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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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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纪实性大型画册，以日本二战遗孤的命运为线索，再现了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段往事，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日本侵华战争遗孤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中国普通百姓怎样超越中日关系的怨和仇，以博大的胸怀收养并抚育了几千名日本遗孤的感人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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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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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的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段往事，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日本侵华战争遗孤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中国人民以博大的胸怀收养并抚育日本遗孤的感人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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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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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坤，1950年11月出生，辽宁庄河人。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士学位。现为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以东北近现代史为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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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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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 言
序 一 刘德有
序 二 岩城浩幸
**章 白山黑水的敌国弃儿
1. 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
2. 战火余生的日本孤儿
第二章 中国母亲的博大胸怀
1. 走进中国家庭的日本遗孤
2. 养育日本遗孤的中国父母
3. 人道与博爱的赞歌
第三章 日本遗孤的寻亲之路
1. 揭开身世之谜
2. 踏上寻亲之路
3. 实现回归之梦
第四章 中日友好的和平使者
1. 寸草报得三春晖
2. 华夏扶桑架彩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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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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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身世之谜
“我是谁？”“我的父母在哪里？”“我是哪国人？”身世上的疑问，是日本遗孤极力想弄明白的问题。揭开日本遗孤身世之谜，确认日本遗孤身份，是中日两国政府做好日本遗孤寻亲工作的首要任务。
日本遗孤是战争时期产生的特殊历史问题，确认日本遗孤身份，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从法律角度讲，日本遗孤是中国公民，但又有日本血统，中国养父母在收养他们的时候，除年龄大一点的知道自己是日本人外，很多当时还不懂事的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从国籍管理上看，保留日本国籍的孤儿很少，大都自动加入了中国籍；从居住地看，由于长期以来人口的流动和工作的调动，一些孤儿已从遗弃地迁居他处；另外，有的中国养父母由于思想感情上的原因，一直不愿把日本遗孤的真实身份告诉其本人。这些因素无疑给日本遗孤身份确认工作带来困难。
有关日本遗孤身份确认之事，*早见于20 世纪40 年代末。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地公安、户籍管理部门曾对日本遗孤进行普查，对愿意加入中国籍的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证书，对不愿加入中国籍的按日本遗孤管理。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两国领导人曾达成口头协议，由日方提供遗孤名单，中方协助查找。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一些错认和无法查证的问题。对此，1984 年，中日双方商定了如下确认原则：
（1）在中国，由本人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要求确认自己的日本孤儿身份，并出具可靠的认定材料，或是有助于发现证据的线索；
（2）本人向日本驻华大使馆、领事馆或在日本的亲友写信联系，再由亲友向日本厚生省及设在各地的援护部门提出申请，请求认定自己的孤儿身份。同时提交证明人身份的日本户籍誊本或其它证明材料；
（3）*后，经中日双方政府确认生效。
根据以上原则，中国公安部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花费许多时间，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日本遗孤进行调查核实。仅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所认定的近百名孤儿，就涉及东北三省和北京、天津、山东、河北等省市，查找证人1000多名。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至20 世纪90 年代末，日本遗孤身份得到确认的达4000 人以上，分布于中国29 个省、市、自治区，其中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四盟有3768 人，约占总数的90% 左右。仅以辽宁省日本遗孤认定情况为例：20世纪40 年代认定2 人，50 年代认定123 人，60 年代认定38 人，70 年代认定160 人，80 年代认定392 人，90 年代认定98 人，认定时间不详者32 人。
辽宁省大连市王铁民日本遗孤身份的确认
“我叫王铁民，我的养父带我从黑龙江逃荒来到大连，他在我的衣服里缝了一个布袋，其中装有一个白布条，上面写着我的日本名字和出生日期。养父告诉我：‘这是你生父亲笔写下的条子，什么都可以丢了，它一定不能丢。’养父去世后，我进了大连市岭前福利院。在福利院里，有个大姐对我特别好，我的衣服都是她给洗。有一次，她看我里边穿的衣服太脏了，让我脱下来洗，可我说什么也不脱。大姐气哼哼地说：‘难道你那脏衣服里还有什么宝贝不成。’我极不情愿地把那件衣服脱下来，她在给我洗这件衣服之前，拿起来里里外外仔细地看，发现了我衣服里边的小布袋，便问我是否可以打开，我点点头。她打开一看，里边仅仅有一个白布条，上面用黑笔写着她不认识的日本字，大姐带我去见院长，院长看过后，就把这个小白布条扔掉了。大姐的记忆好，那个白布条上的字怎么写的她至今未忘。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我向当地的公安机关申请认定我的日本遗孤身份，并向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提供了我的身世知情人，其中就有福利院的大姐和当时的院长。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按照我提供的材料展开调查，那张白布条的事与大姐的回忆正相吻合，再加上院长的补充，我的日本遗孤身份就在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多次核实后得到了认定。”
辽宁省铁岭市陆文璞日本遗孤身份的确认
“我叫陆文璞，1945 年出生。据我的养父陆久云、养母刘俊英、姨母刘凤芝讲，我是由养父陆久云于1945 年8 月在哈尔滨火车站做小买卖时捡来的。当时我大约有四至五个月那么大，身上穿着黄白色没有领子的衣服，外边系着一条带子，身上裹着一条像浴巾之类的东西，还有一条纱巾（至今仍保留着）。为了不让外人知道我是收养的孩子，养父母从哈尔滨搬到阿城，1948 年又搬回铁岭老家。有了养父母等人的证言，再加上当时包裹我的实物，过了不长时间，我就被认定为日本遗孤了。”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贾荣华日本遗孤身份的确认
“我叫贾荣华，1945 年生。我被养母王淑云、养父王振山收养，当时住在牡丹江市东三条路。后来养父母离婚，我随养母到了贾家，改名为贾荣华。1994 年养母病危时对我讲：‘你不是我们亲生的，是要来的日本孩子。1945 年9 月，一个日本妇女把你抱来让我收养。当时你只有四个多月大，身体瘦弱，头发枯黄，头上和屁股上生着疮。为了让你的日本生母多喂点奶，我将你生母留在家里住了近一个月。由于语言不通，我们没有思想交流，你生母有时会比划着让在大米粥里放点盐喂你。每顿饭吃完后，你生母都双手举着筷子说“ぁりがとぅ”表示感谢。你的生母有30 多岁，身材不高，大约1.50 米，圆脸，皮肤白净，头上盘着一个发髻，那时穿着一条有点发蓝的日本防空演习的裤子。一个月后你生母走了。大约20天里她又来看过你两次。’我把这些情况向当地的公安机关作了说明并申请认定自己的日本遗孤身份，他们来人又核实了一下。1995 年1 月，我被认定为日本遗孤。”
踏上寻亲之路
日本遗孤寻亲活动是从1953 年日侨回国开始的。为解决遗留在中国大陆3 万余名日本人归国问题，1953 年1 月，中国红十字会邀请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和日中友好协会三团体来华商谈。3 月7 日，中日双方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关于商洽协助日侨回国问题的公报》，指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过去发动的八年侵华战争，对于中国人民造成令人难忘的滔天罪行，但中国人民明确地认清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经是而且将来也是中国的仇敌，而日本人民则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人民是以友好态度对待在华的守法日侨的。截至1952 年12 月，在华日侨共有3 万人左右，他们和所有守法外侨一样，受到我人民政府的保护。??对于愿意回国的日本侨民，中国政府向来愿意协助他们返回日本。中国政府的对日侨政策，不仅指导了当时的日侨回国工作，而且成为后来日本遗孤寻亲的政策基础。随后中国政府对“三种人”（日方称之为残留孤儿、残留邦人、残留妇人）开始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对日本遗孤情况有所掌握，年龄大一些的日本遗孤，对自己父母的名字、自己的日本名字和祖籍等均有记忆，就委托回国的日本侨民帮助他们寻找在日亲人。这样，从1953 年3 月至1958 年7 月，共有33000 余名日侨回国。大批日本侨民归国，既带走了部分年龄稍大的日本遗孤，又带去了部分在华日本遗孤的音讯，为日后日本遗孤与其在国内亲友的通信联系创造了条件。此后，日本遗孤寻亲活动，只限于书信往来或少数民间人士的联系。
1972 年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为日本遗孤寻亲活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随着两国间友好往来的增多和历史遗留问题的逐步解决，积郁在日本遗孤心中的对故国和亲人的思念之情，像决堤的洪水一样迅速蔓延开来。一些知道自己身世的在华日本遗孤，纷纷要求去日寻亲；一些知道遗孤下落的日本亲友们，纷纷来华探寻；还有一些日本民间团体也开展了积极寻找在华日本孤儿的行动。然而，对在华日本遗孤大规模的寻亲活动，中日两国政府无论在思想上、组织上都准备得不够充分，致使日本遗孤寻亲活动一度出现混乱现象。日本遗孤错认问题、探亲不归问题、家庭变故问题、养父母赡养问题接踵出现。为避免类似问题发生，1978 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两国政府经过友好协商，决定由两国政府来负责组织实施有关日本遗孤赴日寻亲活动，分批组织日本遗孤赴日寻亲团。具体规定如下：
（1）赴日寻亲或探亲的日本孤儿应当按期返回中国；
（2）已经到达日本探亲的孤儿，如果要求留在日本定居，应先返回中国，妥善处理其在华的家庭问题，然后办理去日定居手续；
（3）前往日本探亲的孤儿，如果不愿意返回中国，将由日本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促使其返回中国圆满解决家庭问题；
（4）如果在日本居留的日本孤儿坚决不愿意返回中国，中国亲属将前往日本当面解决家庭遗留问题，由日本政府发给中国亲属签证，所需要的往返旅费和在日本居留期间的生活费用，亦全部由日本政府承担；
（5）赴日寻亲不归孤儿的中国亲属，如果不愿意前往日本解决家庭问题，或者前往日本后仍未能解决家庭遗留问题，将由该名日本孤儿负责其家属一定数额的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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