的很多变化常常是很细微的量变，评论员要能用自己的触觉捕捉到变化后质变的前奏。评论员提供的产品不是用道德演讲去迎合民粹民愤，而是提供对社会变化和变革的洞察与认知。比如，我写的评论《慎说“腐败只是个别”是倒逼出的清醒》，就是观察到官方以往经常说“腐败只是个别现象，多数官员都是好人”，但现在很少这么说了。我写的评论《“反腐规律”的失效与法治的胜利》，就是觉察到舆论过去总结出的很多反腐败规律，如“刑不上常委”“名字出现在党报上就很安全”“退休了就安全了”，等等，在高压反腐的今天都失效了。
五、为什么要批评《环球时报》
很多人都问过我，你跟《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有私仇吗？为什么总骂他？或者问，作为同行，你是不是眼红环球的发行量比你们大？不仅很多人以这种“有过节”的角度看待我对环球的批评，可能胡锡进自己也这么看，从其几次微博言论看，说我是“想甩总甩不掉的口香糖”“恶意攻击同行”“违反了同行不批评的行业伦理”，等等，可见对我的批评一直耿耿于怀。
我与胡锡进并无过节，纯粹只是观点之争罢了。我很反感那种将不同观点之争上升到两家媒体论争的站队思维。就像我在《当新闻学院院长是需要资格的》一文中批评林治波，只是批评林治波这个人，根本无关林所供职的单位和其他事。一些脑子不够用的人就喜欢将这种观点的批评上纲上线，仿佛批评某个人就是批评其后的单位，用“政治正确”的大帽子压人。
没有谁掌握着真理，报纸上登出来的观点并不是金科玉律，谁都可以批评，同行当然也可以批评。长期以来，中国新闻界有一条不成文的陋习，就是媒体间不相互批评——就是胡锡进所言的“不相互攻击的行业道德”（自己不喜欢的拄我们都习惯称为“攻击”）。对此我并不认同，我觉得我所供职的媒体也是不认同的。中青报日常的舆论监督报道，不仅会指向腐败的公权力，也会指向同行的一些败类，指向业内的一些丑恶现象。比如，我们披露过一些媒体记者在矿难后收矿主的金元宝，我们披露过某些媒体地方记者站的管理混乱，记者在经营压力下以“有偿不新闻”敲诈企业。
我们敢于和勇于批评同行，一是源于对舆论监督的理解。不仅要监督公权，媒体也应该被监督，媒体圈内也有很多败类。二是源于对“打铁还须自身硬”的职业内省。如果媒体同业自身缺乏自省自净、道德自治能力，岂能履行舆论监督之能力。三是源于对自身的自信。我们监督媒体同行，也欢迎媒体同行的监督，我们有这个自信把自身置于同行的监督与批评之下。
《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卢跃刚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学院讲座时对大陆传媒的分析很有道理。他说，大陆新闻媒体与世界其他国家媒体一样，有着共同的“两面性”属性，概括有三：第一，既是社会公器，又是商业机器；第二，既是利益集团的监督者，又是独立的利益集团；第三，既被管理，又享有特权。稍不谨慎，便会堕入另外一面。媒体并不是真理的代表者，很可能从社会公器沦为商业机器，为什么同行不能批评呢？
《环球时报》那篇社论的核心观点是，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这明显与中央一直强调的“腐败零容忍”态度不符，怎么就不能批评呢？民众对腐败也从来都是零容忍的，哪里会有“民众允许的程度”呢？实际上，当总书记后来重申了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之后，《环球时报》也在第一时间发表社论支持零容忍。一边说“将腐败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一边支持零容忍，前后观点不是自相矛盾吗？我反驳其观点的评论《舍制度和民主之外，反腐无解》针对的正是此点。
我在这篇评论中说：腐败必须要反，而且不能有容忍，这是基本的大是大非，不容妥协。零容忍的制度之下，可能还会有腐败；可是，如果不是零容忍的话，如果单纯地以为“适度容忍腐败”的利益赎买和妥协让步可以换得政治清明，可以用“容忍小腐败”换得“不去大腐败”，纯粹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令人欣慰的是，当下的这场反腐风暴中中央纪委之所赢得了那么高的支持率，正在于那种对腐败零容忍的姿态：发个月饼都会撤职，没有什么民众允许的程度。
网上对《环球时报》有诸多的恶评，胡锡进个人的微博里面也都是对他的攻击。我对环球和胡锡进的批评从来都限于评论文本和观点逻辑层面，耐心地分析其文本和逻辑，耐心地说服。虽然胡锡进似乎从未表现出可能被说服的迹象，不过我不会放弃这种同行间理性争鸣的耐心。我写了10年评论，基本坚持每天一篇时评，以后还会继续写下去。写作的过程中，我一直有种担心“会写空”的焦虑，陷入杨绛先生所批评的“读书太少却想得太多”的陷阱中，所以一直坚持读书，坚持做一定的研究工作。如今我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花在评论写作的研究和大学课堂的评论教学中，已经连续三年在北京大学给新闻学院的大三学生讲授新闻评论，在清华、中传、人大、复旦等数十所大学做过讲座。一条腿跨入学界，一方面是梳理自己的思考，探求评论写作的规律，在研究评论中提升自我；一方面是想将自己在业界的思考与年轻人分享，激起他们关注社会和积极表达的热情。
在北大的课堂上，我一直调动学生的写作冲动，鼓励学生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让人高兴的是，刚刚过去的那个学期带过的那个班，20多个学生，光在中央级媒体上就发表了30多篇评论。山东的《鲁中晨报》还为学生们开了个叫“校园来信”的专栏，成为学生们表达的园地。好几个学生也在上了评论课后养成了评论表达的习惯。我在评论课上会弱化评论写作技巧的讲授，更多的是鼓励一种分析问题的不同视角，引导学生们突破固有思维而看到事物的另一面，这不仅是思维训练，也需要讲理的耐心。我最近在一所大学讲座的题目就是：快得窒息的时代让思考慢下来。
是的，很多事情上我们已经失去了慢的能力，评论和讲理，尤其需要耐心，需要慢下来。
第一辑 这些年听过的雷人雷语
讨论人治时别用伪问题掩盖真问题
2014年12月中国社科院学者房宁一段谈法治与人治关系的观点，引发了舆论争议。他说，不应妖魔化“人治”，神化“法治”。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好比汽车大还是司机大。人治就是一个经验性的治理，法治就是一个规范性的治理。法治不是一个点，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可能性的空间，那么在这个空间中就是人治。
抽象和空泛地看，这个观点挑不出什么毛病，虽然“人治就是经验性的治理”的定义过于随意和轻率，但也算是一家之言。纯粹从理论上看这话没啥问题，但结合中国具体问题看，就大有问题了，属于脱离了现实语境的废话，用庸俗的辩证法玩了一个抽象的概念游戏，以“不能妖魔化人治”这个伪问题，掩盖了“法治还远远不够”这个真问题。
法治是不是万能的呢？当然不是，再好的东西都会有弊端。受到现代政治所唾弃的人治是不是就一无是处呢？现代政治是不是就完全排斥人治呢？当然也不是，制度是人定的，人在执行制度，总有一定的人治空间，这也是绝没错的。理论上如此，但理论总是灰色的，只有与具体现实结合在一起、带着问题意识谈理论，才会有现实价值。在中国讨论法治人治关系时不能脱离“法治还远远不够”这个现实，在很多地方权和人大于法、法治根基还很脆弱、正自上而下努力重建法治权威的现实下，谈什么“不能妖魔化人治”不仅不合时宜，也是一种理论上的邪恶。
谈减肥，当然是不错的，但跟一群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营养严重不良的人谈减肥，是找错了对象。一个人几天没吃东西快饿死了，要吃方便面，你跟他说别吃这东西，方便面是油炸的速食的垃圾食品，这也是脱离了具体语境。法治确实不能神化，也不能把人治妖魔化，但在人治泛滥成灾、权力还没有被关进法治的制度笼子里的现实中，说这种与现实完全脱节的废话有什么意义呢？现在的问题其实恰恰相反，是有人在妖魔化法治，而神化人治，对法治强化得还远远不够，对人治的危害清除得还不够。
在法治根基极其脆弱的环境中，谈不要过度追求法治，这跟一个快饿死的人谈营养过剩的风险有什么区别？在人治仍在很多地方制造着罪恶、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实下，谈人治的好处和不可或缺，这跟一个营养过剩的人谈增肥的必要有什么区别？
领导层上任以来，一直把依法治国当成第一要务，不断强调着宪法的权威，不断重申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甚至用一次全会专门研究依法治国问题。之所以如此看重法治，就是针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意识到人治带来的灾难，自上而下推动一场将权力关进法治笼子里的限权革命。封建化在中国幽灵不散，人治毒素在中国根深蒂固，而法治传统非常稀薄。这种传统下，再怎么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也不为过，再怎么反思人治弊端都不为过。
在中国讨论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不能缺少这种现实的问题意识，无法抽象空泛地谈。现代政治的一大进步，就是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就是政治的法治化，法治也已经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民共识。人治在现代政治中虽然无法避免，但要尽可能地将人的随意纳入到制度和规范的轨道，使国家和社会免受人的意志和权力的折腾。改革不能退步，理论家不能为受到唾弃的人治招魂。
现在理论界有一种邪气，某些理论家偏爱一种邪恶的逻辑，大家都说坏的东西，他非要标新立异用诡辩的逻辑说出“好”来。用不存在的伪问题去否定实在的真问题，抽象地空谈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民主有利也有弊，法治有利也有弊，自由有利也有弊，反对民主的人喜欢用“民主也有弊端”去否定民主的必要性，热衷人治的人用“人治也有好处”去为人治招魂，在反腐败才刚取得一点成效的时候讨论什么“过度反腐会不会伤害官心”，用庸俗的辩证法去混淆是非，使一切问题的讨论走向无耻的相对主义。
讨论中国问题需要有问题意识，缺什么补什么，而不能在臆想出的伪问题中逆改革潮流而行。
法治权威永不能靠知错不改维护
2014年12月15日，备受舆论关注的呼格吉勒图案再审判决结果公布。当天上午，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向呼格吉勒图父母宣布了再审结果：撤销1996年判决呼格吉勒图流氓罪、强奸罪、故意杀人罪罪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过再审之后判决呼格吉勒图无罪。听完判决后，呼格吉勒图父母抱头痛哭起来，在场的许多记者也禁不住流下眼泪。
在舆论感慨呼格吉勒图案这个“迟到的正义”时，一种另类声音让人感觉非常刺耳。这种声音充满了反法治、反常识、反正义的邪恶思维，有人将呼格吉勒图案的纠错当成了一场阴谋，强词夺理地辩称：如果坚持用今日法治标准衡量过往办案，20世纪80年代的严打案件或都将面临翻案，这是一个黑洞，也是一个阴谋，可能瞬间导致中国法治权威的崩塌。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不去把矛头指向当初的刑讯逼供和违法办案，不去批判错案冤案的制造者，竟然指责纠错者是“用今日法治标准衡量过往办案”，这种颠倒黑白的逻辑简直比指鹿为马还无耻。报道呼格吉勒图案的记者数年来一直坚持为冤死者鸣冤，在死磕下终于获得迟到的正义，这种正义的追求竟然被污名为一个“阴谋”，就差说“受到境外敌对势力的操纵”了。
可怕的是，这种颠倒黑白的思维并非个别人的奇葩看法，而有不少响应者。这些人之所以这么想，不仅是脑子里进水，更是一股既得利益的反法治力量。持这种观点的多是公检法系统的人，一起起错案冤案将矛头指向某些地方公检法系统的无法无天，每一起冤案都涉及无数相关办案者。从佘祥林案到赵作海案，再到如今的呼格吉勒图案，这些冤案将公检法系统的混乱暴露得淋漓尽致，公安刑讯逼供，政法委胡乱指导，检察院不负责任，法院糊涂判案，为了追求效率或在严打和“维稳”名义下制造了无数冤案。这些办案者或已退休，或已升官，最排斥纠错的就是这些人，因为每一次对错案冤案的纠正都涉及对其办案责任的追究，每一次纠错也都涉及公检法的面子，所以这个系统的不少人都对舆论纠错有着强烈的抵触心态。
“（纠错）可能瞬间导致中国法治权威的崩塌”之类的声音，就是政法系统抵触舆论纠错的反应。冤案被纠正，公理得到伸张，当初的办案者却被推到审判台上接受舆论和正义的审视，各地无数潜在的错案冤案也都可能被推到舆论阳光下接受审判，当初那些依赖刑讯逼供之类非法手段办案的部门和人自然如坐针毡，担心系统性的纠错会曝出政法系统更多的丑陋，于是制造出这种根本站不住脚的奇葩言论干扰法治的纠错。
呼格吉勒图案的纠正，损害了法治权威了吗？当然没有，这种纠错使正义获得伸张，让法律赢得了尊重。为冤死者洗冤的判决，丝毫无损法治权威，它揭露的是昔日那些办案者的草菅人命和无法无天。说“纠错会让法治权威崩塌”，是一种无耻的绑架，将那些草菅人命者的违法办案与法律权威绑在了一起。如果真有法律权威受损，不是纠错导致的，而是当初那些违法办案者一手造成，如今的纠错是一种迟到的弥补。
有错必纠，这是一种起码的法治思维。法治权威不是靠维护错案的权威性来塑造的，明明是错案，却死挺着不去纠错，指鹿为马睁着眼睛说没有错，这不是法治，而是人治思维的延续。法治就是法治，今天跟昨天的标准是一样的，昔日的严打和错判并不是法治，而是人治，是领导批示和权力凌驾于法治之上，是有法不依。昔日发生错案，并不是昔日没有法，而是没有依法而行。今天回归法治，不是用今天的法治标准去溯及既往，而是回归常识，用法治常识去纠错，纠正昔日的反法治，让昔日无法无天的判决重新接受阳光的审视。
面对一起起错案冤案，政法系统需要的不是狡辩和遮羞，而是知耻后深刻地反省，用知错纠错来洗刷耻辱。
每一句雷语后都有一副冷血面孔
雷语时时有，近来特别多。两句最雷人的话分别是。江西瑞昌6名女童遭教师性侵，副市长蒋贤智对话受害者家长时说，“如果是我的孩子遇到了这样的事，我就不声不响地带她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治病，不会向政府要一分钱”。另一个奇葩回复来自四川阆中国土局，当有网友问到“阆中商品房产权为何才40年”时，国土局回复称：40年后，我们是不是还存在这个世界，不要考虑太长远了。（综合2013年8月媒体报道）
再冷静理性的人，面对这样的回复时，都会被激怒。虽然近来那位副市长后来进行了解释，称这样说只是强调“保护孩子隐私”。阆中国土局在舆论压力下也作了道歉，称言语确实不当，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可这种息事宁人式的回复并没有让舆论平复，更不会终结官场雷语。舆论和公众一次次对雷人雷语的修理，并不会让官员变得更会说话，更无法阻止下一次更雷的话横空出世。
雷人雷语除了暴露了官员在公众面前习惯性的傲慢外，更暴露了官民话语和思维在某些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对立。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有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不一样的话语体系、不一样的道德准则，当这两个世界的人不得不交流时，必然会在话语和思维上发生冲突，彼此无法理解对方。民众视官员为雷人雷语，而官员同样会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目瞪口呆的舆论：很普通很正常的一句话，为什么这么大惊小怪？正像江西瑞昌那位副市长解释的那样，她还是认为她那句话没什么不妥，强调有前因后果和特定情境。
曾经跟一些官员交流过这个话题，他们都认为被舆论解读为无法忍受的雷人雷语，在他们看来并不雷，他们不理解在自己看来很正常的表达，为何会引发如此沸腾的民众批评。这种“认为很正常”愈发让我觉得很可怕，如果官场也认为这些话语雷人，那说明雷语只是个别现象，但如果这个系统中不少人觉得正常，说明这些话语就有了一定的代表性，体现着两个群体的断裂。官民两个舆论场的对立，不仅是在话语上，更是在根深蒂固的思维上。这个社会看得见的断裂，尤其鲜明地表现在官民的断裂上：官方认为正常的话语，在民众听来很雷人；民众认为是正常的维权，在官方看来是“刁民”。
所以舆论场经常处于一种自说自话状态，虽然人人口中都大谈正义与平等，但靠自己的权力帮着儿子走进官场的“官一代”所谈的平等，与在公务员面试中被“官二代”挤掉的第一名所谈的平等，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官二代”的平等观是：本地官场中很多官员的孩子都靠关系成功上位了，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呢？这叫平等。而被“官二代”挤掉的农家子弟，他需要的平等是机会平等。那么，在官场内部，可能视“官员的孩子继续当官”为再正常不过的现象，而在民众看来却是雷人雷语。双方的价值标准完全不一样。两个平行世界的人永远不会有交集，双方不在同一个层面思考问题，无法形成有效沟通，永远只有彼此为敌、喋喋不休的骂战。
在阆中国土局的官员看来，也许觉得“40年后，我们是不是还存在这个世界，不要考虑太长远了”这样的回复很正常，因为他们习惯了为错误的政策辩护，习惯了教训民众接受现实，觉得这样说理所当然。还有瑞昌那个副市长也是，也习惯了“遇事不要总找政府”这样的思维，所说会说“不会向政府要一分钱”。当公众批评其雷人雷语时，他们内心也许觉得舆论和公众才是雷人雷语。
每一句官场雷语背后都有一副冷血面孔，没有将心比心，没有设身处地，没有站在公众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在思维的割裂下，他们并不觉得那是冷血，发自内心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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