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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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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没有写出《白鲸》，梅尔维尔也足以凭借其短篇小说而在世界文坛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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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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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的中短篇小说选集，辑录了作者最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有《书记员巴特尔比》《水手比利·巴德》。这些作品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倾向与艺术水准。文学评论家认为，梅尔维尔即使没有写出《白鲸》这部巨著，也能凭借他的中短篇小说而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代表作《书记员巴特尔比》通过讲述一个社会边缘人的故事，体现了作者对人性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批判。《水手比利·巴德》的故事具有古希腊神话的品质，一个年轻人杀了人，却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受到审判并被定罪，凸显了正义与法律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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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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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1891），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之一，与纳撒尼尔·霍桑齐名，梅尔维尔身前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20世纪二十年代声名鹊起，被普遍认为是美国文学的巅峰人物之一。英国作家毛姆认为他的《白鲸》是世界十大文学名著之一，其文学史地位更在马克·吐温等人之上。梅尔维尔也被誉为美国的“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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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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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员巴特尔比1
阳台43
魔岛魅影61
钟楼129
班尼托·西兰诺147
单身汉的天堂，未婚女的地狱237
水手比利·巴德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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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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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员巴特尔比
我是个上了岁数的人。过去三十年中，由于我职业性质的缘故，我和一群看起来有趣而且有点独特的人有了非同寻常的联系，据我所知，这群人尚未见经传——我指的是法律文书抄写员，或者说是书记员他们。通过职业来往或私人交往，我认识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如果我乐意，能够讲出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听了这些故事，善良的绅士可能会微笑，而善感的人也许会悲叹。但是其他书记员的故事我暂且不提，就讲讲巴特尔比的几段往事，因为他是我所见所闻中最奇怪的书记员。关于其他法律文书抄写员，我或许能够讲述其整整一生的故事，但是对于巴特尔比，却做不到，因为我认为缺乏资料，不能为其作一部满意的完整传记。对于文坛来说，这是一大损失，无可补救。有些人的事迹除了最原始的材料，其他的一切都无法考查。巴特尔比正属于这种人，而且关于他的资料又非常少，我对他的了解就是自己亲眼目睹的种种怪状，此外就是下文会提到的一份含糊的报告。
介绍巴特尔比书记员——他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就是这种身份——之前，我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的雇员、我从事的行业、事务所和周边环境；因为要充分了解下文要介绍的主人公，很有必要了解这些情况。首先，我本人自打年轻时就已深刻地认识到生活方式越简单越好。因此，尽管我从事的职业众所周知是热闹紧张的，有时甚至动荡不安，但是我的生活安宁并没有因此受到侵扰。我属于那种淡泊名利的律师，从来不在陪审团前高谈阔论，也不以任何方式赢取公众喝彩；而是安然隐逸，平静稳妥地处理有钱人的事务，包括他们的债券、抵押贷款、产权证等。所有了解我的人都认为我特别可靠。已故的约翰·雅各布·阿斯托先生，这位鲜有狂热诗情的名士，毫不犹豫地宣称我的最大优点是谨慎，第二大优点便是做事有条理。我这样说并非虚夸自己，而只是复述一个事实，即我并没有被阿斯托先生解雇。我承认，我喜欢经常提起阿斯托先生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发音圆润，如同金声玉振。直率地再说一句，阿斯托先生对我的好评，我并非无动于衷。
我要讲的这个小故事开始前的某个时候，我的事业得到较大扩展。衡平法院一位主事官的老字号事务所——现在纽约州已经没有这个牌子——转到我手中。这个事务所的工作人员虽然不是很刻苦，但是获利丰厚，让人欢欣。我很少发火，更不用说是为手下人的错误或冒犯行为而火冒三丈，这样做有危险；但是，在这里请允许我莽撞地表达我的一个观点。我认为新宪法突然之间强力废止衡平法院主事官的事务所是不成熟之举；我本来指望这辈子都能享受该所的利润，想不到短短几年间就结束了。当然，我只不过是顺便提一下。
我的办公室位于华尔街×号，楼上。从办公室一端能看见一个大天井的白色内墙，而这堵墙从上至下贯穿整幢大楼。
这种景色也许会略嫌乏味，缺乏风景画家所谓的“生机”，而办公室另一端的景致则至少也与此形成一种对比。在那个方向，窗外可见一堵高立的砖墙，毫无遮拦。那堵墙因为岁月的腐蚀而且终日不见阳光而变得黑乎乎的，无须望远镜即可窥视其潜在之美，好像是方便近视眼们观看，墙修得离我的玻璃窗只有十英尺之远。因为周围大楼耸立，而我的办公室在第二层，这堵墙与我办公室之间的间隔貌似一个巨大的方形蓄水池。
在巴特尔比到来之前的那段时间，我雇用了两位书记员，还有一个看起来很有前途的小伙子做勤杂工。第一个叫作“火鸡”，第二个名为“镊子”，第三个称作“姜汁饼”。这些看起来像名字，但在人名地址录里通常难以找到这种名字。实际上，它们是绰号，是我的三位员工相互给对方起的，据称是表现了他们各自的外貌或性格。“火鸡”是一个矮胖的英国人，和我年纪相仿——也就是说，大概六十岁左右。早上，他的面容红润健康，但是过了正午十二点——他吃午餐的时间——他的脸便像圣诞时节装满煤球的壁炉一样燃烧起来，并且一直烧下去——但是热度好像逐渐退去——一直到下午六点左右；这以后我就看不到这张脸的主人了。这张脸和太阳一样在正午时分最红，和太阳一起落沉，然后第二天又上升、达到顶峰、下落，如同太阳那般有规律、荣耀不减。我一生中碰到过许多离奇的巧合，其中最奇怪的便是当红光满面的“火鸡”脸色最红最亮的时候，正好是一天中我认为他的工作能力开始严重受干扰的时间。我不是说他太懒或者说不乐意干活；事实上正好相反。问题是他会变得过于积极，他的动作显得怪诞浮躁、慌里慌张、鲁莽轻率。拿钢笔在墨水台蘸墨水时，他会粗心大意，他在我的文件上留的墨渍都是在正午十二点以后搞的。其实，在下午，他不仅仅只是变得粗心，在纸上不停地留墨渍，更糟糕的是，有些日子里，他会变得更差劲，吵吵嚷嚷不安宁。在这种时候，他的容光也会更加绚烂，仿佛是烛煤堆在无烟煤上。他摇着椅子，发出吱呀吱呀的难听声音；洒落吸墨水的沙盒；在修钢笔的时候，不耐烦地将其全部折碎，然后突然大发脾气，将它们都甩到地上；有时他站起来，靠在桌边，捶得纸张到处飞，那样子有失体统，看到一个年事如此之高的人居然这个样子真让人伤心。虽然这样，但他在很多方面对我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在正午十二点之前，整个上午他也是动作最迅捷稳当的，可以完成不少工作，其方式也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我愿意忽视他的古怪行为，尽管事实上我也会偶尔责备他。然而，我这样做的时候要和颜悦色，因为虽然他上午是最有修养的，不，应该说是最温和、最毕恭毕敬的人，但是一到下午，如果稍微有点惹他不高兴，他就会出言不逊——事实上是张狂无礼。因为我看重他早上做的工作，也下定决心不要失去它们——但同时也被他在十二点钟后头脑发热的样子搞得很难受——而且，作为喜欢安静的人，我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规劝反而招致他的无礼反驳，于是，我在一个周六的中午（每逢周六，他的状态更糟）很客气地向他暗示，因为他岁数大了，也许工作时间减少会好些；简而言之，他十二点后不需要到我的事务所，吃了午饭后，最好是回到自己的住所，一直休息到吃茶点的时候再来。但是他拒绝了，坚持下午还要忠于职守。他的脸色好像灼烧起来，让人难以忍受，他一边言辞激昂地向我保证——一边在办公室另一端用一根长尺打着手势——说如果他在早上的工作有用，那下午怎么会少得了他呢？
“先生，我服从您的指导，”“火鸡”说，“但是我认为我是您的得力助手。上午，我只不过是在引领部署我的纵队；但是到了下午，我一马当先猛攻敌手，因此”——然后他用尺子猛刺一下。
“但是您瞧瞧这些墨渍，火鸡。”我暗示道。
“没错，但是，先生您看看我的头发！我老了。先生，暖洋洋的午后时分在纸上滴一两滴墨渍，这对于一位满头银发的人来说，当然不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我一大把年纪——就算弄脏纸张——也应该得到尊重。先生，我们两个都上了年纪。”
他引起我的感情共鸣，这让人难以抵制。看来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离开，于是我便决定让他留下，同时也决心下午只让他处理我那些不太重要的文件。
“镊子”是我的第二位员工，他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人，留着络腮胡，气色也不好，总体上看起来酷似强盗。我一直以为他是两种邪恶力量——野心和消化不良的受害者。他的野心表现在他没有耐心只做抄写员的工作，而是未经许可便擅自包揽一些非常专业的事务，比如拟定法律文书。他的消化不良看来表现在他会不时紧张暴躁，咬牙切齿很生气的样子，抄写时如果犯错误，他的牙齿会磨得咯咯响；业务最忙的时候，他会没有理由地咒骂，嘘声骂，而非出声骂；特别是他不断地埋怨其工作台的高度。尽管“镊子”在机械方面很有天赋，他却总也不能将这张桌子调整到合适他自己的高度。他在桌子下面垫上碎片、各种各样的块状物、纸板，最后甚至尝试用折叠的吸墨纸以求能够精确地进行调整。但是他发明的每种方法都没有用。如果为放松背部而将桌盖板顶起来成锐角状，差点碰到自己的下巴，然后在上面写字，好像将一幢荷兰房子的陡屋顶当成桌子用，这样他又说，他胳膊里的血流没法循环了。如果他将桌子降到齐腰高，然后屈背在上面写字，他的背部又要疼痛了。总之，事情的真相是“镊子”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说，如果他真的要做什么的话，他是想扔掉抄写员的桌子。
其病态野心的一种表现便是他喜欢接待一些衣衫褴褛、貌似暧昧的人，还将其称为自己的客户。事实上，我还知道他不仅有时会关照社区政客，有时还会在法院里做些事，甚至还造访过纽约市监狱。但是，我有可靠的理由相信一位在我的事务所里找他的人是一个来讨债的，他本人却得意扬扬地说是他的客户，而那所谓的地契其实是账单。尽管“镊子”有这么多缺点，让我心烦，但他和其伙伴“火鸡”一样，于我是个有用的人：他写字快，而且工整，而且当他高兴时，举止还不失有绅士风度。除此之外，他穿着打扮总是像个绅士；因此偶尔还给我的事务所增点光。但“火鸡”却不一样，我要费尽心思让他不要给我丢脸。他的衣服看起来经常油油的，发出小吃店的味道。夏天他穿着肥大松垮的裤子。他的外套糟透了，帽子就更别提了。但是我并不在意帽子，因为他作为一个依附他人的英国人，天生有礼貌并且顺从尊重，所以一进门他都会脱下帽子。然而其外套则要另当别论了，我曾经专门就外套和他理论过，但是无果而终。我想事情的真相是，他收入太少，滋润了一张满面红光的脸，就买不起一件光彩照人的外套了。“镊子”曾经提到，“火鸡”的钱主要是用来消赤字了。一个冬天的日子里，我送给“火鸡”我自己一件看起来相当体面的外套，一件衬软垫的灰色大衣，非常保暖舒适，从膝盖到脖颈有一排扣子。我还以为“火鸡”会对我的厚爱感恩戴德，因此下午会收敛些，少些鲁莽吵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今我确信将他包在一件这样毛茸茸毯子般的外套里对他有害无益——就如同给马喂太多燕麦不利于马一样。事实上，就如同一匹桀骜不驯的马得到太多燕麦会更骄傲，“火鸡”得到这件外套后也翘起了尾巴，傲睨得意。他是个经不起富贵考验的人。
关于“火鸡”的种种自我放纵习惯，我个人把握不定，但是对于“镊子”，我确信他至少是一个有节制的年轻人，尽管他在别的方面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大自然好像是他的酿酒师，他一出生，就给他灌了一种白兰地似的急躁性格，因此以后所有的养料都没用了。有时候，我的事务所里寂静无声，而“镊子”会不耐烦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猫腰趴在桌子上，张大双臂，抓住整张桌子挪动、摇晃，一个劲儿在地板上摩擦，好像这桌子是一个乖张、有意志的事物，故意刁难他，让他恼怒。想到这种情形，我会恍然大悟，对于“镊子”来说，往白兰地里加水完全是多余的。
使我感到幸运的是，由于一个奇怪的原因，即消化不良，“镊子”的烦躁易怒及其引起的神经质主要见于上午，而到了下午，他就比较温和。所以，因为“火鸡”只在大约十二点的时候发病，我从来不需要同时处理两个人的怪毛病。他俩毛病发作的时间相互错开，好像卫兵换岗一样。当“镊子”发病时，“火鸡”没发病；反之亦然。这种情况像是自然安排好的。
“姜汁饼”是我第三位员工，他是一个十二岁左右的男孩。他爸爸是个车夫，巴望在自己死以前看到儿子能坐上法官的交椅，而不是坐在运货马车上。因此，他爸爸将他送到我的事务所里来当法律学生，同时跑跑腿、打扫卫生，一周挣一美元。他有一张专用的桌子，但是他不经常使用。拉开抽屉检查，可以看到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坚果壳。对于这个机智灵敏的男孩来说，法律这门高贵学问的全部知识都装在坚果壳里，非常简单。“姜汁饼”的差事之一——也是他最乐意做的——便是为“火鸡”和“镊子”购买蛋糕和苹果。众所周知，抄写法律文书是种枯燥无味的差事，所以我的两名抄写员都想能经常吃点美国苹果来提提神，这种苹果在海关楼和邮局附近鳞次栉比的小摊上都可以买到。他们还经常让“姜汁饼”去买一种奇怪的饼——一种又小又圆的薄饼，非常辣——“姜汁饼”的绰号也是由此而来的。一个寒冷的早上，当工作乏味时，这种饼“火鸡”会吞下几十个，似乎它们只不过是威化饼干——的确，一便士可买六个或八个——只听见他钢笔写字的刮擦声混杂着他嘴巴嘎吱嘎吱咬碎片的声音。在“火鸡”下午因为脾气暴躁、心慌意乱而犯的愚蠢错误中，有一次是他把一块姜汁饼在唇间滋润了一下，当作印章敲在一份抵押契据上。当时，我差点要把他解雇了。但是他像东方人那样鞠了个躬，使我消了气，并且说：
“先生，我主动来给您当书记员，是慷慨之举。”
接管衡平法院法官的事务所后，我原先的生意——承办有关财产转让、权利纠纷事务，起草各种高深的文件——增多了不少。抄写员的工作负荷从而也变重了。我不仅必须催着现有的两位快点干活，而且还需要找新帮手。
一天早上，一位年轻人应我的招聘广告而来，他纹丝不动地站在事务所门槛上，因为适逢夏天，门是敞开的。我现在记忆犹新，仿佛他就在眼前：穿着整齐但脸色苍白，样子体面又可怜兮兮，显得无比孤苦伶仃！他就是巴特尔比。
问了几句有关他资历的话，我就雇用他了，很高兴能找到一个外表如此沉着的人当我的抄写员，心想这可能会帮助修正“火鸡”的疯癫以及“镊子”的暴躁脾气。
我早些时候本应说明一下，我的办公场所由落地玻璃折门分成两半，一半让抄写员们用，一半归我自己。这些折门打开还是关上都看我自己的心情。我决定把巴特尔比安排在折门边上的一个角落里，但是靠近我这一边，这样，一旦要处理些琐事便可以很容易叫到这个安静的人。我将他的桌子放在那个角落，紧挨着一扇侧窗。先前透过这扇窗还能从侧面看到些肮脏的庭院和砖墙，但是因为后来又盖了些建筑物，现在什么景色也看不到了，尽管还透过来一些光线。离窗格三步之遥就是一堵墙，光线是从上面高高地照下来，落到两幢高耸大楼之间的空隙上，就像从一个圆屋顶非常小的开口投下来一样。另外一项更加称心如意的安排便是，我买了一扇很高的绿色屏风，这样可以将巴特尔比完全挡在我的视线之外，尽管他还是能听到我的声音。通过这样的安排，个人隐私、相互交往两不误。
起先，巴特尔比一个劲儿地抄写，仿佛一个忍饥挨饿多时的人得到食物，他好像要把我的文件吞下去一样，也不停下来消化一下。他夜以继日、焚膏继晷，不住地抄写。要是他高高兴兴地勤奋工作，看到他这么努力，我当然会很开心。但是他一直沉默寡言，脸色苍白，像台机器一般写个不停。
一个书记员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当然就是要逐字校对自己抄写的文件。如果一个办公室里有两个或更多书记员，他们相互帮助检查，一个照着抄写版念，一个拿着原本看。这是一种非常枯燥乏味的差事，令人昏昏欲睡。我完全可以想象，对于一些多血质的人来说，这简直不可忍受。比如说，我不会相信拜伦，这位精力充沛的诗人，会心甘情愿和巴特尔比坐在一起检查一份大约五百页的法律文书，而且还写得密密麻麻、七扭八拐。
活赶得急时，我偶尔也帮忙校对一些简短的文件，叫上“火鸡”或“镊子”来和我一起干。我将巴特尔比安排在屏风后面离我这么近的地方，其中一个目的是遇到这种琐事时就可以叫他帮忙。我想是在巴特尔比来后的第三天，我手头有件小事需要急着先完成，而巴特尔比自己抄写的东西还不需要急着校对，我便突然唤他来。因为有点着急，而且我也自然指望他立刻会答应，所以我坐在桌边低头看原文，伸出右手，有点哆嗦地举着抄本，这样巴特尔比从自己的角落里起来后就能够立刻拿到，然后马上开始干活。
就这样，我坐在那里唤巴特尔比来，快速陈述了我想要他做的事，即和我一起检查一个小文件。但是巴特尔比却坐在自己的角落里一动不动，用一种特别温和而又坚定的声音回答：“我宁愿不做。”大家可以想象我有多惊讶，不，应该是多么惊愕。
我静坐在那里，好一会儿才定过神来。我立刻想到肯定是我的耳朵听错了，或者是巴特尔比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我便用最清晰的语言重复了自己的要求；但是先前的回答也用同样清晰的语言传了过来：“我宁愿不做。”
“不想做，”我学着他说，同时非常激动地站了起来，大跨步穿过房间。“你什么意思？你疯了吗？我要你帮我校对这张纸——拿着。”然后我把纸塞给他。
“我宁愿不做。”他说。
我紧紧盯着他看。他的脸清瘦又冷静，灰色的眼睛黯淡无光但泰然自若。他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不安。如果他的神情有一点点不安、愤怒、性急或者无礼，也就是说，如果他有一点点常人的表情，我早就暴戾地将他从办公室里赶出去了。但是如果我这样做的话，还不如将我那尊西塞罗的灰白色半身石膏像扔到门外。我站在那里凝视他半晌，而他则继续抄写自己的文件，于是我便退回到自己的桌子边坐下。我断定先不管这件事，留待将来闲暇时再说。所以，我将“镊子”从另一个房间里叫出来，这个文件很快就校对完毕。
这件事过去几天后，巴特尔比完成了四份篇幅很长的文件，这是一周来有人在衡平法院当着我的面做的证词的一式四份手抄稿，很有必要进行校对，因为这是一个重大案子，必须保证高准确率。我把一切都安排好，然后把“火鸡”、“镊子”和“姜汁饼”从隔壁房间叫出来，想要将这四份手抄稿分别发给我的四个员工，而我要照着原本念。听到我的呼唤，“火鸡”、“镊子”和“姜汁饼”坐成了一排，一人手持一份文件，这时我叫巴特尔比加入这个有趣的小组。
“巴特尔比！快点，我等着呢。”
我听见他的椅子脚在没铺地毯的地板上慢慢刮擦的声音，很快他就出现了，站在自己那个小角落的门口。
“什么事？”他柔声问道。
“手抄稿，手抄稿，”我急忙说，“我们要校对它们。给你。”——我将第四份文件递给他。
“我宁愿不做。”他说着，便轻轻地退回到屏风后面。
好一会儿，我似乎变成了一根盐铸的柱子，矗立在我那一排坐着的员工前面。回神之后，我走向屏风，要求巴特尔比解释为什么他的行为与众不同。
“你为什么不愿意做？”
“我宁愿不做。”
如果是其他人，我早就勃然大怒、暴跳如雷，不屑再接着说任何话，而是干脆把他灰溜溜地推到门外，再也不想见到他了。但是巴特尔比身上有一种奇怪的东西，不仅会消解我的怒气，而且会奇妙地感动我，使我困惑。我开始和他讲道理。
“我们要校对你自己抄写的稿子。这是为你省事，因为一次就可以校对好你的四份文件。每个抄写员都要协助校对他自己抄写的文件，这是惯例。难道不是吗？你怎么不说话呢？回答我的问题！”
“我宁愿不做。”他用一种笛声般的声调回答。在我看来，我对他讲话时，他好像在仔细斟酌我说的每一句话，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也不能反对这个必然的结论，但同时他头脑里某种高高在上的考虑占了上风，使得他做出这样的回答。
“那么，你咬定要不遵循我的要求，这个根据惯例和常识做出的要求？”
他简单说了几句，让我明白在这点上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是的，他决心已定，不可更改。
这种情况并非少见：一个人无辜地遭受前所未有的恶劣凌辱，之后他开始对自己原本明白无误的信仰产生动摇。他可以说是开始糊里糊涂地揣摩，尽管让人匪夷所思，正义和理由都在另一边。因此，如果有不涉利益的旁观者在场，他就求助于他们来加强自己那动摇不定的思想。
“火鸡，”我问道，“你怎么看这件事？我不对吗？”
“先生，”“火鸡”尽量温和地说，“我认为您是对的。”
“镊子，”我问道，“你呢，怎么看？”
“我想我应该将他踢出办公室。”
（心细的读者这里会察觉现在是上午，“火鸡”的回答礼貌而且平和，而“镊子”言辞粗暴。或者重复一下先前提到的话，“镊子”的恶劣情绪上来了，而“火鸡”的还没有。）
“姜汁饼，”我问道，想要将这位最小的表决者也拉拢过来，“你怎么想？”
“我认为，他是一个小疯子。”“姜汁饼”咧嘴笑道。
“你听听他们说的，”我说，转向屏风，“出来，做你应该做的事。”
但是，他不愿屈尊答话。我极度困惑，寻思良久。但是这次活又耽搁不得，于是我便又决定将这个难题留待以后空闲时再斟酌。虽然有些小麻烦，我们设法不用巴特尔比，就四个人校对这些文件。只不过每校对一两页，“火鸡”就毕恭毕敬地发表他的意见，说这种程序不合常规；而“镊子”则在椅子上消化不良般地抽动着，烦躁不安，不时咬牙切齿，嘘声咒骂屏风后面那个顽固不化的傻子。对于“镊子”来说，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无偿为他人做事。
与此同时，巴特尔比坐在自己的角落里，充耳不闻，只顾自己的事。
几天后，这位书记员又要抄写另外一份冗长的文件。最近他的举止与众不同，让我不由得严密观察他的行为。我发现他从不去就餐；事实上，他任何地方都不去。据我所知，他从来不离开我的办公室，一直守卫自己那个角落。但是，早上大约十一点钟左右，我发现“姜汁饼”会前往巴特尔比那个屏风入口，好像里面有人悄悄做手势，把他叫过去，而我坐在这边看不到。这个男孩然后离开办公室，手里几个便士叮当作响，回来时捧着一把姜汁饼，他把这些饼送到巴特尔比的角落里，自己也得到两块饼，作为酬劳。
那他就是以姜汁饼为主食的，我琢磨；严格地说，从来不吃午餐；那么他肯定是吃素的；但是，他甚至连蔬菜也不吃，他只吃姜汁饼。姜汁饼如此命名是因为这些饼都含有姜，作为一种特殊的成分，也是最后入味的。那么，什么是姜呢？一种辛辣的调料。巴特尔比是不是又辣又有味呢？根本不是这样。这样看来姜对巴特尔比没有影响。或者说，他希望姜不会影响他。
对于一个做事认真的人来说，最恼人的便是消极抵抗。如果被抵抗的人并非不近人情，而抵抗者消极怠工完全没有恶意，这样如果前者心情好的话，他会尽力发挥想象力，来解释那些根据判断解决不了的事情。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我还是尊重巴特尔比和他的行事方式的。可怜的家伙！我心想，他不是胡闹；很显然，他也不是故意傲慢无礼；他的表情足以表明他这些古怪行径并非蓄意而为。他对我有用。我可以和他和睦相处。如果我把他赶走，他很可能会落到某个不这么宽宏大量的雇主手中，然后会遭到粗鲁对待，也许会被悲惨地赶走，挨饥受饿。是的。不费心思，便可获得一种欣然的自我肯定，何乐而不为呢？把巴特尔比当作朋友，迁就他古怪的任性行为，这不需要我付出什么，但是我可以在自己灵魂中积攒些福泽，最后对我的良心来说未尝不是一顿美餐。但是我并不是总能保持这份好心情。巴特尔比的消极有时候会激怒我。我感到好像有种奇怪的力量唆使我采取新方式和他对峙——用我的怒火在他那里点燃一些愤怒的火花。但是，事实上，我这样做，就好像试图用指关节在温莎香皂上蹭出火花一样。然而，一个下午，我心中这种邪恶的冲动控制了我，发生了下面这个小风波：
“巴特尔比，”我说，“这些文件都抄好后，咱俩一起校对。”
“我宁愿不做。”
“什么？你不会又耍你那骡子般的犟脾气吧？”
没有回答。
我猛地打开靠近的折门，大声冲着“火鸡”和“镊子”喊道：
“巴特尔比又一次说他不愿意校对自己抄的文件。你是怎么想的，火鸡？”
要知道，这是下午。“火鸡”坐着，满脸通红，烧得像个铜锅炉；他的秃头冒着气儿，双手在他那些滴满墨渍的文件中晃动。
“怎么想？”“火鸡”怒吼道，“我想要走到他的屏风后面，打得他鼻青脸肿！”
“火鸡”边说边站起身来，挥出胳膊，摆成打拳的姿势。他急匆匆地走过去要兑现自己的诺言，这时我将他制止。不小心激起“火鸡”午后的好斗脾气，我大吃一惊。
“坐下，‘火鸡’，”我说，“听听‘镊子’有什么话要说。你怎么想的，‘镊子’？如果我立刻辞掉巴特尔比，是否合理？”
“对不起，先生，这由您自己决定。我认为他的行为不同寻常，说真的，对于‘火鸡’和我本人来说，还不公平。但是可能他也只是一时糊涂。”
“啊，”我大声说，“那你的想法改变了，奇怪——你现在说得倒挺客气的嘛。”
“全靠啤酒，”“火鸡”喊道，“他这么客气是因为喝了啤酒——‘镊子’和我今天一起吃饭。先生，你看我也很和气。要不要我去打青他的眼睛？”
“你指的是巴特尔比吧。不，今天不行，‘火鸡’，”我回答道，“请收回你的拳头。”
我关上门，又一次走向巴特尔比。我感到心里有某些新的动机，驱使我又去碰鼻子灰。我渴望让巴特尔比抗拒我。我记起来，巴特尔比寸步不离办公室。
“巴特尔比，”我说道，“‘姜汁饼’没在，你去一趟邮局，好吗？（去邮局只需三分钟），去看看有没有我的东西在那儿。”
“我宁愿不去。”
“你不愿意去？”
“我不愿意。”
我踉跄着走到自己的桌边，坐了下来，陷入了沉思。我那失去理智、顽固不化的脾性又回来了。我还能想起什么事来叫这个形销骨立、身无分文的家伙——我的雇员让我脸上无光、遭受拒绝呢？还有什么事，什么完全合理的事，他肯定会拒绝做呢？
“巴特尔比！”
没有回答。
“巴特尔比！”我的嗓门儿大了一些。
没有回答。
“巴特尔比！”我吼道。
就像一个幽灵，恰好符合魔法召唤的规律，在第三次呼唤的时候，他出现在自己那个角落的入口。
“去隔壁让‘镊子’过来。”
“我宁愿不去。”他毕恭毕敬、不慌不忙地说着，然后就轻手轻脚地消失了。
“非常好，巴特尔比！”我说道，语气沉着平静又严厉持重，暗示着自己已下定决心，最近必定会施加某种可怕的惩罚。这时候，我有一半是真要这样做。但是总体上，因为就要到我进餐时间了，我认为最好还是戴上帽子，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家，心里又是困惑又是苦恼。
我是不是应该接受这种事实？这件事的结论是，一位脸色苍白的年轻书记员，名叫巴特尔比，在我的事务所工作，为我抄写文书，费用是普通的一页纸（四百字）四美分，但是他永远摆脱了校对自己抄写的文件，而这项任务被转移到“火鸡”和“镊子”手中，这无疑也是对其敏悟较高的一种恭维；此外，巴特尔比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都不能派他去跑腿，哪怕是最轻松的事，即便我恳求他做这种事，通常我们都明白他“宁愿不做”，也就是说，他会断然拒绝。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巴特尔比。他稳妥可靠，不沾恶习，在工作上孜孜不倦（除非有时候他会站在屏风后陷入沉思），而且非常安静，在所有情况下举止都保持不变，这些特点让他成了一位有价值的员工。最重要的是——他总是在办公室里——早上第一个来，白天一直待在那里，晚上最后一个离开。我对他的诚实特别信任。我觉得最贵重的文件在他手中都绝对安全。当然，有时候，我实在无法避免突然对他发脾气。因为他的那些怪癖、特权以及闻所未闻的免除某些义务，成了他继续在我的事务所工作他单方面的不成文约定，这很难让人一直忍受。有时候要赶一些急务，我会不经意间叫唤巴特尔比，语气短促，叫他将手指按在红带子要打结的地方，好让我包扎一些公文。当然，从屏风后肯定会传来那句老话，“我宁愿不做”；作为一个普通人，有着一般人性弱点的人，遇到如此反常、过分的事，怎么能够克制自己不难过地喊叫起来呢？但是，我一再受到这种拒绝，每次结果却都不过是减少我重复这种错误的概率。
这里有一点必须要说明一下。我的事务所有好几把钥匙，大部分事务所设在人多拥挤的法律事务大楼的法律界人士都是这样做的。我的一把钥匙由一个住在阁楼里的妇人保管，她每周给办公室擦洗一次，每天打扫一遍。另一把为方便起见放在“火鸡”手中。第三把我有时候放在自己口袋里。第四把我不知在谁那里。
一个周日上午，我碰巧去三一教堂听一位有名的牧师讲道，因为发现时间还早，就想去我的事务所那里待一会儿。很幸运，我带着钥匙；但是把钥匙插进锁里时，我发现我的钥匙被从里面塞进的东西挡住了。我非常惊讶，喊叫起来。而让我更为吃惊的是，一把钥匙在里面转动；只见一张瘦削的脸探出来，门微微半开，巴特尔比幽灵般地出现了。他穿着衬衣，外面套着一件极其破旧的睡衣，平静地说他很抱歉，但是他这时候非常忙，不愿意现在就让我进去。接着，他又简单地补充说，也许我最好是先绕着大楼转两三圈，回来时他的事情可能已经结束了。
然而，发现巴特尔比礼拜天上午居然住在我的事务所里，这太出人意外了，但是，他形容枯槁、表现出酷似绅士般的冷淡，又不乏坚定与自持，对我产生如此奇特的影响，以至于我不由得从自己办公室的门边悄然退却，照着他的话走开了。但这个让人琢磨不透的书记员这般不露声色地顶撞我，而我竟然无法反抗，不免让人感到阵阵痛心。实际上，主要就是他这种奇妙的不露声色，不仅让我失去戒心，而且还让我失去了男子汉气概，事实就是如此。因为我认为一个人这时候平静地允许他的雇员对自己发号施令，允许他命令自己从自己的办公室走开，这个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没有勇气。另外，我心中也充满不安，不知礼拜天上午巴特尔比衣冠不整地在我的办公室里会做什么事。是否在干不当的事呢？不，这不可能。如果认为巴特尔比是个不道德的人，这种想法提都不用提。那他到底在那里做什么呢？——抄写？那也不可能。不管巴特尔比有多怪，他显然是个品行端正的人。他绝对不可能几乎赤身裸体坐在办公桌前。此外，这是礼拜天，巴特尔比身上有某种东西，不容许人猜疑他会干任何俗事，以至于败坏礼拜天的清规。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放心，焦躁不安，而且又很纳闷儿，所以最后我又回到办公室门口。我把钥匙插进了锁孔，不受阻碍地将门打开，走了进去。巴特尔比不见了。我焦急地四处寻索，往他的屏风后面窥视，但很显然，他已经走了。更加仔细地检查了这个地方之后，我推测出，不知有多长时间，巴特尔比肯定一直在我的办公室吃饭、穿衣、睡觉，而且也没用盘子、镜子和床。在角落里一张松松垮垮的旧沙发的垫子上，可以略微看出有个瘦削的人斜躺留下的痕迹。我还看到一条毯子卷塞在他的办公桌下面；在一个空壁炉架子下，有一个鞋油盒和刷子；一把椅子上放着一个锡脸盆，装着肥皂和一条破毛巾；一张报纸上留下一些姜汁饼屑和一小块奶酪。没错，我想，这再清楚不过了，巴特尔比一直以此地为家，孤零零地过着单身汉的生活。
随即，我的脑海掠过一个念头，在此可以看出巴特尔比的生活是多么孤苦伶仃啊！他是很穷，但是他的孤独则更可怕！你想一想，礼拜天的时候，华尔街如同佩特拉古城一般荒无人迹；而且每天晚上，这里简直就是一个空城。这幢大楼，工作日里固然人来人往、热热闹闹，充满生机活力，可是到了晚上完全空无一人，整个礼拜天更是寂寥无人。巴特尔比居然在此安家，独自目睹这里从熙熙攘攘变成冷冷清清的景象——如同一个从未犯罪的转世马里乌斯坐在迦太基城废墟上冥思苦想。
我生平第一次感到，一种让人无法抵抗的痛心忧郁拽住了我。以前，我所体验的伤感只不过是一种并非让人讨厌的情绪。而现在，人类彼此之间的情谊使我不可抗拒地陷入忧郁，一种情同手足般的忧愁！因为我和巴特尔比都是亚当的子孙。我记得那天看到的人们，身着丝绸做的节日盛装、容光焕发，天鹅般地沿着酷似密西西比河的百老汇大街优雅地游走；我将他们和这位面色苍白的抄写员进行对比，心里想：啊，幸福总是招摇在光鲜亮丽之处，所以我们便以为世界一派喜气洋洋，但是痛苦远远躲开，于是我们还以为世界没有痛楚。这些让人神伤的念头——无疑是一个傻瓜脑袋的妄想——引起了其他更加奇特的想法，关于巴特尔比的怪癖的思想。一些关于将会有奇怪的发现的预感盘旋着我。我仿若看到这个书记员羸弱的身躯包在冰冷的裹尸布中，摆在冷漠无情的陌生人中间。
突然间，我注意到巴特尔比的桌子，抽屉锁着，但是钥匙留在锁孔上。
我并非心怀恶意，不是要满足自己无情的好奇心；何况，这张桌子是我自己的，桌子里的东西也是我的，所以我鼓足勇气往里面看。每一样东西都整理得有条不紊，文件也摆得整整齐齐。文件架很深，我将文件夹移开，然后往里面摸。不一会儿，我就摸到有东西在那里，把它拉了出来。这是一条旧的印花大手帕，很重，还打着结。我将它打开，看到原来这是一个“储蓄银行”。
之前在这个人身上注意到的种种不露声色的诡异行为，我现在都一一回想起来了。我记得他除了答话外从不发言；尽管在工作间隙他有充足的时间，但是我从未看到他阅读过——甚至连张报纸也不看；他会站在屏风后面那扇阴晦的窗户边，长时间地盯着那堵死砖墙；我非常肯定他从来不去任何餐馆或饭铺；而他苍白的脸色清楚地表明他从来不像“火鸡”那样喝啤酒，甚至也不像其他人那样喝茶和咖啡；就我所知，他从来不去任何场所；甚至连出去散下步也不去，除非是现在这种情况；他不肯说出自己是何许人、来自何处、在世上是否有亲戚；尽管他这般瘦弱，他从来不抱怨自己身体不好。更重要的是，我记起了他身上不经意地流露出一种苍白无力的——我怎么形容好呢？——苍白无力的傲气，或者不如说是一种苦行僧般的矜持，就是这种傲气或矜持，再加上他的怪癖，对我产生了震慑，让我温顺地依从他的怪癖，不敢叫他为我做一点哪怕是最细微的事，尽管我也清楚，因为他长久持续没有动静，他肯定是站在屏风后，盯着那堵死墙冥思苦想。
我反复思考这些情况，再加上我刚发现的事情，即巴特尔比将我的办公室当成了他常住之所，又想起了他病态的阴郁；把这些事情思来想去，我不知不觉中产生一种戒心。我的第一感觉纯粹是忧郁、真心的同情；但是随着我想象中巴特尔比孤苦伶仃的形象越来越深刻，这种忧郁融入恐惧，而同情也化为厌恶了。这种悲惨生活是如此真切、如此可怕，每每想到或者目睹这种惨相，都会引起我们最深切的恻隐之心；但是超出一定程度，在某些特定例子中，却不再唤起我们的同情心了。如果有人断言这毫无例外都是因为人心本来就是自私的，他就错了。这还不如说是因为这种病情如此重笃、根深蒂固，以至于没有了救治的希望。对于一个敏感的人来说，怜悯经常也带来痛苦。当最后发现这种怜悯不能带来有效的救助，常识就会让我们的灵魂摆脱这种同情。那天上午我看到的情形让我相信这个书记员是患上了不可救药的精神疾病。我可以为他的身体提供救济；但是他的身体没有病痛；折磨他的是他的灵魂，而我对此无能为力。
那天上午我去不成三一教堂了。不知为何，我刚看到的景象使我一时不能去教堂了。我走回家去，心里想着我要怎样处置巴特尔比。最后，我决定要这样做：第二天早上，我要平心静气地问他一些问题，关于他过去经历的问题等，如果他拒绝开诚布公地回答这些问题（我想他会宁可不说），那么就给他二十美元，还清我欠他的一切，然后告诉他不需要他的服务了；但是如果我能够以任何其他方式帮助他，我很乐意，尤其是如果他要回老家，不管他老家在哪里，我都会愿意帮助支付路费。另外，如果回家后，他任何时候需要帮助，只要给我写信肯定会有回音。
第二天上午到了。
“巴特尔比。”我柔和地在屏风后呼唤他。
没有回答。
“巴特尔比，”我的语气更加柔和，“到我这里来；我不会叫你做任何你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只是想和你谈谈。”
听到这话，他悄无声息地溜了进来。
“巴特尔比，能否告诉我你的出生地是哪里？”
“我宁愿不说。”
“能否告诉我关于你自己的任何事情？”
“我宁愿不说。”
“但是你为什么不愿意告诉我呢，有什么合理的原因吗？我把你当朋友看待。”
我跟他说话时，他没有看着我，但是紧紧盯着我那尊西塞罗半身雕像，这尊雕像在我坐着的时候，正好在我身后，高出我的头部大概六英寸。
“你怎么回答呢，巴特尔比？”我等他的答复等了相当长时间，然后再问他。这段时间里，他的表情一直保持不变，只有那苍白的变薄的嘴唇微微颤动了一下。
“现在，我宁愿不回答。”他说完后，就退到自己的角落里。
我承认，我内心感到很柔弱，但是这次他的态度惹怒了我。他不仅隐约流露出某种冷静的不屑，而且想想我对他分明是非常照顾和包涵，他这样故意和我作对似乎是不领我的情。
我坐在那里，再度忖量应该做什么。尽管他的行为让我感到有失面子，尽管我在进入办公室时就已经决定要解雇他，但是很奇怪，我感到一种迷信的东西在敲打着我的心扉，禁止我执行这个决定，而且，要是我胆敢对这个人类中最孤苦伶仃的家伙吐出一个伤人的词，就会谴责我是一个恶棍。最后，我亲切地将自己的椅子搬到他的屏风后面，坐下来，对他说：“巴特尔比，那就不用告诉我你的经历了，但是，作为朋友，我请求你尽量遵循这个办公室的规矩。现在告诉我，你明天或者后天就要帮助校对文件；总之，现在你就答应我在一两天内你就开始变得通情达理些，答应我，巴特尔比。”
“目前，我宁愿不变得有些通情达理。”这是他苍白无力的回答。
就在这时候，折叠门打开了，“镊子”过来了。他看起来昨晚因为异乎寻常的消化不良症睡得很不好。他听到了巴特尔比最后说的几个词。
“宁愿不，啊？”“镊子”咬牙切齿地说：“先生，如果我是您，我宁愿要他，”他对着我说，“我宁愿要他；我会给他提供优先机会，这头倔强的骡子！先生，请问现在他宁愿不做什么？”
巴特尔比没有一点动静。
“‘镊子’先生，”我说，“我宁愿你现在就退下。”
不知为何，我最近养成了一个习惯，在不是很恰当的场合中不自觉地使用“宁愿”这个词。一想到我和这个书记员的接触在精神上已经严重影响我本人，不禁感到战栗。还会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错乱呢？我早些时候决定要采取果断措施，这种顾虑并非没有起作用。
“镊子”面色阴沉，闷闷不乐地走开了，这时，“火鸡”温文尔雅、毕恭毕敬地过来了。
“先生，”他说道，“昨天，我在这里想了想关于巴特尔比的事，我认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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