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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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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历史悠久的口述传统，博尔赫斯演讲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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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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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集。一九七八年五六月间，博尔赫斯在阿根廷贝尔格拉诺大学讲授了五堂课，分别以书籍、不朽、伊曼纽尔斯威登堡、侦探小说以及时间为题。主题看似宏大抽象，作者另辟蹊径，带给读者全新的思辨体验：从口述传统角度谈论书籍的历史，以诗歌为切入点分析不朽的意义，借斯威登堡谈生与死的哲学命题，把侦探小说誉为混乱文学时代里的拯救者。五堂课统以“时间”这个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贯穿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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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
阿根廷诗人、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西班牙语文学大师。
一八九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少年时随家人旅居欧洲。
一九二三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一九二五年出版第一部随笔集《探讨集》，一九三五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恶棍列传》，逐步奠定在阿根廷文坛的地位。代表诗集《圣马丁札记》、《老虎的金黄》，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阿莱夫》，随笔集《永恒史》、《探讨别集》等更为其赢得国际声誉。译有王尔德、吴尔夫、福克纳等作家作品。
曾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教授，获得阿根廷国家文学奖、福门托国际出版奖、耶路撒冷奖、巴尔赞奖、奇诺德尔杜卡奖、塞万提斯奖等多个文学大奖。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四日病逝于瑞士日内瓦。
译者黄志良，历任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中国外交部驻古巴经济代表团、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秘书及外交部翻译室副处长、处长，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一等秘书，中国驻巴西圣保罗总领事，中国驻尼加拉瓜大使，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译著有《总统先生》、《夜色苍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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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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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书籍
不朽
伊曼纽尔·斯维登堡
侦探小说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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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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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
在人类使用的各种工具中，最令人惊叹的无疑是书籍。其他工具都是人体的延伸。显微镜、望远镜是眼睛的延伸；电话是嗓音的延伸；我们又有犁和剑，它们是手臂的延伸。但书籍是另一回事：书籍是记忆和想象的延伸。
萧伯纳在《恺撒和克娄巴特拉》中，谈到亚历山大图书馆时，说它是人类的记忆库。这就是书籍，不仅如此，书籍也是想象力。因为，我们的过去不是一连串的梦想又是什么呢？追思梦想与回忆往事能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书籍的功能。
一度，我曾经想写一部书籍的历史。不是从形态角度去写。我对书籍的形态毫无兴趣（尤其藏书家的书籍往往硕大无比），我想写人们对书籍的种种评价。在我之先，施本格勒在他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就有精彩的篇章议论书籍。我想，我的一些个人看法是符合施本格勒的看法的。
古人不像我们那样推崇书籍—这点我深感意外；他们把书籍看成是口头语言的替代物。人们经常引用的那句话：书写的留存，口说的飞掉，并不是说口头语言是短暂的，而是说书面语言有一定的持久性，但却是死板的。相反，口头语言是会飞的，是轻盈的；诚如柏拉图所说，口头语言是飞动的，是神圣的。说来奇怪，人类所有伟大的大师的学说都是口授的。
我们且举第一个例子：毕达哥拉斯。我们知道，毕达哥拉斯是存心不写作的。他不写东西，因为他不愿意受书面语言的束缚。无疑，他意识到了“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的含义，这句话的含义后来反映在《圣经》里。想必他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所以他不愿受书面语言的束缚；因此，亚里士多德从来不说毕达哥拉斯，而说毕达哥拉斯派。比如，他告诉我们说，毕达哥拉斯派重视信仰、教义，主张永恒的回归。这一点是很晚很晚后为尼采所发现的。这就是周而复始的观点，这一观点在《上帝之城》一书中受到了圣奥古斯丁的批驳。圣奥古斯丁打了一个美妙的比喻说，基督的十字架把我们从禁欲主义者的循环迷宫中解救了出来。时间是周而复始的观念也为休谟、布朗基……及其他许多人所接受。
毕达哥拉斯是不愿写作的，他希望在他死后他的思想能依然活在弟子们的头脑里。这里就产生了那句老话（我不懂希腊文，只能用拉丁文来表达）：Magister dixit（大师说过）。这并不等于说弟子们因大师说过而受到束缚；恰恰相反，他肯定了他们有自由在大师思考的基础之上继续思考。
我们虽然不知道是不是他开创了时间是周而复始的理论，但我们知道他的门徒都信奉这个理论。毕达哥拉斯的躯体死亡了，而弟子们，由于某种轮回的缘故（这是毕达哥拉斯所喜爱的），仍在他思考的基础之上继续进行思考再思考；每当别人指责他们说了某些新话时，他们便抬出这句话来辩解：大师说过。
但是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的例子。最突出的例子要数柏拉图了，他说书籍犹如肖像（他可能想到了雕塑或绘画），说有人认为书籍是有生命的，但向书籍提问时，书籍默不作答。于是，为了纠正书籍的这种沉默，便杜撰了柏拉图式的对话。这就是说，柏拉图把自己演化成了许多人物：苏格拉底、高尔吉亚等等。我们也可以相信，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曾以想象苏格拉底仍然活着来安慰自己。每次遇到问题时他总要问自己：对此苏格拉底说过什么呢？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苏格拉底是不朽的，他并未留下任何书面东西，他也是位口授大师。
我们知道，基督只有一次写下过几句话，但这几句话很快被泥沙湮灭了。基督没有再写下其他我们知道的东西。佛陀也是位口授大师，留下的是他的说教。我们再引用一句圣安塞姆的话：“把书放在无知者的手里，犹如把剑放在儿童的手里一样危险。”过去人们就是这样理解书籍的。在整个东方，至今还存在这样的观念：书本不应披露事物；书本只 应帮助我们去发现事物。尽管我对希伯来语一无所知，我还是对神秘哲学喀巴拉作了些研究，我读过《光辉之书》、《创造之书》的英文本和德文本。我知道，这些书写出来不是为了让人理解，而是为了让人去诠释，是为了激励读者去继续思考的。古代的人没有像我们那样敬重书籍，虽然我们知道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枕头底下常放着两件武器：《伊利亚特》和宝剑。当年人们虽然非常崇敬荷马，但并不把荷马看成是我们今天所赋予的意义上的圣贤作家。他们并不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作品，这是两部受人尊重的，但也是可以批评的书。
柏拉图可以把诗人逐出他的“理想国”，而又不致有排斥异己的嫌疑。从古人反对书籍的例证中，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个塞内加的有趣例子。在他那些值得赞美的致卢齐利乌斯的书信中，有一封信是指责一个爱虚荣的人的，说此人拥有一间藏书百卷的图书室；塞内加不禁问道：谁有时间读完一百本书呢？如今，那些卷帙浩繁的图书馆却深受人们珍视。
古代有些事情令我们费解，即不像我们那样崇敬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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