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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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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全面梳理美国广播电视体制变迁1912～2012年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其规制模式由“公众委托模式”向“市场模式”的演化。书中以重要法规《1934年通讯法》和《1996年电信法》为线索，在国家利益、商业利益、公共利益博弈的框架中，从政治福利、经济福利、社会文化福利等几个维度进行考量，研究其体制变迁与具体规制措施的演变，分析其演化的诱因及带来的效应，并考察了随规制模式变化而变化的“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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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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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华，女，复旦大学传播学博士。现为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传媒体制与政策、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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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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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001
第一章 绪论／004
第一节 美国广播电视体制概况及研究现状／004
第二节 美国广播电视体制研究的价值与意义／021
第三节 主要内容及核心概念界定／027
第二章 美国广播电视业的形成与体制的萌芽／034
第一节 立法的迫切需要／035
第二节 “公众委托模式”雏形的形成／038
第三节 产权公有而运营商业化的原因解析／042
第三章 美国广播电视体制“公众委托模式”的确立与演化／049
第一节 “公众委托模式”的确立——《1934年通讯法》的颁布／09
第二节 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职能与权限／054
第三节 “公众委托模式”的核心——公共利益至上／061
第四节 “公众委托模式”何以成形／073
第五节 “公众委托模式”的演化与巩固／086
第六节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公众委托模式”的评价／096
第四章 从“公众委托模式”向“市场模式”的演变／102
第一节 新自由主义的登场与美国广播电视的两轮兼并狂潮／102
第二节 从“公众委托模式”向“市场模式”的演化／109
第三节 《1996年电信法》的出台与“市场模式”的确立／119
第四节 “市场模式”的核心——“公共利益”让位于“商业利益”／138
第五章 “后《1996年电信法》时代”研究——急不可耐的兼并及其效应／149
第一节 《1996年电信法》对美国广播电视产业格局的重构／149
第二节 《1996年电信法》后美国广播电视媒体内容的改写／157
第三节 《1996年电信法》对世界广播电视业的影响
——全球化、自由化、私有化高潮迭起／167
第四节 《1996年电信法》的效应
——政治福利、经济福利与文化福利的维度／184
第六章 传媒体制变迁、公共利益与传媒业的未来前瞻
——美国广播电视体制变迁对中国的启示／204
第一节 美国广播电视体制变迁的基本路径／204
第二节 适度有效的政府规制——公共利益的生命线／207
第三节 美国广播电视体制变迁对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的启示／209
参考文献／222
附录1 Radio Act of 1912节选／234
附录2 The Radio Act of 1927（节选）／237
附录3 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节选／253
附录4 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节选／266
后 记／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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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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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很多人会提出，我们不能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因为过去不能决定未来，但是作为人类的我们还是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规划我们的未来。如尼古拉斯·加汉姆Nicholas Garnham所说：“……我们创造我们自己，但我们自己不完全是由我们来创造。我们站在那些已经过去的历史的肩膀上。如果我们想要对现有的社会结构和传媒的表现采取批判的姿态的话，我们必须知道，它们为什么存在，它们存在的方式如何，有什么样的历史变化会发生，以及什么样的植根于历史的实践铭刻在我们继承的社会交往制度里。”
开始写作之前，有相关学者曾向我发问：你的研究能有什么原创性？莫非你能把FCC历届主席请来做访谈？……是的，以我之能力与资源，这一点确实力有不逮。
20世纪20～30年代，以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为代表的制度经济研究者们曾提出过一个深入的问题什么样的体制才是好的？或者说，当一个国家面临着两种或多种不同的可供选择的体制时，应该如何进行取舍？其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对于给定的经济环境，是否存在一个或多个机制来保证既定社会目标的达成？如果存在，那么什么样的机制能够用更少的信息或更低的成本就可实现既定目标？
通常认为，评价某种经济机制优劣的基本标准有三个：资源的有效配置、信息的有效利用以及激励相容。资源有效配置通常采用帕累托**标准，有效利用信息要求机制运行时支出尽可能低的信息成本，激励相容要求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一致。这样一来，问题就变成什么样的体制能同时满足以上三个要求。为了满足或无限接近这三个要求，该如何设计机制的具体运行方式？即如何寻找实现既定社会目标的机制，如何设计博弈的具体形式，在满足参与者各自条件约束的情况下，通过参与者所选择的策略的相互作用使配置结果与预期目标相一致？
本书的核心研究对象是体制，然而对于这样一个重要而又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却也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本研究能做到的，只是尽可能详尽地搜集资料，以重大法律法规和重大事件为线索，尽可能全面地对各家的观点进行总结、综合与评价，尽可能客观地呈现美国广播电视体制变迁的路径及其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说它是一项描述性研究也罢、解释性研究亦可，唯愿本研究能对中国当前以及将要进行的传媒体制改革与创新有稍许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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