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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欲使其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疯狂娱乐
让明朝在土豪时
轰然倒下
人人有娱乐权利
然人人玩命奢侈
繁荣便灰飞烟灭
评书体作家李连利继《白银帝国》后又一重磅力作
揭秘大明转型失败的教训，打通个人悲剧与时代大势
“相声体”情境再现，“评书体”挖掘本质，讲述一个王朝“玩死”的背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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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是一段悲剧的人生——唐伯虎
这是一个转型失败的朝代——大明朝
便两者却又惊人地相似
高调、任性、挥霍无度……
一边拆解着旧秩序
一边找不到新方向
只能 唯钱至上 唯我至尊
进取心在逐渐消逝
天地之悠悠皆念名利
人人在玩命地娱乐
人人在玩命地奢靡
人人在玩命地自我
繁荣转瞬成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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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连利
字孟锛，北京人。明清史研究者，“评书体写作”创建者。“评书体写作”这一新文体，既保证了专著的严谨、深厚，又不失通俗图书的阅读快感。《白银帝国：翻翻明朝的老账》一书就是“评书体写作”的成型之作。出版有《IBM百年评传：大象的华尔兹》《左宗棠评传：晚清第一帅》《帝国病毒：清朝三百年反腐风云》等。《IBM百年评传：大象的华尔兹》荣获“2011年和讯财经最佳公司传记奖”。《白银帝国：翻翻明朝的老账》荣获“2012年出版商务周报风云图书奖”、2013年中国台湾省繁体版明史类畅销书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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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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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唐伯虎与明朝国运
戏谑篇 在那个大时代下的娱乐之巅
第一章 明朝娱乐之巅：明武宗抢媳妇
罄竹难书的二杆子皇帝明武宗
做梦都想去的扬州，终于显现在了朱厚照的眼前
金秀才怒斥蒋知府，蒋知府赶走混皇帝
对明武宗的赞赏是对现实的不负责任
第二章 明衰亡于武宗，必亡于万历
鸡鸣天子与豹房顽童
武宗、万历与唐伯虎：新旧时代不能不说的三个男人
第三章 明武宗下扬州前后的唐伯虎
唐伯虎与李白，同是时代的弃儿
在那个追求个性大时代下的唐伯虎与张灵
功名已断，落花已败，一个符合大时代的唐伯虎正式出现
第四章 唐伯虎与疯狂的明朝娱乐业
小商人唐伯虎的悲催岁月
在新旧转型期，诗书画文四栖才子又如何
唐伯虎的青楼生活
落魄文人及心学的壮大促动了个人主义及娱乐业的大发展
半正经篇 可怜唐伯虎，在夹缝中艰苦求索着的艺术老顽童
第一章 影响后世600年的经济权臣，也曾写过艳情小说
丘浚，一位和唐伯虎经历思想极为相似的高官
邱浚的主张经济自由，政府减少干预，最终……
第二章 放勒不羁在传统官场下付出的代价
明朝的传统官场
新时代的个性张扬——替死鬼，为唐伯虎挨了一刀
商业势力开始向权力场冲刺——唐伯虎与徐经
官员开展副业已经成为常态
第三章 新时代的文人，唐伯虎的经商生涯
唐伯虎归家
唐伯虎的三次婚姻：高度自我的代价
唐伯虎郊游下的明朝旅游业
唐伯虎的双面人生——新旧时代的怪胎
唐伯虎抓紧赚钱盖房子搞装修
第四章 两个时代夹缝中的悲剧才子的悲剧人生
新时代的奇葩们
小商人唐伯虎死于经商失败
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唐伯虎之后的粉丝们
第五章 唐伯虎被神奇化的基础
经济大潮下的人心思变
唐伯虎很符合被神奇化
真正经篇 明朝何以在最富饶强大的时候消亡——虚假繁荣下的自我玩命
第一章 明亡于知识分子只知道娱乐
唐伯虎时代知识分子与有钱人间的关系
唐伯虎是如何与青楼沾上边的
唐伯虎时代少数地区精神萎靡到万历时全社会层面的精神萎靡
第二章 明朝三百年娱乐简史，娱乐是人之所需
死板的朱元璋父子也要娱乐
明朝官民娱乐休闲的方式
唐伯虎被娱乐化的背后
玩到极点——书画家导致的民变
第三章 明朝娱乐业兴盛的四大支柱之一：白银帝国
为什么是白银成了法定货币
白银帝国并不值得炫耀
第四章 明亡于畸形的娱乐业
工人日巧一日，人情日薄一日
全民奢侈化思想后，娱乐业畸形繁荣了
青楼业的五大贵宾客人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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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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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唐伯虎与他那个大时代
我们对唐伯虎应抱有深切的同情，他虽然是天才，但与皇帝相比、与时代相比、与权臣相比，他仍然是小人物。在他生活的时代，正是“邪正争夺期”的关键时间段。作为那个时代的人，唐伯虎受到了地域环境的影响，在后世看来的一些邪气——如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奢侈之风、文人极度好财等在他的身上都有所体现。他是拆解旧时代大厦的旗手，但明朝最终亡国，并不能放在唐伯虎等文人身上。否则，我们就会步清初知识分子总结明亡教训所走的错误，竟然将亡国的责任推给文学流派。虽然目标指错了，但指向的内涵却是对的。
明并非亡于物质，而亡于民族进取心的消失。人们都在为各自的个性、金钱、享乐而奋斗着，浓重的“经商”思维不仅导致了官场如商场，而且使各行各业皆是商场。玩个性、奢侈、享乐最明显的代表就是娱乐业的高度发达，但这种发达从何时开始的？就是从唐伯虎时代开始的。而唐伯虎之后的明朝120多年里，竟然没有一位位高权重的大人物进行过有效规制，任凭国运溃败下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唐伯虎时代的玩个性、奢侈、享乐尚有一些积极作用，那就是打破了等级观念，这是一种积极意义。但问题是，唐伯虎只是一半儿的身子在新时代（下文该词出现时，即代表了玩个性、奢侈、享乐为明显时代特征的意思），一半儿身子在旧时代（传统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因此，他的生活很苦，精神很苦。
而本人之所以选择唐伯虎作为本书的主人公，价值就在于此。时代转型的典型特征就是对转型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愤懑情怀，作为有时代责任感的人来说，如果在愤懑之始，厘清问题所在，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是很重要的。如果人们都不愤懑了，正如晚明时期的知识分子那样，那么，转型其实已经完成了。只不过，是失败的转型。
在那个转型期中，唐伯虎无疑是一位天才式人物。他在诗、词、歌赋、散曲、文学著作上的地位都颇高，影响深远。例如《红楼梦》中就有他作品的影子，他的画作影响后人，他的散曲直接催生了后世的二次繁荣。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当我们仔细观察时却发现，这些都离不开明朝的畸形娱乐业的发展。而明朝畸形娱乐业的发展，则是明亡的一大诱因。
作为一名卖画为生的小商人，他摆脱了二十年前以谈钱为耻、卖作品为耻的精神束缚，与祝允明一起，说钱是他们的“精神”（就是我们常说的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精气神）；他的画的主顾，青楼业是一大群体；他谱的曲、填的词，购买者多是青楼从业者；他的诗，也有很多是为青楼从业者所写；他的另外一个谋生之道——写小说，又是艳情小说。那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文人呢？在封建社会，他为何如此离经叛道？
也许，你会说他无耻，但细究一下他的生平，考察一下当时的时代，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小人物，尽管他是天才，但在大时代下，他也只能顺从。其实——
唐伯虎，我们对他似乎极为熟悉。但其实，我们对他极为陌生。
唐伯虎，我们对他的一生似乎很明了。但其实，他的一生神秘而又模糊。
唐伯虎，在我们的印象中他很快乐、诙谐。但其实，他很郁闷、悲哀和伤感。
他用自己的哀鸣，换来了人们对他的万世怀念，因为这种怀念中包含对我们自身的激励。但其实，他生前早就预料到了一切，对于他的今日今时，他会坏笑着说：我本不认你，你却要认我。噫——
正如今天分析、批判他的我一样，我将其看作旧时代废墟前，向前奔跑并时不时回头的瘦小老头儿，出乎意料地被我搡到了前台。当然，我也准备着迎接板砖的来袭。吁——
老规矩、老传统在正德皇帝的表率作用下，在繁荣的白银帝国形成过程中，逐渐被打破了。在破的过程中，新规矩、新秩序却没有建立起来，最终一切繁华灰飞烟灭。
唐伯虎就是吹响这一过程号角的先锋。
我们对他的了解尚不够。他从来没有被官方神圣化过，把他神圣化的一直而且可能永远是民间。因为在他的身上涌动着一种躁动，这种躁动的破坏性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的危害性很大。因为这种躁动的基因是对人性解放的追求，稍有不慎就会对秩序产生威胁。那么，民间何以对他青睐有加呢？原因就是，他像我们普通人，我们的毛病他都有，但他却是个天才。
晚明社会，几乎人人享乐、人人奢侈、人人自我、人人游戏人间，但是，当瘟疫横行、烽烟四起之时，一切灰飞烟灭了。
……
工人日巧一日，人情日薄一日
个性张扬和享乐融合在一起就会变成奢侈，因此，奢侈行为几乎没有任何正当性。当然，个人奢侈只是害了个人或家庭，但当奢侈成为时尚之后，害的就是民族与国家。人们就会不顾及自身条件，为了面子，为了意气之争，而竞相斗奢。在一些人看来，这种斗奢是自我个性的彰显，对于贫苦人竞相购买假品牌等不正常行为就会成为风尚。
社会风气大大变化，周晖（1546—？）的《金陵琐事卷4》中就发出了感慨：
最不可伪者，金也。二十年来，金丝有银心者，金箔有银里者。工人日巧一日，物价日贱一日，人情日薄一日。
叶权（1522—1578）在《贤博篇》中就说了一些假冒案例，令人觉得痛心，如他说苏州卖花人挑花的担子中，看着非常好看，但基本上没有一枝花是真花；卖的杨梅为了好看好卖，往往用墨染成紫黑色；老母鸡插上个长尾巴假装当作野鸡卖。
当人们活在虚幻的繁荣中时，所有人都忽视了危险，觉得繁荣不但将依旧，而且会更好。但晚明越来越频繁的民变，恰恰说明这种虚假的繁荣背后隐藏着的是更大的危机。民变，并非要推翻政府而是希望吏治更加清明，民变的领导者大多是有产阶层，因此，他们并不希望改朝换代似的革命。然而，革命要来的话，任何人都无法抵挡。万历中后期，自然灾害频仍，吏治以及洪武荒政体制的衰落，直接造成农民起义的出现。农民起义则是以改朝换代为根本目标，革的就是朱家的命。
最终，在虚假繁荣下，明朝的大厦轰然倒塌。而在大厦坍塌前，明朝的娱乐业到了疯狂的地步。
全民奢侈化思想后，娱乐业畸形繁荣了
许多历史学家用乾隆时期的《消夏闲记摘抄》和《禁奢辩》中的一些合理情节，来论证奢侈有一定的正面价值，甚至催生了晚明的经济大发展。著者虽然是后学，但仍然认为：如果仅仅是物质方面的增长，就是正向意义的话，历史就不会走到今天这样。
古希腊、古罗马以及我国许多朝代，从经济方面讲都是在高峰时灭国的。因此，如果历史学者特别是经济史学者，仅仅从经济史或政治史或军事史单独面来看待历史的话，许多问题都不会想明白。明朝的经济虽然高度发展，但这与明朝的生产力严重不符的。
比如陆楫（1515—1552），他的观点核心就是：秦淮歌舞是国家太平的表现，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节俭可保一人或一家不贫，扩大到全社会则未必。并说从来没看到过奢侈可以把全社会变得更穷的案例。作为明代经济学者，陆楫的这种观点不值得一辩。
顾公燮是一百多年后的乾隆时期的人，他的观点比陆楫还要更进步一些，“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他还是以乾隆时期的苏州为例，举了一些奢侈行业的门类，“即以吾苏郡而论，洋货、皮货、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院、游船、酒肆、茶座，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但是，顾公燮显然是在偷换概念。奢侈是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种职业；奢侈是一种思想，而不是消费行为本身。在我们的头脑中，奢侈其实是一种发扬自我个性、寻求一种社会认同的手段。它实质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满足精神需求的手段。
奢侈其实是个人享乐与个性张扬合体后的畸形心理反应。
奢侈行为，自古即有，首先就是皇室。
本来按照制度，皇室的花费由内帑支出。但内帑的钱来源于何处？同样是靠税收。尽管有一部分是靠派出去的太监税使、皇店皇庄等自行收缴，罚没部分贪官的家产等，但主要还是政府的财政划拨。例如正德元年（1506），皇帝登基的140多万两白银皆出自户部。皇室用度，除每年的粮食供给外，还有各种生活物资。生活物资最主要的两项花费就是丝绸布匹和土木工程。皇帝本人的奢侈消费、大兴土木造成巨大浪费，最终连朝臣都无法忍受。
嘉靖十九年（1540），工部尚书温仁和上疏：仅宫、殿、宇、坛、厨库、陵、碑等就花了将近635万两白银。修缮其做藩王时的住所也耗费了170多万两。为了修建宫殿庙宇，他还命令四川运木头、天水山运石头，而取材、运输，皇帝则一分钱不掏；瓦则由苏、松、常、镇、天等地供给；结果造成天下窑工、木工、瓦工等纷纷逃户。就连嘉靖都承认自己的做法是全都靠百姓。
其次是官员的奢靡之风。梁方仲先生指出：银子的普遍使用，固然是货币经济抬头的表征，但是银子的使用方法，随着阶级基础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银子自然是集中到少数高级官吏手中……在货币的流通范围内，俨然已分成两个世界。
典型的代表就是张居正，在张居正看来，每顿正餐若没有上百种菜肴都难有一饱。张居正真的有那么大的肚量吗？显然，这是受了当时奢侈之风的影响。张居正算不得大贪，天下贪官污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我们在讨论奢侈与节俭哪个更对国家与民族有利的时候，我希望有些人可以感受到晚明荣华富贵、畸形娱乐消费背后是绝大部分人的哭号以及被虐杀的场景。晚明盛行娈童，同性恋比较严重，这两个词特别是前者代表着什么，作者就不必赘述了。
再次是商人的奢侈之风。受惯了蔑视的商人在得到了比“士”还要尊贵的社会地位后，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行为规范。再加上明朝中后期，商人家族成员大规模进入政府，使官商一体化现象非常严重，从而加重了吏治腐败。
白银帝国给普通百姓带来的是无尽苦难。之前是官僚压迫，而白银帝国时期则是官商共同压迫百姓。白银在破坏了旧的等级观念的同时，又催生了新的等级观念。一些儒家理念中的正面思想，如“爱国”被效忠家族利益所代替。再如，信奉儒家思想的官员往往非常重视“名节”，然而，到了晚明，名节敌不过十两银子的官员大有人在。
在当时，商人中有文化的人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没有文化的则可以通过捐钱成为官员。例如，正统年间的江苏淮安人徐颐、常熟魏姓商人，二人花巨资买了中书舍人的官职，其后魏姓商人还当上了主事。当时，北京有一句口头禅叫“金中书，银主事”。到了1451年，明政府正式允许卖官鬻爵之后，大富大商可以买大官，一般商人和地主通过捐钱也可以成为“义民”，好处就是可以头戴纱帽、免除劳役。
仅从成化十年（1474）到弘治元年（1488），长洲一个县就有差不多三百人花钱买“义民”的头衔，每人40两银。这一个县，仅卖“义民”名号的钱就达到了1.2万两。然而，“义民”们不会做赔本买卖，因为可以免除劳役，这些人变着法儿地将不相干的人收拢在自己的家园内，形成了一大群不用缴税的人。可以说，明政府在一方面增加了财政收入，却在另一方面导致了长期税收收入流失，并越来越对治理下的臣民失去控制。
商人买官、买义民称号，主要不是为了免除劳役，而是使自己的生意更有保障。到了后期随着高利贷经济的发展，官商的关系又有了新的变化，商人向官员放贷，从而紧紧地将官员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例如翰林院修纂沈懋学，为了应付官场越来越奢侈的消费之风，怕被别人看不起，也向高利贷商人借了三四千两银子，最终给后世子孙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债务。即使国家处于危难时期，这些人同样为了保护自己的荣华富贵拒绝帮助政府。例如，为了抵挡李自成起义军，崇祯要求大臣、皇亲国戚、宦官捐钱。结果如何呢？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崇祯皇帝号召捐钱结果官员也就捐了几十万而已，可李自成一逼问，至少得了两千万。正如崇祯所说：“假如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大明就有救了。”然而，这可能吗？
晚明的畸形繁荣背后是大量因土地被兼并、农业收入远远不如手工业及走私乃至为奴为阉收入下，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从而导致一者享乐，二者狐假虎威，七者提供享乐。青楼业发达的问题即在此，无数的青楼从业者难道都是大家闺秀、皇族高官的女儿不成？那些为享乐者提供服务的奴仆婢女，难不成个个也是腰缠万贯？可见，建立在少数人基础上的繁荣，必然是无根之本，虫儿在里面蛀蚀到一定程度，风儿一吹，表面高大粗壮的大树就咔的一声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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