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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具有五大看点。
其一，书中主人公汉斯·米勒与中村京子不凡的人生经历，经真实感人的细节描写和鲜明生动的性格刻画，使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让读者在了解两位洋八路奇特经历的同时，感受到他们伟大的思想情怀和独特的性格特征。
其二，书中配发的300多帧照片，既为主人公的光辉历程提供了权威直观的佐证材料，也向读者展现了珍贵的文物档案和历史场景。例如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当天朱德总司令宴请国际志愿者的照片；毛泽东与朱德接见印度援华医疗队员的照片；朱德签署的米勒在第十八集团军服务的中德两种文字证明书；朱德与聂荣臻分别写给林彪要求对米勒途经东北时予以关照的信函；米勒从瑞士红十字会募得并在抗日前线救死扶伤用过的听诊器等等。还有难得一见的各种证件，如德国党卫军开具的劳动证明、国民政府驻瑞士使馆给米勒的签证、延安时期的干部保健证、东北人民政府给米勒出具的入籍证明和收听短波证，还有宋庆龄与米勒一家的往来信件以及赠送给他们的礼物……
其三，串起以往宋庆龄研究中涉及的人物与事件的信息，大大丰富了现有的研究史料与线索。例如有关1939年由英国慈善家为“保盟”定制的大型救护车是如何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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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米勒大夫和中村护士，分别来自德国和日本，却成为了八路军战士，在中国的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上救死扶伤。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相识，在人民的军队里相知，在革命的战火中相爱，最终成为了献身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德、中日人民友谊的终身伴侣。
本书以米勒夫人、日籍女八路中村京子口述的形式，带我们走近这对国际志愿者精彩而传奇的人生。全书分为“序曲”、“中国相遇”、“东北十年”、“定居北京”、“杰出公民”、“尾声”等板块，以大量生动鲜活的事例展现了这对异国伉俪与中国革命的不解之缘。书中还配发了300多幅照片，其中不少为珍贵的革命文档，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与人文信息。
本书的出版是为了纪念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以及被誉为“来自德国的白求恩”、“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汉斯·米勒的百年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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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口述者中村京子，汉斯·米勒的夫人，日籍局级离休干部。1930年生于日本福冈县。1945年5月考入“满铁”医院护校来华学习。同年8月日本投降后，在锦州参加八路军。先后在冀察热辽军区后方医院和前线手术队参加战地医疗工作，经历了东北解放战争和整个辽沈战役。1949年随部队解放天津后，在冀察热辽军区司令部卫生所做干部保健工作。其间，与汉斯·米勒在共同的工作中相识、相恋，结为夫妻。之后，随米勒一起转业，在东北工作了十年。1962年后又随米勒调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工作。1991年离休。现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
撰稿者沈海平，1954年生，文学硕士，中国福利会宋庆龄研究工作室研究员，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中国福利会会史资料整理和相关人物的研究以及口述史料的抢救工作。著有《爱泼斯坦与宋庆龄传记》等多种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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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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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曲
曲一 参观抗战纪念展
曲二 我捐赠的五件文物
曲三 X光机背后的故事
一、中国相遇
我从日本到中国
“满铁护校”的痛苦记忆
得知日本战败
参加八路军
最年轻的“小八路”
“大鼻子”队长
我给米勒当助手
他来自海涅的故乡
逃出德国
瑞士学医
向往革命
到香港，找宋庆龄
押运救护车去延安
路遇斯诺
见到毛泽东
患难之交马海德
外国菩萨“米拉”
朱德印象
白求恩大夫追悼会
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
写给宋庆龄的报告
与敌人捉迷藏
参加“百团大战”
“灭虱”大战
彭德怀赠送皮夹克
尽量保全肢体
痛失手术器械
洋院长的高招
爱情花开
两个“鬼子”的结合
二、东北十年
抗美援朝
敢担风险
刚正不阿
裤兜里的入籍证明
入党一波三折
日本来信
忘我工作
锅炉院长
心肌衰竭
心系两头
三、定居北京
新的岗位
严母慈父
天安门观礼
到宋庆龄家做客
宋庆龄的忘年交
米蜜的结婚贺礼
宋庆龄的信
寄到瑞士的《中国建设》
斗篷与小鞋
三位老友
动荡年代
古董只卖五元钱
为儿女担忧
给周总理写信
“全聚德”设宴
毛主席错了也得改
周总理的关怀
四、杰出公民
“米勒日”
日本省亲
带回肝炎试剂
中国乙肝炎疫苗之父
“请拿我做活体实验”
德国寻亲
在德国“复活”
牵线搭桥
重返太行
邓大姐的名片与鲜花
政协委员
永远锃亮的皮鞋
温暖的家
无悔人生
永远不要离开中国
尾 声
听诊器与打字机
来自德国的“白求恩”
我们的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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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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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鼻子”队长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1947年6月，刘邓大军挥师渡过黄河，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东北战场经过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艰苦斗争，扭转了战局，东北民主联军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随着战事的扭转，战地医务工作也越发繁重，我被从后方医院调到前线手术队报到。这一年我17岁。
记得我前去报到的时候，首先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高个子、大鼻子的外国人，我还以为自己走错了门。正当我犹豫之时，那位外国人问我找谁？我说，找手术队长。他说，他本人就是！
我不敢相信，以为他对我开玩笑。可是他肯定地说，他就是。同时问我，有什么事？
我赶紧再次敬礼，报告说：“我叫中村京子，锦州护校毕业，1945年底参加部队，是后方医院派来参加前线手术队工作的护士。”随后，我双手递上自己的介绍信，并问他把我分配到什么岗位？队长告诉我，到手术室工作。他让我先找管理员安排住处，下午再来谈工作。
我心里十分好奇，怎么手术队长是个外国人？在下午的工作安排中，我的工作岗位明确了。从此，我成了这个高个子、大鼻子的手术队长的助手。很快，我就从手术队其他同志处得知了队长的来历。
我给米勒当助手
“大鼻子”队长叫汉斯·米勒，是个德国人，为了支援中国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1939年从瑞士来到中国。最早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工作，后来到了第十八集团军服务，是个医术高超的大夫。据说，很多患了疑难杂症的病人，都经他的妙手回了春。抗战胜利后，他准备经东北、苏联回国。在经过张家口时，国共内战爆发，他无法回国，在冀察热辽军区司令萧克和卫生部长李资平的挽留下，他担任了军区野战总医院的院长。后来形势紧急，他率领医院撤退到辽西的林西，又带领手术队活跃在前线。他是一位受到上上下下众人尊敬的人。米大夫的经历，让我对他肃然起敬。
我是个做任何事都很认真的人。初到手术队，而且是给这么有本事的手术队长当助手，可不能掉以轻心！我提醒自己，努力再努力，小心再小心，给他当助手，一定不能出错。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跟着他，当好助手。我发现他的手术十分利索，又快又细。一看就是个受过正规良好教育，同时经历过大量医疗实践、具有丰富经验的大夫。
当时由于条件有限，伤病员不是集中在一起，而是分别安排在不同的村落里，所以我每天跟着米大夫到各村去巡访伤病员，还经常走夜路。我发现米大夫是个特别敬业和认真细致的人，对每一个伤病员的情况他都仔细过问与查看，对伤口的处理也一丝不苟。遇到有伤病员伤口化脓，发出恶臭，他也不回避，不嫌弃。高难度的技术活自然由他处理，而且遇到脏活、累活，他也都抢先处理。他对伤病员从不摆架子，反而把上级给自己的特殊供应食品——小米、鸡蛋等，送给急需恢复体力的重伤员，自己与大家一起吃大灶伙食。
我发现他多次发生食道痉挛剧痛，痛得面无人色、虚汗淋漓，几近休克。多年后，他被确诊为食道下端痉挛。每当他过分劳累、伙食过粗，就会犯病。可是他依旧拼命工作，依旧把特供的伙食送给重伤员。我越来越佩服他、尊敬他。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与他几乎形影不离，一同出诊、一同手术、一同吃饭，无论是出诊还是手术中，我们都配合得很默契。看得出来，他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他还对我讲起了他的经历。
他来自海涅的故乡
米勒来自德国的文化名城——杜塞尔多夫，他与著名诗人海涅是同乡。
米勒是家中的独生子，他的父亲是犹太人，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父亲曾拥有一家电器批发店，希特勒上台后对犹太人大举迫害，父亲被迫将批发店廉价出售給德国的日耳曼人。母亲的家族巴林来自日耳曼族中有名望的一支，外祖父的兄弟创建了第一条欧洲——美国的海运航线。米勒的父亲心地善良，母亲美丽端庄能干，一家三口过着幸福安宁的生活。父母对米勒这个独生子十分疼爱，一心盼望他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了米勒一家幸福安宁的生活。当米勒尚在牙牙学语时，父亲被征兵参加捍卫德国的战争，直到1918年的一天，父亲带着一脸疤痕终于从战场回到了家中，恐怖的面容令米勒不敢与父亲相认！劫后余生，全家十分庆幸。
在米勒刚满六岁时，母亲就送他到一家私立小学读书。这是一家管理十分严格的学校，只收男生，不收女生，经常以体罚的方式约束学生，再调皮捣蛋的儿童都照收不拒。当时德国教育制度规定，普通小学为四年制，中学为九年制，米勒仅用三年就读完了四年的课程。
1924年，米勒进入杜塞尔多夫一所以德国总统兴登堡名字命名的著名学校。米勒踏入这所著名的中学校园时，深知父母对自己的殷殷期望，这对他是莫大的激励！他经常告诫自己，必须顽强、刻苦地学习，绝不能浪费一寸光阴！他出色地完成了学校规定的课程，还学习了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和英文。这一切提高了他的文化素养，拓展了他的知识面，为他在学业上的继续深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一辈子酷爱读书的习惯就是在此时养成的。他在课余时间经常到森林里去阅读文学作品，对德国大诗人歌德与海涅的名篇爱不释手，歌德的《浮士德》、《维特与绿蒂》、《水上精灵之歌》，海涅的《星星们动也不动……》、《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颂歌》等，都是他最爱的诗篇。
1933年，18岁的米勒顺利领到了兴登堡中学颁发的毕业证书。全家人怀着美好的希望准备让米勒进入大学深造。可是，此时的德国，政局混乱，阿道夫·希特勒攫取了最高权力，要求所有中学毕业后的青年，必须接受一年的劳动服役和军事训练，之后，才可以升入大学或者分配正式工作。
逃出德国
米勒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来到劳动服务队，但不久，党卫军就准备将其中的犹太青年关进集中营。米勒属于半个犹太血统，如果继续待下去，只有被关进集中营。
米勒决定逃离这里。要从劳动服务队离开，可不是那么容易，况且米勒已经列入了关进集中营的名单。凭着机智和勇敢，以及其他伙伴的帮助，米勒设法逃离了劳动队，他守候在负责关押他的党卫军军官单独经过的小路旁，胁迫该军官为他开出了允许回家的离队证明。
米勒好不容易逃了出来，德国是待不下去了。父亲建议，可以去瑞士找自己的老朋友学医。父亲的那位老朋友在瑞士巴塞尔大学担任医学系的系主任。
要到瑞士去，就必须到德国警察署办理签证手续。当时，办理出国签证手续的机关，都在希特勒的秘密警察控制下，犹太人出境是很困难的。可是米勒离成功仅一步之遥了，他只能硬着头皮闯关。
米勒拿着出国护照递给办理签证的警察。警察接过护照问他：“你是不是犹太人？”米勒急中生智，反攻为守，怒气冲冲地一拍桌子，大声喝道：“什么犹太人不犹太人，快给我签！少啰嗦！”警察一下子被吓蒙了，糊里糊涂地急忙在他的护照上盖了章。米勒拿起护照还狠狠瞪了那个警察一眼，才怒气冲冲地走出去。
米勒从此逃离了德国，也逃过了法西斯集中营这道鬼门关。可是他的父亲却没这么幸运，他被关进了集中营，受尽折磨，直到希特勒灭亡后，才走出集中营。
因此，对于法西斯，对于战争，米勒从骨子里反对与憎恶。
押运救护车去延安
1939年6月中旬，米勒他们一行向着目的地——延安出发了，带队的就是贝特兰。他们从香港登上小巧的近海货轮“泰山号”启程前往海防，然后，再经由越南到广西、贵州、四川等地进入西北。他们此行还带着“保盟”在香港募集到的一批抗战根据地急需的医疗物资，包括30辆卡车，15000加仑的汽油，600多箱急需的医药物资，送往国际和平医院。值得骄傲的是还有一辆由约翰·桑尼科罗夫特爵士送给宋庆龄的特制的大型救护车。
这辆大型救护车有一节火车车厢长，外形十分醒目：车身喷成暗绿色，侧面的车身喷了国民党党徽，车顶上喷了大白圆圈，中间是大红十字。车里面能放12副担架，有12个伤员的座位，还配备了洗手盆，可以在救护车上实施手术与抢救。驾驶员的座位就像英国公共汽车一样高居于发动机之上，庞大的车体最后面是流线型的车尾和双扇门、折叠梯，高于路面大约六英寸。当时大家都很怀疑，这样一辆漂亮而笨重的车能够通过几千英里极其简陋难行的公路、渡过一条又一条河流，从海防开到延安吗？
这辆定制的大型救护车虽然漂亮，但是实在不适合在陡峭蜿蜒泥泞颠簸中进行长途跋涉，既不适合上下陡坡，也无法在小路拐弯，每过一座山，发动机都要开锅。车顶上大白圆圈和鲜红的十字，正好给日军轰炸机提供靶子。一路行进，不光行山路，还要涉水搭轮渡、蹚险滩。从香港经过海防开往南宁后，流线型的救护车尾部终于受损了，只得在半路上找了一个修车铺把救护车的尾部割掉。以后一路遭遇暴雨、路障、塌方、空袭、轰炸以及发动机的故障与爆胎，经过贵州的群山到达图云关。
途经镇南关时，米勒一行还遇到白崇禧部队中有一批新加坡华侨新兵病倒了，经贵阳八路军办事处安排，请米勒前去出诊。原来这批华侨都感染了疟疾。米勒给他们打针、吃药，负责治疗工作。日军飞机每天来轰炸，白天不能在村里住，米勒每天带着这批病人躲往山上的树林，晚上再带着他们返回驻地，直到一周后，这批病人全部痊愈。同行的贝特兰等人也都感染了疟疾，幸好，林可胜领导的红十字医疗队和医务培训学校在这里，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药品和照顾，经过短期休整之后，他们一行人再次上路。
他们经过贵阳、遵义和著名的桐梓具有72个急转弯的“蛇路”后，到达了重庆。
半路上，还出了个事故，吓得司机不敢继续开车。为了赶路，米勒就自告奋勇，跳上驾驶座，勇敢地代替司机开了一段路。
在重庆稍事停顿后，他们一行继续往西北行进，最终到达西安，将全部押运的车辆与医药物资交付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然后与八路军的一支运送物资的车队会合，一同前往目的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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