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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麦卡锡是当代英国小说界最重要、最令人期待的原创作家之一，也是当代艺术界最近涌现出的一个最为成功的小说作者。其令人眼花缭乱的实验文本与不乏可读性的叙事手段奇妙交融，与托马斯品钦颇有相似之处，被誉为“后现代文学的继承人”，更多媒体甚至称他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个作家”。
★《记忆残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以独特的冷峻视角揭露了我们栖居于自身的内心隐秘世界，以及来自外界的干预力量会如何操控我们的记忆和所谓真实。汤姆麦卡锡异乎寻常的想象力与精准诡谲的文字风格引领读者与主角一起陷入幻想和现实交织的边缘地带。在麦卡锡写作完成本书后，花了三年才找到一家艺术出版社愿意把小说发售到艺术画廊和博物馆里，之后仅凭口碑在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同为英国文坛新生代作家的布克奖获得者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2008年曾在《纽约书评》上发表过一篇重量级评论《小说的两条路》，指出当代小说（尤其是英国小说）正分裂成两种派别，分别是“延续十九世纪抒情现实主义的本真崇拜”与“基于对形而上学传统和被封为纯粹理式的艺术的反叛”。在史密斯看来，汤姆麦卡锡的《记忆残留》无疑是后一种方向的代表，他的小说通过对主人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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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记忆残留》是汤姆麦卡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曾足足等了五年才找到一家小出版社愿意出版这部小说，并且只在画廊和博物馆商店内小范围发售，之后凭借口碑逐渐吸引到其他大出版社的注意。。随着扎迪史密斯把《记忆残留》描述成“过去十年里最精彩的英语小说之一”的大力推荐，麦卡锡的影响力开始辐射到更广的区域。
一起从天而降的神秘意外为他带来巨额赔偿金，却也留下了严重的创伤后遗症。从昏迷中醒来的他深陷无法掌控自身所处空间和时间的挫败感。为了追踪真实，他耗费重金重建记忆中的特定时刻，反复演出相同行为，不断“重现”特定的记忆残片。从市区大楼延伸到机场仓库、街区枪杀，甚至银行劫案，直到濒临失控的“真实”计划……
《记忆残留》以独特的冷峻视角揭露了我们栖居于自身的内心隐秘世界，以及来自外界的干预力量会如何操控我们的记忆和所谓真实。汤姆麦卡锡异乎寻常的想象力与精准诡谲的文字风格引领读者与主角一起陷入幻想和现实交织的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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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汤姆麦卡锡（1969—），英国作家、概念艺术家。生于伦敦，后在牛津大学学习英国文学。毕业后旅居布拉格、柏林和阿姆斯特丹，兼职为《Time Out》杂志撰写文学评论。
麦卡锡是当代英国小说界最重要、最令人期待的原创作家之一，其令人眼花缭乱的实验文本与不乏可读性的叙事手段奇妙交融，与托马斯品钦颇有相似之处，被誉为“后现代文学的继承人”。
这位英国作家是一个罕见的例子，是当代艺术界最近涌现出的一个最为成功的小说作者。直到九十年代末期，麦卡锡都顶着实验艺术家的头衔闯荡英国，他的小说也一向以其“实验性”而闻名。
2010年他出版了小说《C》，并凭借这本书闯进布克奖决赛圈.。
同时，作为国际灵航协会（International Necronautical Society，简称INS）的协作创始人，麦卡锡始终关注艺术和社会中的非本真性，以及重复或复制的首要性和原创性，并一再将这两个命题运用到他的小说中。他的写作手法精巧、复杂，充满实验性和先锋性，旨在打破传统的文字美学，却丝毫无损阅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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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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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关于那件事故本身，我没什么可说的。几乎无话可说。是有什么东西从天上掉了下来。科技。零部件，零零碎碎的。我能透露的就是这些，真的。没多少，我知道。
我并不是羞于诉说。只是，哎，首先，我连这件事都想不起来了。记忆一片空白，像一块白板，或一个黑洞。我脑中只有一些模糊的画面，似是而非的印象。我只记得我是被击中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只是记得即将被击中前看到的一些影像：一束蓝光，几道围栏，其他颜色的光，然后就被抬上了类似担架或床的东西。可谁敢说这些就是真实的记忆呢？谁知道这不是我的大脑受创后的臆想，又或者，是从别处挖来的记忆，以填补那次事故炸出来的火山口般的空白呢？大脑是诡计多端的。是真正的冒险家。
此外，我还要顾忌协议里的规定。还有条款。我的律师和那些对我的事故负有责任的当事人、组织、机构——或者就叫“责任方”好了——签订的协议里明文规定，禁止我以任何公开或者可记录的方式，去谈论那次事故的性质和细节（这部分我牢记在心），否则我将丧失所有的赔偿款，以及在此期间利用赔偿款项所获得的全部增值收益（“增值收益”，这个词不错）。不仅如此，我的律师语气凝重地告诉我，我的损失可能还要严重得多。可以说，就是财源断结。
协议。协议（settlement）由于下文作者将对settlement协议这个词进行拆解，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此处保留英文原文。这个词。Settlment。那段时间，我可怜兮兮地仰面躺在病床上，身上牢牢地绑着牵引装置，各种管子插在我身上，有些给我注射，有些对我抽取，电子节拍器和软管调节着我的呼吸和其他循环的速率，它们发出的“滴滴嘟嘟”声操控着我，我那虚弱的身体就像一块任由海水浸泡的海绵——就是我在医院度过的那几个月里，这个词植入了我体内，生根发芽。协议。它在我昏迷时慢慢爬进了我的脑海：格雷格一定是在来看我的时候提到了这个词，这次意外对我造成的伤害想必也让他目瞪口呆。我那完全失忆的大脑空白经过不断伸缩，慢慢在无意识中凝成零散的形状和场景——主体是一个体育馆，有几条跑道，还有板球场——画面上方响起一个解说员的声音，他邀请我与他一同解说，然后这个词便开始登场：我们开始讨论起“协议”来，虽然我和他其实都不知道“协议”的内容是什么。几个星期以后，我从昏迷中苏醒，不再需要靠输液维持生命，开始吃流食，每当我试图咽下食物时都会想起“settlement”这个词中间的“l”Settlement中的“l”部分发音类似“哦”。部分。那份协议在从法律上堵住我的嘴之前就已经让我如鲠在喉了：这点毋庸置疑。
再后来，我已经能坐在床上想事情，也能说话了，不过还是
记不起任何关于自己的事，在那几个星期里，那份协议为我展示了一个未来，足以弥补我空白的回忆，仿佛有了这未来的瞬间，我就能恢复，重新变得完整。后来，我的记忆慢慢回来了，就像一部平淡无奇的肥皂剧，一集接一集地在我脑中闪回，可我还是不能走路，护士说，那份协议会让我重新站起来。当我腿上绑着石膏，等待着骨头愈合时，马克·多邦尼会来看我，向我简单地汇报协议磋商的进展。等他走了以后，我就会坐在那，想和这个词里的“set本段后面出现的都是一些和“set”这个词有关的事物，如网球比赛中的“一盘”，英文中就是set。通常先赢6局并领先对方至少2局的选手将赢得一盘。”部分有关的东西：网球中的六局比赛、或是成套的杯子和盘子、剧院里的布景、图案等等。我会想到古代那些遥远的部落聚居地，有村里的守卫蹲伏在对峙的天空下。我会想到一些人——也许是舞者，或是士兵——蹲伏着，等待着，蓄势待发。
又等了好久，协议终于谈妥了。那时我已经出院四个月了，物理治疗也在一个月前就结束了，我一个人住在布里克斯顿伦敦南部一地区。地区边上的一个一居室公寓里。我没上班。我出事前所在的那家公司，一家市场调研机构，已答应让我带薪休假到五月。当时是四月。我不想回去上班。我什么都不想做。我也什么都没做。我每天都在最单调的日常活动中度过：起床、洗漱，走路去超市，然后再走回来，看报纸，或者就在公寓里坐着。有时我会看看电视，但是看得不多。看电视对我来说都显得太费神了。偶尔我也会搭地铁北上安吉尔伦敦北部一地区。，去马克·多邦尼的事务所。绝大多数时间我就只是坐在公寓里，什么事都不做。我三十岁。
协议通过的那天，我倒还真有件事要做：我要去希斯罗机场接一个朋友。一个老朋友。她从非洲飞过来。我正要出门的时候，电话响了。是多邦尼的秘书打来的。我拿起话筒，听到她说：
“这里是欧兰杰与多邦尼事务所。马克·多邦尼办公室。正为您接通。”
“什么？”我说道。
“正为您接通。”她又说了一遍。
我记得当时一阵眩晕。当我遇到不能理解的情况时，我便会有这种眩晕的感觉。在经历了那次事故以后，我习惯了做什么事都慢慢来，明白自己的每个举动、每一部分。并不是我喜欢这样，而是只能这样。如果我不明白某个单词，我就会让手下的人帮我去查。不过四月的那天，当多邦尼的秘书给我打电话时，我身边没有员工，而且就算有，他们也帮不上忙。我不理解的是她说的“为您接通”里的“您”指的是谁——多邦尼还是我？你可以认为这是件无关紧要的事，但那种不确定仍让我感到眩晕。我用一只手撑在客厅的墙上。
几秒钟后电话里传来了多邦尼的声音：
“你好。”他说。
“你好。”我回道。
“已经接通了。”多邦尼说道。
“是的，是我，”我回道，“刚才是你秘书在帮我们接通。现在是我在说话。”
“听着，”多邦尼说，他的声音很激动。他没有理会我刚才说的话。“听着，他们已经妥协了。”
“谁们？”我问道。
“谁们？他们啊！对方那边。他们做出让步了。”
“哦。”我说。我站在那里，一只手扶着墙壁。我记得那堵墙是黄色的。
“他们向我们提供了一份协议，”多邦尼接着说，“这份协议对双方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协议内容是什么？”我问道。
“从你这边来说，”他说，“你不能在公开场合，或以任何可记录的方式，来谈论这次事故。实际上也就是说，你要忘记曾经发生过这件事。”
“我已经忘了啊，”我说，“我本来对这件事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事实也确实如此，我一开始就说了。我唯一清晰的记忆就是在被砸中前二十分钟左右被狂风吹打着。
“他们不管这个，”多邦尼说，“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从法律上说，你将不再有谈论这件事的权利。”
我想了一会儿这句话，才弄明白它的意思。然后我问道：
“他们赔我多少钱？”
“八百五十万。”多邦尼说。
“英镑？”我问。
“英镑，”多邦尼重复道，“八百五十万英镑。”
我又花了几秒钟时间，才反应过来这到底是多大的一笔钱。当我明白过来时，我放开扶墙的手，猛然向窗户那边转过身去。由于动作太大，电话线直接被我从墙里给拉了出来。整个的电话连接设备都被拔了出来，包括电话线、插电话接口的那个平头插件和整个的电话接线盒。甚至连一些接在墙里面的电线都被拔了出来，全都粘着皮屑般的墙灰。
“还在吗？”我问。
没反应。电话连接已经断了。我继续那样站着，也不知道站了多久，手上拿着断了线的听筒，低头看着墙里掉下来的东西。看上去有些恶心，就像被人呕出的东西。
窗外传来的汽车喇叭声让我一下回过神来。我急匆匆地走出公寓，去外面找电话亭给马克·多邦尼回电话。最近的一个电话亭就在柯德哈勃街的拐角处。我穿过马路，走到垂直方向的那条街上，一边走，一边想着那笔钱：八百五十万。我在脑中想象着它的形状。八这个数字很完美、很整齐：一个在自身内不断循环反复的曲线形数字。但是还有那个五。他们干吗要加上那五十万？这个五在我看来是那么的凌乱：像是一个多余的残片，一块碎石。那次事故中我的膝盖骨粉碎性骨折，当它后来愈合的时候，一小片碎骨一直没有复位。医生们没办法把它取出来，所以它就游移在球窝关节附近，成了一个多余而无用的东西。有时候它会卡在球窝关节里，整个关节就无法活动了，还会引发神经和肌肉的炎症，苦不堪言。我记得那天自己边在街上走着，边在脑中勾画着那个多余的数字，那五十万，它就像是我膝盖里的那块骨头碎片。我皱起了眉头，想着：还不如只给我八百万。
除此之外，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他们一直说那份协议会让我重整旗鼓，开始新生，但是马克·多邦尼的秘书那天给我打完电话后，我并没有感觉到什么根本性的不同。我抬头看了看天空：同样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春日，有阳光，但不算特别明媚，不冷不热。我从我的福特嘉年华汽车旁经过，它就停在半路上，我看了一眼车尾左侧的那处凹痕。在那次意外发生前一个月左右，我的车在派克汉姆区伦敦南部一地区。被人追尾，那人随后驾车扬长而去。我原本打算开去修理的，但自从我出院后，这件事，正如很多其他的事那样，已经显得无关紧要了。于是，车子左后轮胎附近的那处车身仍旧皱巴巴地凹陷着。
在垂直的那条街的尽头，我右转往对面的那条街走去。我眼前的那栋房子在大约十个月前，也就是意外发生的前两个月，曾被警方武装突击过。我猜他们应该是得到密报，前来追捕什么人。他们包围了这座房子，把两边的道路都封锁了，身穿防弹衣的狙击手藏在面包车和路灯后面，举着来复枪瞄准窗口。就在我穿过这段曾被警方暂时封锁成无人区的路段时，我想起来我根本没带马克·多邦尼的电话号码。
我在马路中间停了下来。路上没有车。我没有马上转身回家拿号码，而是在那里停了一会儿，也不知道有多久，就站在原先那些狙击手的视线范围内。我伸出两只手掌，闭上眼睛，开始去想事故前被狂风吹打着的那段记忆。回忆过去让我一阵激动，这种刺激从我的大腿根到肩膀，一直传到我的脖颈处。这种感觉只有一瞬间，但此时我体会到了一种特别的感觉。我感到了不同、紧张：紧张的同时又感到平静。这种感觉我至今记忆犹新：站在那，伸出手掌，一动不动，感受着紧张，还有平和。
我走回了住的地方，不过不是沿着我来时的路，而是走与它平行的那一条路。我找到了电话号码，然后又沿着第一次的路线，那条垂直方向的街再次出发。我又经过了我的车，和它的凹痕。那个和我追尾的司机已经开过了“让路”标志，之后又驾车扬长而去。就和那次重大事故一样：每次都是对方的错。我又经过了警方的包围区。警方要抓的那个人当时并不在那栋房子里。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后，狙击手们就从掩护物后纷纷走出来，普通警员们则开始解开并收起路口那些标志禁区的黄黑警示条。如果你再晚来几分钟，根本就不会觉察到发生过什么。但它确实发生过。也一定会有某种记录留下，哪怕只是留存在路过的那四五十个围观者的记忆中。任何事物，一定都会留下某种痕迹。
我和多邦尼之前的通话还没讲完就断了。我往投币电话里投了五十便士，打回给他，这次是前台小姐接的。我之前见过她几次。她大约三十出头，看上去聪明而又严肃，脸稍微有点长。
“欧兰杰与多邦尼事务所，”她说，“下午好。”
我能在脑中回想起前台的那张桌子，她就坐在桌子后面，对面还有几张皮椅和一张玻璃咖啡桌。透过她右边的一扇矮窗户，能看到远处一个铺着鹅卵石的庭院。
“请转马克·多邦尼办公室。”我说。
“正在为您转接。”
接着是一片寂静，不是办公室里的那种安静，而是那种没有信号输入时的寂静。我脑中欧兰杰与多邦尼公司的画面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就在电话亭附近的一个出租车公司的门面。上面写着，“移动汽车公司”，以及这几个字：机场，车站，轻，搬运，远近皆可。一个男人正把一台可乐贩卖机往门里搬，他慢慢地把它倾斜过来，用肩膀支撑着它的重量。我想知道“轻”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于是又感到了一小阵眩晕的感觉。窗户上写着“机场”两个字。我的朋友凯瑟琳一小时后就要抵达希斯罗机场了。电话里传来了“咔哒”的一声，马克·多邦尼的秘书接起了电话。
“马克·多邦尼办公室。”她说。
这个女人年纪要大些，有四十多了。每次我去找马克·多邦尼的时候，也都会碰见她。几分钟前给我打电话的就是她。她总是表情严肃,看上去很严厉，甚至有些责备人的意味。她从来不笑。我对她说了我的名字，请她帮我接通多邦尼的电话。
“马上帮您转接，”她说，“抱歉，线路正忙，恐怕他正在和别人通话。”
“是的，他是在和我通话，”我说，“我们刚才在通话，电话就断了。我想他是在给我打回来。”
“那请您先挂断，我会让他再给您打回来。”
“不，”我说，“这样不行。我的电话从墙上掉下来了。坏了。我们通话到一半的时候就断线了。我敢肯定他现在是在给我打电话。要不你进去和他说一声。”
“那我得过去一下。”她说。
我听到她把听筒放下，然后是脚步声，还有她和多邦尼在隔壁房间说话的声音，“他在你那条线上？”多邦尼说，“但是他的电话好像坏了啊，我都打了十几分钟了，一直打不进去。”她和他说了些什么，但是我听不清。然后我又听到了脚步声，应该是他来接她房间的这个电话了，接着是他把电话从桌上拿起时发出的沙沙声。
“是你吗？”他说。
“刚才线断了。”我告诉他。
电话显示屏上显示我的钱在不断减少，还剩下三十二便士。高峰时段话费。我把手伸进口袋，但只摸到几个两便士的硬币。
“你听到我说的数了？”多邦尼问。
“你能把赔偿金额再说一遍吗？”
“八百五十万英镑，”多邦尼重复了一遍，“你知道要得到这笔钱的条件吧？”
“我不能和任何人说？”
“你不能以任何公开或可记录的方式，去谈论那次事故的性质或者细节。”
“我记得你和我说过。”我说道。
“如有违反，你将失去所有的赔偿款，以及在此期间利用赔偿款项所获得的全部增值收益。”
“增值收益，没错，”我说，“这我也记得。对了，这个协议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效力吗？”
“那是当然，”他回道，“考虑到他们的地位，这些，呃，当事人，这些，呃，机构，这些，呃……”
“责任方，”我说。
“……责任方，”他接着说道，“考虑到他们的地位，几乎一切都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效力。我强烈建议接受他们的条件。不然就太傻了。”
“我要怎么做？”我问他。
“你明天到我这来。他们明天会把协议带来让你签字。你大概十一点来，他们那个时候应该会到。”
那个搬可乐贩卖机的男人正把已经空了的手推车从“移动汽车公司”里推出来。原来那上面写的是“小心搬运”，而不是“轻”，然后“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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