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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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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三农”题材文学的专著，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学术向度和实践指向，凸显整体性、问题性和现实性。本书首次提出“三农”题材文学概念，并以此为视角对“三农”题材文学的历史脉络、创作实绩、存在问题和发展建议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视角，充实了“三农”题材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丰富了“三农”题材文学研究的手段方法，提升了“三农”题材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特别是强化了“三农”题材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实践指向，对当下和今后的“三农”题材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本书既可为国家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也可作为教材应用于相关机构开展的文学创作人才培训，又可作为现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专著供相关研究者学习、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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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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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维锋，男，山东章丘人，文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现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新农村文化研究所所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会干部学校副校长（挂职）。长期从事现当代文艺批评、乡村治理以及农村文化战略研究，现已出版《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动画剧本创作》等相关研究专著十余部，在《求是》、《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论文、调研报告百余篇。主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多项，相关研究成果曾多次获得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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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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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关于“三农”题材文学的话语解读 001
第一节 “三农”题材文学的语境 002
第二节 “三农”题材文学的概念及其内涵 008
第三节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 014
第一章 脉动百年：“三农”题材文学的历史轨迹 027
第一节 中国“三农”题材文学的发生与形成（1919-1991） 030
一、为启蒙而“三农” 031
二、为革命而“三农” 042
三、为意识形态而“三农” 056
四、为改革而“三农” 064
第二节 中国“三农”题材文学的发展与深化（1992-2003） 074
一、“三农”题材文学深化发展期的历史文化语境 075
二、“三农”题材文学深化发展期的创作概览 078
三、在深化发展中不断前行 097
第三节 中国“三农”题材文学的嬗变与新声（2004-2013） 100
一、新世纪“三农”题材文学的历史文化语境 100
二、新世纪“三农”题材文学创作概览 105
三、新世纪“三农”题材文学的继承与新变 117
第二章 社会转型中的乡村：“三农”题材文学中的农村镜像 123
第一节 故乡：灵肉皈依的家园 126
一、农村生产生活的物质空间面向 131
二、农村生产生活的文化精神面向 145
第二节 “废乡”：家园崩塌沦陷之痛 157
一、空心化与碎片化：当下乡村整体意象的呈现 162
二、分裂与纠结：变异与畸形的经济和权力 172
三、物化冷漠的世界：乡村道德伦理和文化精神的溃散与异化 194
第三节 “新乡”：新农村现实的文学呈现 213
一、幸福生活的可能及预示：新农村的文学建构 214
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重建新农村的文学努力 223
第三章 苦难的书写与沉重的翅膀：“三农”题材文学中的农业问题 231
第一节 重荷无边：迟缓的发展与凋敝的经济 232
一、畸形的发展：从黄金期到卖粮难 233
二、困窘与挣扎：分享艰难的悖论 238
三、问题重重：不断衍生的经济困局 241
第二节 彷徨与呐喊：农业问题的文学表述 245
一、从拥抱到逃离：在探索中蹒跚前行 245
二、从愤懑到抗争：在荒芜中坚韧生长 253
第三节 奔走与探索：农业问题的文学解答 263
一、进逼与救赎：城市化之中的农业拯救 264
二、荒地上的生机：农业产业化的文学探索 270
第四章 启蒙叙事与理性旨归：“三农”题材文学中的农民形象 279
第一节 农民形象的嬗变轨迹 280
一、从身份觉醒到自我成长 281
二、从欲望张扬到心灵游荡 290
三、从灵肉挣扎到主体建构 298
第二节 农民形象的类型整合 306
一、在乡者：知识权力改革 307
二、去乡者：苦难底层理想 320
第三节 农民形象的审美特质 327
一、历史与现实的整体呈现及思考 328
二、创作主体嬗变的轨迹及其矛盾 335
第五章 价值追求与叙事张力：“三农”题材文学的思想艺术突破 345
第一节 问题意识与话语修辞：“三农”题材文学的叙事内蕴 349
一、狂欢书写与修辞隐喻 349
二、叙事颠覆与意义解构 361
第二节 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三农”题材文学的价值追求 368
一、整体对话与局部对话 369
二、田园记忆与历史记忆 372
三、从理想插入现实 376
第三节 在断裂中追寻永恒：“三农”题材文学的思想探索 380
一、秉笔豪歌与隐喻呼号 380
二、文化守护与精神漂移 388
三、历史清理与现实超越 393
第六章 戴着脚镣跳舞的主体突围：“三农”题材文学的困境和出路 399
第一节 思想迷惘与艺术羁绊：“三农”题材文学的创作困境 400
一、思想性困惑：创作主体的智性迷惘 401
二、生活性缺失：创作主体的现实隔膜 403
三、复杂性缺乏：创作主体的简单化倾向 404
四、艺术性单薄：创作主体的审美缺憾 406
第二节 巨人与侏儒：百年乡土文学的创作经验 407
一、高度与深度：思想家的勇气、责任和信心 408
二、力度与强度：文艺大众化理论的新规则 410
第三节 当前我国“三农”题材文学发展的思路建议 430
一、繁荣发展“三农”题材文学的外部要素 431
二、繁荣发展“三农”题材文学的内部要素 433
结语 用中国书写叙述中国故事 437
附录 新时期“三农”题材文学要目索引（1978-2014） 441
参考文献 472
后 记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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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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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关于“三农”题材文学的话语解读
任何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重要的。任何事实都可能是朕兆的，但某些事实却能为人们观察周围环境，前因后果，序次与规律，提供一种出人意料的洞识力……我们在文 化或文学发展史上，便接触到这种具有启发性的细节。数十个这种性质的细节可以使我们获得关于一个时代的信息——这些信息是积聚浩繁的普通事实所得不到的。——艾兹拉庞德
十九世纪末，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曾经颇有见地的预言：“日益尖锐起来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的对比，不久就要在乡土小说中反映出来了——这部小说将在地方色彩的基础上反映出那些悲剧和喜剧，我们的整个国家是它的背景，在国内这些不健全的、但是引起文学极大兴趣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就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三农”问题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伴随着“三农”问题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之后的中国，也面临着与赫姆林加兰所述的几乎相类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学实践。
第一节 “三农”题材文学的语境
“三农”指农村、农业和农民，“三农”问题则特指中国大陆的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及其产生的社会问题，包括贫富悬殊及流动人口等。1996年，“三农”作为一个概念由经济学家温铁军正式提出，自此渐渐被媒体和官方广泛引用； 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大陆理论界和官方决策层引用的术语；2003年，中共中央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为解决“三农”问题，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规划和部署；2004年至2013年，又连续十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强调了“三农”问题在党和政府工作中“重中之重”的特殊地位。
在经典现代化的理论中，现代化被概括为一句话：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 就如同我们感同身受的那样，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中国，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恰如温家宝同志所言，“农业农村工作历尽艰辛，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这些年来，各种自然灾害特别是水旱灾害频繁发生，耕地数量不断减少，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生产成本持续攀升，农业国际竞争压力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农村发展能够保持好局面，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央政策对头、措施得力。我们确立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方针，明确了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根本要求。我们提出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方向，部署了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我们积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城乡利益关系，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把国家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量主要用于农村，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地照耀到农村。我们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创新，在一些关键环节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些年，我们集中力量，办了很多事关农业农村长远发展的大事、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好事，很多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意义。” 有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内地城市化率达到了52.57%； 2012年，我国农业实现了九连增； 农民农民增收“九连快”，2011年，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2002年增长1.8倍，年均实际增长8.1%，其中2010、2011年连续2年收入增速超过城镇； 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7%。 目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亿元的行政村已超过八千个，超过10亿元的村庄有近百个，百亿元的村庄有20余个。但是，这些先富的村庄仅仅是少数，倘若放眼全国，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不得不直面的事实：伴随1990年代持续推进的现代化改革，在历史性的发展和重大突破之后，我国的“三农”问题依旧问题重重。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数千年处于农业社会，以农养生、以农养政，国家政权的运行周转主要靠农业提供财政来源。1949年建国之后，缘于特殊语境下的政治经济需求，党和国家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方针， 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国家实现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即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在中国当代史上，以产生深远影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以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普遍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伴随着新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等的不断变革，特别是十数个中央一号文件的颁布实施，中国农村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既往的历史发展阶段；而与此同时，中国乡村社会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的解构与重组。毫无疑问，内生的与外部的变革动力，不仅成为党和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乡村结构和权力文化网络，同时也改变了农民的思想行为准则、道德价值规范乃至内在的个体心理。“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国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此后的和平环境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同期也出现了1990年代以来农村的相对萧条。” 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包括二元的粮食供应制度、就业制度、福利保障制度、教育制度、赋税制度、公共事业投入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体系；它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把统一的中国社会分割为城市和农村，工农、城乡之间区别对待，禁止自由流通进而形成森严的城乡壁垒。在这个城乡二元结构中，一个是由市民组成的城市社会，另一个是由农民组成的农村社会，从而造成城乡发展严重失衡， 导致了“城乡之间不仅在基础设施建设、义务教育、基本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方面的差距仍然很大，在生产和消费上的金融服务、资源可及性等经济环境方面的城乡差距更是持续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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