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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部长篇小说是一部与康拉德的航海小说不同的政治小说，现在被认为是康拉德最好的小说之一，预言了20世纪恐怖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英国军情五处这样的秘密机构的兴起。《纽约时报》赞誉本书是“对恐怖主义最杰出的小说式研究”，是9’11之后被美国媒体引述最多的关于恐怖主义主题的小说之一。它还入选了美国现代文库20世纪百佳英语小说榜单以及美国侦探小说家协会有史以来百佳侦探小说榜单。
维罗克先生是伦敦一家售卖黄色画片、避孕药品和小摆设的小店的店主，但却偶然地结识了一群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让他去炸掉格林尼茨国家天文台，这个被认为是“简单的行动”却出了可怕的岔子，朝着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灾难性方向发展，伦敦的政客、警察、外交官都卷入了这个黑暗而令人惊异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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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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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康拉德（JosephConrad，1857—1924），出生于波兰，20岁之前还不能流利地说英语，38岁时出版第一部小说，却被认为是用英语写作的作家中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十七岁时前往马赛学习航海，在海上生活达二十余年，36岁时因为糟糕的健康和对写作的痴迷而放弃海上生活，开始专著于小说创作。康拉德一生共出版长、短篇作品四十余部，是英国现代小说的先行者之一。他的叙事风格和反英雄人物塑造影响了后世很多作家，包括D.H.劳伦斯、F.S.菲茨杰拉德、威廉·福克纳、欧内斯特·海明威、伊塔罗·卡尔维诺、加西亚·马尔克斯、V.S.奈保尔、J.M.库切等诸多文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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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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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维罗克先生要出门，他让妻弟替自己临时照管一下店铺。这样的安排是可行的，因为店铺平时业务就少，傍晚前几乎没有。维罗克先生不大关心店铺的正常买卖。此外，他相信妻子能管束妻弟。
他的店铺不大，店房也不大，是一栋看上去很脏的砖房。伦敦进行扩建前，有很多这样的砖房。店铺看上去像个方盒子，门脸上镶着许多小玻璃窗格。白天，店铺的大门是关着的；到了晚上，那扇门却裂开一条缝，但缝很窄，似乎不能算是开着。
橱窗里，摆着几幅几乎是裸体的舞女照片；还有几个没有标签的纸盒子，里面好像是秘方药；还有一些封着口的信封，信封是用很薄的黄色纸制成的，上面用浓黑的字迹写着2先令6便士；还有几本过期的法语幽默杂志挂在一条绳子上，就好像是在晾干；还有一个肮脏的瓷碗、一个乌木首饰盒、几瓶墨水、几枚图章；几本标题极为不妥当的书籍；还有几份小报，印刷低劣，报纸的名称具有煽动性，譬如是“火炬报”、“铜锣报”等等。橱窗里点着两盏煤气灯，灯火点得很暗，可能是为了省煤气，也可能是为了适应顾客的喜好。
年轻的顾客往往是先在橱窗前闲逛一会儿，然后迅速地溜进店里。顾客中也有成年人，他们的举止要老练一点。不过，这些顾客看上去都不是有钱人。一些成年顾客将大衣的领子竖起来，把大半个脸掩盖起来，裤脚上沾着泥巴，裤子既旧又破，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裤子。估计裤子里的大腿也不值得一提。他们把两只手深深地插入大衣的侧边兜里，侧着身子钻进大门，就好像是害怕把门铃碰响了似的。
门铃依靠着一条弯铁片挂在门上，很难躲开。虽然门铃上明显有裂缝，但在傍晚只需稍有触动，就会在顾客的背后放肆地叫喊开了，声音中带着一种恶意。
门铃响了，维罗克先生听到这个信号，会匆忙地从会客室那扇肮脏的玻璃门后面跑到涂着各种颜色的柜台前。他总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就好像是穿着衣服在棉被窝里折腾了一整天似的。换了别人，肯定会觉得不好意思。商家做生意时，待人要和气。但维罗克先生有自己的生意经，即使有人挑剔他的外表，他也不会在意。他总是用放肆的眼光紧盯着顾客，似乎还真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住顾客的恶意，从而卖出了一些明显是在冤枉顾客钱财的破烂货：比如一个空纸盒，或封得严严实实的黄信封，或一本有诱人书名的破烂书。偶尔遇到不识货的家伙，还能把那些印着舞女的旧照片卖给他们，就好像照片的年轻舞女又活过来一样。
有时嘶哑的门铃响后，迎出来的是维罗克夫人，这位年轻女人，紧身胸衣里包裹一对大奶子，屁股相当宽大，头发梳理得很整齐。她像丈夫一样，有一对目光呆滞的眼睛，站在城墙一样的柜台后面，面色中透露出一股深不可测的冷漠。年轻顾客与女人做交易会变得惊慌失措，慌乱中会买下一瓶墨水；别看是一瓶在百货店卖6便士的墨水，在维罗克店铺要卖到1先令6便士。顾客很可能刚出店门便偷偷地把这瓶墨水丢到水沟里。
那些傍晚来店铺的访客——这些男人总是把衣领竖起来，帽檐压得低低的——会向维罗克太太亲密地点头示意，然后走到柜台的尽头，边低声问候，边掀起柜台的翻门，这样他们就能进入柜台后面的会客室，从这里他们在走过一个通道后，便到了一段很陡的楼梯前面。原来，店铺的大门仅是个进入维罗克先生房子的入口，在这栋房子里，他不仅卖一些不正经的商品，还在践行保护社会的职责，并培育自己的家庭美德。最后这一点很重要。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宅男。他根本不愿到外面去，因为他不仅没有这样的精神需要，也没有这样的理智的需要，甚至连这样的生理需要都没有。在家里，他感到身心安逸舒适，因为家里不仅有妻子的温柔照料，还有丈母娘的恭敬关怀。
温妮的母亲是个矮胖子，喘着粗气，有一张棕色的大脸。她戴着黑色的假发，假发上罩着一顶白帽子。她有腿部浮肿的毛病，行动不便。她说自己有法国血统，也许是真的。她曾经有过几年的婚姻生活，丈夫是一名小旅馆主，这间小旅馆能经营酒业。尽管如此，她丈夫的社会地位比她还低。丈夫死后，她成了寡妇，依靠向体面的男人出租配有家具的公寓房为生，她出租的公寓距离沃克苏尔桥附近的一个广场很近。那地方曾经很繁华，如今仍然属于供富人居住的贝尔格莱维亚区。虽说她出租的公寓房在地理上有优势，但这位富裕的寡妇的顾客却并非真正的上流社会人士。顾客住下后，她的女儿温妮要出面照顾他们。温妮身上确实能看出一些这位寡妇吹嘘的法国血统的痕迹。温妮有一头漂亮的黑头发，总是梳理得极为整齐，富有美感。温妮还有其他迷人的地方：她很年轻；体态圆润；皮肤光洁无瑕；她那深不可测的矜持，虽说使人不快，但房客们都愿意跟她谈话，他们热情地说话，而她则报以温和的亲热。维罗克先生肯定是喜欢上了温妮的这些特点。维罗克先生经常来温妮这里投宿，而且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没什么理由。他一般是从欧洲大陆来伦敦（像流感一样），不过新闻并不报道；他一来，一切都要变得极为严肃。他在床上吃早餐，在中午前一直赖在床上——有时甚至更晚。然而，只要他一出门，似乎就很难再回到这个坐落于贝尔格莱维亚区的临时落脚点。他是晚出早归——早晨3点或4点回来；到了早晨10点钟的时候，他让温妮给他送去早餐盘子，他的态度总是那么的诙谐，极有礼貌，但声音很嘶哑，就好像是连续讲了几个小时的话而失声了似的。他那双突出、挂着肿眼泡的双眼总是好色地、懒洋洋地围着温妮转。他总是用床单盖住自己的下巴。他那双覆盖着整齐黑胡子的厚嘴唇很会说甜蜜的笑话。
温妮的母亲认为维罗克先生是位正派的绅士。她有毕生做出租公寓的经验，如今已经到了该退休的年纪，她根据在自己私家酒吧里的观察，形成了对什么是理想绅士的看法。维罗克先生已经接近他的理想绅士标准了；实际上，他已经达到了那个标准。
“妈妈，我们要搬走你的家具。”温妮简短地说。
出租公寓的业务只能放弃了，似乎没有理由继续做下去，那样会给维罗克先生带来很多麻烦。维罗克先生有其他业务要做，会感到很不方便的。他的业务是什么，他没有说；不过，在与温妮订婚后，他竟然能在中午之前不辞劳苦地起床了。起床后，他顺着楼梯走到楼下，向坐在早餐室里的温妮的母亲问好。温妮的母亲由于腿脚不好，整天待在那里。闲得没事，他就与小猫逗着玩，要么拨弄炉火，直到吃完午饭。他很不情愿离开这种显而易见的安逸生活，但他仍然晚上外出，直到深夜才回。他从来没有带温妮去过戏院，像他这样的好绅士应该带妻子去看戏。他晚上太忙了。他的工作是政治性的，有一次他这样对温妮说。他要求温妮非常友善地对待他的政治友人。她说她肯定会的，眼睛里透露出深不可测的目光。
维罗克先生在有关职业这个问题上说了多少实话，温妮的母亲根本无法知道。新婚后，维罗克夫妇把她和家具同时接走了。看到店铺如此简陋，她大吃一惊。从贝尔格莱维亚区搬到狭窄的索荷区使她的腿部疾病恶化。她的腿肿得很大，不过，她完全不必担忧经济问题了。她女婿性情敦厚，这让她感到一种绝对的安全。女儿的前途完全有保障了，甚至她不必为儿子史蒂夫感到焦虑了。可怜的史蒂夫，他简直就是个累赘，这点她一点也不想掩饰。考虑到温妮非常喜欢这个柔弱的弟弟，又考虑到维罗克先生的慷慨大方，她觉得那个可怜的孩子在这个野蛮的世界里是安全的。在内心深处，她似乎并未因维罗克夫妇没有孩子而感到难过。维罗克先生似乎对有没有孩子不感兴趣。对温妮来说，她可以把母爱放在弟弟身上，也许对可怜的史蒂夫来说同样算是一件好事。
史蒂夫这孩子很难对付，体质弱，确切说是脆弱，但长得很漂亮，只是下嘴唇有点耷拉。英国的义务教育制度不错，帮助他克服了下嘴唇的毛病，学会了读和写，但做跑腿儿的差事没能获得什么大成功。要他去送信件，他经常能把信件忘带了。去送信时，他能轻易地跟着流浪猫狗走入死胡同。遇到街上有热闹，他会张着嘴看得发呆，忘记还有信要送。看马戏时，如果戏中有马匹摔倒，马匹的哀嚎和挣扎会引发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发出尖叫声，而其他观众这时正在安静地欣赏这种英国标志性的演出，非常讨厌在这个时候被他打扰。面对冷酷的警察的质问，他竟然会忘记自家地址——至少是暂时忘记。遇到别人提出唐突的问题，他会口吃得窒息。遇到困惑的事，他会恐慌得犯严重的斜眼病，但他从来没有犯过癫痫（让人松一口气）。他小的时候，父亲不耐烦地发脾气，他总是躲到姐姐温妮的短裙后面。另一方面，人们觉得他在骨子里是个很顽皮的孩子。他14岁那年，父亲已经过世，父亲有个朋友在做一家外国保鲜奶制品公司的代理商，这个人给了他一份办公室勤务员的工作。在一个大雾天的下午，办公室主任没来上班，他竟然在楼梯间放起烟火来。他引爆几个凶猛的喷火烟花、尖叫着的轮转烟火、爆炸声洪亮的爆竹——当时情况非常严重。整栋大楼陷入大恐慌中。楼道里全是烟，员工惊恐万分，憋着气夺路而逃；有人看见一些戴着大礼帽的老商人从楼梯上滚下去。史蒂夫似乎对自己所做的并不感到满意。他为什么要做出如此怪异的事，别人很难知道原因。后来，他向温妮解释了自己的动机，但他的解释仍然令人迷惑不解。大概是大楼里另外两个勤务员讲了他俩待遇不公、受压迫的故事，他俩越讲，史蒂夫就越同情，最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但他父亲的朋友因怕他会破坏生意，立即把他解雇了。史蒂夫在完成了这次无私的冒险之后，只能回家干洗盘子的活了，有时还要为住在贝尔格莱维亚区的公寓里的房客擦皮鞋。干这类工作没有任何前途。住公寓的绅士们有时会给他1个先令作小费。维罗克先生是最慷慨的房客。但小费不是收入，也不是前途。当温妮宣布与维罗克先生订婚的时候，史蒂夫的母亲禁不住向洗涤室看了一眼，叹了一口气，心里揣摩不透可怜的史蒂夫的未来。
维罗克先生终于表明了态度，他打算带上史蒂夫、温妮、温妮的母亲以及所有家具。温妮家唯一可见的财产就是家具。维罗克先生有着宽厚善良的胸怀，拿走了一些可拿的东西。他把家具以最恰当的方式布置在各个房间里，但维罗克太太的母亲只能住在一楼背阴的两间房子里，不幸的史蒂夫住其中的一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史蒂夫那有棱有角的小下巴上长出来一层像是金色雾霭一样薄薄的绒毛。他帮助姐姐做家务，内心充满了对姐姐的盲从爱意。不做家务时，他就趴在餐桌上，勤奋地拿着圆规和铅笔在纸上画圆圈玩。店铺后门通向会客室的门是敞开的，做姐姐的温妮每次走这扇门时，都要看史蒂夫一眼，就好像是一位母亲在仔细照看自己的孩子一样。第二章
维罗克先生上午10点半离开的就是这栋房子、这个家庭、这间店铺，他向西而去。他很少起这么早，不过，他看上去精神焕发，就像早晨的露水一样新鲜。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外套大衣，敞着怀，靴子闪着光泽，刚刮过胡子的面颊有一种特殊的光泽。甚至那双肿眼泡眼睛，在一夜的安稳睡眠之后，也四射出相当机警的目光。他透过公园的栅栏，看到了一幅和谐的景象：在罗登马道上，有许多正在骑马的男男女女；一对对夫妇在和谐地慢跑，另一些人在安详地散步；闲逛的人四五成群；孤独的骑手看上去不愿与他人交往；在孤独女人的背后，远远地跟着马夫，马夫的帽子上有徽章，紧身的外套束着皮带。不断有马车稳稳当当地从他身边驶过，马车流中偶然会出现一辆维多利亚式四轮折篷马车，车内铺着野兽皮，在折篷放下的车厢里露出女性的脸庞和高耸的女帽。伦敦的太阳非常特别，红得如同鲜血，在其照耀下，一切都变得辉煌无比。此时，这轮太阳正好悬挂在海德公园角的上空，不高也不低，不仅准时，还不断地把仁慈洒向人间。在阳光的普照下，维罗克先生脚下的人行道被染成了古金色，地面上，既看不见墙的阴影，也看不到树、马、行人的阴影。维罗克先生向伦敦的西部走去，他的脚下看不到阴影，只有古金色的金粉。屋顶上闪着红铜色的微光，这微光，墙角有，马车顶篷上有，马匹身上有；这微光，维罗克先生宽大后背的大衣上也有，但透露出一种阴暗的锈色。但维罗克先生并不知道自己后背上有锈色。他透过公园的栏杆，用欣赏的目光看着伦敦的富裕和奢华。这些人要受到保护，富裕和奢华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保护。不仅这些人需要保护，他们的马匹、马车、房产、仆人也都需要保护；无论是在这座城市里，还是在这个国家里，他们财富的源泉也需要受到保护。整个社会秩序对他们健康安逸的生活是有利的，但不健康的工人会出于浅薄的嫉妒心理去破坏社会秩序，所以这就需要对社会秩序也加以保护。这是必须要做到的事——如果维罗克先生不是那种天生就不喜欢行动的人，他肯定会摩拳擦掌蠢蠢欲动了。他的懒惰是不健康的，却很适合他。可以说他沉迷于懒惰，或者是拥有一份对懒惰的热情。他的父母都是靠辛苦劳作而生活的人，但他却渴望懒惰，这种渴望的动机具有深刻的含义，但又很难解释，就如同一个男人专横地在数千个女人中仅能挑选出一个意中人一样。他太懒了，不仅做不了政治煽动家，也做不了工人演说家或工人领袖。这些工作实在是太麻烦了。他需要更加优雅的闲逸，或许他是自己那个不劳哲学信仰的牺牲品。人能懒惰到了这种程度，肯定需要有一定的智慧。维罗克先生并非没有智慧——当他想到可恨的社会秩序时，他甚至连眼睛都不会眨，因为用眨眼表达反抗也是需要费力气的。此外，他那对肿眼泡也不适于眨眼，肿眼泡只有在睡眠时那种严肃的关闭状态，才能产生庄严的效果。
维罗克先生向前走去，就像一头大肥猪那样含蓄和沉重，既没有摩拳擦掌，也没有用眨眼表达怀疑的想法。他那双有光泽的靴子，沉重地踏着人行道的地面，从装饰看，他就像一名独自做生意的手艺人。在别人眼里，他很像一个相框制作工或锁匠，也许还雇用了几个帮手。但维罗克先生有一种难以描述的精神状态是任何技工无法拥有的，无论技工有多么不老实，绝对修炼不出来：这种精神状态只能从歹徒、坏蛋等人类的败类身上找到。维罗克先生对道德的虚无信念，只有在赌场老板或妓院老板身上发现；在私人侦探或私人调查人员身上也很常见；我还要说，在酒保、电动理疗带销售员、秘方药品发明者身上也很常见。但我不敢过于肯定最后这一组人是否真的像维罗克先生，因为我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就我知道的而言，最后这一组人说话都狠毒。这点我不感到吃惊。我想指出的是，维罗克先生说话一点都不狠毒。
维罗克先生走在一条繁忙的大街上，街上的马车流很喧嚣，在默默地疾驶着的二轮马车流中，不仅有摇摇晃晃的公共马车，还有小跑着的大篷货车。不过，他在走到骑士桥前，就向左拐了。在他微微上扬的帽子的下面，露出了精心梳理的光滑头发，因为他要去一家大使馆办事。此时的维罗克先生，看上去就像磐石一般坚定——当然是那种柔软的磐石——他走入了一条相当幽僻的街道。这条街道非常宽阔、空旷、深远，体现出自然永恒不灭的伟大。唯一能提醒人间有生死的证据，是一辆遗弃在路边的医务车。放眼看过去，门上的门环被打磨得锃亮，窗户干净得闪着暗淡的光泽。一切都很安静，但这安静被远处一辆送奶车给打破了。那送奶车有一对红色的轮子，高高坐在马车上的是一个年轻的小商贩，他驾车时展示出一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鲁莽，傲慢地驱赶着马车冲了过来。一只惊恐的猫从石头下面蹦出来，在维罗克先生面前跑了一小会儿，接着又钻入了另一处地下室；一名胖巡官正在全力监视陌生人，就好像融入了周围永恒的环境中似的，他站在灯柱上，几乎没有注意到维罗克先生。维罗克先生向左拐，走入一条很窄的街道，街边有一堵黄色的墙，不知道为什么，这堵墙上用黑色的字母写着“切舍姆广场一号”。切舍姆广场至少还有60码远，维罗克先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不会被伦敦的神秘地名所迷惑，继续向前走去，丝毫没有诧异或气愤的迹象。最后，依靠做生意的耐性，他走到了广场，沿着广场的对角线直奔第十号。第十号的大车门很威严，但门牌却被伦敦的高效管理机构挂在地下室窗户的上方，这可能是为了人们找门牌的方便。有一堵既高大又干净的围墙把第十号与相邻两栋房子连接在一起。其中有一栋是第九号，这个门牌号相当合理。另一个是第三十七号，但实际上是波特希尔街上的门牌号，这条街在周边很有名气。为什么议会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一个很短的法案就行）迫使这类建筑回到原地，这是城市管理的秘密。维罗克先生对此一点都不愿费心，他的使命是保护社会制度，不是使之尽善尽美或进行批评。
维罗克先生来得太早了，使馆的守门人匆忙地跑出门房，制服的左袖子还没有来得及穿上。守门人穿着红色的马甲和长到膝盖的短裤，样子显得惊慌失措。维罗克先生意识到自己的唐突，于是拿出一封印有大使馆徽章的信件，交给了守门人，守门人这才镇定下来，放他过去了。维罗克先生又把这个护身符给男仆看，男仆打开了大门，并后退了一步，让维罗克先生进入大厅。
大厅里，高大的壁炉燃着火焰，一位老者背靠着壁炉站着，他穿着晚礼服，脖子上挂着一副项链，双手拿着报纸在看。他抬起头来瞥了一眼来访者，面色凝重。老者没有移动，又有一名男仆出现了，他穿着棕色的裤子和镶着金丝边的燕尾服，走近维罗克先生。维罗克先生低声通报了姓名，那名男仆什么话也没有说，转身走了，连头也不回一下。维罗克先生跟着这名男仆走过第一层楼的走廊，他俩走过一段铺着精美地毯的楼梯之后向左转。那男仆突然打手势，让维罗克先生走进一间比较狭小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巨大的写字台和几把椅子。男仆把门关上了，房间里只留下了维罗克先生。他没有坐下来，但开始四下张望，用一只手拿着帽子和手杖，用另一只胖手梳理起脱去帽子后裸露出的光滑头发。
另一扇门静静地被打开了，维罗克先生赶紧向那扇门的方向看，先看见了黑色的衣服。接着出现的是秃头，再是下垂的暗灰色胡须，然后是两只布满皱纹的手。进来的这个人，把一叠文件捧在眼前，踏着小碎步，边走边翻阅着手中的文件。这位使馆参事枢密顾问乌尔姆的近视眼看来很严重。这位对政府极有价值的官员把那叠文件放在桌子上，露出了真实的面容。他的脸色异常苍白，那张忧郁的丑脸被长长的暗灰色头发包围着，眉毛又黑又粗。他把黑框夹鼻眼镜架在塌鼻梁上，眼镜里维罗克先生似乎吓了他一大跳。在浓厚的眉毛下，他那双视力极差的眼睛透过眼镜可怜地眨着。
他没有要问候的意思，维罗克先生觉得自己是客人，所以也没有问候。但维罗克先生稍微调整了一下肩部和背部的姿态，脊椎微微前倾，这应该是表示客气的顺从。
“我这儿有几份你写的报告，”这位大使馆的幕僚以出乎意料的柔和和谨慎的声音说道，边说边使劲地用食指尖指着桌上的那一叠纸。他停顿了一下，维罗克先生认出了自己的字迹，屏住呼吸等着下文，“我们对这里警察的态度很不满意。”使馆幕僚又继续说话了，听上去已经精疲力竭了。
维罗克先生的肩膀虽说没有真动，但仍让人感到他在耸肩。他开口说话了，这是他自早晨离开家后的第一句话。
“每个国家都有警察，”维罗克先生说话富有哲学内涵。但那位大使馆幕僚不断眨眼，维罗克先生感到有些紧张，于是补充说，“我的意思是说我对这里的警察也毫无办法。”
“我们真正想要的，”这位手指着桌上那叠文件的人说，“是做一件能刺激他们神经的事。这是你能办到的——难道不是吗？”
维罗克先生没有回答，仅是叹了一口气，这口气是他在无意识地叹的，因为他脸色马上就堆出了笑脸。那位幕僚怀疑地眨着眼，就好像是屋里暗淡的光线刺激了他的眼睛似的。这位幕僚又开口了，他的话暧昧难懂：
“在这个国家里，警察的警惕性很高，地方官员很严厉，法律很宽宏，没有镇压手段。这些是欧洲的耻辱。如今，我们最期待的就是骚乱——毫无疑问，骚乱正在酝酿之中——”
“毫无疑问，毫无疑问，”维罗克先生用一种低沉的、献媚的、只有演说家才有的语气打断了对方的谈话，他此番话的语气与从前截然不同，这让对方惊骇不已。“骚乱的可能性已经达到非常危险的程度。我过去12个月提交的报告对此做了充分的说明。”
“你过去12个月的报告，”枢密顾问乌尔姆又开始说话了，态度文雅、冷静，“我都看过了。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写这些报告。”
双方陷入了一阵令人沮丧的沉默。维罗克先生哑口无言，而对方则盯着桌上的报告看。看了一会儿后，他轻轻地推了文件堆一下。
“你在报告里所说的情况就是我们雇用你的原因。我们现在不需要文字报告，而是要创造具有独特重大意义的事件——我的意思是说具有震惊效果的事件。”
“无须多言，那是我全部努力的方向。”维罗克先生嘶哑的谈话声音里带着自信的腔调。但那种正在被桌子对面闪闪发光令人目眩的眼镜片后的目光监视的感觉让维罗克先生感到惊慌失措，于是他用一个表示坚决忠诚的手势结束了说话。这位辛勤工作但地位卑微的大使馆成员，此时好像是被一个新想法触动的。
“你很胖。”他说道。
这句评语，确实具有心理学冲击力。此外，由于说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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