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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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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文弼中心丛刊系列图书之一。本书共收集论文50余篇，内容涵盖历史、考古、语言、文学、学术史等方面。适合于从事西域考古、语言、文学研究的研究者爱好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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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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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荣新江（i）
筚路蓝缕，拓出考古新境界——黄文弼与新疆考古王炳华（1）
从斯坦因到黄文弼——新疆早期考古的历程与问题刘文锁（9）
黄文弼与新疆史前考古郭物（19）
黄文弼发现罗布泊史前遗存的再认识及其他李文瑛（39）
黄文弼与斯坦因考察的若羌遗址伊藤敏雄（49）
黄文弼的简牍学成就陈文豪（59）
黄文弼在克孜尔石窟续论霍旭初（64）
黄文弼与吐鲁番学孟宪实（71）
黄文弼于新疆吐鲁番考古的历史奉献王樾（78）
黄文弼高昌文化研究手迹初探段真子（84）
读《吐鲁番考古记》札记柴剑虹（92）
《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的历史价值周轩（100）
斯文 赫定与中亚考古学——赫定及其团员贝格曼、黄文弼的考古工作汉肯 瓦尔奎斯特（113）
黄文弼和斯文 赫定的书信往来韩琦（124）
斯文 赫定与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关系研究王冀青（128）
伯希和与黄文弼王楠（157）
北京大学时期的黄文弼朱玉麒（166）
黄文弼与胡适-20世纪上半叶中国西北考察与研究之侧影刘于凡（177）
黄文弼先生事辑——朱希祖、夏鼐日记中的黄文弼许全胜（194）
黄文弼先生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的古物古迹调查刘瑞（208）
黄文弼先生与西安碑林赵力光杨洁（220）
读《徐旭生西游日记》随札吴华峰（229）
黄烈先生之史学研究与整理黄文弼西北史地之成果施新荣（239）
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的学术价值荣新江（249）
黄文弼发现的一件帕提亚语残片德金（260）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新疆考古发掘报告》所刊吐火罗语资料荻原裕敏（267）
黄文弼西域文书中的回鹘文文献综述阿不都热西提 亚库甫（276）
《后秦白雀元年九月某人随葬衣物疏》补说关尾史郎（288）
黄文弼先生所获《比丘尼僧愿抄经发愿文》刍议彭杰（297）
黄文弼所获文书中的回鹘时代高昌地区城郭名目——兼论回鹘高昌“二十二城”名实付马（303）
黄文弼先生所获元代汉文文书浅识党宝海（312）
粟特文学和艺术中的印度故事尼古拉斯 辛姆斯一威廉姆斯（324）
于阗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之源与流段晴（329）
和田新发现汉语、胡语文书所见“筋脚”考毕波（339）
有关“十二缘起”的回鹘语佛经笠井幸代（348）
中亚写本赝品——“大角逐”鲜为人知的后果厄修拉 辛姆斯一威廉姆斯（356）
吐鲁番博物馆藏洪宪元年饬文及上海书业商会禀报附件研究刘志佳（365）
张其英遗稿考刘学堂（375）
关于新疆古代居民及其文化的若干问题徐文堪（387）
西汉内臣之制与西域“三十六国”虚实之辨贾丛江（393）
东汉刘平国刻石研究资料汇编陶喻之（400）
佛教海遒传人说、滇缅道传人说辨正——兼论悬泉东汉浮屠简发现的意义姚崇新（459）
天水石马坪石棺床所见希腊神祗沈睿文（497）
丝绸之路绿洲国家百姓的生计裴成国（512）
新疆库车县龟兹古城初步勘查李肖（522）
库木吐喇周边诸遗址——以出土胡汉文书与早期探险队资料为中心庆昭蓉（537）
记西域探险考察与新疆地图的绘制李孝聪（561）
从文献整理到实地探查-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对新疆地质的认识与研究张九辰（577）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东方学家档案馆H彼得罗夫斯基馆藏文献波波娃（587）
格伦威德尔和奥登堡记录的吐鲁番壁画残块吉拉 萨马秀克（593）
20世纪初俄国探险家对吐鲁番大、小桃儿沟石窟的考察陈爱峰曹洪勇（596）
伯希和与中国学者摩尼教研究交流补考王楠史睿（605）
“20世纪初之内陆亚细亚调查活动”研究的新视点——斯文 赫定、大谷光瑞、清政府官僚（那桐、张荫棠）的国际政治社会白须净真（614）
大谷光瑞的另一个侧面柴田斡夫（630）
“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陈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徐玉娟（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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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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筚路蓝缕，拓出考古新境界
——黄文弼与新疆考古
王炳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新疆考古文化，是当前研究欧亚古代文明最受关注的热点之一。思及新疆考古，难忘黄文弼先生在新疆考古舞台上的开拓之力、推进之功。新疆师范大学在黄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命名新的图书馆为“黄文弼图书馆”，并开设永久性的“黄文弼特藏馆”，既彰显黄氏在新疆历史文化研究中难以取代、也值得今人铭记的建树；更宣示继承、弘扬中国学界珍贵的、应予发扬的西北学术研究传统的决心。其见识之高远，可发人深省，也激人奋进。新疆，虽僻处中国西北一角，却绝非中国历史文化的边隅。它有自身独具、它处难觅的基本特点：
1位居中亚腹地，地处古代欧亚数大文明之间。不同环境下育成的异质文明，彼此交流，各有获益，交往成为必然性。这种联系、交流，很早就已萌生，更随时代而发展。在海路开通前，可以说是欧亚大陆文明进步、发展的重要途径。新疆，自然就成为了这文明古道上的冲要之地，成为了古代中国与西部世界来去交往的主要门户。
2新疆境域辽阔，高山、沙漠、绿洲、草原毕具，宜牧宜农。交通内外，难说便利，粗看还十分封闭；但深山峡谷、高山草场，早就是游牧人纵横的舞台；沙漠中散落的绿测，是行进中自然的驿站。作为沟通欧亚的冲要，并不存在大困难。
3华夏文明，生发极早。黄河、长汀流域这类河湖纵横之处，去今万年前，已棋布农业聚落。稳定的生产，为物质文明进步提供了可靠的基础。稻、麦、黍、粟，猪、牛，丝、漆、冶铸，极早就已显露光芒于世。黄河、长江流域古代先民，挟其文明之姿，很早就四向拓展。而西行，最得其便。西部新疆，自然很早就沐其惠泽。先秦之世，新疆山川地理，已为中原人们津津乐道； “秦人”之声名，早就在古代印度、波斯土地留下印迹。继此传统，才有张骞西走之功，班超立业之础。这绝不可轻忽、不能无视的地缘，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它白然将新疆与中原联系为了一体，难以分割、也无法分割。
4作为东亚与南亚、两亚、欧洲古代交通的重要隘口，新疆大地、天山南北，自然很早就成为了欧亚大陆上不同种族、众多民族迁徙、交往的处所。只以见之于汉文记录的资料为据：塞人、月氏、乌孙、匈奴、汉人、车师、噘哒、鲜卑、铁勒、突厥、回鹘、黠戛斯、契丹、蒙古、满、达斡尔、锡伯等，都曾为这片土地的开发、建设做出过奉献。其中古代汉人、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蒙古、满族等，更都曾在这片土地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成为不同时段、不同区块、不同政权的主体。这是我国其他地区少见的。很早就有学者称这片土地为“人种博物馆”，正是这一历史的遗痕。
5新疆地理，历史地位冲要，文献记录虽见涉及，但重在政治、军事梗概，少及经济、民生，难显历史全貌；但天眷地顾，这片地区气候特别干燥，尤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内外，几乎终年无雨。古代遗址、文物保存极好，甚至人体肤发仍存、体貌如生。这白然就成为文物考古的宝地。千万年前的遗存，潮湿多雨之处都会消失无痕的一切有机、无机物，在这里都有可能保存完好。轰动世界的文物考古珍闻，会常在新疆大地爆出，并木是偶然的。 这些新疆独具、特显的地理、历史、文化特点，既关乎人类文明进步、欧亚大陆历史进程，也及于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建设华夏祖国的种种故实。这片土地上的文物考古资料的科学价值，自然就会独显辉光于世界文物考古之林。黄文弼先生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素养，有广阔的欧亚文化视野，有爱国情怀，更有不畏艰难、奉献个人于民族振兴大业的志向，他将自己的生命与新疆文物考古事业融合在了一起，这是新疆文物考古事业的幸事，也是黄文弼先生个人的幸事。
文物考古，事涉古远的历史文化。表面看，它与现实的政治、经济少有关联；其实同样与现实政治、经济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受其驱动，为其服务。一百多年来的新疆文物考古，就紧密呼应着时代的脉动。新疆考古的第一页，就与西方列强对华殖民扩张息息相关。黄文弼的新疆考古历程，也清楚显示着这一精神实质。看来，这是一个历史的真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自18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物质文明进步，人们的视野也日愈开阔，一变中古时期普遍的封闭、狭隘。沙皇俄国，从僻居欧洲一隅，向远东、中亚强力扩张；英、法等国，也将触角向中亚、南亚伸展。拓展市场，掠取廉价原料，成为了欧洲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需耍；它的解决，也会为资本主义列强注入难以估量的新鲜活力。久被世界遗忘的沙漠一角——新疆大地，在海路开通、由早期繁荣沦人相对荒寂后，又日渐成为了资本主义列强关注的热土。十分令人遗憾的是：这严酷的形势变化，却一点也没有被统治这片土地的大清帝国所感知。他们还沉醉在白酿的美酒之中，认自己为“天朝”；域外均蛮夷，却绝未见一丝隐忧。在他们的视野中，西域山河，仍然不过是荒漠之地，是一块可供排除异己、流放精英的边裔。
拓展、掠夺，得从了解、认识开始。19世纪至20世纪初叶，沙俄、英、印开始注意到这里散见的文物、古城、胡语文献，对这片土地曾是中国与波斯、印度文明交汇之处已开始有了模糊感知。一拨又一拨、不同学科的调查者往往打着“考古”的旗帜步人新疆高山大漠。一批又一批珍贵文物，被搜掠以去， “中国文明西来”说、 “中国人种西来”说呼应殖民扩张之需要，也渐渐成为殖民扩张的舆论，而见诸西方报端、杂志。统治者虽混沌不觉，却已逐渐引起一批又一批游学东、两方世界的先进学子们关注的目光，亡国灭种之忧油然呈现在他们心头，开始有了反思、抗争的热情。这反思、抗争，较之实际展开的事变，虽然晚了不少节拍，但文化知识界最终还是觉醒，并决心要用白己的努力，唤起围人，以挽救国家、民族面临的危亡。
正是在这一中国人民灾难深重、长夜难明的年代，黄义弼步上了两域考古舞台，并十分努力用自己的工作，或明或暗地与西方考古学者针锋相对，进行抗争。他努力开拓当年中国学术界还无人问津的新疆考古事业，通过文物考古资料论述古代中国人、中国文化在西域大地上的各种奉献，对国家、对西域历史文化建设事业的贡献，仅凭达一点，就值得我们今天为之大书，为之颂歌！ 不论起步初始曾是怎样的幼稚，今天看去是如何不够成熟、不够深刻，但这恰如新生、刚离母体的婴儿，其筚路蓝缕之功、努力奋斗之实，实际展示了一个新疆考古新时代的开始，可以说是其功厥伟。其点滴建树，放在那样一个时代，价值更不应被轻估。
现代新疆考古事业，其第一页，是两方列强以两域考古之名义揭开的。自19世纪中期开始，止于黄文弼进入新疆的1 927年，粗略统计，西方各国相关学者已数十次步人新疆。大都打着“考古”大旗，行山川地理、气候水文、交通路线、矿产资源、民族民俗、历史文化调查之实。这数十年中，沙皇俄国前后有24次，英国有15次，德国有9次，瑞典有7次，法国有5次，日本有3次，其他如芬兰、美国、奥地利等，也都有过活动。面对一块似乎理想的殖民空间，谁都不想落后于人。沙俄、英印与新疆邻境，有地利之便，凶而动作早、规模大。沙俄视天山以北为其后院，英国人斯坦凶将天山以南的塔里／卜盆地，称之为“Serindia”。这是一个新造的词，用的是西方古代称中国为“Seris"、与英国殖民地印度“India”拼合在一起而成的新词，意喻“中印之间”。塔里木盆地不再是新疆的一部分，丽变成为了“Serindia”。当年英印下一步会对南疆大地如何下手，于此是清楚可见的。为此，A．斯坦凶们白然也是利用所获文物考古资料做足了文章。最明冠一点，就是尽力少说这片土地作为中原王朝辖地曾经实施过的种种政治、经济制度，少说或不说这片土地上原生的土著文化的个性；而大讲、多讲它是古代印度、波斯与中国中原文化会聚的地点。新疆大地文物中，确实不少见印度文化、古波斯文化的存在。但只说、或只是强调这一点，就成另一种文化意涵了。在文化思想领域与这种舆论、导向相抗争，阐明它和祖国大地更久远、浓烈、血肉相连的关系，是当时文化知识界面对的十分严峻的社会责任。自1928年4月起，黄氏作为中瑞两北科学考查团一员，单枪匹马，风餐露宿，带领雇用的几位助手，包括当地的维吾尔族农民，在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罗布淖尔地区进行了两年多的调查、考察、少量发掘活动，以此为基础，先后完成了《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吐鲁番考古记》《罗布淖尔考古记》《塔里小盆地考古记》等重要著述。这些成果，最本质的意义，恰如蒋梦麟先生在为其《高昌陶集》序文中画龙点睛的一句话：它们的核心，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对吾国文化西渐多所注意”！关注这一点，强调揭示这一点，平常情况下似乎可有可无，但在面对当年甚嚣尘上“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形势前，严正与之对应，就显示了一种文化责任，一种社会担当，一种关心家国命运的情怀，其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是绝对不应、不能低估的。
罗布淖尔地区，20世纪初，是西方学者重点工作的场所。斯文 赫定作为地理学家，面对老师李希霍芬与沙俄普尔热瓦尔斯基之争论，探求罗布淖尔湖准确位置所在，成为了他当年自觉的责任。他不避艰难，一次又一次在荒原上穿行，寻求的就是德国地理学界在中亚地理研究中的荣誉。在这一考察过程中，1900年十分偶然发现了古楼兰城，成果轰动欧洲学术界；A．斯坦因，对楼兰埋藏的文物，内心有着强烈的追求。先后两次在楼兰城内外大肆挖宝。割剥以取的米兰出土的佛教壁画，展示了希腊化文化进入过新疆东部的历史事实，更是令西方学界惊喜有加；还有桔瑞超所获“孪柏文书”，如是种种，无不是黄义弼步人楼兰前翅环在脑际的重大事件。楼兰，作为汉、晋王朝交通西域的咽喉，统治西域大地的军政重镇，在斯坦因等人的楼兰考古著述中，是基本不见、或少见论说的。有的，只是对出土文物资料的具体说明，这白然更增强了黄氏急迫进入岁布淖尔、进入楼兰的愿望。但考察为大水所阻，黄氏并没有能踏上楼兰古城的土地，只能在罗布淖尔湖北岸踏查。他在那里发现并少量发掘了的土垠遗址，获取了两汉前期木简70多支，其中有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永光五年（公元前39）至汉成帝河平（公元前28-前25）、元延五年（公元前8）等纪年残简，清楚显示了土垠遗址是公元前1世纪中，西汉王朝宣、元、成帝时，汉廷交通两域的要站，政治、军事活动颇繁。罗布淖尔北岸孑L雀河下游，楼兰统治时期为原楼兰王国领地之中心地带。楼兰破灭后，楼兰王国南迁扦泥（今若羌河畔）。曾是楼兰王直接统治的中心地域，凶史籍失录而形势晦暗难明，如今，凶为土垠的发现，可以明确，这片土地当时已经成为西汉王朝驻军、屯田的地点，官员来去、邮传东西、移民种植、收储粮食供驿路之需 诸多细节、信息，均可见于土垠汉简残文之中，公元前1世纪中西汉王朝在这片土地上展开的政治、经济活动，可助益准确认识罗布淖尔地区汉晋王朝楼兰王国、鄯善王国历史发展、变化的轨迹，填补了记录的空白，其奉献是并不在发现楼兰古城之下的。
在黄文弼新疆考古生涯中，1928-1931年这两年半左右的时间，是十分重要的一段。此后，1934年，受当年教育部之派，他曾再至新疆，又到了他难以忘情的罗布淖尔地区。1943年，黄氏执教于西北大学，受学校派遣，第三次进入西域，进行考古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围成立后，1957年，他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遣，第四次进入新疆考古，但时间都比较短暂。在1928-1931年间的考古调查，虽冈受诸多条件之制约，并不顺利，没有可能进行比较深入的工作，发掘也受限制。但在这一基础上，完成并先后刊布的吐鲁番、楼兰、塔里木盆地考古资料、文物标本，却是当年国内关于西域大地仅有的标本，弥足珍贵。他据而对遗址所在地区生态环境之变化，提出既有自然环境（如水）变化的因素，也与人的社会活动相关；根据大量资料，揭示古代新疆农业生产中的灌溉技术，存在中原大地影响；新疆佛教艺术，是受了“两个不同方面的文化影响，前期接近于西方，后期接近于内地”，等等，这些观点，验之于近数十年中新疆文物考古工作之收获，确是相当深刻的见解。
古代新疆，一直是种族多源、众多民族迁徙往来的舞台。相关文物考古T作中，对此自然不能忽视。黄氏在相关考古报告中，既注意到汉代以来作为中国主体民族之一——汉民族在这片地区、尤其是吐鲁番盆地中的存在，对其他各地各处所见不同时代相关遗迹遗物，也给予了关注，适当说明。与此同时，他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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