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Q. 惠特曼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比较法与外国法福特基金会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法、刑法与法律史，其主要作品包括《严厉的司法：刑事处罚与美欧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Harsh
Justice: Criminal Punishment and the Widening Divide between America and Europe, 2004）、《合理怀疑的起源：刑事审判的神学根基》（The
Origins of Reasonable Doubt: Theological Roots of the Criminal Trial, 2008）以及《战争之谕：胜利之法与现代战争形态的形成》（The
Verdict of Battle: The Law of Victor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War, 2012）。
我们应当如何思考这一事件？从一个和平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它只能被认定为一种毫无意义的集体性屠杀，一种向非理性野蛮主义的堕落，或者是一次恐怖的经历。我们可以联想到一幅17世纪的油画：由塞巴斯蒂安·弗朗克斯（Sebastian Vrancx）和小布鲁盖尔（Jan Brueghel the Younger）创作的《一场战役的余波》（The
Aftermath of a Battle）。在这幅画中，当战败的军队从背景中逃离时，胜利者正在残忍地杀死（敌军的）存活者，并剥光尸体上少得可怜的值钱东西。1 这幅画面是对兽性的真实暴露。我们也可以联想到对1859年索尔弗里诺（Solferino）战役结束时的场景的著名描写，这一描写是由亨利·杜南（Henri Dunant）——红十字会的创建者——完成的。杜南见证的战役结束场景如下：
之后的几个世纪继续将会战视为一种法律程序。例如，在18世纪法学家的眼中，会战是在“运气的默认契约”（tacit contract of chance）下发动的争端解决程序。在该程序中，冲突中的两个国家同意将它们的纠纷通过“武力的运气”来解决。3 迟至19世纪，法学家仍旧主张战役是一种契约性的争端解决程序。战役是一种法律程序，一种通过一致同意的集体性暴力来解决国际纠纷的合法手段，一种会达成某种裁定的审判，这种观念在数百年的时间里都是常见的。
而且，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其他的战争形式要比会战糟糕得多。发动正式会战的替代做法，是某些总体战（total war）或“硬”战（“hard” war）。在人类战争史中，这种战争有着各种形式：围攻；骑兵突袭（chevauchée）——中世纪骑兵用这种方法在乡间散布恐惧；穆斯林的劫掠（ghazw或razzia）——其手法与欧洲的骑兵突袭颇为相似。这些冲突中的系统性抢劫诸如在三十年战争中，像谢尔曼的“向海洋进军”“向海洋进军”（March to the Sea）是指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由北军谢尔曼（William TSherman）将军在1864年冬季发动的从亚特兰大远征萨凡纳（Savannah）的军事行动。此次远征中，谢尔曼的武装力量不仅进攻军事目标，而且摧毁众多工业设施和平民财产，以达到彻底破坏南军战争潜力的目的。——译者注这样的破坏性远征、游击战、恐怖主义袭击或者现代空袭。相比于会战，它们的随意性和暴力性要严重得多，而且也更加不受控制，从而容易陷入无差别杀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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