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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任何“辉煌”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艰难”。“改革开放排头兵”深圳经济特区走过了35年的风雨历程，从一个边境渔村，成长为蜚声国际的现代化大都市。多少人拼搏流血？多少人慨叹挥泪？多少次遭遇危机？多少次面临抉择？《深圳的艰难与辉煌》中的一篇篇文章，正将这种种的艰难，研磨成故事，向我们娓娓道来。
《深圳的艰难与辉煌》的作者吴松营曾任深圳特区报业集团社长、总编辑，正是深圳改革开放的 “垦荒者”，正是改革开放历史的见证人，他用老练的文笔、独家的图片资料，带我们一探深圳辉煌背后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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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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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艰难与辉煌》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三位书记兼市长的艰难与辉煌”收录三篇人物通讯，分别记录深圳改革开放时期三任市委书记梁湘、李灏、厉有为的事迹。第二部分“一位开荒牛的难忘经历”收录作者自述见闻的文章。第三部分“见闻特区创业时段”、第四部分“我对特区的感悟”收录作者历年所写的能够反映深圳社会发展的新闻和评论。第五部分“深圳报业路上言难尽”收录反映深圳报业发展状况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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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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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松营，男，1943年11月出生。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隆都人。曾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深圳特区报社社长，总编辑，深圳报业集团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深圳报业集团党组书记、社长，香港商报社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为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北大、人大、武大、暨大等多所知名高校新闻学院、政治学院、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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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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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书记兼市长的艰难与辉煌
深圳的艰难与辉煌要从梁湘讲起
有人问李灏：“你怎么到这个地方来工作？”
“大庆大寨”与深圳、珠海的辉煌
厉有为：“改革必伴热血流”
一位“开荒牛”的难忘经历
“扛着木箱去找党”的故事
借床板的通心岭经历
一张值得怀念的旧木凳
炊烟就在这里升起
通心岭与“南泥湾”
市委机关搬进新大楼
市委办公大楼旁有过一场大火
见闻特区创业时段
是堡垒，也是明灯
“让你们的福星也照到上海吧！”
“五湖四海”源远流长
东湖激浪 梧桐飘芳
不畏艰险 艰苦创业——记银湖旅游中心总经理汤年0
一个共产党员的追求
“滚雪球”滚出两个工业区
为了根治深圳的蚊患
“西丽”原来是“西沥”
养十五盆花就能中奖的城市
我对特区的感悟
继承和发扬深圳精神 做一个有作为的深圳人
亦喜亦忧过荷坳
特区文化与特区精神
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两点论
从描绘“特区精神”中见精神
似兰斯馨，驰誉丹青——怀念林江同志
爱我深圳 爱我中华——《深圳市民手册》代序
特区宣传文化事业的开创者李伟彦
淡泊 志趣 奉献——《昨日深圳》序
第二次思想解放和市场经济
如此“新管理方法”
企业党组织要爱护、支持和身体力行地去建设企业文化
“公”字当头才能简政放权
教育上不去 早晚要拖垮经济
国际性城市呼唤名牌大学
莫信谣 往前走
特殊环境下舆论引导作用的重要性
实事求是 走自己的路
从另一个角度了解深圳
“排头兵”与“过河卒”
夏日话海滩
大家都做实事求是派
为破旧中巴被强制报废叫好
为何车不行其道
叶黄叶落自有时
庭后调解——正确的选择
“学习”是前提，是基础
“排头兵”的责任与尴尬
深圳报业路上言难尽
责任、探索、用心——我的新闻生涯和感受
眼光、技巧和开拓精神——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家办报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深圳特区报》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报道的探索
高举伟大旗帜 争创跨世纪辉煌——《深圳特区报》创刊16周年
以改革家胆识宣传改革
网络化寄语
沐浴改革开放春风 勇创特区报业辉煌——写在《深圳特区报》创刊18周年
之际
改革创新 壮大党报事业
强化优势 开拓进取——党委机关报如何应对大众化报纸的竞争
锐意改革进取 努力办好党报——写在《深圳特区报》创刊19周年之际
改革开放的窗口——写在《深圳特区报》创刊20周年之际
努力使领导和老百姓都满意——办好党报的一点体会
在市场竞争中创新，进一步提高报业集团水平
谈谈报业集团领导者的素质
统出合力 保持活力——深圳报业集团化进程
中国报业发展的新课题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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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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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特区之前，深圳是广东省宝安县的县城，一个与香港新界一河之隔的边境小镇有的书报上说是“一个小渔村”，是不正确的，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人口不足3万，市区只有一条窄小的街道——东门路和两旁的一些旧房子，最新的建筑是通往港九铁路火车站附近的三层华侨旅社。在当时中国众多的县城和乡镇中，深圳可算是较为贫穷和落后的小镇之一。小镇周围，后来的特区之内及至原来宝安县的各个村镇，多数老百姓的生活还比较贫苦，有的还住茅草房，连温饱都成问题。
过去，宝安县的老百姓与一河之隔的香港居民在生活水平上存在着很大差距，但由于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和政策，外逃香港等于叛国，以阶级敌人处治，所以，还能勉强维持边境的稳定。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期，修地铁、隧道，盖高楼，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当时香港总人口不足500万。1980年之前，港英政府不但不公开抓大陆的越境者，还给居住证，可以马上找工作。
1978年中央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内地的边境管制开始放松，很多内地人立即乘机往香港跑。宝安县当地的中青年跑得最快因为他们最熟悉边境路径和最了解香港缺少劳动力的情况，剩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加上边境驻扎的解放军部队很多，所以有人将不能跑或跑不动而留下的人员戏称为“九九、三八、六一部队”。结果是“千村万落生荆杞”，大量农田丢荒，宝安县政府和后来的深圳市政府连公粮都收不齐。接着，内地邻近广东的一些省、市老百姓也蜂拥到深圳越境跑去香港。“反偷渡”又成为刚建立的深圳市党政机关和公安边防部队的重要任务。可以说，中央在深圳采取特殊政策和措施，包括建立经济特区，其初衷之一就是为了安定边境，争“社会主义优越性”之气。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时，整个深圳市工农业生产总值仅2.6亿元，其中工业产值6000万元主要是农具、家具、小印刷厂等小型工业。当时深圳市包括经济特区的经济基础是十分薄弱、落后的。
谁能够想到30多年后，深圳特区连同整个深圳市会成为一个高楼大厦林立、人口超千万、年总产值接近2万亿元的世界级现代化大都市？然而，人们完全可以想象：从特别落后的惨淡和悲凉到最具先进的辉煌的过程，创业者会有多少苦痛和要流下多少血汗，要劈开多少荒野的荆棘和闯过多少险恶的险滩！
在当时中国四个经济特区中，深圳特区的面积最大，与香港一河之隔的地理位置也最为特殊。因此，深圳经济特区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晴雨表和对外的窗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试验场。各种思想观念都在这里交锋，新旧体制在这里碰撞。深圳经济特区进行的各种试验，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引起全世界瞩目。
在讲述深圳特区的辉煌创业史的时候，人们不能不想到梁湘、讲到梁湘。梁湘在深圳特区成立初期担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是深圳特区创业过程中艰难与辉煌的缩影和典型。
1979年，刚成立的深圳市属于地级市建制。建市后的深圳有很多事情要同毗邻的香港沟通，因为深圳级别太低、地域不大、领导人的级别不高，经济又那么落后，港英政府根本看不起。涉及深港的交通运输、物资和人员往来、关税管制等等的重要问题，协调起来困难重重。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之后，经中央同意，广东省委调派省委副书记吴南生到深圳市担任市委第一书记，领导的级别提高了，但行政运作起来仍然受到地级市的级别限制。这样的干部安排实际上是一个过渡。吴南生历来是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儒将，广东省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对党的工作来说，由他负责全省宣传文化工作的任务更加重要。
1981年3月，一份中央文件把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调到深圳担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梁湘当时已经年过花甲，正在中央党校学习，接到通知之后立即从北京南下到深圳赴任。这位16岁就到延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南征北战的老共产党员，也许根本未曾想到：他革命生涯的最后阶段，竟是一个艰难与辉煌交织的历程。
1981年8月13日，从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三个国家访问归来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抵达广州，第二天就赶到刚成立一年的深圳经济特区视察。连续3天，从蛇口到小梅沙到深圳水库旁的最早合资企业东湖宾馆，马不停蹄地一边考察一边对如何开创经济特区建设新局面提出要求、进行指导。省委书记任仲夷和市委书记梁湘一路陪同。
赵紫阳在广东担任省委书记的时候，梁湘是“三线建设”重镇韶关地区的行署专员。他们可谓是老熟人、老上下级关系，所以梁湘也毫不拘谨，经常是一有机会就向总理诉诉苦，希望中央多理解和支持深圳的建设和发展。8月16日，梁湘陪同赵紫阳在深圳东湖宾馆考察的时候，利用空隙又向赵紫阳诉苦：“总理，深圳的家底很薄，这您是知道的。现在连日常开支都要靠中央和省补贴，可是广东目前还是个经济落后地区，不可能在财政上对深圳有更多的支持。我来深圳工作已经快半年了，真的体会到凡事开头难。希望中央能够在财政上多支持一点。”
赵紫阳听后笑着看看梁湘，拍拍自己的口袋说：“梁湘同志，国家还很穷，我也是一个穷总理。小平同志已经说了，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梁湘也笑了，但是是苦笑，同时带着一丝无奈。当时，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总值才6000多亿元，国民收入3000多亿元，10亿人口大国的财政收入也就几百个亿。深圳特区要打开建设和发展的新局面，必须靠敢闯，靠实干，杀出一条血路。
后来，梁湘在市委干部大会上传达国务院总理视察深圳的讲话精神时，特别讲到这个情节，激动地说：“杀出一条血路，当然不是要我们扛着机关枪到香港打劫，而是要我们大胆地改革，大胆地闯。”他甚至喊出：“生为改革而生，死为改革而死！”
梁湘就像“易水话别”那样为改革而义无反顾。他于1982年11月领导市委班子经过反复推敲，制定出《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大胆地提出“四个为主”的发展战略，即产业以工业为主，资金以引进外资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经济运作以市场调节为主。
我们都知道，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才正式提出了在计划经济主导下商品经济作为重要补充的方针。可是，梁湘和他领导的深圳特区却在五六年前就以“市场调节为主”并且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
这当然也就免不了受到从北京至上海以及全国许多地方的批评甚至攻击，说“梁湘在搞资本主义”，“深圳除了一面五星红旗，全变成资本主义了”，那势头就像平地刮起12级强台风。那些对建立经济特区总是忧心忡忡的人接着还把深圳劳动者的“奖金不封顶”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奖金挂帅”，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说成“是在宣传资本主义人生观”；老百姓看香港电视、看金庸武侠小说被指是“受到精神污染”；从内地组织一些花生、蔬菜等生活物资供应深圳市场被严厉批评是“严重破坏国家计划”……
1982年，梁湘力排众议，接收和安置两万名退伍的基建工程兵。这实际上是按照当时中央关于军队裁员的要求，也是深圳特区建设发展的实际需要。12月，这支军事化的基建队伍连同部分家属先后从上海、天津、沈阳、锦州、西安、郑州等地到达深圳。原本只有10万人的深圳特区，一下子多了两万多人。
当时的深圳，不管是居住条件还是工资待遇，都比较差，两万人的施工队伍以及大量家属的到来，使边陲小镇在生活物资和水电供应方面压力骤增，几乎到了不堪负荷的地步。另一方面是面对开始市场化的深圳基建局面，原先完全是生产靠上级下达指标、生活靠国家供给的将士们不免手足无措——铁饭碗一下子没了，又要设法找钱换来柴米油盐过日子，官兵们的衣食住行条件都非常艰苦。
现在回顾起来，转业之初工程兵的窘迫和艰难，真是难以想象。他们不但与深圳特区一起经历了最初在血路上披荆斩棘的苦痛与艰难，而且还有自身特殊困难：两地分居、爱人下岗、老人小孩无人照顾，等等。有个别工程兵因在深圳生活无着，无可奈何地上街乞讨，被当地老百姓当作是一种负担、累赘。
梁湘和深圳市委、市政府对此当然不会坐视不理，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工程兵困难的方案。梁湘在会上反复强调，接收安置两万名工程兵，既为中央减负、分忧，又为深圳未来发展着想。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动情地说：“同志们，这是两万名有着严密组织纪律观念的强劳动力，而且带来一批装备和资产，拥有一千多技术干部，机械设备的价值6000万元。市委、市政府和各级党委一定要在生活上尽力关心、帮助，在事业发展上真心支持、扶助，帮助工程兵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正是这种大局意识和豁达胸怀感动了两万名刚刚退伍的工程兵将士，也感动了当时的深圳市干部群众，形成一股团结奋斗、无往不胜的力量。
经过研究，市政府先把属于政府工程的项目如特区二线公路建设、罗湖新联检大楼建设等，参照市场价格交给退伍的官兵们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使他们能够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学会游泳，在实践中不断锻炼、前进，最终成为特区早期建设的主力军。
1986年，工程兵出身的市委宣传部干部段亚兵与作家吴启泰创作了报告文学《深圳，两万人的苦痛与尊严》。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很大轰动。因为他们不但说出两万名工程兵的苦痛与尊严，也映衬出深圳特区创业时期的艰难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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