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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现实热点：
近年来，日本国内掩盖二战期间“慰安妇”制度罪行、为侵略历史翻案的鼓噪甚嚣尘上，本书旨在揭露侵华日军恶行，用事实回击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谎言。
★历史意义：
适逢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呼吁国际社会正视历史、以史为鉴、珍惜和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图文视角：
作为优秀摄影师的张国通，将其多年来有关“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大量摄影作品收入本书，辅之以相关研究机构提供的一手图片资料，展现了镜头下的日军强征“慰安妇”罪行，并以访谈、纪实的形式总结了世界舆论对日本“慰安妇”问题的研究和反思，读之令人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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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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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日本强征“慰安妇”罪行采访纪实》实录了作者对战争亲历者以及世界“慰安妇”问题研究者的多方访谈，辅之以大量未公开的图片资料，以铁证揭露侵华日军强征“慰安妇”的罪行，用真实的镜头记录了受害女性在战争中受到的身心摧残及其后的悲惨人生，读之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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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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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通，1954年生，河南省叶县人，高级政工师，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河南省艺术摄影学会副主席，河南摄影报主编。二十余年来献身于“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拍摄，举办《为历史作证》《花冈事件60年》《不能忘却的历史》等多场相关摄影展，并出版有八本相关专著，其作品曾获“五个一工程奖”、“第九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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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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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用镜头见证历史 张焕利
序二 惨绝人寰的暴行 林伯耀
序三 记录和保存刻骨铭心的历史 苏智良
绪言 从日本《朝日新闻》的“道歉”说开去
第一章 世界舆论针对日本“慰安妇”问题的言论
第一节 日本政府的“两种态度”
第二节 国际社会谴责日本政府否认掩盖“慰安妇”罪行的言论
第三节 世界的正义之声
第二章 关于“慰安妇”问题——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访谈录
第三章 二战时期日本“慰安妇”制度下的性暴行
第一节 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性暴力
第二节 日军在东南亚等其他国家的性暴力
第四章 2000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纪实
第一节 2000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概述
第二节 2000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加害者证言
第三节 2000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受害者证言
第四节 2000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判决
第五节 2000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海牙终审篇
第五章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第一节 东京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
第二节 上海中国“慰安妇”资料馆
第三节 云南龙陵董家沟日军慰安所资料馆
后记 历史的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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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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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战场或占领城乡时，公开抢夺中国妇女，这种做法对于暴虐的日军来说，是最为便利的，既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也省去了许多麻烦的手续，所以这种抢夺曾遍及各地。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便在城乡各处抢夺中国年轻女子，他们当众“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一面让我们的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一面又让充他们的兽欲”宋美龄：《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重庆《中央日报》，1939年1月15日。日军占领芜湖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抢劫妇女，甚至到尼姑庵中劫掠年轻美貌的尼姑充当“慰安妇”，后来又在对周边地区扫荡时抢夺了不少民女投入慰安所。云南的龙陵、腾冲等地，几乎所有的被查证的受害幸存者，均是被日军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去的。日军占领海南岛后，即派部队到村寨去强捕少女，供其开设慰安所，或者在强征的劳工中，挑选美貌的汉族、黎族女子投入“快乐房”慰安所。1940年日军一部侵入山西方山县扫荡，在设立据点后，立即要求伪政权征召“花姑娘”。于是，伪政权将“花姑娘”的人数摊派到各村，日伪宣称有姑娘的交姑娘，没姑娘的交大洋，最后，不仅慰安所建成，还发了一大笔财。
……
中国“慰安妇”们对日军的暴行曾进行过各种形式的反抗。逃亡是最常见的手段。但是，她们的身边几乎日夜都有强壮的日本男人看管，很难找到机会逃出火坑。不少人在逃亡途中被日军杀死。一些刚烈的女子曾杀死过压在她们身上的日军士兵，或者割下其生殖器。当然她们也无一例外地因此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绝望的反抗是自杀，几乎在任何一个慰安所里，都发生过中国“慰安妇”的自杀事件。崖县的一名黎族少女，不堪忍受多名日军士兵的同时恣意淫辱，咬断舌根自杀身亡。朝鲜“慰安妇”宋神道作证说，她曾亲眼见过一位不甘忍受折磨的“慰安妇”，躲在厕所里，喝了大量用以冲洗自己下身的消毒清洁剂，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矢野玲子：《慰安妇问题研究》，第201页）。
在20多万名中国“慰安妇”中，能够熬到日军投降而幸存下来的，已为数不多。如海南石碌慰安所的300多名“慰安妇”中，经过4年的摧残共有200多人死亡。至1945年9月日军投降时，活下来的仅有10多人（符和积主编：《侵琼日军慰安妇实录》，第750页）。黄流日军机场慰安所原有广州籍女子21人，最后仅剩下黄惠蓉等4人（符和积主编：《侵琼日军慰安妇实录》，第647页）。感恩县新街市慰安所的40多名中国少女里，最后只活了10来人（戴运泽：《我所知道的日军黄流机场的“慰安所”》，载东方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东方文史》，第9辑，第44页）。即使是幸存下来的妇女们，因遭受长期残酷的摧残，绝大多数人丧失了生育能力，晚年陷入了孤独潦倒的凄凉境地。精神上，她们承受着世俗偏见，在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压力下煎熬，她们“带着难以名状的羞愧心情苟活至今”（符和积主编：《侵琼日军慰安妇实录》，第467页）。
（摘自本书第二章：关于“慰安妇”问题——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访谈录）
李秀梅口述：
……
我被日军红脸队长打成重伤，不能起床。妈妈在家里通过到进圭“听差”的人知道了我在日本人手里被欺负的情况，非常着急，用了很多办法还是救不回她的女儿，感到对不起她的女儿，最后干脆撇下一家老小上吊自尽了。最后我的哥哥想办法向亲戚借了几十块大洋，送到日本人那里。我那时的身体也不成一个样子，躺倒在炕上起不来。日本人才让我哥哥用簸箩把我抬回到家里。回到家里的时候，才知道妈妈因为见不到我而上吊死了。哥哥气愤至极，就扛起枪到前线打日本鬼子去了，为我和死去的妈妈报仇，一直就没有回来。是日本鬼子毁了我的身体，毁了我的一家。
……
近藤说：“小时候在学校里，老师就教我们，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这话让我们记在心里。因此，当我们杀中国人时，觉得怎么样对待这些身为劣等民族的中国人都不为过。现在回想起来，我犯下的罪行一百年也偿还不清。”
战后，近藤一致力于战争罪行的反省和推动和平的事业。近藤常常说：“现在想来，当时完全失去了人性，实在是太可怕了。到了战场，人就变得不像人了。我们每个士兵都背负着战争的罪行。”于是，近藤先生多次回到中国山西访问战争受害者万爱花等，面对他们去忏悔自己当年犯下的罪行。
对于日本一直出现的掩盖侵华战争历史、拒不反省战争罪行的行为，近藤先生持反对态度，他说：“如果日本不再发动第二次战争，我那些战友的死尚且有意义。但看现在的状况，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会抬不起头来。”为了表明他的立场，多年来，他不顾年迈，坚持到日本各地做演讲和证言报告，以自己的战争经历和在中国犯下的罪恶，揭露日本的战争罪行，呼吁和平友好。
（摘自本书第三章：二战时期日本“慰安妇”制度下的性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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