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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个身为星宿、发为仙音，却只剩下名字的诗人；一个号称盛世，却以虚荣摧残着诗的时代
李白，改变了唐诗，却错过了时代；而整个大唐，又怎么错过了他？
作家张大春融历史、传记、小说、诗论于一体的浩瀚大作，2013年台湾《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
1.著名作家张大春融历史、传记、小说、诗论于一体的浩瀚大作。张大春，当代华语文学界**无法忽略的重量级作家，莫言评价为“台湾*有天分、*不驯，好玩得不得了的一位作家”，梁文道称之为小说家中“武器*齐备的侠客”。继《聆听父亲》《认得几个字》等多种形式的畅销作后，自2013年起推出“大唐李白”系列，计划以百万字的篇幅，解构虚荣背后盛唐的现实名利场，还原诗仙光环下李白一再被误解的真实人生，已出版《少年游》《凤凰台》《将进酒》三部。
2.李白，一个身为星宿、发为仙音，却只剩下名字的诗人。飘然不群、才华横溢的李白为何独钟写诗？心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理想，为何却没有科考资格、与光辉仕途无缘？又为何是李白，得以成就无人匹敌的诗句，成就“诗仙”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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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大唐，文治武功的极盛之世，一个以无比的自信和激昂风采拥抱世界的时代。原本最自由的诗，却被赋予格律的法度，成为改变命运的手段。
盛世背后、盛名之下，常常被忽略的，是自由的重负。后人所景仰、企羡、而追之不及的仙，不过是为俗世生涯所排挤在外的人；当现实的人生展开之际，诗句中的仙境，便也随着时代的种种前提、限制，一点一滴地凋零了。
李白，改变了唐诗，却错过了时代；而整个大唐，又怎么错过了他？
《大唐李白》系列是作家张大春现代小说技艺与古典文化素养之集大成作品，拟以百万字篇幅再造诗仙李白的一生、大唐盛世的兴衰。首部曲《少年游》透过梳理李白早年的萍踪游历，为读者解开诗人的身世、师从之谜，勾勒出盛唐时代的斑斓世相。
《凤凰台》讲述青年李白出蜀之后、沿江而下的游历生活。在这卷堪称“李白的漫游年代”之书中，李白与发小吴指南下渝州、经巫山、过荆门、到江陵；遇道士司马承祯，解洞庭钱塘、泾阳二龙之衅，奇遇不断，皆为其一步步向庙堂明君接近的精彩伏笔。金陵孙楚楼上，李白与一代名妓段七娘、贵胄子弟崔宗之等人一见如故；驿站江边初见孟浩然，更互相惊为天人。
《将进酒》在《少年游》《凤凰台》的深山学艺、初试啼声后，进入李白生命缓慢而关键的第二乐章——婚姻。出蜀第三年，李白化名“五蠹人”，酒楼散千金，夜宴桃花园，浪迹所过，歌曲相迎。只是，少年有情的师娘，已远去不知所踪；而前途不可限量的婚事背后，实有无法与人道的精细算计。与此同时，千里之外“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杨玉环、崛起于穷山恶水的安禄山，也都各怀心事，将乘着帝王的赏识扶摇直上……
一般理解下的李白，未必是真正的李白。他的故事，更像盛唐之世的《天注定》──外省来的年轻人，到京师找机会，周游浪荡几十年，空有诗名，却离梦想极远。
李白开拓了唐诗的形式与境界，而他的时代却错过了他。这事也是天注定。
——张大春
当今之世，世俗对一浪漫化的诗人形象之期许更甚，世人希望李白成为的那个李白，比李白更李白；世人希望诗人成为的那个诗人，颠倒梦想，必须有电视剧一般的悲情。有几人愿意面对一个真正诗人的苦苦求索与欣然忘机？张大春的历史小说，致力于还原历史的复杂而不是刻意简化，因此有那么多旁征博引和貌似离题万丈，这也是呼应回大唐与李白的庞然。后世黄遵宪《出门》诗云：“无穷离合悲欢事，从此东西南北人。”——既然李白早已选定东西南北人之路，便已做好承担无穷离合悲欢的决心。将进酒，觉有情，天下纷纭毕至，我且随张大春取一瓢饮。
——廖伟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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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张大春
1957年出生，祖籍山东。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著作等身，曾获多项华语文学奖项。
2013年，出版《大唐李白》系列首部曲《少年游》，
融历史、传记、小说、诗论于一体，可谓其现代小说技艺与古典文化素养之集大成作品。作者拟以百万字的篇幅，再造诗仙李白的一生，重现大唐盛世的兴衰。首部曲《少年游》，获评为《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金石堂2013年度十大影响力好书，诚品、金石堂、博客来年度畅销中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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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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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诗，能传几条街？张大春
被誉为“诗圣”的杜甫曾经有一句诗，说得相当自傲：“诗是吾家事。”
这个“家”字，不只是强调杜甫知名的“家人”——他的祖父杜审言——也强调了身为一个“士族”的习业传统；也就是士族阶级的门第。门第的重建与动摇，大约就是大唐帝国初期极为重要的一个政治工程。
从公元七○一年展开的半个世纪，是大唐帝国立国以来变动最为剧烈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假想：有那么一条街，两旁俱是居宅坊店，从街头走到街尾，岁月跟着步步流动，行进之间，可以看见人们用尽各种手段，打造着自家的门第，以期高于他人。一直走到公元七六二年，李白也恰好走完他的一生。
街头，是个祖上被窜逐至西域、到他这一代又偷渡回中土的胡商。这胡商赚了很多钱，却赚不到帝国最重视的门第和阶级。于是他就仿效开朝以来的皇室，一点一点地为自己铸造、打磨、擦亮那个以姓氏为基础的身份。
满街的人都知道：皇家的李姓来自知名郡望——陇西成纪；这个姓氏可以上溯到汉朝的大将李广。不过，街旁一位法号法琳的游僧会告诉你：不是这样的。皇室的李家原本是陇西狄道人，几代以来，他们身上所流的，多是鲜卑胡种的血液，然而他们毕竟在无数征战中夺取了天下权柄，当然也可以重新书写自己的身世，使这身份能融入先前六朝的门第规模。
胡商这么办了；他也姓李了。他的长子和三子继承家业，分别在长江航道的上游和中游（也就是三峡和九江），建立起转卖东西粮米、织品、什货的交易，赚了更多的钱，也在各地累积了相当庞大的债权，以及信用。
然而，生意人是没有地位的，他们的孩子没有参与科举考试的资格，没有机会改换身份、建立地位，自然也没有机会进入朝廷。可是，这一条街上的人都明白：要取得出身，有很多手段。其中之一，就是牟取整个帝国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最重视的名声。
那是前些年相当著名的一个故事：街角来了个蜀地富豪之子，忽然花了可以买下十万斗米的一千缗钱，买了一张胡人制造的琴，到市集上吆喝众人观看。这人非但不奏曲，还把琴摔了个粉碎，之后说：“弹胡琴，不就是杂技吗？诸君何不读读我的诗呢？”
这个人叫陈子昂，碎琴的故事伴随了他一辈子，流传则更久。即使如此，士人阶级以下的黎民广众大约也只能空洞地仰慕着诗人，因为考试会彰显他们的才华，声妓会演唱他们的作品，而国家的政务也往往因为诗作所流露的美感与情感，而交付到这些人的手中。诗篇创作的美好，也许只能在诗人之间流传、感染，可是诗篇成就的地位，却成为绝大多数不能诗的人所艳羡的虚荣。
在街旁幽深阴暗的巷弄里，或是通往林野的阡陌之间，你也会看到，大部分不属于士族阶级的人，在一个物资充裕、水运发达、驿递畅通、人口繁盛的环境里，过着艰难的日子。绝大部分的粮米、布匹、器用、牲口都要供输到京师，再由朝廷加以分配，供应各地军（折冲府）、政（州县）部门，以便启动整个帝国的管理和运作。当大多数的人为了应付上缴的谷米、丝棉，付出劳力，应付种种名目的“公事”，而不能饘粥自足的时候，几乎沿街的店铺都从事借贷——人人都可能有债务，家家也都有机会在周转通货的过程之中博取一点蝇头小利，勉强接济生活。他们知道：诗，本来就距离他们相当遥远；有如一触即破的浮泡，有如不能收拾的幻梦。
邻近街头的人还听说：李姓胡商的次子是太白星下凡。他没有跟着父兄作生意，只读书、作诗、喝酒以及游历。这孩子逐渐长大，仍然在街上晃荡，离家之后，不但形迹渐行渐远，也绝口不提自己的身世。人们谅解这一点，因为他们都能深切体会，如果不能将那个不成门面的商家远远抛掷身后，他将永远不能打造自己的前途。
一旦来到了长街较为深远的地方，多数的人已经不在乎这浪迹而来的人究竟是个什么出身了。他总在稍事逗留之处，结交各式各样的朋友。有僧，他看着是佛；有道，他看着是仙。动辄写诗，将字句当作礼物，持赠每一个尽管和他只是萍水相逢的人。这在当时，还是十分罕见、且令人吃惊和感动的事——尤其是他的作品，也不寻常；似乎一点都不像朝廷里一向鼓吹、揄扬以及奖励的那种切合声律格调、齐整工稳之作。
在他笔下，诗更接近街边的谣曲。虽然也含蕴着许多经史掌故、神话异闻，显示了作者并不缺乏古典教养。然而，他的诗还融合了庶民世界中质朴、简白、流畅的语言；以夸张、以豪迈、以横决奇突、荒怪恢诡的想象，勾人惊诧，引人噱叹，让人想起矫健百端的龙，苍茫千变的云，汹涌万状的潮浪，以及高洁孤悬的明月。他让奔流而出的诗句冲决着由科考所构筑起来的格律藩篱，就像他的前辈——那个因碎琴而成名的陈子昂一样——让整个时代的士子为之一震，并忽然想起了：诗，原本可以如此自由。
在这条街上，自由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价值。街坊们若是听见某诗人吟唱“一任喧阗绕四邻，闲忙皆是自由身”的句子之时，只会明白：他现在没有官职了。至于诗的自由，更不为人所知所贵，看来那只是一种不为经营现实功利而拘守声律的意图，这意图竟然又开向更古老的风调，也就是回返数百年前，当歌咏只维持着最简朴的音乐感性，而仍然动摇性情，引发感悟。
至于生活，胡商之子在一篇上书之文中追忆：他曾经为了接济那些落魄公子，在一年之内，散钱三十万。这数字可以买三万斗米，但也许并不夸张。因为他虽然不事生产，还能保持“自由之身”，恐怕得归功于胡商到处持有的债权。他以随手而得之、又随手而散之的资本与诗篇，成为到处知名的诗家，纵使经由婚姻、干谒、投献而终于成为宫廷中的文学侍从之臣，也还只能挥霍着令人激赏而不入实用的字句。
这个挥霍的年轻人可能比大多数他的同代人有着更丰富的旅游经验，然而，明明是即目的见闻，亲身的阅历，在他而言，都只是历史的投影。也就是说，他所看到的街景，都只是原本沉埋在史籍之中，那些春秋、战国、两汉、魏晋时代的投影。在他的眼里，全然没有现实。
身为星宿，发为仙音，客心无住，余响不发。街道上的人们知之越多，越觉得他陌生；就连他的妻子、儿女、知交，以及久闻其名而终于接纳了他不到两年的皇帝也不例外。他藉由诗篇，再一次地将人们淡忘的古风引进大唐，然而他却在风中迷失了自己的身影，他对于成就一番“达则兼济天下”的追求，也因之全然落空。千载以下，人们居然多只记得他的名字而已。
这条街上也许还有诗人，如果他们都只剩下了名字，也就没有人会知道：一个个号称盛世的时代，实则往往只是以虚荣摧残着诗。
李白的天下意、无情游 廖伟棠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大唐李白》三部下来，时刻笼罩着李白《临路歌》的阴影，一次次的举扬，一次次的跌宕。然“临路”也许并非后人考据的“临终”之误传，而真正是诗人再一次上路，上彼“不知所终”之路、觅大自由之前的一首告别歌。
身处二十一世纪初的“盛世”，张大春也在一种大时代的阴霾中俯视过往众生，李白等人于他编排的命运中始终大道不得出，直到《将进酒》始见解脱的端倪。这解脱，是源自李白开始立心做一大诗人所得的酬劳，此前他种种抱负，皆以自命“五蠹人”拟消解之—真正消解得尽，还待日后种种劫恨销磨。而将进酒，杯莫停，命运齿轮的启动也从兹始。
“但怀天下之心，无语不能动鬼神”，记得在《凤凰台》，张大春借山巅老仙对李白所言，这便是诗人命运的最早呼唤。“动鬼神”乃是古诗人对诗艺期许的最高境界，直至杜甫以极端的矛盾称述方完满：“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怀天下心致惊天语也致厄运身，杜甫固然是这样，世人误会是出世逍遥最甚的李白，竟也如此。《大唐李白》处处不忘为此正名：同处大唐盛衰辗转之际，李白之困其实不亚于杜甫。
于凤凰台，踟蹰之鹏，乃一可以亲近的李白。既将进酒，伤心之树，无复闻琴以回身。《将进酒》的展开，其迅猛得自于《凤凰台》的种种暗涌，尤其是吴指南之死，开启了李白身外周遭众角色之“生”—于是我们得以展读大唐各族各华胄草民的命运波潏，彼时“天下”之意气涌于今天心胸，“天下”之图景也以无穷细节在我们视野中构现。
天下意，人尽不同。吴指南的天下，已了结于江河湖海之间，因此与李白更胜形影。段七娘的天下，隐于三重锦幛之后，萧然散轶，一往情深遂视天下如无物，所谓“惯经离别，便知舍得”。月娘的天下，为一念而星月兼程，“能行则行，无依无止”，倥偬间入迷，自噬其心，苦不堪言，所谓“烟火后先，俱归灰灭”的无情世界，唯待李白释此“无情”。轧劳山／安禄山的天下，源自边缘对中心的渴慕窥伺，便如洪水漩涡，独得大时代的恶力，溶汇生死怨怼的风云，将作大霹雳，把盛唐上下其手。李白的天下，静候其中，舍身易诗，最后得以文字替代此天下。
见众生，方能见天下—套用《一代宗师》的立命，能摸索张大春编排李白际遇的苦心。从《少年游》的踌躇，到《凤凰台》的踯躅，到《将进酒》的行止自如，李白的自信如“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是由外而内的吸纳觉醒。这样就能理解吴指南临终为何问“笔是汝家旧物耶”，李白为何答道“非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既然还笔醒来，且看朝云。
朝云朗朗，天下本应廓廓，仍不得出者，曰“难为情”。这是《大唐李白》里最让人耿耿的纠缠，至《将进酒》，张大春再不吝啬写爱情的笔墨，重彩敷色，哀感顽艳。李白的两段情，七娘月娘，几成永诀，动若参商，似负平生。这是相忘于江湖的豁达，还是无奈渐入绝境的虚无？
犹记《凤凰台》中，段七娘与李白谈凤凰台时，张大春曾点出李白的爱情观：一般人从凤凰台故事所得，“最令人艳羡的夫妻，似乎并不该沾惹生死离别、勾动爱恨波澜，只须一味谐调律吕，求其同声，无惊哀、无悲怆，亦无嗔痴。”而李白是一个大痴之人，他“满心渴慕着的，还是那故事‘不知所终’的情景”。—好一个“不知所终”，大痴者如曹雪芹之贾宝玉，木石前盟、金玉良缘，最后还不是远遁青埂，不知所终。这张大春的李白，乃是一个更决绝的贾宝玉，于道、于诗、于家国内外际遇之后，得出最超尘脱俗的一念：“永结无情游”。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诗人对生死离合最高的觉悟莫过于此。所谓好因缘，便是这一“永结”与“相期”。结尾处吴指南的酒囊，乃千里赴约重来，以重结此无情游。而段七娘呢？月娘呢？吴指南死前曾问：“汝与汝家师娘有情否？”此“有情”便又多一层意思了，曾有情者，方能相期。
但读者不能释怀，张大春也不能释怀。强托月娘陷贼中长相思，想起自己曾吟此诗与李白：“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该段极其哀伤。后世考据者普遍认为此《独漉篇》是李白在安禄山之乱后作，张大春却故意把它系之于少年李白于有情师娘处所得，小说家笔与史笔的异同，交织出冥冥之契：安禄山的存在。此处最见张大春说故事人之功力，须知多年后，李白与大唐的命运，均从安禄山而转；今日月娘的命运，早已与之相连。若这痴出离情爱，归属于诗之大者若何？遥想从丁零奴到洞府龙君，均以“痴”责之李白，岂料痴乃大超脱，而无情游是大珍重。
那些有如浮云与飘萍一般相会随即相别的人，却总在他吟咏诗句的时候，亭亭然而来—他们或行或坐，或语或默。有时，李白还真不能辨识眼前所见者，究竟是心相或物相，是实景或幻境。久之成习，不得不坦然以对，他也就不再悉心分别：孰为昔？孰为今？何者为妄？总而言之，诗句其来，犹如难以割舍的人；想念之人，尽付横空不去的诗句。非待一吟罢了，诸象不灭；诸象既灭，他的人生也只剩下了字句。
张大春这段文风如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真是知诗者言，痴之于诗是一大能量，大春道其妙，恰如《文赋》所云：“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若能至此，只剩下字句又何妨？若高歌有鬼神在，则填沟壑又何妨？
当今之世，世俗对一浪漫化的诗人形象之期许更甚，世人希望李白成为的那个李白，比李白更李白；世人希望诗人成为的那个诗人，颠倒梦想，必须有电视剧一般的悲情。有几人愿意面对一个真正诗人的苦苦求索与欣然忘机？张大春的历史小说，致力于还原历史的复杂而不是刻意简化，因此有那么多旁征博引和貌似离题万丈，这也是呼应回大唐与李白的庞然。后世黄遵宪《出门》诗云：“无穷离合悲欢事，从此东西南北人。”—既然李白早已选定东西南北人之路，便已做好承担无穷离合悲欢的决心。将进酒，觉有情，天下纷纭毕至，我且随张大春取一瓢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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