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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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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系统、全面研究为什么犹太人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到几乎民族灭绝命运的著作，作者回溯了从犹太人起源一直到20世纪初犹太人的历史，清晰勾勒出了犹太人在西方文明进程中的地位起落——犹太教的兴盛与衰落、犹太人的形象如何被歪曲。20世纪希特勒（其个人的家世血统，也是历史悬疑）治下的德国推行的种族灭绝政策，使“大屠杀”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暴行。作者详细地叙述了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政策从思想起源、制度认可到实施的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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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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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M·克罗（David M. Crowe），美国伊隆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和历史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民族研究协会名誉主席、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教育委员会成员，出版过多部研究大屠杀的著作，2004年关于辛德勒的著作、2007年关于东欧吉卜赛人的著作都获得了美国历史读物俱乐部的选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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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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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引言
第一章 犹太民族的历史：基督教世界反犹偏见的起源及其在宗教改革时代的演进
犹太人的起源
犹太人、希腊化与马加比（哈斯摩）起义
反犹情绪的根源：犹太人与希腊人之间的冲突
犹太教、犹太人和即将到来的基督教
犹太战争和民族大起义（公元66年至70年）
犹太教、基督教和巴尔科赫巴起义
君士坦丁、基督徒和犹太人
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个世纪的犹太人
中世纪早期和拜占庭帝国的犹太人
十字军东征和地中海世界的犹太人
教皇英诺森三世和犹太人
中世纪高利贷业：基督徒与犹太人
杀人祭神的传说
死亡时代：中世纪晚期的犹太人
西欧犹太人被驱逐
黑死病
最后的耻辱：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被驱逐
新教改革
罗马天主教廷、犹太人和反宗教改革运动
结论
进一步研究和学习的资料
第二章 犹太人、启蒙运动、解放，以及20世纪早期种族性反犹主义的兴起
犹太人在宗教改革之后的欧洲
启蒙运动
1789-1799年法国革命、拿破仑一世与犹太人
后拿破仑时代的欧洲犹太人
19世纪反犹主义的思想和民族主义起源
一战之前德国、奥地利、法国和俄国的政治性反犹主义
《锡安长老议定书》
结论
进一步研究和学习的资料
第三章 阿道夫希特勒的世界，1889-1933年：战争、政治和反犹主义
阿道夫希特勒：家族起源及与对其犹太血统的质疑
希特勒的早年生活
希特勒的维也纳岁月
希特勒、慕尼黑以及德国反犹主义
希特勒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希特勒、凡尔赛和早期魏玛共和国
希特勒、早期纳粹党和反犹主义
结论
进一步研究和学习的资料
第四章 纳粹党当权时期，1933-1939年：人种改良学、种族和生物学；犹太人、残疾人和罗姆人
两战之间德国的犹太人社团
1933-1935span style="lin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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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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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捕艾希曼
以色列人对“大屠杀”的纪念行动，体现在致力于寻找那些逃脱了战后审判的战犯，并将他们绳之于法。在这一方面，最富戏剧性的案例当属对阿道夫·艾希曼的抓捕和审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星期，“帝国中央保安局”头目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命令阿道夫·艾希曼将特雷西恩施塔德集中营内的1200名重要犹太囚犯，转移至位于奥地利西部提洛尔山中的党卫军防御多面堡内。当时身处因斯布鲁克的艾希曼，已做好接收这批犹太人的准备，却与特雷西恩施塔德方面失去了联系。后来，卡尔滕布伦纳准备前往奥尔陶斯，组织党卫军抵御盟军的进攻。于是，他命令艾希曼前来奥尔陶斯与自己会面。进入山区后，艾希曼就接到希姆莱的命令，不得向美军和英军开火。距离战争结束只剩几天时间时，一支美军巡逻队抓住了艾希曼，后者被捕时身穿纳粹空军制服。由于艾希曼没来得及彻底销毁自己左腋窝下的党卫军血型标记纹身，他只得撒谎说自己为党卫军四级小队长巴特（Bart），后来又坚称自己是党卫军三级突击中队长奥托·埃克曼（Otto Eckmann）。在另一些党卫军军官的协助下，艾希曼弄到了一个新的身份证明——这一次，他又变成了奥托·亨宁格（Otto Henninger）。1946年初，艾希曼竟然从奥博—达赫斯特滕战俘营逃跑了。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艾希曼一直秘密生活在德国的英军占领区，而在此期间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战犯审判上，他的滔天大罪也被接二连三地提及。为了躲避搜捕，艾希曼又设法搞到了一份阿根廷签证。这一次帮助他的是以阿洛伊斯·路易吉·胡达尔Alois Luigi Hudal， 1885—1963为首的“鼠线”网络。这位罗马天主教会的“褐衫主教”，是教皇委托建立的“教皇援救委员会”派驻奥地利地区的负责人。有了这个签证，再加上一本红十字会的护照，化名里卡多·克莱门特（Ricardo Klement）的艾希曼，得以于1950年逃到阿根廷。这位前党卫军头子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接收他的是一位名叫卡洛斯·霍斯特·福尔德纳（Carlos Horst Fuldner，生于1910年）的阿根廷裔德国人。此人曾在党卫军内服役，战后则建立了一个组织，专门帮助前党卫军军官和士兵前往阿根廷定居。福尔德纳在自己名为“卡普里”的公司里给艾希曼安排了一个职位，工作地点位于阿根廷北部偏远地区的图库曼省和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省。1952年，艾希曼派人将家人接到阿根廷；又过了一年，他移居至布宜诺斯艾利斯，并开始经营多项生意。生意失败后，艾希曼只得去向一名前党卫军战友求助，后者为他在一个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制造厂，找到了一个焊接工的职位。在那里，他很快升职，当上部门主管。艾希曼给他的新生儿子取名为弗朗西斯科·克莱门特·艾希曼，并对自己的真实身份越来越不加隐瞒。狂妄自大行为最终将导致他的被捕。
1959年，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 1908—2005）向“摩萨德”提供了关于艾希曼在阿根廷行踪的消息。维森塔尔是一位“大屠杀”幸存者，战后则将全部精力投入追捕纳粹战犯，并将其绳之以法的事业中。与此同时，弗里茨·鲍尔（Fritz Bauer， 1903—1968）当上联邦德国一个调查机构的负责人。鲍尔也是一位“大屠杀”幸存者，并曾担任黑森州的检察总长。1960年，以色列政府派遣兹维·阿哈罗尼（Zvi Aharoni，生于1912年）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以确定里卡多·克莱门特究竟是不是真的阿道夫·艾希曼。在确定艾希曼的身份之后，摩萨德就开始计划对他实行抓捕并带至以色列受审的方案，在此期间，艾希曼一直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
与此同时，以色列开始与联邦德国政府接洽，讨论引渡事宜。尽管联邦德国政府曾想由本国审判艾希曼，但波恩方面告知摩萨德，鉴于阿根廷政府对德国以往的引渡要求的态度，这一次也不太可能同意引渡艾希曼。以色列方面遂开始考虑对他实施暗杀，但又感到有必要令他接受审判和法律的制裁。最终的计划是，于5月10日绑架艾希曼，3天后将其偷偷送上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班机；当时正在阿根廷访问的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Abba Eban， 1915—2002），很可能也在同一架飞机上。然而，当埃班更改了他的旅行日程之后，以色列特工决定在5月11日对艾希曼实施抓捕，然后将他关押在一处秘密房子内，直至5月21日埃班启程，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1960年5月11日，在艾希曼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加里波第街6061号的住所附近，几位摩萨德特工趁他下班返家之机，绑架了他。当摩萨德特工发现他的党卫军纹身之后，艾希曼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还签署了一项声明，同意前往以色列受审：“我，签署人，阿道夫·艾希曼，在完全的自由意志下声明，由于我的真实身份已经暴露，我意识到再试图逃避法律裁决已徒劳无功。我声明，已做好准备前往以色列，并在那个国家、在主管法庭面前，接受审判。”
摩萨德还询问艾希曼，关于约瑟夫·门格尔和马丁·鲍曼的行踪。艾希曼坚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1960年5月23日，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 1886—1973）在国会宣布了艾希曼被捕和即将接受审判的消息。这个消息既令以色列民众大感振奋，也令他们再次深受创伤。一位名叫罗曼·弗里斯特（Roman Frister，生于1928年）的大屠杀幸存者在《每日卫报》上表达了自己当时的感受：
那天下午的气氛，我之前从来没有感受过，那天下午，一则消息传播开来：当代哈曼（一位古代阿加格人的国王，试图杀死所有犹太人）、屠杀犹太人的头号凶手——阿道夫·艾希曼——被抓住了……我跟很多人谈到此事，他们都相信，自从“西奈战役”（即1956年的苏伊士战争）之后，以色列人民的心灵还未被如此强烈地震撼过。
在接下来的七个月里，由以色列一个特殊的警察部门——“06局”，负责审讯艾希曼。1961年1月初，他们向以色列检察总长吉迪恩·豪斯纳（Gideon Hausner， 1915—1990）展示了若干关于艾希曼罪行的证据，其中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提供的战争罪行审判材料。然而，豪斯纳并不愿意遵循同盟国的战犯审判方式，即由文件档案和几位目击者来讲述被告的犯罪经历。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豪斯纳写道，艾希曼审判需要的，是“关于一场人类与民族浩劫的一份鲜活记录”。而所有大屠杀幸存者——包括其中已来到以色列定居者——都可以为豪斯纳，提供其求之若渴的“鲜活记录”。
1961年2月21日，豪斯纳对艾希曼提出十五项罪名的指控，其中包括四项反以色列民族罪名、七项反人道罪名、一项战争罪名以及三项参与敌对组织的罪名。艾希曼对十五项指控全部矢口否认、拒不认罪。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一案正式开庭。整个审判期间，这个党卫军头子一直坐在一个由防弹玻璃围成的被告席内。主持这次审判的，是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摩西·兰道大法官（Justice Moshe Landau， 1912—2006），以及另外两位同样德高望重的以色列法官——本杰明·哈勒维博士（Dr. Benjamin Halevi）和伊萨克·拉维博士（Dr. Yitzhak Raveh）。艾希曼的辩护团队，则由罗伯特·瑟法图斯（Robert Servatius， 1895—1988）领衔，此人以前也为弗里茨·绍克尔和卡尔·勃兰特进行过辩护。瑟法图斯的辩护基调，是以色列的司法机构是否具有指控和审判艾希曼的权力。他指出，应质疑法院的公正性，对艾希曼的绑架行为也缺乏合法性，而且，瑟法图斯强调，以色列是“大屠杀”之后才建国的，且艾希曼被指控的罪行，全部发生在以色列国疆域之外。这位辩护律师还称，他的被告仅仅是“大池塘里的一尾小鱼”，他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而已。1961年8月14日，兰道大法官宣布休庭。而直到当年12月11日，才再度开庭。那一天，法官宣读了漫长的判决书。在惊恐万状的被告面前，法官认定，阿道夫·艾希曼所有罪名成立，判处死刑。后来，艾希曼又先后向以色列最高法院和以色列总统提出上诉，但皆以失败告终。1962span style="font-family: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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