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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是一部自传体的人物传记，描写主人公阿英从一个新四军女兵成长为出色的外交人员的人生经历。
阿英十几岁时孤身离开封建家庭，投身革命，参加了新四军。抗战胜利后，主动要求去东北，从安东联中女子学校、吉林军政大学，到辽东分局社会部，在艰苦的环境下和残酷的战斗中锻炼成长。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南下干部，曾在江西、湖北的公安战线积极工作。丈夫被调进外交部工作后，她随之进京，先后供职于冶金部、国家计委、有色金属研究院，并作为外交官夫人随丈夫在民主德国、日本、塞拉利昂等国从事外交工作，传播中国人民的友谊……
本书不仅叙述了主人公个人的成长历程，更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浓缩了近九十年来国家和民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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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一部自传体的人物传记，描写主人公阿英从一个新四军女兵成长为出色的外交人员的人生经历。
阿英十几岁时孤独离开封建家庭，投身革命，参加了新四军。抗战胜利后，主动要求去东北，从安东联中女子学校、吉林军政大学，到辽东分局社会部，在艰苦的环境下和残酷的战斗中锻炼成长。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南下干部，曾在江西、湖北的公安战线积极工作。丈夫被调进外交部工作后，她随之进京，先后供职于冶金部、国家计生委、有色金属研究院，并作为外交官夫人随丈夫在民主德国、日本、塞拉利昂等国从事外交工作，传播中国人民的友谊·······
本书不仅叙述了主人公个人的成长经历，更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浓缩了近九十年来国家和民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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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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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童年时光
第二章 投奔革命
第三章 在新四军中
第四章 战斗在白山黑水
第五章 女侦查员
第六章 在战火中结婚、生女
第七章 南下干部
第八章 在浮梁公安处
第九章 在中南大区
第十章 在冶金工业部
第十一章 在国家计委
第十二章 在民主德国
第十三章 重回冶金工业部
第十四章 在有色金属研究院
第十五章 在日本大阪
第十六章 在塞拉利昂
第十七章 离退休前
第十八章 我的老领导、老朋友
第十九章 我的亲人们
后记 回乡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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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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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女侦察员
一、调入辽东分局社会部一科
我离开辽东军区，到中共中央辽东分局组织部报到。当时陈云是辽东分局书记，江华是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
我被分配到社会部二处工作，处长叫何侠，陕西人，军级干部。我被分配到一科即侦讯科工作，职务是干事。
没多久来了20多位男干部，有一科科长田平、副科长宋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副市长，又调北京最高人民法院任副院长，前几年还去看望过他）、科员刘××、干事迟文山和4个警卫员。二科是调研科，科长崔次峰（东北解放后任吉林市公安局长，市委副书记）。还记得一位科长刘峰和他的妻子曲岩，因为他们是上海人，所以印象深（天津解放后，刘峰调任天津市委情报局长）。三科副科长解衡是从大连调来的（新中国成立后解衡调公安部任交通局局长，他的妻子金珍大姐在“文化大革命”冤狱4年，出狱后病故）。
二、初识田平
一科科长田平同志是江苏江阴县人，南菁中学高中毕业后，到上海考进了商务印书馆，做校对、审计工作。虽说月薪有50大洋，生活无忧，但他还读夜大，参加蚂蚁社、职业救国会，散发抗日传单。“七七”事变后，救国会介绍他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了延安就到抗大（二期）学习。1937年底入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前线总部的保卫部工作，当过侦察队长，经常出入敌占区，消灭汉奸，曾被日军悬赏捉拿。田平是山西牺盟会员，对太行山周边地理很熟，是活地图。
延安搞“抢救运动”时，要每个人交代历史和社会关系，田平很诚实地讲到社会关系时说，在上海同住一室的一个男人常看蓝衣社刊物，后来此人不知去向。结果说完这一事情后，田平被五花大绑囚禁，开大会批斗，逼他交代“特务问题”。他很伤心，想不通的是满腔热血参加革命，会有如此莫名其妙的境遇。他说曾有一天看到在西安结伴去延安的刘复之，也被五花大绑审查了（刘后来任过高检的检察长）。看样子受冤屈的人很多。过了几个月，“抢救运动”停止，毛泽东主席亲自出面赔礼道歉，蒙冤者获平反，还吃了顿平反赔礼的饭。田平获平反后在杨其清领导下的保卫部工作（杨是红军干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日本投降后，太行地区大批干部赴东北，他先任沈阳市公安局侦缉大队长，不久担任辽阳市共产党的首任公安局长，后又调某部师政治部任敌工科长。他还参加过军调部工作，穿着校官军服，在沈阳、鞍山、营口一带搞调查。离开军调部后，到辽南军分区任政治部主任，接着又奉命调到社会部。
当时的社会部工作不忙，何侠处长就找来10本《福尔摩斯探案集》，交给田平让全科人看。我第一次阅读西方小说，对福尔摩斯破案原则很有感触：观察入微，重视证据，严密推理，去伪存真。原来何处长要我们学点侦破知识。
三、惊闻战友牺牲噩耗
一天，大家到礼堂听报告，我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男同志，是《辽东日报》记者，我听他是上海口音，就问他是否认识《华中日报》的梅大哥，他回答认得，说梅很有才华，从淮阴撤到山东突围后，就没有音信了，据传已经牺牲。我一听，眼泪一下流了出来。他劝慰我关于梅的情况可以向《长江日报》社打听，就是目前通信不太方便。报告开始了，内容是正在农村试点开展的“搬石头”运动，通过民主评议区乡村干部，对凡有政治立场和严重思想作风问题引起群众不满的干部，要靠边站，免去职务。……我由于痛心梅大哥的牺牲，没集中精神听报告。
田平科长见我情绪不好，闷闷不乐，就问我原因，我告诉他：“在新四军一起工作过的梅××同志牺牲了，他温文尔雅，很有才华，是我的良师、好友，他的牺牲我怎能不伤心？”
“是你爱人吗？”
“我还没谈过恋爱。”
“那么，是意中人？”
我没表态，只是说：“我为他的牺牲感到惋惜伤心不应该吗？”说着我又掉眼泪了。
田平掏出手绢让我擦干眼泪，对我说：“战争是残酷的，每个革命同志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活着的人要踏着先烈的血迹，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奋斗。你不要太伤心了，振作起来。”我点点头。他接着对我说：“现在你有一个任务，当一次侦察员。通化中学那里很乱，闹鬼。你以校长办公室秘书的身份，多和教职员学生接触，找出问题所在。你去学校的手续，有人会帮你办好。”说着拿出一把德国造的马牌手枪送给我，并问我怕不怕？我笑着说：“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阴间的各种鬼。”他笑了。
四、当侦察员进通化中学，经历“闹鬼”事件
通化中学有百年的历史了，全校师生约400余人，建在一个半山腰上。我把行政介绍信给校长。校长瘦瘦的，50多岁。他见到我说他从事教育工作30多年了，校部没有太多秘书工作可做，学校伙食虽简单，但山上空气好，还有个图书馆，闲时可找点书看看，让我权当闲逸生活。要是我想了解什么情况，随我找老师学生谈。我的住处在一座小楼的2层，有一条较长的走廊，整齐的一排七八间宿舍。校工打开一间房门，窗户朝南，温暖的阳光照进来。校长问我是否满意，我点头说好。
校长走后，我问做清洁扫地的校工为何这么多房间不住人？校工说：“原先是住满的，因时局乱，许多房间就空了。曾有国民党军进驻学校，这个小楼住的都是军官，他们讲究吃喝，打牌赌钱。有一次一个军官喝醉了，碰上我送水到他房间，他要我沏茶，我在他房里没找到茶叶，他大发脾气，骂骂咧咧，扇我耳光，连踢带打要我滚，还两脚叉开，哈哈狞笑着要我从他裤裆底下爬出去。真不是个东西！”校工脸色非常气愤。稍平静会儿后他又说：“中央军走后共产党的军队开进来了，虽说老百姓反映这个军队好，但对时势之乱人们还是私下嘀咕，担心打仗。这个山上住的人到夜里都把门关得紧紧的。你还是姑娘吧，夜里千万别出门，把门锁好。回头我找两根木棍来，晚上把门顶上。”过了一会儿，校工送来两根1米多长的木棍、1暖瓶开水和1只小铁桶。他交代说可到公用洗漱房打自来水。校工走后，夜里静寂得有点恐怖，我把手枪子弹上好膛，放在枕下后才睡下。
第二天上午，校长派电工来给我装了电话机。之后几天我只是四处转悠，熟悉环境。转到图书馆，我这个有些怕鬼的人选了本《聊斋志异》翻看。
没想到我到校的第四天还真有“闹鬼”的事情发生了，早上我发现楼上过道少了4扇玻璃窗。校工告诉我，头天夜里有人把窗户偷到半山打碎了。校长也表示奇怪，说从未发生过此种事，真是出鬼了。第二天夜里，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人们议论纷纷。于是我下山向田平同志做了汇报，他沉思了一下说：“看来敌人是冲着你的，想通过恐吓赶你走。你还是若无其事地回校，待我请示处长，今晚派几个侦察员埋伏在山上，看看动静。”于是，我和他互留电话号码后返校。敌人在窥视我，蠢蠢欲动，我倒要看看他们下一步的行动。
当夜和次日夜里没再有异常，田平派便衣来看望我，我领他到宿舍，他观察了一下走廊等环境，告诉我，这两夜他和两个警卫同志夜里埋伏在校边树林中，也未见任何动静，对我说：“今夜我们就不来了，你注意提高警惕，夜晚千万别出房门。”
第二天清晨我开门一看，剩下的8扇窗户全没了。全校轰动，都说山上有鬼。老校长很着急，对我说：“这件怪事我已报告教育局长，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局长建议你回教育局，你看呢？”我朝他笑笑说：“别紧张，鬼敢把我怎么样，和我比试比试？”老校长嘟囔着说：“看不出来，你这个姑娘个性很强。”
五、拿到美式电台一部
中午在食堂，几个老师主动到我旁边坐下吃饭，关心地说：“你宿舍楼上窗户被窃走的怪事，让你受惊了。”挨着我坐的年轻美术老师问我怕不怕？
我摇摇头说不怕，人装鬼闹事，我倒要看看他能再闹什么？以后每顿午饭，好多老师不再躲开我，对我热情多了。
一天下午快放学了，分区司令员带了警卫员来看我，叫警卫员把手中的锦鸡送给我，说在山上打的。他们走后，我把鸡放到正在伏案批作业的校长桌上，说有劳嫂夫人把它炖好，第二天中午大家一同吃。过后几天不断有人来看我，田科长和警卫员也几次来看我。
过了几天吃午饭时，那位美术教员又坐在我旁边，他悄悄地说：“明早8点你在宿舍等我，有件东西交给你。”次日晨他提着一只纸箱子来了，探头到门外看看没人就告诉我：“这是中央军撤走时留在姨父家的电台，姨父成天提心吊胆，生怕别人知道，千叮咛万嘱咐我别对外人说。这几天我左思右想，民主政府是好政府，解放军是好军队，你也是正派人，所以今天我趁姨父出门跑生意去，就把这东西拿出来交给你处理。我相信你，可是这学校人心复杂，千万别在校内提到我这件事。”我在对他的行为予以肯定之后向他做出了不对学校其他人谈及此事的保证，并记下了他姨父家的地址和姓名。
美术老师走后我给田平打电话，要他派两位警卫员在天黑之前到我这里拿东西。傍晚警卫员葛宝安、耿永富来了，我将美术教员主动交来一部很精致的美式电台的事情告诉他俩，趁学校没人时赶紧用麻袋装了拿回去。
第三天早晨田平来电话说何侠处长指示要我撤回，向校长说是回教育局，别让其生疑。下午我告诉校长，决定接受教育局长的建议回教育局，这就走，特来告辞。校长笑笑说：“你早几天就该走，害我天天为你提心吊胆。”我笑笑说：“谢谢校长对我的关怀和照料。您年纪大了，多多保重。”而后我找到那位校工，告诉他今天我要回教育局去了，感谢他对我的关照。
傍晚我回到社会部二处后知道，那部电台是美国制造的新式通讯器，可惜少了一个零件，社会部二处设电台，他们有办法解决零件问题。
次日上午，我向组织详细汇报了在学校的近一个月的工作情况，总的来说，这是我第一次搞侦察，没经验，没啥收获。我汇报完，何处长说：“好样的。这次派你去是对你一次考验，表现不错。虽说时间不长，还是了解了不少情况，尤其是取回的电台很有价值。”与会同志都点点头表示赞同，有位科员还向我竖起大拇指。
何处长对那部美式电台，做了两点指示：一、请通化市公安局传窝藏电台的当事人来接受问讯。二、是否有必要再到他家去搜查一下，请田科长考虑。我当时建议：传讯美术老师的姨父可以，但不要告诉他电台是被美术老师偷出来的，这样可以保护美术老师，比较妥当。
次日，美术老师的姨父被拘留查讯。据说他交代居住他家的国民党中央军是干电台工作的，撤走时落下这部电台。此事他一直对外隐瞒，也不敢交给民主政权，怕中央军回来索取。审了一天，没有其他新情况。被审者在食堂过夜，清晨被发现上吊死了。田科长派我和迟文山同志到他家搜查，除了残留的几根电线，其他什么也没查获，此案就此结束。
六、江华派我回上海潜伏，我谨慎拒绝
又过了些日子，何处长通知我，社会部部长江华同志要找我谈话，可能要给我新任务。
田平科长、崔次峰、宋光等人一听说江华首长要找我谈话就议论开了，我记不得是什么人说：“你要小心，这位首长可厉害得很，是党内有名的契卡，他的话不能不服从。”另一个同志说：“别吓唬丫头了。”
次日上午，我到首长办公室，办公室里一面墙挂满地图，书架上摆了很多书籍。首长体态胖胖的，大约50来岁，他对我说：“知道你是新到社会部来的青年干部，干这行还有许多要学习。据何处长说，你表现很好，派你只身到学校搞侦察，遇到困难没有畏缩，了解不少知识分子当前的思想情况，还拿回一部精致的美式电台，很有成绩啊！”在把眼前的局势向我描述了一下后他说：“言归正传，组织上打算派你到上海搞情报工作，你若同意，明天起脱掉军服，换便装进行特殊训练。”他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说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和其隐蔽性、技术手段等等，并列举了一些我党情报站线上所取得的成就，我像听故事一样，感到新鲜刺激。最后他要我表态是否愿意去上海。我沉默了一下回答说：“我思想上一点没准备，能否容我回去好好考虑？”他点点头同意了。
吃午饭时我总发愣，下午田平科长问我和江部长的谈话情况，我原原本本地叙述了谈话内容，问他我该如何答复首长。见我紧张得直流眼泪，田平开口说：“搞情报工作很光荣，也十分艰难，情报员往往是无名英雄，而且当上英雄很难。放心，不会派你一个人去，肯定至少有一位搭档，是男是女难说，肯定能力比你强。碰上男搭档，说不定你与他要假扮情侣或夫妻呢。”我一听到这，满脸通红。田平接着说：“总之你要认真考虑，江部长的决心很难改变。”
我心情沉重地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想着见到江首长后怎么答复。我决定不服从，即使给我严厉处分，我也不干。
第二天我再见到江部长时，他一开口又讲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是党的眼睛和耳朵，古代历史上都因为情报正确，击败了敌人，挖出了内奸等等，接着问我考虑的结果。
我表态：“两次聆听了首长的教诲，使我增加了很多知识，对情报工作的重要意义有了初步的认识，非常光荣也需要具备很高的政治和业务水平。但我还不够格，理由是：一、我少年时期就参加了革命，文化素养还很低，只能干些具体的粗事。二、我痛恨上海滩灯红酒绿腐朽糜烂的生活环境，对那里的习俗世故很陌生，要应付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我恐怕不行。三、我的家庭在上海不过是小市民，没人混迹军界政界，再说我与家庭的关系确实不好。基于上述三点，我请求组织上另择更优秀的同志去做，恳请首长慎重考虑。”
这时，警卫员来请江部长马上去开会，江部长起身对我说：“你很坦诚，所谈的情况也有些道理，待我好好考虑。”
我赶忙敬礼，一溜烟跑回单位，内心轻松多了。
田平和其他同志都关切地问我与江部长见面的情况，听了我的叙述，他们中有的伸出大拇指说：“你真行。”
新中国建立之后，江华同志任最高法院院长，我在北京一直想去探望，但回忆起当年婉拒他分配给我的任务的情景，总觉得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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