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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历史的镜子(精装典藏本)

書城自編碼: 2667475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史學理論
作者: 吴晗
國際書號(ISBN): 9787201096582
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09-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286/237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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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镜子(增补本)(习近平:中国革命史是最好的营养剂。毛主席最为赏识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讲历史的兴衰与个人得失) 》
編輯推薦:
★《历史的镜子》是毛泽东*为赏识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的传世之作,恢弘大气,经典之至。

★大家手笔,传世佳作,收藏范本,历久弥新。写中国历史的代表之作,不读《历史的镜子》,不是真正的读史。

★本版《历史的镜子》是精装典藏本,设计简洁大方,装帧精美,不但适合家庭收藏和阅读,更适合各类图书馆收藏。

★唐太宗: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推荐阅读:《中国历史的侧面》《中国历史的侧面2》《隐忍的老虎:司马懿》《大谋略家:张良》《大明**推手:刘伯温》
內容簡介:
《历史的镜子》为吴晗的代表作,其内容包括政治、军事、人物、文化等方面,撷取历史细节,论述兴衰得失,深刻表达了吴晗先生对历史的思考和对现实的关照。提出了改良社会风气、限制权力、根除腐败、民主政治等众多现实问题,不管是对国家的建设还是个人的成长都很有启发意义。本版《历史的镜子》为精装典藏本,设计简洁大方,装帧精美。
關於作者:
吴晗(1909~1969),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明史专家。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曾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务。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

吴晗先生一生著述甚丰,成绩卓著,发表过学术论文、札记、杂文等600余篇。出版有《吴晗史学论著选集》四卷等。
目錄
第一章 政治篇

历史上的君权的限制

治人与法治

历史上的政治的向心力和离心力

论社会风气

论贪污

贪污史的一章

说士

宋代两次均产运动

朱元璋的统治术

明初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

明代的奴隶和奴变

论晚明“流寇”

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

第二章 军事篇

谈甲午海战

阵图和宋辽战争

论夷陵之战

古代的战争

古代的斗将

斗将的武艺

明代的火器

第三章 人物篇

卧薪尝胆的故事

赵括和马谡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

谈曹操

论赤壁之战里的鲁肃

论赤壁之战里的周瑜、诸葛亮、张昭

诈降和质子

孙权劝吕蒙学习的故事

谈武则天

夫人城

《敕勒歌》歌唱者家族的命运

隋末农民领袖窦建德

杰出的学者玄奘

文天祥的骨气

明代民族英雄于谦

海瑞的故事

关于魏忠贤

爱国学者顾炎武

第四章 文化篇

古人读书不易

古人的业余学习

生活与思想

文字与形式

论图籍之厄

古代的服装及其他

宋元以来老百姓的称呼

度牒

南人与北人

附 录

史话

旧史新谈
內容試閱
贪污史的一章

吏治的贪污在我国整个历史上,是一个最严重最值得研究的问题。

两个月前作者曾略举历史的例证,撰《论贪污》一文,发表于《云南日报》。在这短文中曾指出:“贪污这一现象,假如我们肯细心翻读过去每一朝代的历史,不禁令人很痛心地发现‘无代无之’,竟是和史实同寿!我们这时代,不应该再讳疾忌医了,更不应该蒙在鼓里自欺欺人了,翻翻陈账,看看历代覆亡之原,再针对现状,求出对症的药石,也许可以对抗建大业有些小补。”结论是,治本的办法应该是把“人”从家族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个人生活的独立,每一个人都为工作而生存,人与人之间无倚赖心。从家族本位的社会组织改变为个人本位的社会组织,自然,上层的政治思想文化也都随而改变。“人”能够独立存在以后,工作的收入足够生活,厚禄严刑,交互为用,社会有公开的舆论指导监督,政府中有有力的监察机关举劾纠弹,“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贪污的肃清当然可操左券。所说多属通论,意有未尽,现在专就一个时代研究贪污的现象和背景,作为贪污史的一章。

我所挑选的一个代表时代是明朝,因为这时代离我们近,史料也较多,《明史循吏传序》说:“明太祖下逮宣仁,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英武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鲜贪残,故祸乱易弭也。嘉隆以后,资格既重……庙堂考课,一切以虚文从事,不复加意循良之选,吏治既已日偷,民生由之益蹙。”陈邦彦在他的《中兴政要》书中也说:“嘉隆以前,士大夫敦尚名节,游宦来归,客或询其囊橐,必嗤斥之。今天下自大吏于百僚,商较有无,公然形之齿颊,受铨天曹,得羶地则更相庆,得瘠地则更相吊。宦成之日,或垂囊而返,则群相讥笑,以为无能。士当齿学之初,问以读书何为,皆以为博科第,肥妻子而已。一行作吏,所以受知于上者非贿赂不为功,而相与文之以美名曰礼。”检《明史循吏传》所纪循吏一百二十五人,从开国到正德((1368—1521))一百五十三年中有一百二十人,从嘉靖到明亡((1521—1644))一百二十四年只有五人!清儒赵翼赞叹明代前期的吏治说:“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几有两汉之遗风。”

其实这只是一种比较的说法,事实上嘉隆以前的贪污现象并未绝迹。举著例如洪武时代的勾捕逃军案,兵部侍郎王志受赃二十二万,盗粮案户部侍郎郭桓侵没至千万,诸司官吏系狱至数万人。成祖朝纪纲之作恶,方宾之贪赃,宣宗朝刘观之黩货,英宗朝王振之赂贿兢集,逮杲门达之勒贿乱政,宪宗朝汪直尚铭,武宗朝刘瑾、江彬、焦芳、韩福、张綵之权震天下,公然纳贿,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是不闹得乌烟瘴气的。和嘉靖以来的严嵩、魏忠贤两个时代比较,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假如像《循吏传》所说,前后两时期真有划然不同之点,那就是陈邦彦所指出的,前一时期,社会尚指斥贪污为不道德,一般士大夫还知道守身自爱,后一时期则贪污成为社会风气,清廉自矢的且被斥为无能。这一风气的变化是值得今日士大夫思之重思之的。

明代吏治的贪污如上举诸例,都已为学人所谂知,不必赘及,现在要说明的是一般的情形。前期如宣德朝可说这朝代的全盛时期,吏治最修明的一阶段了。宣德三年((1428))敕谕说:“比者所司每缘公务,急于科差,贫富困于买办,丁中之民服役连年,公家所用十不二三,民间耗费,常数十倍。加以郡邑宦鲜得人,吏肆为奸,征收不时,科敛无度,假公营私,弊不胜纪,以致吾民衣食不足,转徙逃亡,凡百应输,年年逋欠,国家仓廪,月计不足。”十年后,英宗初政,三杨当国,有人上书政府叙述地方吏治情形说:“今之守令,冒牧民之美名,乏循良之善政,往往贪泉一酌而邪念顿兴,非深文以逞,即钩距之求,或假公营私,或诛求百计,经年置人于犴狱,滥刑恒及于无辜,甚至不任法律而颠倒是非,高下其手者有之,刻薄相尚而避己小嫌入人大辟者有之,小贪则酷,不怠则奸,或通吏胥以贾祸,或纵主案以肥家,殃民蠹政,莫敢谁何。”到七年后王振用事,公开的纳贿,公开的勒索,连政府仅存的一点纪纲都扫地而尽了。

到后期上下贪污相蒙,互相援引,辇毂赂遗,往来如织,民苦贪残者宦称卓异,不但不为察典所黜,而且连连升擢。地方官司捕者以捕为外府,收粮者以粮为外府,清军者以军为外府,长吏则有科罚,有羡余,刑驱势逼,虽绿林之豪,无以复加。搜括聚敛,号为常例,公开声说这钱为朝觐为考课之用,上言之而不讳,下闻之而不惊,驯至国家颁一法令,地方兴建事业,都成为官吏的利薮。以搜括所得经营升调,“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为交际,以嘱托为当然,以循情为盛德,以请教为谦厚”。萧然而来,捆载而去。即使被铨司察黜,最多也不过罢官,即使被抚按弹劾,最多也不过为民,反正良田大宅,歌儿舞女,不但自己受用,连子孙的基业也已打好,区区一官,倒也无足留恋了。

入仕必由科第,科场的关节,用钱买题目的技术也发现了。做官要作宰相,行贿入阁也成公开的秘密了。科名和辅相都可用金钱取得,其他的情形当然类推可知。

纳贿的技术也随时代而进步,前期孝宗时太监李广惧罪自杀,他家的账簿登载文武大臣纳贿数目的被查出,明载某人送黄米若干石,某人白米若干石.孝宗一看吓呆了说,李广能吃多少?后来才知道黄米代表金,白米代表银。后期改以雅称,号为书帕。外官和京官交际,公开有科((给事中))三道((御史))四的比例。开头还假托小书名色,列柬投递标书十册二十册,袖手授受,不让人见,有点忌讳。后来渐渐公开,由白银而黄金而珠玉,数目也逐渐增多。外官和京官出使回来的都以书帕为人情,免不得买一些新书,刻几种新书来陪奉金银珠宝。明代后期刻书之多之滥,就是这个道理。

滔滔者举世皆是也!如饮狂泉,如膺痼疾,上下男女老幼都孜孜砣砣惟利是图,惟钱是贵,不但国家民族的利益谈不到,即是家人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感情,也以钱来决定其是否持续。

这种风气是怎样造成的?我们最好用当时人的话来说明。

第一是社会教育。读书受苦是为得科名,辛苦得科名是为做官,做官的目的是发财。由读书到发财成为一连串的人生哲学。黄省曾在《吴风录》中说:“吴人好游托权要之家,家无担石者入仕二三年即成巨富。由是无不以士为贵。而求入学庠者肯捐百金图之,以大利在后也。”谢肇淛《五杂俎》更说得明白:“今之人教子读书,不过取科第耳,其于立身行己不问也。故子弟往往有登朊仕而贪虐恣睢者,彼其心以为幼之受苦,政为今日耳。志得意满,不快其欲不止也。”刘宗周也说:“士习之坏也,自科举之学兴而士习日坏。明经取金紫,读易规利禄,自古而然矣。父兄之教,子弟之学,非是不出焉。士童而习之,几与性成,未能操觚,先熟钻刺,一入学校,闯行公庭。等而上之,势分虽殊,行迳一辙。以嘱托为通津,以官府为奴隶,伤风败俗,寡廉鲜耻,即乡里且为厉焉,何论出门而往?尚望其居官尽节,临难忘身,一效之君父乎?此盖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贪污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习与性成,诚然,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第二是社会环境。一般读书人在得科名的一天,也就是开始负债的一天。吴应箕在他的《拟进策》里说:“士始一窭人子耳。一列贤书,即有报赏宴饮之费,衣宴舆马之需,于是不得不假贷戚友,干谒有司,假贷则期报以异日。谒见则先丧其在我。黠者因之,而交通之径熟,圆巧之习成。拙者债日益重,气日益衰,盖未仕而所根抵于仕者已如此矣。及登甲榜,费且数倍,债亦如之。彼仕者即无言营立家私,但以前此之属债给于民,能堪之乎?”甚至一入仕途,债家即随之赴任,京债之累,使官吏非贪污不可。陶奭龄说:“今寒士一旦登第,诸凡舆马仆从饮食衣服之类,即欲兴膏粱华腴之家争为盛丽,秋毫皆出债家。谒选之后,债家即随之而至,非盗窃帑藏,朘削闾阎,何以偿之?”周顺昌在作官后,被债主所逼,向他的亲戚诉苦说:“诸亲友之索债者填门盈户,甚至有怒面相詈者。做秀才时艰苦备历,反能以馆谷怡二人,当大事。今以滥叨之故,做一不干净人,五年宦游,不能还诸债主,官之累人也多矣。”这是一个不合时代的书呆子,难怪他日后死于魏忠贤之手。

第三是政治环境。皇帝要进献,得宠的内官要贿赂,内阁要,吏部也要,有关的京官也要,上层的抚按要,知府更非多送不可,层层贿赂,层层剥削,钱一本说:“以远臣为近臣府库,以远近之臣为内阁府库。”刘宗周说:“一令耳,上官之诛求,自府而道,自道而司,自司而抚而按,而过客,而乡绅,而在京之权要,递而进焉,肆应不给……”举实例如刘瑾用事时,凡入觐出使官,皆有厚献。给事中周钥勘事归,以无金自杀,令天下巡抚入京受敕,输瑾赂,延绥巡抚刘宇不至,逮下狱。宣府巡抚陆完后至,几得罪,既赂乃令试职视事。上下左右都是贪污的环境,如不照样行贿,不但作不成官,反要得罪,教人如何能不贪污!

第四是政冶制度。明代官俸之薄,是有史以来所少见的。宣德时朝臣月薪止给米一石,外官不过三石,原来的俸钞,因为贬值,每贯止实值二三钱。举例说正一品官月俸米八十七石,七品官米七石五斗。洪武时代官俸全给米,有时以钱钞折支,照物价钞一贯钱一千抵米一石,到后钞价日落,才增定每石米折钞十贯。正统时又规定五品以上,米二钞八,六品以下,米三钞七。后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余俱支折色。照比例推算,正一品月俸得米十七石四斗,余折钞五百九十六贯,以贯值三钱计,合钱一千七百八十八文。外任正七品官知县实得米二石,得钞五十五贯,合钱一百六十五文。结果内外官都无以为生,朝官至于放遣皂隶,责以薪炭。正统元年((1436))副都御史吴讷要求增俸,举出一实例说:“洪武年问京官俸全支,后因营造减省,遂为例,近小官多不能赡。如广西道御史刘准,由进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养其母妻子女,贷同宫俸米三十余石,去年病死,竟负无还。”六年巡按山西监察御史曹春也上奏说:“今在内诸司文臣,去家远任,妻子随行,然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三石,禄薄者不过一石二石而已,其所折钞,急不得济,九载之间,仰事俯蓄之具,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遗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则不免移其所守,此所以陷于罪者多也。”他要求廷臣会议,酌量加俸,使其足够养廉。俸额提高以后,如仍有贪污冒法者,立置重典。可是户部以为定制难改,竟不理会。此后几十年,改折的办法虽然稍有调整,但是离生活水准还是很远,中叶以后钞已成废纸,不值一钱,政府收入的款项改为银子,但官员的薪俸折色,却还是照定制发钞,一直未改。除去上述一切情形,单就官俸说,明代的官吏贪污也是实逼使然,是环境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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