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入同盟国的行列，中美两国正式成为反法西斯的军事盟友。在此背景下，蒋介石盼望与美国及其他盟国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得知珍珠港事变消息的当天，蒋介石即与驻重庆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进行会谈，向其转交了给罗斯福总统的照会，提议中、美、英、澳、荷五国结成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推美国为领导，指挥共同作战。蒋同时要求马格鲁德考虑各大国之间的全面合作计划[1]。此后数日，蒋介石又连续多次与马格鲁德谈话，试图商讨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事宜[2]。然而，美国陆军部已经对马格鲁德有令在先，不得与中方开展正式的军事对话，而只需监督租借物资的使用。即便此时美日业已开打，马格鲁德使团依旧无法有更多作为，蒋介石因此也难以从马格鲁德那里获得任何实质性承诺。在蒋介石的提议下，由中、美、英、澳、荷五国参加的军事会议于12月23日在重庆召开，美国陆军部派空军少将勃立特（George H. Brett）作为正式代表与会，英方则由负责缅甸防务的驻印英军司令魏菲尔（Archibald Wavell）代表出席。据美国军方文献记载，勃立特此行来华的初衷，并非参加重庆军事会议，而是为了考察在华部署重型轰炸机的可能性[3]。可见，在太平洋战事爆发后的头半个月里，美方在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上远没有蒋介石那么积极。同军事合作的慢热状态相比，中美在租借物资的使用问题上很快爆发了冲突。
1941年10月22日，美国货轮塔尔萨号（S. S. Tulsa）从纽约出发，起航前往仰光。与太平洋战争之前从美国始发的其他租借船只相比，塔尔萨号装载的武器弹药数量最多，总价值也最高，具体包括滇缅铁路器材、卡车及零部件、轻机枪、榴弹炮及部件、手枪部件、子弹、兵工原料，以及专供陈纳德航空队补给用的P-40飞机零部件与0.50口径子弹[8]。珍珠港事变发生时，塔尔萨号尚在途中。不过，驻防缅甸的英军部队已经蠢蠢欲动，他们对仰光积存的大批租借军火物资满是垂涎。塔尔萨号即将抵达仰光的消息更令驻缅英军兴奋不已，在他们的鼓动下，缅甸政府派专员前往重庆，向蒋介石提出划拨部分租借器材的要求。出于对保卫缅甸重要性的认识和对英国人处境的同情，美国陆军部亦于12月16日致电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授权其在中方许可的前提下将援华租借物资转拨给英军使用[9]。马格鲁德随即与蒋介石进行了沟通。尽管身在缅甸负责援华租借物资转运工作的俞飞鹏极力反对，蒋介石仍从中美英军事合作的大局出发，表示愿意考虑此事。无奈之下，俞飞鹏只好电请宋子文与美国政府及英国驻美大使接触，向他们阐述中国所肩负的重大作战职责[10]。
就在国民政府考虑向缅甸英军划拨部分租借器材之时，塔尔萨号于12月17日驶抵仰光港[11]。对军火渴望已久的英军再次向缅甸政府表达了挪用援华租借物资的想法。由于未能立即得到重庆方面的答复，缅甸总督雷吉纳尔德（Sir Reginald）遂直接与美国军事代表团派驻仰光监督租借物资接收的成员特威梯（Joseph J. Twitty）中校取得联系，要求他允许英军采取行动。雷吉纳尔德反复强调缅甸防守急需武器弹药，而丝毫没有意识到塔尔萨号装载的租借物资已是中国政府的财产。12月18日，前往重庆的勃立特中途停留仰光，他对当地租借物资积压严重、运输效率低下的状况深感不满。勃立特告诉特威梯，美国的重型轰炸机将于一个月内前来缅甸作战，他强烈主张特威梯在租借物资问题上维护美国的利益。勃立特的观察并非全然没有事实依据，滇缅公路的运输瓶颈确实给美国军事代表团转拨租借物资制造了借口。勃立特到达仰光前两天，马格鲁德曾致电陆军部，建议不要继续使用租借资金为中国购买军毯或军布，因为仍有超过10万条军毯积压在仰光，这些军毯与军布正慢慢地受到白蚁的侵蚀[12]。
此时，中美英三国的军事合作正处于上升阶段。12月31日，罗斯福提议组织盟军中国战区，由蒋介石任最高统帅。1942年1月1日，中美英三国又共同成为《联合国家宣言》的签字国。虽然美英两国已经确定“欧洲优先”战略，但仍希望中国在亚洲战场上保持积极的作战态势。在蒋介石的外交姿态面前，美英两国迅速做出让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蒋介石表示，英军在仰光扣留中国租借法案器材“实属误会”，同意将所扣物资无条件地归还中方[22]。丘吉尔首相也私下向宋子文表示，称他已下令向中方归还所有被扣物资，并严禁将来此类事件再次发生[23]。美国陆军部也迅速派圣约翰（Adrian St. John）中校接替了特威梯的职位，陆军部长史汀生则向重庆的马格鲁德强调：未经蒋介石同意，“不得动用租借案货物”，他建议由蒋介石指定的驻缅代表“决定租借案器材中何种或有否可以转拨英国当局以加强缅甸防务者，其余器材立即遵滇缅路运至中国”[24]。罗斯福亦对塔尔萨事件亲表关注，在“详审报告”之后，罗斯福向蒋介石声明：“租借法案中指定拨归中国之器材，除事前与中国政府以会议或磋商为基础另有决定外，转移他方实非美国政府之政策。”[25]美英两国的让步与表态，确认了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对美国援华租借物资的支配权。至1942年1月7日，包括塔尔萨号货轮在内被英军扣押的租借物资全部交还中方，其中一部份经蒋介石批准转拨给英缅军队使用[26]。
表面上看，塔尔萨事件发生于中国与英缅当局之间，但在其背后发挥关键作用的却是美国。从某种程度上说，塔尔萨事件源自美国军方的怂恿。无论是勃立特，还是马格鲁德领衔的美国军事代表团，都以维护美国利益为先导。驻缅美军军官特威梯更是利用当地英军部队的无知，鼓动他们采取过激举动，劫夺已属于中国的租借物资。随着美国参战程度的日益深入，加之英美联合作战方略的确定，美国军方已不再满足于建立租借援助的信息管道，而是希望直接控制租借物资的分配。塔尔萨事件处理过程中，马格鲁德一度要求宋子文将今后的援华租借物资拨给美国军事代表团支配，结果遭到宋的拒绝[27]。塔尔萨事件是中美两国在租借援助问题上的初次交锋。这一事件虽以有利于中方的局面收场，但美国控制租借物资的欲望也在无形中得到了增强。被解职的特威梯中校满怀嫉恨回到美国，开始散布对中国不利的信息，他的看法得到了美国军事代表团其他驻缅成员的呼应。12月30日的《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对塔尔萨事件做了特别报道，指责中国政府对滇缅公路管理不善，腐败丛生，最高当局予以纵容。对此，宋子文坚决予以反驳[28]。1942年1月9日，他又向美国陆军部次长麦克洛依（John L. McCloy）表达了对特威梯行为的不满[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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