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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古代聚落与城市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可供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和艺术学研究者及相关高校专业的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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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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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古代聚落与城市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编的北方民族考古研究丛书，主要收录了“ 2012东北亚古代聚落与城市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韩国、日本、蒙古国、俄罗斯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学者的 38篇学术论文，内容涵盖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蒙元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的史前聚落考古、中世纪城市考古等研究领域，涉及古代北方民族聚落形态、城市经济特征和功能，以及冶金、玉器、金银器等手工业的发展等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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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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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会议致辞
聚落考古
中国东北地区发现万年前后陶器——吉林白城双塔遗址一期遗存的发现与初步认识
内蒙古科尔沁地区哈民史前遗址2010、2011年的发掘与收获
三座店石城遗址与夏家店下层文化若干问题之我见
韩国锦江中游地区突带纹陶器相关遗迹的特征
近年西日本弥生时代聚落遗址的研究动向
2011～2012年蒙古国南戈壁省长城、城堡遗址调查报告
辽东汉代乡聚的性质、形态和社会生活——辽阳三道壕遗址补议
黑龙江汉晋时期考古学遗存的分布与文化格局
吉林省大安辽金酿酒遗址调查
论辽宁、内蒙古东部地区辽代窑业遗址的分布与都城、聚落遗址的关系
朝鲜半岛围墙聚落的出现及相关问题
浅析中国史前多间房屋的出现与功能分析
两分结构聚落反映的亲族组织
城市考古
东垣故城址初探
关于匈奴城址功能的探索
蒙古地区匈奴城址研究策
高句丽早中期都城年代的考古学考察——兼论“高句丽都邑区”的形成与发展
汉城百济时期都城地区的景观
略论南朝建康城与百济“集雅馆”
开京都城研究现状及考古成果——以开城高丽宫城南北联合发掘成果为中心
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渤海国克拉斯基诺古城（Краскинскоегородище）的考古学调查
渤海显州考
渤海王城城址布局比较分析
辽上京皇城遗址近年考古发掘新收获
契丹、辽都城的形制变化和特征
宋代北方地区新建城市的考古学研究
南宋秘书省址考
集宁路城址布局的考古学研究
中国中古规整封闭式城市的渊源
城址考古与城市考古——以山东地区考古工作为例
其他研究
兴隆洼文化聚落与玉器的社会意义
克什克腾旗喜鹊沟古矿遗址考察
春秋战国时期北方金银饰品之社会与身份研究
石碑地遗址的建筑艺术与技术
石台子山城墓葬人骨研究
唐代河北地区出土塔式罐墓葬透露之文化交融
居住址内部土壤研究
“东北亚古代聚落与城市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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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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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考古
中国东北地区发现万年前后陶器
——吉林白城双塔遗址一期遗存的发现与初步认识*
王立新段天璟汤卓炜
（吉林大学，长春，130012）
迄今为止，尽管学界围绕人类文化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问题还存在重要争议，然而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变的过程中，陶器的出现仍被大多数学者视为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就世界范围来看，目前东亚、西亚、北非都有若干地点发现万年前后甚至更早的陶器。在东亚，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陶器见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南和江西，其中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早期陶器，据同出于人类用火遗迹中的木炭、骨骼样品的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定，年代可早至距今18500～17500年。我国的岭南、华北、黄河下游地区及境外的日本列岛、俄罗斯远东和东西伯利亚也都相继发现有万年前后的陶器实物。而地处东北亚核心区域的我国东北地区，由于以往工作开展的有限，在相当长时间内缺乏早期陶器的发现和验证，致使对早期陶器的出现机制、发展阶段、地域分布、形制特征及区域交流等相关问题的研究难以深入。而2007年吉林白城双塔遗址的发掘及一期遗存的年代测定，终于填补了早期陶器在地域分布上的一项重要空白。
一
双塔遗址位于白城市洮北区德顺蒙古族乡双塔村三社北侧一条东西向延伸的漫岗上。这里地处嫩江下游支流洮儿河中游的北岸。同松嫩平原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一样，由于地势低平导致水流不畅，地表呈现沙坨与湖沼相间的地貌。遗址所处的岗地坡度较缓，高于周围地表5～6米。遗址范围约东西长1200米，南北宽200米。发掘区所在的遗址西部地理坐标为N45°23.676′，E122°57.112′，海拔149米。
该遗址于1960年文物普查时发现，此后又经多次复查。2007年8～10月，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该遗址西部暴露有古墓葬的范围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布方区域以一条南北向沙沟为界分为两个地点，实际发掘面积1419平方米。
出土遗存可分三个时期［3］。第一期以第Ⅰ、Ⅱ地点各探方的第2层、部分探方的第3层及这两层下开口的单位为代表。遗迹包括6座灰坑（ⅡH1、ⅡH2、ⅡH3、ⅢH4、ⅡH5、ⅡH9）、1座墓葬（ⅡM10）、2条灰沟（ⅡG2、ⅡG3）和14个柱洞（ⅡD1～ⅡD14），以及位于第2层中的2个陶片堆积层（ⅡC1、ⅡC2）。
第二期包括4座墓葬（ⅡM7、ⅡM8、ⅡM9、ⅡM25）。这4座墓葬均开口于第Ⅱ地点第1层下，打破第2层。
第三期包括25座墓葬（ⅠM1、ⅡM1～ⅡM6、ⅡM11～ⅡM24、ⅡM26～ⅡM29）及1座灰坑（ⅠH1）。这些单位也均开口于第Ⅰ、Ⅱ地点的第1层下，打破第2层。
从遗存面貌与特征来看，以上三期分属三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其中第二期的4座墓葬，皆偏短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单人仰身叠肢葬，头向西北。随葬品有拍印麻点纹陶杯、兽面纹玉佩、玉环等。发掘过程中还征集或采集到双联玉璧、玉坠饰、麻点纹陶钵、弧线之字纹陶片等遗物。从出土玉器的形制和风格看，年代大体相当于红山文化时期。但从墓葬和随葬陶器特点来看，应属于与红山文化性质有别的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第三期遗存的25座墓葬，皆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既有单人葬，又有双人或三人的合葬，多仰身直肢，头向西北。随葬品有罐、壶、钵等陶器，铜刀、铜锥、纺轮、骨镞等工具或武器，耳环、铜泡、铃形饰等服饰品，形制、风格均与汉书二期文化同类器类同，年代约当春秋晚期至战国。
二
第一期的6座灰坑皆开口于第Ⅱ地点的第2层下，打破生土层。有圆形或椭圆形的锅底状坑和直壁坑。有的坑底有灰白色钙质层并遗有大量鱼骨，似为鱼窖。
两条灰沟中，ⅡG3位于第Ⅱ地点发掘区的东部，分南、北两段。均开口于第2层下，打破生土层，二者走向一致，为东北—西南向，截面皆近倒梯形。沟口宽2.4～3.1、沟底宽1.6～2.8、存深1.2～1.6米。南北两段之间有宽约3.2米的平展生土梁相隔，似为沟内沟外的通道。两段沟内堆积皆为黄褐色细沙土，土质松软，出有大量动物骨骼、鱼骨、蚌壳及少量陶片。根据发掘情况并结合地面勘察和局部钻探可知，该遗址第一期遗存的主要分布范围应在此沟以东。说明此沟很有可能就是第一期遗存所属聚落的一条防御性的围沟。
所发现的14个柱洞，既有集中分布的，又有单独一处的。柱洞及其中心柱窝皆圆形圜底，中心柱窝与洞壁之间有1～2层夯实的硬土。
两处陶片堆积层是此次发掘所遇到的一类特殊遗迹现象，皆存在于第Ⅱ地点发掘区第2层黑沙土层中。其中ⅡC1位于ⅡT104西部的第2层中，距第2层层面深约0.4米。为小范围集中堆积的陶片和黑灰色烧土，平面形状不规则。长2.1、宽1.3、厚约0.02～0.1米。陶片大小不一，部分位置相邻的陶片可拼对。器形有瓮、筒形罐等，至少包括了3个个体（图一）。由发掘区内第2层的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磨蚀程度看，此层堆积很可能是在强风沙作用下逐渐形成的。陶片堆积层的存在表明，至少在该处第2层的形成过程中曾经存在过与人类活动相关的遗迹或层面，但是由于风沙层的自身特点，使得单纯依据土质土色很难再将这一层面在第2层中区分出来，由此形成了陶片堆积层“包含”在第2层中的特殊现象。
图一陶片堆积层（ⅡC1）
ⅡM10位于ⅡT111东部，开口于第2层下，打破生土层。墓口形近椭圆形，弧壁，墓底头端略低。墓内填土为夹杂灰斑的黄沙土。墓向318°。单人俯身屈肢葬，面向下。人骨保存较差。部分骨骼缺失。墓主人男性，50岁以上。左股骨下压1件骨锥，头顶旁有少量已破碎的蚌片。墓圹长径约1.25、短径约0.7、存深0.08～0.2米。
一期陶器均系沙质陶，所含沙粒皆为当地陶土中自有的细沙，非人为羼入。除极少量陶器外，皆羼有多少不等的蚌粉。陶色以黄褐色为主，次为灰褐色，少量为灰色。火候普遍不高，陶质比较疏松。所发现的绝大多数为陶器的口沿、腹壁和底部残片，且很难拼对，仅2件陶器可复原。可辨器型种类比较丰富，有筒形罐（图二）、鼓腹罐、敛口罐、瓮（图三）、盆、盂、豆、碗、缽、杯等。其中以筒形罐为大宗。形体较大的陶器，器表多见明显的一道道平行的凸棱，从断茬看恰是上下两个泥圈套叠处，器壁厚于上下未套接处，显系泥圈套接法制作留下的痕迹。部分小型陶器为捏制而成。陶器无论大小，器壁普遍厚薄不均。在同一件器物上，器壁较薄处厚0.5～0.6厘米，而最厚处（往往接近器底）可达2厘米左右。陶器器表有的可看出经手抹修整，但仍然凹凸不平，形态均不甚规整，显示出较为原始的制作水平。器表以素面为主，部分罐、瓮类器于近口部饰1～5周不等的附加堆纹条带，少量还以横向、竖向或斜向附加堆纹条带构成几何状图案。平行的堆纹条带间距疏密不等，堆纹截面多较圆钝，有少量截面近三角形，外缘较锐。部分附加堆纹条带及器物的唇面上有戳印纹或按压的指窝纹（图四）。少数器物的器底有制作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席纹痕迹。此外还发现有刻划人面纹（图五）和堆塑人面纹陶片。
图二A型筒形罐图三B型瓮
图四陶器标本图五刻划人面纹陶片
出土石器以细石器为多，有刮削器、尖状器、石镞及细石叶、石片、石核等，但缺乏定型化程度较高的细石器制品。磨制石器有较多砺石和少量石磨盘、石磨棒及个别斧、锛。地层和遗迹单位中还出土有大量野生哺乳动物与鸟类骨骼、蚌壳、鱼骨等。
三
此次对双塔遗址的发掘，是近年在吉林西部地区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田野发掘工作，获得了较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尤其是第一期遗存，是嫩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收获。
从目前来看，双塔一期遗存陶器群的面貌特征不同于以往嫩江中下游地区所辨识出来的任何一种新石器时代遗存。这类遗存的陶器无论在质地、火候、器型，还是在制作技术等各方面都显示出明显的原始性，甚至可以说是迄今东北地区所见制陶技术最为原始的一类遗存。齐齐哈尔昂昂溪区滕家岗子遗址1980年和2010年发掘的部分遗存与此类同［4］。该遗址1980年的发掘资料迄今未系统报道，其中已发表的1件器表堆塑鱼鹰的陶器腹部残片，系夹蚌黄褐陶，器壁厚薄不均，器表凹凸不平［5］，风格与双塔一期遗存陶器十分相似。在以往的调查中，此类遗存并不多见。吉林镇赉聚宝山［6］、通榆老富大坨子、敖包山［7］等地点的调查或清理曾发现过此类遗存。已有迹象表明，以双塔一期为代表的遗存，其主要分布区可能是嫩江中下游地区。
在2011年3月21日由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召集的“嫩江流域史前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参观考察了滕家岗子遗址2010年和双塔遗址2007年的发掘资料，并围绕双塔一期遗存和滕家岗子遗址出土遗存的年代展开了热烈讨论。笔者在会议上的发言明确提出，滕家岗子遗址2010年发掘的以G1等部分单位为代表的遗存，以素面为主，无论陶质、陶色、器型还是制法上也都与双塔一期遗存的陶器风格极其一致，二者应系同一类遗存。并据红山文化时期的墓葬打破双塔一期遗存的文化层，以及一期遗存陶器制作的原始性，初步推测该期遗存应属于新石器时代偏早阶段的遗存。为获取年代判断依据，与会专家建议两遗址分别选取若干含碳物质和陶片样品做年代检测。双塔一期遗存的1例人骨和典型单位出土的5例陶片样品，分别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加速器质谱实验室和热释光实验室做年代检测。最近的检测结果如下所示（表一、表二）。人骨样品的14C测年数据与陶片样品的热释光测年数据比较接近，均在距今10000年前后。测定结果表明，此类遗存很可能属于嫩江中下游乃至我国东北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表二双塔遗址第一期遗存陶片样品热释光测年数据表
四
以素面、平底为突出特征，年代接近或突破万年的陶器在东亚地区目前见于北京怀柔转年［8］、河北阳原于家沟［9］、徐水南庄头［10］、河南新密李家沟［11］、俄罗斯远东阿穆尔河下游的加夏［12］等遗址。地域上包括了中国的华北、东北及俄罗斯远东的部分地区。该区域所见早期陶器的共性特征，似乎可以使其成为有别于包括山东、长江中下游、岭南、日本列岛及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等地区在内的、以早期尖圜底陶器为特征的另一大的系统。尽管如此，这一由华北向俄罗斯远东延伸的区域，各地点的早期陶器在陶质、陶色、器型、制法以及器表其他装饰或修饰手法上也仍然存在重要区别。
与双塔一期遗存类似的，以素面、平底为突出特征，口部有简单附加堆纹装饰的陶器，以往也见于西辽河流域，最初被命名为小河西文化［13］。所不同的是，小河西文化的陶器是以夹粗砂陶为主，器表基本不见泥圈套接法制作所遗留的凸棱，而且其条形附加堆纹较之双塔一期陶器要更为简单。再者，从器型上看，小河西文化目前所见陶器种类，远不如双塔一期遗存丰富。说明二者虽都具有早期陶器的一些特征，但已分属于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根据白音长汗遗址的层位关系，知小河西文化出现的相对年代应早于兴隆洼文化［14］，但是被划归该文化的敖汉旗榆树山和西梁遗址所采1例木炭和2例兽骨的14C年代数据均为5000多年［15］。即使经树轮校正后，也会比预想的要晚得多。所以又有学者认为小河西文化其实就是兴隆洼文化的一个发展阶段或类型［16］。联系到查海遗址中的素面陶筒形罐在兴隆洼文化房址中仍可见到的情况［17］，似不能认为凡是以素面为特征的筒形罐的年代就一定会早于兴隆洼文化。
至于含条形堆纹陶器的遗存，以往在嫩江中下游地区还见于以黄家围子早期为代表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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