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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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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往事，忆旧友，品读哲学史学家汪子嵩先生九十余载人生的追思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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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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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九十四岁的汪子嵩先生的回忆录。求学时代，他有幸身受了西南联大众多名师的沾溉；鼎革之际，他为争取教授留在大陆立了功；建国之初，他在高等院校经历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拨乱反正时期，他又亲身参与了激动人心的理论斗争；晚年，他回到书斋，用三十年的光阴从事哲学研究和著述工作。他的回顾，是理性的，也充满感情。不仅讲述了自身九十余载人生的经历与感悟，更用大量笔墨呈现了中国近现代哲学界、文化界的发展脉络与核心问题，并在哲学研究史的背景下，展现了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等一众文化名人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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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汪子嵩，著名希腊哲学史学家。浙江杭州人。生于1921年。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从陈康先生学习希腊哲学。1949～1964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系副主任。1964～1987年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高级编辑、部副主任。曾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研究会理事长（三人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编委会副主任及外国哲学史分支主编。专著有《希腊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等，合著有《希腊哲学史》（四卷本）。
张建安，山西原平人。曾任《传记文学》编辑，《纵横》杂志编辑、记者、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编辑部主任。著有《文化人的“死”与“生”》、《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低学历的五大师》、《为了美好的中国——民国志士的探索与奋斗》等近二十部图书。主编《民国大案》、《民国名人诉讼案》等书。2012年7月，在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文史版”主讲“始皇遗嘱密码”五集。2012年、2013年、2014年，采访一百零七岁语言学家周有光的《百岁忆往》，采访一百岁国学名家姚奠中的《百岁溯往》，采访一百零三岁抗日将领马士弘的《百岁追忆》，均在三联书店出版。2012年起，加盟中央电视台《中国通史》纪录片的创作，是《三国鼎立》、《武则天》、《五代十国》、《西夏兴亡》、《契丹兴起》、《完颜阿骨打》等片的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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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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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下了爱国的种子
从我的祖父讲起
父亲的家庭与事业
读书种子
我的老保姆
父亲去世前后
奇怪的小学
省立杭州初级中学
小时候就很喜欢读书
离开杭州
阅读使人进步
丽水湖畔
1939年，在上海
考入西南联大
中西哲学的交会
“一僧、一道、一尼”
冯文潜先生
郑昕先生
冯友兰先生
任继愈先生
金岳霖先生
联大教授中的几位“怪人”
贺麟先生
汤用彤先生
陈康先生
学术需要自由！
参加进步的学生活动
联大的学生生活
同学周礼全
也谈殷海光
北返后的北京大学
一场争取教授的斗争
回杭州故乡举办婚礼
毛泽东为北大校徽题字
建国初期的马寅初、汤用彤
1952年的“院系调整”
担任哲学系主任的金岳霖
师生各有收获
批判冯友兰先生的经历
1957年，一次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研讨会
对于唯心论的评价问题
关于中国哲学怎么继承的问题
我对这次座谈会的总结
陈修斋与“哲学无定论”
冯定同志调到北大
1957年的风雨
红专运动
哲学系下乡
人大、北大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
北京市委抛出的第一个重大案件
对于我的批判
我和“难友”王太庆
终于离开是非之地
1964年的大批判
“文革”中，人民日报社的风暴
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
讨论真理标准的现实意义
一次接一次的斗争
回归希腊哲学研究
编写《希腊哲学史》
深深悼念王太庆
对陈康先生的哀思
“海阔天空我自飞”
任继愈先生的呼吁
晚年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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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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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让我的记忆回到2005年的夏天。那时候，我还是《纵横》杂志的编辑，满心希望多约一些“亲历、亲见、亲闻”的好稿子。这样，我就免不了经常与老先生们接触。
在一次西南联大校友的聚会中，我认识了汪子嵩先生，当时他已是满头银发，但脸庞红润，感觉身体很好。我向他约稿，他爽快地答应了，然后就寄来《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一件个案》。这是一篇有份量的稿子，但里面的内容似乎涉及到一些所谓“敏感”的问题。汪先生则在支持我的同时，明确自己的态度：“如果发表时要删改，那就不要发表好了。”他显然要说真话！这篇文章当然是原文发表了，而且反响很好，被转载且收入几本书中。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刘武生先生阅读这篇文章后，特地通过我的一位同事与汪先生联系，然后自己也写了一篇同类题材的文章。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产生了采访汪先生的念头，但是自己心头却有一道迈不过去的障碍。什么障碍呢？就是我自己一直有个观念：如果想采访一位学者，采访者必须能跟被采访者平等对话，应了解对方知识体系中的基本内容，这样才可以搭得上话，不至于与人家交流时啥都不懂。那么，汪子嵩先生是一位古希腊哲学史专家，我就应该对古希腊哲学有所了解，否则，怎么对谈呢？偏偏我总对古希腊哲学带有神秘感，越神秘就越觉得不好接近，很长时间竟一直隔阂。再加上其它杂事纷至沓来，采访汪先生的计划被一拖再拖。
去年11月份，我辞去出版社的工作，杂事少了，打算大干一场，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和研究。我给自己划定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自己的历史研究，包括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的研究，然后扩及世界史并进行中外历史的对比研究；二是纪录片剧本的写作，从《中国通史》慢慢向其它纪录片延伸和扩展；第三方面就是口述历史的采访与写作。我在出版社干了十年的文史资料工作，深知口述历史的重要性。现在，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抢救一些珍贵的文史资料，尽快出版一些口述历史作品。即便有些口述史暂时无法出版，也要留点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样想了，就暗下决心，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尽量克服。于是，在采访完周有光、姚奠中先生之后，我就想着该采访汪先生了。但此时我仍对古希腊哲学有所隔阂。该怎么办？我想不能再拖下去了，于是改变了思路，觉得可以一边采访汪先生，一边读他的著作，以此途径达到既了解汪先生又学习古希腊哲学的目的。然后，我就给汪先生寄了一本我写的《低学历的五大师》，并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的意思。隔几天以后，我即打电话给汪先生，他和他的女儿汪愉老师都欢迎我到他们家。于是，这本书的采写工作就从这时开始。
那是2013年1月的一天，阳光不错，客厅里很是明亮。我就坐在汪子嵩先生的对面，不时地问一些问题。老人笑着回答。当我提到古希腊哲学时，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那时候就已经把思想扩展得很广阔了。”汪先生回答：“是。思想是没限制的。哪里有限制呢？实际的东西，人总的有个限制，你不能离开这个东西。比方说，你不能离开你的身体。但是思想，你怎么限制？呵呵。”我记得回答这个问题后，老人张开了双臂描述宇宙之广阔，他深邃的目光亮亮的，似乎也回到遥远的古希腊时代。这是很有意思的采访。有那么几天的时间，我们就这么聊着，从民国初年的杭州聊到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然后时光流转，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大学，到了人民日报社，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最后我们仍然将思路探深到古希腊哲学当中……当然，由于年代久远，有的回忆是碎片式的，时间与空间甚至发生“乾坤大挪移”，这就需要与汪先生以前的文字资料互相印证，以保证内容的准确。
我也和汪愉老师做了一些交流。我说：“我曾经跟任继愈先生做过很短的谈话，他提到了汪先生。”汪愉老师就告诉我：“任先生在世时，每一年都来看我父亲。有时候，他们两人就这么坐着，很长时间都不说一句话。有一次，任先生对我说；‘你爸是个好人，不整人。’”这句话让我想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大学哲学系，那时候，汪子嵩先生主持哲学系，他当时的思想显然与冯友兰等先生有很大的不同，他甚至要批判冯先生。但他的工作思路仍是就问题谈问题，而且尽量保护哲学系的老师，让他们发挥所长，出了很多成果。在他的主持下，也就有了1957年1月下旬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召开的 “中国哲学史座谈会”。那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贺麟先生仍可以坚持“唯心论是有贡献的”这样的见解，而冯友兰先生也敢于提出“抽象继承法”，虽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驳，但整个座谈会“基本上还能做到平等讨论，允许被批判的一方自由申辩；能够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不随便扣政治帽子、无限上纲；会后除少数个别例外，一般没有因此而算政治账。”那次座谈会因此成为“那二三十年中难得的一次贯彻争鸣的讨论会”，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很好奇冯友兰先生对汪先生的态度。毕竟，汪先生虽然曾是冯先生的学生，但在建国后却也批判过冯先生的思想。他会不会觉得汪先生不好呢？对此，我起初是有所顾忌的，但很快就知道，汪先生桌子上那本关于冯友兰先生的新书，正是冯先生的女儿宗璞寄来的。这件事当然能体现出冯与汪的关系。汪先生还谈到，在冯先生生前，他写关于冯先生的文章《海阔天空我自飞》，前面的内容冯先生都看过，而且都认同。这样，我就更加体会到任继愈先生那句话的真实性。也相信，汪先生在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诸先生心目中有着重要的位置。
汪先生很有反省精神。比如说对殷海光的态度。在西南联大时，汪先生与殷海光住在同一个宿舍，但对殷很是反感。而殷海光后来到了台湾，成为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对蒋介石的专制统治持尖锐的批评态度，因而受到种种压制。汪先生重新看待殷海光，在认真阅读了殷的几本著作后，他认为自己过去对殷海光的看法实在是偏见。
还有一些事情，别人都不谈了，汪先生却愿意直面自己。北京大学哲学系为汪先生90寿辰开庆祝会时，汪先生主动说他当年有些事情做得不对，这令大家都感到意外。而这样的反省，只能让大家更尊重他。
在整个采写过程中，我感触最大的就是，汪先生的思想虽然发生过很大的变化，但他追求真理、真诚善良的品德从未发生变化。他也许因为时代的原因而有所局限，但他最终摆脱了那些束缚，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中的有功之人，更在晚年全身心投入到自己喜欢的古希腊史的研究与写作中，也达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境界。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张建安
2013年12月6日于北京晴暖阁
联大的学生生活
在西南联大，我学到不少知识。我原来对西方哲学史一点都不知道的，就是在那里接受到了系统的教育，而且以此作为终生从事的职业。另外，书可以随便看，各种各样的书，学校图书馆里的图书，院系图书馆里的图书你都可以去借。所以到了放假，我们也不回家，就去看书，反正爱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我还看了许多文艺方面的书，看了许多美学的书。
在学习内容上，我愿意学习西方哲学和西方文艺。但是也有些同学，也许由于他的家学根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兴趣，那么他就去学中国的东西去了。他学他的，我学我的，没什么关系。我们有兴趣可以一起来交流。没有现在说的西方和东方哪个高哪个低，当时好像没有这种问题，至少我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学术必须是自由的。
联大学生有各式各样的圈子，不论同学、同乡、同系，只要有相同的兴趣和爱好，几个人便经常聚在一起，或是住在同一个宿舍，或是一起吃饭、一起逛街看电影，更多的是一起泡茶馆。联大附近有许多茶馆，是学生们的活动场所。有的在茶馆看书、写作业，更多的是聊天、打桥牌。
泡茶馆是联大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我高两级的作家汪曾祺曾写《联大忆旧——泡茶馆》，以70岁的高龄居然能将50年前昆明文林街、凤翥街上的茶馆，一家一家的掌柜和他们的经营特色都非常细致地写出来，并且说泡茶馆可以对联大学生起到“养其浩然之气”的影响。
关于中国哲学怎么继承的问题
关于中国哲学怎么继承的问题。按照日丹诺夫根据斯大林主义的教条理论，过去的哲学就没有办法继承，都应该一概否定，包括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都得否定。当时有很多人都相信那一套。
冯友兰先生提出了“抽象继承法”。他说中国的哲学家，如果你从个别的具体的角度讲，他们都属于封建地主官僚阶级，他们的哲学大多是唯心主义。但是哲学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我们可以把它的阶级属性甚至具体内容抛开，只看它的抽象意义。每一个哲学命题里，都有抽象的一面和具体的一面。具体的一面是它的阶级属性和具体内容，比如说三纲五常、君臣关系之类。但是人类总要有个纲常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应该怎么处理和摆布，那就是它的抽象意义。所以他说，可以把那个具体意义抛开，来继承它的抽象意义。这就是冯先生有名的“抽象继承法”。在当时刚一提出，就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很多人脑子里还是原来的那套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一听到这个就觉得不对了。怎么能把具体阶级成分和内容都抛开了呢？抛开了哲学阶级性，这还不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吗？所以，开会的结果，冯先生成为批判的靶子。冯先生那时候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你们那种说法我认为是“教条主义”。这是解放后我第一次听人说当时人们讲的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冯先生举各种例子来说明哲学概念和哲学命题确实有其抽象意义和普遍价值，说凡是称得上是哲学概念和哲学命题的东西本来就具有其普遍性和一般意义，这就是可以继承的。但当时人们不承认他是正确的，一直强调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强调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的对立，因此，冯先生也就一直成为批判的对象。
冯先生的“抽象继承法”被批判了十多年，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大概是1978年，又重新开了一次大规模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这次我没参加，在成都开的。那时候大家反过来了，说原来批判的不对，那个结论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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