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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08年次贷危机后，经济旧格局被打破，世界经济正在建立新的平衡。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
以强大的制造业能力著称的德国经济，是如何在危机中逆势增长，成为欧洲经济复苏的强大支撑？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和中国是否有共通之处？德国模式能否给中国经济带来启示？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李稻葵、国际管理咨询界巨头罗兰·贝格亲莅编著
旨在拨开全球经济的迷雾，探寻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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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基于一流产品与服务的出口导向、关注利益相关方的企业治理、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及全面的结构改革”，这就是在金融危机中坚挺增长的德国，为全球经济贡献的“德国模式”。
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与全球咨询巨头罗兰·贝格发现，拥有着相似价值理念与基础机制的两国，在改革目标上也同样相似。两人在无数次思想碰撞后，总结出了现实借鉴。他们从公共财政体系、房地产市场调控策略、金融监管体系、马克国际化战略、企业基业长青等方面，探索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商业模式，为中国改革提出新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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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稻葵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主任，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SchwarzmanScholars）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议程委员会委员。曾先后任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及香港科技大学；并曾任世界银行项目顾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会长等职。
罗兰·贝格
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创始人、荣誉主席；全球多家企业和机构的委员会成员，如德意志银行、美国黑石集团、日本索尼公司、意大利菲亚特集团、德国费森尤斯集团、德国慕尼黑PrimeOffice集团（董事长）、意大利RCS传媒集团等；并担任德国联邦政府等多国政府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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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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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德国模式的中国之鉴李稻葵
序二中国可以向德国学习什么罗兰·贝格
第一章德国实体经济如何战胜危机
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
次贷危机对德国的影响
欧债危机对德国的影响和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有何不同
德国实体经济为何未受两次危机的影响
德国应对危机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第二章德国公共财政体系研究
德国公共财政体系初探
中德各项税收对比与启示
中德财政平衡制度对比与启示
德国公共财政体系对中国的借鉴意
第三章德国房地产市场研究
德国房地产市场历史表现
各阶段德国房地产调控政策梳理
经验一：租赁住房市场发达缓解房价波动
经验二：稳健住房金融体系抑制住房投机
第四章德国金融监管研究
德国金融业概况
德国金融监管概况
德国金融监管下的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德国金融体系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借鉴意义
第五章德国马克国际化研究
德国马克缘何崛起
德国马克国际化缘何受限
德国马克国际化受限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第六章德国家族企业研究
德国家族企业概述
德国家族企业为什么成功
德国家族企业典型案例——宝马公司
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第七章再论德国近年来经济成功之道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商业模式
德国成功的关键因素
结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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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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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以向德国学习什么
罗兰·贝格
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新格局
过去几十年间，世界经济图谱发生了重大改变，它正不断地从发达经济体，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转移。特别是自2007年的金融危机、全球性经济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欧元区危机以来，这种趋势变得愈发明显。若单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尽管欧盟和美国的经济总量依然大于中国，但是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使得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地接近欧美。虽然这两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有所下滑，但是自2007年以来，中国实际人均GDP仍以8.1%的速度增长，这已经远远超越了美国的0.3%与欧盟的－0.2%。
欧洲各国差异显著，德国独树一帜
欧盟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2012年，欧盟GDP为16.4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25％，是美国的1.1倍，中国的2.0倍，日本的2.7倍。2012年，欧盟人口总数为5亿人，占世界人口的7％，是美国的1.6倍，日本的4.0倍。
欧洲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2009—2012年，欧盟传统15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为原0.3％。其中，个国家的年均GDP增长率为负：10希腊增长率最低，为原4.9％；其次是葡萄牙和意大利，分别为原1.5％和原1.4％。只有瑞典、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和法国实现了正增长，其中德国以0.7％的年均GDP增长率排名第二。除此之外，各方面指标表明，德国经济处于健康状态。
一、经常账户盈余
2010—2014年，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只有德国、中国和日本有持续的经常账户盈余。德国的平均经常账户盈余为2410亿美元，反映出强劲的竞争力；而同期美国平均经常账户赤字却为4350亿美元；英国的平均经常账户赤字为970亿美元。经常账户盈余通常表明出口大于进口，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对于德国来说，这一现状也因其实际汇率低于欧元区其他国家所导致，这进一步加剧欧元区内部的紧张。
二、公共财政
2014年年末，德国的一般政府债占GDP的75.5％，在欧盟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远低于美国和日本。2014年，德国成功地实现整体政府预算盈余，不仅低于美国、日本和欧盟其他国家，也低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较少的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为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留出了空间。一旦德国经济出现下行风险，政府可以采取增加公共支出、降低税收等措施刺激经济。
三、就业率
得益于1998—2004年之间的经济改革，德国的劳动力市场更具灵活性，而失业率一路走低：2005年失业率为11.2％，此后逐年下降，只有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略有上升。2014年，德国失业率达到5.0％，比美国低1.2％、比法国低5.3％，但却比中国高0.9％。2014年第三季度平均就业人口为4290万人，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劳动者维持生计的基本手段，也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前提。失业给劳动者造成痛苦，增加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甚至成为社会动荡的诱发因素。较低的失业率通常带来更高的幸福感，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四、高制造业比重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德国的制造业保持较高的比重。2012年，德国制造业占增加值的24%，高于美国的12%、日本的19%以及欧盟15国的15%。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趋势。2000年至2012年间，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制造业部门，都呈现下滑态势，其中芬兰下降10.3%，英国下降5.6%，法国下降5.3%；而只有德国和立陶宛呈现了明显的增加，分别增加了1.6%和2.0%。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德国制造业部门的高比重意味着，德国经济更具均衡性，并较少地依赖于服务业；有助于德国增加出口，鼓励技术创新，吸引外国投资，发展高附加值的服务以及增加高技术含量的就业。这些让德国在金融危机后，得以迅速复苏，并实现增长。
德国经济成功背后的因素
德国经济的强劲表现，部分源于欧元体系设计之初的漏洞。由于德国抑制工资增长的政策，德国的产业亦更加具有价格竞争力，从而推动出口以及经常账户盈余。因此，自欧元颁布以来，德国的欧元”“实际上比欧元区其他国家流通的货币贬值30%。
尽管如此，德国依然给自己打造了三大竞争力，从而实现经济成功。他们分别是：独特的社会政治架构、良好的产业政策和世界一流的企业。这些因素紧密联系，互相依托，并且有着很强的文化背景。
一、社会政治架构
社会政治架构是理解德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之一。
社会市场经济是德国经济的总体框架，是经济成功和社会稳定的前提。社会市场经济的理念是充分发挥自由市场经济的优势，同时为了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对自由市场经济加以限制。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穆勒-阿尔马克（AlfredMuller-Armack）对社会市场经济的定义是“一种将市场自由与社会平等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方式”。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原则有三点：一是保护个人不受过度自由资本主义的影响，建立社保体制，保护工人权益；二是提供免费教育与平等机会，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三是保证市场自由公平，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才能为自己和社会创造财富。国家规定市场活动的框架条件并加以调节，通过提高消费者机会、刺激技术进步和创新、按劳分配收入等方式使市场中的各种力量自由发挥作用，在主张市场有序竞争的同时强调社会责任。德国的基尼系数为0.34，低于美国、日本、欧盟平均水平和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这表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是成功的：它一方面保证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控制了财富分化。就增长与繁荣而言，经济自由与社会保障并非完全对立，正确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最佳方式。德国的传统文化注重共识，有利于为社会福利做出妥协。法律规定，大型企业的监事会包括工会代表，企业、员工、工会和行业工会之间的妥协降低了罢工数量和劳动力成本。2000—2008年，德国平均每年罢工时间仅为4.5天，而美国和欧盟分别为9天和34天。2001—2012年，德国单位劳动力成本仅上升8.4％，远低于美国（18.3％）和欧盟平均水平（24.0％）这使德国产品价格低廉，增强了德国经济的竞争力。
1999—2005年，德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为德国企业创造了竞争优势，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劳动力市场改革减少了保护主义倾向，取消了最低工资限制，增加了灵活性。税制改革降低了企业税和直接税的水平，适度提高了间接税。医疗改革把医疗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分开，提高了德国企业的竞争力。福利制度改革缩减了养老金，并在之后的2010年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措施是将企业的资本利得税降至0%，这鼓励了公司之间以及与银行之间进行资产买卖，从而缓解了“德国公司”的问题。然而，值得提出的是，尽管政府从早前的改革中获得不少经济利益，但是现在也开始取消一些改革政策，例如，引入最低工资，并且对于那些工作超过45岁的人，把退休年龄降低到63岁等。
二、产业政策
稳健的产业政策是德国经济成功的基础。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德国制造业比重较高。2011年，德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为23％，高于美国（13％）日本、（19％）和欧盟传统15国平均水平（15％）。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呈现去工业化趋势。2001—2011年，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制造业比重下降，其中芬兰、爱尔兰和法国分别下降7.9％、5.6％和4.6％，只有德国、匈牙利、立陶宛、波兰等少数国家的制造业比重上升。较高的制造业比重有利于扩大出口、鼓励技术创新、吸引外国投资、创造高技能工作岗位，是金融危机后德国经济快速恢复和增长的关键因素。
不断增长的研发投入和良好的研发体制促进了技术创新。2011年，德国的研发费用达755亿欧元，GDP的2.88％。占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在研发领域有紧密的合作关系：企业研发投入占研发费用总额的67.7％，大学占17.8％，公共机构占14.6％（数据四舍五入取两位小数）。公共科研机构中既有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协会等基础研究机构，也有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等应用研究机构。技术创新帮助德国工业提升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在产业价值链中地位不断攀升：德国的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额占世界总额的12％；1995年至今，从德国每百万人口的专利数量始终名列前茅，遥遥领先于美国和日本。德国政府在激励创新和提供基础设施支持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政府自下而上地与产业展开紧密合作，而参与研发的目的并不是选出个别佼佼者，或直接确定研发方向，而是为企业创造研发工作的激励框架，提供资金支持以及基础设施支持，同时保证中小型企业和供应商也能参与其中。除了常见的税收激励、大学支持和基础研究支持之外，德国还有一批独特的致力于与产业紧密协作的各科技中心网点，这批网点专攻技术创新。其中最成功的即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协会拥有60家技术中心，遍布全国，由政府、企业界共同出资，完全依靠市场驱动运营。从化工多聚物到镭射传感器制造所需的光学精确度，再到新一代IT（信息技术）组件所需的毫微电子器件，协会研究范围涵盖广泛。下属各中心高度专业化，与制造业各细分产业挂钩，还有部分专注于提高投资利用率的制造技术，帮助德国企业保持国际竞争力。
学徒体系传授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满足了工业的需要。世纪80年代以来，19德国形成了企业、职业学校和再培训组成的职业培训系统。这个系统由政府和行业共同负责，根据企业要求和官方标准，348种不同职业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为2011年，万新生进入职业培训系统，57按照人口比例来算，相当于中国的900万。而使得这套系统如此成功的原因就是私营企业的全程参与，从帮助设定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到综合使用企业的实际生产设备。无论毕业生来自德国哪里，人事经理们都能够准确知道他所掌握的生产技能，而且这些技能往往与公司业务直接相关，相当实用。由于在接受培训初期便已建立起公司认同感，这些毕业生对公司的忠诚度通常很高，而流动性较低。这也直接提升了德国公司的创新能力，因为创新不仅来自于拥有大学学位的工程师的大脑，更来自于生产第一线。目前，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已被不少欧洲国家借鉴。
产业聚集推动了经济增长。大量自发形成的各类产业集群是德国产业结构的一大特点，这种产业集群远比单纯地域上的产业集中含义丰富。产业集群包含密集而复杂的产业合作网络，公司在其中与供应商和客户、当地研究中心、大学、职业学校，甚至竞争对手展开合作。大多数这样的产业集群都是历经数十年的自主发展而形成，高度专业化。黑森林地区的钟表生产商们，现在已经发展为专业制作精密手术仪器的产业集群，产品出口全球。德国西南部有130年历史的汽车生产基地，聚集了汽车设计、制造、零部件生产等产业。在新兴产业领域，诸如生化领域和煤化工领域，德国也不断有此类产业集群诞生。这些产业集群的产生并非偶然。德国政府会寻找已经涉足这些领域的公司和研究机构，为它们提供所需的资金支持以及可能的设备和人员支持，来帮助开展合作研究、技术转移和新产品研发。各州都希望建立自己的集群优势，促进企业和研究机构的聚集。以巴伐利亚州为例，1994年和2000年出台的两个产业计划致力于促进高科技领域的研究、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支持新型商业模式。2007年开始的“巴伐利亚的未来2020”（ZUKUNFTBAYERN2020）项目在四年内投资1.7万亿欧元，为中小企业聚集计划提供了1亿欧元的资金支持，组建了新的科学研究机构。巴伐利亚州的产业计划不仅关注先进制造、生物、计算机等新兴行业，而且重视相关的研究、培训，2020年巴伐利亚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预计提高至3.6％。政治支持为德国企业在海外市场提供了后盾。德国有228个驻外使领馆，在85个国家有12个国际贸易中心或商会，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俄罗斯和墨西哥等国家有7个工业和贸易中心。另外，德国政府通过对外贸易协定、出口融资和保险、政府关系等方式为德国企业在海外市场提供帮助。
三、企业竞争力
世界一流的企业是德国经济的支柱。
国际化经营塑造了一批全球领先的大型企业，为德国赢得了声誉。德国DAX指数中排名前30的上市公司的国际业务平均比重都在77％以上，林德集团、阿迪达斯、费森尤斯医疗等制造业企业的国际业务比重更是高于90％；60％的员工在国外工作，30％的管理董事会成员来自于国外，但技术研发等核心业务大多在德国完成。
中小型企业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在德国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诸如宝马和大众这些最为大众所知的德国品牌都是大型跨国企业，更多更具创造力和高度国际化的成功的德国公司却是中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组成了德国经济的主体部分，也创造了大部分就业岗位。其中数以百计的公司虽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却是世界范围内行业领先的佼佼者，它们90％的产品输入全球市场，被誉为“隐形冠军”。德国有超过1300家中小型企业，平均营业收入在3.15亿欧元以上，平均员工数量2000余人，税前投资回报率高于14％，出口额占德国出口总额的61％以上。60％以上的中小型企业是家族企业，拥有数十年发展历史。为了使这样的成功成为可能，德国政府始终在政策制定上确保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能够平等发展，所有经济和税收政策都会照顾到中小型企业的特殊利如，益，法律上和行政上中小型企业能够得到平等对待，公共研究项目和政府采购也会将中小型企业纳入合作范围等。
出口为德国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不少德国DAX指数中的上市企业有很高的海外业务比重：2013年，林德西门子、戴姆勒、巴斯夫和大众汽车等公司的海外营业收入分别占95.5％、85.8％、82.7％、79.8％和80.4％。德国的出口产品覆盖了汽车、机械、电力和数码设备等多个行业：2013年的出口商品中，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占17％，机械设备占15％，化工产品占10％，数码、电子产品和光学仪器占8％。同年，63.6％的出口额面向欧盟国家，2013年下降至57.0％，同时，面向美国、中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出口比重上升，出口市场更加多元化。
多样化的银行系统方便了企业融资。德国的银行系统有三大支柱：私人银行、合作银行和公共银行，不同的银行针对不同的客户，并以一种广泛分布的形式组织起来。公共银行包括储蓄银行和从事批发业务的州立银行。这417家储蓄银行和1045家合作银行均为小型、独立的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融资发挥着重要作用：储蓄银行针对公司及个体经营者发出的贷款总额达到1.28万亿欧元，占中小型企业贷款总数的25％，合作银行占16％。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在小微型企业市场中的角色更加突出，90％以上的个体经营者和小型企业的贷款由它们提供。由于两个原因，多样化的银行体系对德国经济起到了特殊的作用。第一是与德国经济结构相适应。在德国，99.3％的公司雇员人数少于250名，规模为10～249人的中型企业占总数的18.4％，远高于欧洲平均水平。中小型企业通常需要申请贷款来维持运转，这就需要近在咫尺的、可以提供全套便捷服务的银行伙伴。第二是有利于拉近与客户的距离。在较小的商业区域内，银行可以深入了解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商业情况等信息，针对每个客户关系中的风险进行细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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