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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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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考古第四辑》适合于考古学，尤其是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古DNA等学科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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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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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考古第四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编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科技考古中心的代表作。《科技考古第四辑》涉及科技考古的诸多方面，在完善了史前和夏商周年代框架，探讨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各地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解释了人类体质特征变化与经济模式和营养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稻作农业及多种家养动物的起源和发展过程，阐述了古代文化交流的方式与路径，研究了与中华文明进程相关的诸多重大问题上都有一定突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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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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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精于勤.行成于思――纪念科技考古中心成立20周年袁靖（ i）
中国古代家养动物起源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袁靖（1）
中国古代农业的形成过程――浮选出土植物遗存证据赵志军（19）
仰韶文化年代讨论 张雪莲仇士华钟建卢雪峰赵新平樊温泉李新伟马萧林张翔宇郭永淇（ 35）
GIS支持的周原地区古代人地关系研究 刘建国徐良高王辉（ 65）
山东沭河上游史前文化环境考古研究 齐乌云梁中合高立兵贾笑冰王树芝王金霞赵志军刘云涛苏北庆（ 69）
新疆拜城县多岗墓地人群的健康和饮食张君张旭张雪莲（ 80）
陶寺遗址中晚期出土部分人类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分析赵春燕何驽（92）
商代中晚期的树木利用――洹北商城和殷墟出土树木遗存分析 王树芝岳洪彬唐际根岳占伟何毓灵赵志军（103）
陶寺遗址出土泥质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与研究王增林何驽（ 126）
中原地区古代居民的健康状况――以贾湖遗址和西坡墓地为例王明辉（135）
技术选择和技术风格的形成：以鼎为例考察二里头时期到晚商青铜器的技术演进 刘煜张昌平胡东波岳占伟（145）
陕北长城沿线先秦时期生业与环境的关系王辉莫多闻袁靖（162）
殷墟晚商制骨作坊与制骨手工业的研究回顾与再探讨 李志鹏何毓灵江雨德（176）
再论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商榷《中国东北地区全新世早期管理黄牛的形态学和基因学证据》一文吕鹏袁靖李志鹏（ 189）
陶寺遗址家畜饲养策略初探：来自C、N稳定同位素的证据 陈相龙袁靖胡耀武何驽王昌燧（209）
史前玉工辘轳轴承器的SEM分析──以环珠江口地区为例叶晓红邓聪（ 220）
新疆石人子沟遗址出土家马的DNA研究 赵欣 Antonia T Rodrigues尤悦王建新马健任萌袁靖杨东亚（ 241）
数字摄影制图法在考古绘图中的应用刘方张亚斌（255）
考古绘图中计算机技术的运用张蕾（ 269）
敖汉兴隆沟红山文化整身陶人艺术特征及性质探析王苹（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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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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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靖
动物考古学研究就是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探讨古代人类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其中，研究家养动物的起源一直是国际动物考古学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因为家养动物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与动物的相互关系。家养动物保证了人类可以有计划地、稳定地获取肉食，可以更加容易地获取动物的奶、皮、毛、蛋等副产品，可以把家养动物作为犁地、驮运、骑乘、驾车的工具。另外，家养动物的出现促进了私有财产的产生，推动了社会复杂化的发展。家养动物的出现还增加了由于动物引发疾病的危险，减少了人类肉食种类的多样性。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说，“六畜”即指马、牛、羊、猪、狗、鸡，这个词*早出自《左传》，在《左传 僖公十九年》（公元前641年）里记载“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另外，在《周礼 夏官 职方氏》里，有“其畜宜六扰”，汉代郑玄注：“六扰，马、牛、羊、豕、犬、鸡”。“六畜”是中国古代的主要家养动物，本文首先阐述动物考古学研究中判断家养动物的方法，然后讨论上述六种主要家养动物的起源或出现状况。
一、判断家养动物的方法
多年来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证实，探讨家养动物的起源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1］。笔者认为，要科学地开展研究，首先必须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进行思考，确立一个全面地鉴定家养动物的方法，由此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认识。
通过多年的研究，笔者已经逐步确立了一个判断家养动物的系列依据，其中，有些依据是继承了以往的研究传统，有些依据则是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建立起来的。这里阐述如下。
（一）形体测量
动物被驯化后，进食、活动等一系列行为都在人的掌控之下，不能像野生状态下可以自由活动，特别是当某些动物专门作为肉食资源被饲养的话，人为干涉的影响以及动物自身心理压力等因素往往都影响到动物的生长发育，对它们进行历时性的观察，会
*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批准号：2013BAK08B03）项目资助。
发现有些动物体型逐渐变小，有些动物体型逐渐变大。通过对动物的牙齿及骨骼的特定部位进行测量，再和同类野生动物做比较，可以从尺寸上把握其是否为家养动物。这个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中已经开始使用［2］。
（二）病理现象
病理现象出现在牙齿及其他骨骼部位上。牙齿的病理现象主要包括齿列扭曲、龋齿、牙周炎及由此形成的齿槽脓肿、线性牙釉质发育不全和骨骼病变等。齿列扭曲的出现是因为饲养的结果，比如家猪在饲养过程中形体逐渐变小，而全身各个部位的形体变小过程并不同步，牙齿往往变化*慢，尺寸尚未明显变化的牙齿要在已经变小的齿槽里全部萌出，因而产生牙齿互相挤压、排列不整齐的现象。这个方法自21世纪以来开始使
用［3］。
齿槽脓肿主要是因为龋齿和牙周炎，其产生的概率往往与食物成分中糖或碳水化合物的成分呈正比，即高淀粉和高糖食物容易导致龋齿，进一步引发牙床发炎、腐烂，在骨骼上留下病变的痕迹。在以农业耕作为主的古代人群中这种现象较为常见，而不多见于以其他方式获取食物的人群中。同样，在考古遗址出土的家猪中就发现有这种现象，但是在**中不见，这个方法自21世纪以来开始使用［4］。
线性牙釉质发育不全是指哺乳类动物在牙冠形成过程中牙釉质厚度方面出现的一种缺陷，比较典型地表现为齿冠表面形成横向的一个或多个齿沟或齿线。成釉细胞的釉质分泌对生理干扰非常敏感，线性牙釉质发育不全的出现一般是由发育期生理紧张造成的。在家养动物中线性牙釉质发育不全的比例较高，而在野生动物中则很低。这很可能与家养动物在整个生存过程中都是被人控制的原因相关。这个方法自21世纪以来开始使
用［5］。
骨骼病变一般出现在马的脊椎和牛的掌、跖骨上。主要是由于在人工驱使下，长期负荷所造成的［6］。
（三）年龄结构
古代人类饲养动物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肉食资源，一般家养的哺乳类动物长到特定的年龄阶段后，体形和肉量不会再有明显的增加。如此继续饲养下去所能产生的肉量，不如重新养一头幼兽见效更快。因此考古遗址中出现的某种哺乳类动物的年龄集中在一个特定的、非自然状态死亡的年龄阶段时，这可能是古代人类选择特定时间对这种被饲养的动物进行屠宰的结果。这个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中已经开始使用［7］。
（四）性别特征
考古遗址出土的一些家养哺乳类动物的性别比例不平衡。以出土的家猪为例，往往母猪或性别特征不明显的猪占据明显多数，可以确定为公猪的数量较少。在个别遗址中，也会出现公猪比例占据大多数的现象。我们推测，因为饲养是一种人为控制的行为，古代人类有意识地干预会影响到同一动物种群的自然性别比例，从而出现与野生状态下差异明显的现象。这个方法自21世纪以来开始使用［8］。
（五）数量比例
在以狩猎为主的状态下，古代遗址出土的动物的种类和数量往往取决于各种动物的自然分布状况、被人捕获的难易程度以及当地居民捕获动物的技术水平。一旦考古遗址出土的某些动物骨骼在全部哺乳类骨骼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与其野生状态下的自然分布不符，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动物骨骼呈现一个从少到多的过程，这往往和家养的背景相关。以家猪为例，因为饲养家猪的首要目的是获取肉食资源，其饲养的数量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满足肉食供给的要求，随着饲养业的发展，家猪的数量会呈现出增多的趋势。所以家猪骨骼在出土动物骨骼中往往占有较大的比例。关于数量比例的认识大多要在一个历时性的过程中加以检验。这个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中已经开始使用［9］。
（六）考古现象
考古现象包括埋葬、随葬动物或直接发现饲养动物的圈栏。如笔者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往往在土坑或墓葬中埋葬、随葬完整的猪和狗或它们的一部分肢体，其中猪是出现数量*多的一种被埋葬或随葬的动物，在中国整个新石器时代各个地区的很多遗址里都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10］。狗的出现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11］，在西北地区发现的实例比较少。除了这两种动物以外，笔者还发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出土单独埋葬完整的牛和羊的现象，上述这些动物与后来属于夏商周三代的遗址中出土的埋葬猪、狗、牛和羊的实例呈一脉相承的关系［12］。经过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多个古代遗址里发现的哺乳类动物都在10种以上，但是在墓葬或属于特殊遗迹的土坑里发现的经过特殊处理的动物往往仅限于狗、猪、牛、羊等。为什么不同地区的古代人类都会单单挑出这几种动物进行埋葬和随葬，这可能暗示他们与这些动物有特殊的感情。这种特殊的感情可能就是源自饲养。因此，如果在考古遗址里出现了埋葬或随葬某些动物的现象，且这类现象有一直持续下去的证据，就可以把这些现象的出现视为家养行为的存在。这个方法在21世纪以来开始使用［13］。
饲养动物的圈栏遗迹也是证明家养动物存在的证据，在20世纪50年代发掘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时就发现过饲养动物的圈栏遗迹，并对此进行过研究［14］。
（七）食性分析
依据某些家养动物的食物往往包括农作物的茎叶、皮、壳及人吃剩的食物等现象，通过分析出自同一遗址的动物骨骼和人骨里的稳定同位素 13C和15N，并进行比较，可以为确认家养动物提供科学的依据。国内多位研究者自21世纪以来，分别通过对10000年以来的考古遗址出土的鱼、鼠、猪、牛、鹿等多种动物骨骼进行稳定同位素13C和15N分析，认识到生栖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多种动物的稳定同位素13C和15N指标，提出在北方地区的遗址里，如果猪骨的13C中以C4类植物为主，与同一遗址中出土的人骨的测试结果相一致，那么可以作为判断这些猪是家猪的证据之一，而在南方地区的遗址里，因为水稻属于C3类植物，与自然环境中以C3类植物为主的状况相吻合，依据13C的测试结果很难做出判断，不过可以依据15N的高低是否与人骨接近来进行鉴别，这类研究对于科学地鉴定家猪和**，及其他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无疑是一个相当有用的方
法［15］。
（八）古DNA研究
科学家们已经比较全面地认识了现生动物种群的基因多样性，这为探讨古代家养动物的基因特征提供了很好的启示。进入21世纪以来，通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考古遗址出土的猪骨进行研究，科学家们正在逐步确认出自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猪的相互关系。这为建立古代猪的整个谱系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对家猪和**的判断，也有利于家猪起源的研究［16］。研究者们对中国多个属于距今4000年至3700年左右的遗址出土的绵羊和黄牛标本进行古DNA研究，发现绵羊中主要为东亚和中亚共有的世系，也包括属于西亚的世系；黄牛中主要是属于西亚地区的世系，这为探讨中国家养绵羊和黄牛的起源及出现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证据［17］。
毫无疑问，在判断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是否属于家养动物时，上述的各种方法都是十分重要的，也是互相关联的。其中，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测量和观察更是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基本的方法之一。但是，在探讨各种家养动物的起源问题时，如果有条件首先从食性分析和考古现象等角度进行判断，然后再对骨骼、牙齿进行测量及观察，对动物数量进行统计及对全部资料进行动物考古学的思考，则可能更具有说服力。因为在家养动物的起源阶段，往往很难通过动物的形体特征进行区别，即在野生动物刚刚转变为被人饲养的家养动物时，其形体特征是不会马上发生变化的，需要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因此，从测量数据看，可能与我们所知的野生动物的数据更为接近，而与家养动物相差较大。另外，从数量、性别等方面可能也很难发现明显的变化。所以，对动物骨骼进行测量和观察等多种方法在判定经历了一定时间的家养过程的动物时是极其有效的。但是，很难区别刚刚开始成为家畜的动物。而动物在人为的干预下由野生变为家养动物后，其食性及可能出现的被埋葬、随葬等考古现象则是我们进行判断的重要依据。
总而言之，在鉴定家养动物时，必须采用系列依据进行判断，使用系列依据进行研究所得的结果越是一致，则结论就越具有客观性。
二、主要家养动物在中国的起源及出现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开始时期，没有发现家养动物。属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年代均在距今12000年以前。研究人员在这些遗址中分别发现了栽培稻的植硅体、陶器、石器和骨器等［18］。我们据此把中国古代栽培作物及制作陶器的起源追溯到距今约12000年以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遗址里发现的动物种属都属于野生动物，现在还没有任何依据可以证明当时已经存在家养动物。
依据笔者的研究，中国的家养动物*早出现于距今10000年左右，较栽培作物及制作陶器起源的时间晚了将近2000年。以下按照家养动物出现的早晚分别论述。
（一）狗
现代狗的基因证据揭示出不同地区的家狗都是被人由狼驯化而来的［19］。一般认为，以色列北部属于纳吐芬文化晚期的哈耀尼 特拉西（Hayonim Terrace）墓地发现的狗是世界上*早的狗，距今11000年以前［20］。
在中国更新世晚期的多个遗址中都发现有狼的化石［21］，其中可能有一部分的后代被古代人类驯化为狗。依据中国迄今为止的研究，可以确切地判断，距今10000年左右的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中出土的狗是中国*早的家畜，主要有五条证据：其一是下颌骨的形状变化，狼的下颌缘较为平直，南庄头遗址中出土的一块狗的左下颌骨的下颌缘明显出现弧度［22］，不同于狼的特征；其二是齿列的长度变短，依据笔者对现在保存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标本馆的现生的多个狼的下颌齿列的测定，发现其长度大致在90毫米左右，南庄头遗址的这块狗的下颌的齿列长度为79.40毫米，尺寸比狼要小；其三是牙齿排列的疏密度变化，狼的颌骨上的牙齿之间排列比较稀疏，狗的颌骨上的牙齿排列紧密，南庄头遗址的这块狗的下颌上的牙齿排列紧密；其四是下颌骨的尺寸变化，现生狼的下颌标本各个测量点的尺寸都明显大于南庄头的这块狗的下颌标本的同类测量点的尺寸［23］。其五是贾湖遗址狗的测量结果为进一步证实南庄头遗址的狗提供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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