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秋，辞去上一份教职后，我决定纵容自己去圆一个梦。我挑了七位最优秀最用功的学生，邀请她们每星期四早晨到我家来讨论文学。她们清一色是女性——在我私人的住所开男女合班的课风险太大，即使讨论的不过是小说。我们的课堂虽是男性止步，但仍有一名男学生锲而不舍，坚持伸张他的权利。于是他，也就是尼玛，私下照样阅读指定的作品，并在某些特殊的日子到我家来讨论我们正在看的书。
我时常玩笑似的以斯帕克的《布罗迪小姐的青春》（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提醒学生，并问：“你们哪个最后会出卖我？”因为我生性悲观，相信到头来总会有人背叛我。娜丝琳曾调皮地回答：“你自己说过，到头来我们都会背叛自己，成为出卖自己基督的犹大。”玛纳则强调我并非布罗迪小姐，而她们不过就是她们自己罢了。她让我想起我常挂在嘴边的叮咛：无论是什么情况，千万别把小说当成现实人生的翻版，而小看了它；我们在小说中探求的并非现实，而是真相的顿悟。不过假如要违背自己的告诫，选一部最能反映我们在伊朗生活的小说，那绝非《布罗迪小姐的青春》或《一九八四》，而是纳博科夫的《斩首之邀》（Invitation to a Beheading），或更贴切的《洛丽塔》（Lolita）。
我们的周四晨间研讨会进行了两年，我在德黑兰的最后一夜，有几个朋友和学生前来道别，顺便帮我打包。当我们将屋里所有的东西打包，当所有物品和色彩褪成八只灰皮箱，像精灵幻化成烟、缩进瓶中后，我和学生们衬着餐厅光秃秃的白墙，合拍了两张照片。
那两张相片此刻就在我眼前。头一张有七个女人，她们倚墙而立，按当地法律规定，穿戴黑袍黑头巾，全身包得密不透风，只露出脸蛋和双手。第二张照片还是同一批人，同样的姿势，倚着同样的墙壁，唯一不同的是，她们除去了外层的包覆。她们因缤纷的色彩而有所区分，因衣服和头发的颜色、式样与长度而独特，就连那两个仍戴着头巾的女孩看起来也不太一样了。
第二张最右边穿白色T恤和牛仔裤那个，是我们的诗人玛纳，她入诗的题材往往是多数人不屑一顾的事物。照片没反映出玛纳黑眼珠奇特的晦涩不明，未能显露出她内敛、隐秘的本性。站在玛纳旁边的是玛荷希，她的黑色长头巾，与细致的五官及腼腆的微笑，显得格格不入。玛荷希其实很能干，但她浑身流露出的优雅考究，令我们不由得称呼她“夫人”（my lady）。娜丝琳过去常说，我们不只用它来形容玛荷希，还扩展了“夫人”的含义。玛荷希十分敏感，有一次雅西告诉我，玛荷希就像瓷器一样易裂，在不熟的人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可是谁敢招惹她，准没好下场。雅西继续敦厚地说：“我则像耐用的塑料，不论别人怎么对待，都不会龟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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