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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大历史的经典之书
心学大师王阳明集大成之作
曾国藩、孙中山、毛泽东共同推崇的心灵导师代表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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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明代哲学家、心学大师王阳明的代表作，《传习录》一书是王阳明与其弟子、友人的部分对话、书信汇集体，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阳明心学及其发展的重要资料。王阳明一生不重著述，尤其不赞成记录师徒对话，因为他担心后人不了解对话发生的场景，不知道很多话是对症下药，针砭时弊而发，而往往拘执于圣贤的只言片语，只在文辞句意上去辨析，而不能从内心确立良知这一道德本体。正是抱着十分审慎的态度，《传习录上卷即初刻《传习录》的刻录印行，经过了王阳明本人的审阅。于是，《传习录》上卷便与同年七月刻录的《古本大学》一起成为王阳明生前公开印行的重要著作。
后来《传习录》一书经过了多次修订。嘉靖三年1514，王阳明53岁。门人南大吉以初刻《传习录》为上册，王阳明《论学书》九篇为下册，命其弟南逢吉校对而刻录于越今浙江绍兴，是为续刻《传习录》。嘉靖三十四年1555，门人曾才汉编辑整理《遗言》，刻录于荆今湖北江陵县，这就是《传习录》卷下的雏形。后来钱德洪在《遗言》的基础上，修订后命名为《传习续录》，刻录于宁国今安徽之水西精舍。嘉靖三十五年1556，钱德洪全面整理《传习录》，由黄梅尹张君刊行。至此，《传习录》上中下三卷终于汇聚一起，成为一部完整著作。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在浙江刻录《王文成公全书》，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论学书》的八篇为中卷，以钱氏亲定的《传习续录》为下卷，同时附上王阳明辑录的《朱子晚年定论》，这就是《王文成公全书》本的《传习录》。
本书的翻译和注释采用的是文渊阁四库全书《王文成公全书》中的《传习录》，该版本实翻刻自隆庆本，但也有一些错误，因此笔者参考了四部丛刊本《王文成公全书》、施邦曜辑评的《阳明先生集要》、陈荣捷先生的《王阳明传习录详评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王阳明全集》等书，对一些明显的错误进行了订正。为了让读者阅读到更为完整的《传习录》，我们将陈荣捷先生搜集的《传习录拾遗》附在后面。此外，《朱子晚年定论》自从谢廷杰刻录《全书》以来，已正式附在《传习录》后，因此本书也收录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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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他是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其文章博大昌达，行墨间有俊爽之气。有《王文成公全书》。
萧无陂，哲学博士，任教于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著有《有无之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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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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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刻《传习录》徐爱序?
续刻《传习录》南大吉序?
卷上
徐爱录?
徐爱跋?
陆澄录?
薛侃录?
卷中
钱德洪序?
答顾东桥书?
启问道通书?
答陆原静书一?
答陆原静书二?
答欧阳崇一?
答罗整庵少宰书?
答聂文蔚一?
答聂文蔚二?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教约?
卷下
陈九川录?
黄直录?
黄修易录?
黄省曾录?
钱德洪录?
黄以方录?
钱德洪跋?
附录一
传习录拾遗?
附录二
朱子晚年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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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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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郭齐勇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说“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对现代人尤其是青年一代来说，缺乏的也许不是所谓的“革新力量”，而是“知旧”，也即对传统的了解。
中国文化传统的源头，都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从先秦的《诗经》《易经》，晚周诸子，前四史与《资治通鉴》，骚体诗、汉乐府和辞赋，六朝骈文，直到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在传统经典这条源远流长的巨川大河中，流淌着多少滋养着我们精神的养分和元气！
《说文解字》上说“经”是一种有条不紊的编织排列，《广韵》上说“典”是一种法、一种规则。经与典交织运作，演绎中国文化的风貌，制约着我们的日常行为规范、生活秩序。中国文化的基调，总体上是倾向于人间的，是关心人生、参与人生、反映人生的，当然也是指导人生的。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韩柳欧苏的道德文章，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还是先民传唱的诗歌，屈原的忧患行吟，都洋溢着强烈的平民性格、人伦大爱、家国情怀、理想境界。尤其是四书五经，更是中国人的常经、常道。这些对当下中国人治国理政，建构健康人格，铸造民族精魂都具有重要意义。经典是当代人增长生命智慧的源头活水！
长江文艺出版社历来重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及普及，近年来更在阐释传统经典、传承核心文化价值，建构文化认同的大纛下努力向中国古典文化的宝库掘进。他们欲推出《国学经典丛书》，殊为可喜。
怎么样推广这些传统文化经典呢？
古代经典和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及趣味本来有一定差距，如果再板起面孔、高高在上，只会让现代读者望而生畏。当然，经典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味将它鸡汤化、庸俗化、功利化，也会让它变味。最好的办法就是，既忠实于经典的原汁原味，又方便读者读懂经典，易于接受。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国学经典丛书》首先是以原典为主，尊重原典，呈现原典。同时又照顾现实需要，为现代读者阅读经典扫除障碍，对经典作必要的字词义的疏通。这些必要精到的疏通，给了现代读者一把打开经典大门的钥匙，开启了现代读者与古圣先贤神交的窗口。
放眼当下出版界，传统文化出版物鱼目混珠、泥沙俱下，诸多出版商打着传承古典文化的旗号，曲解经典，对现代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认知传承经典起了误导作用。有鉴于此，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国学经典丛书》特别注重版本的选取。这套丛书30个品种当中，大多数择取了当前国内已经出版过的优秀版本，是请相关领域的名家、专业人士重新梳理的。这些版本在尊重原典的前提下同时兼顾其普及性，希望读者能有一次轻松愉悦的古典之旅。
种种原因，这套丛书必然会有缺点和疏漏，祈望方家指正。
导言
萧无陂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守仁”这个名字取自《论语?卫灵公》：“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因曾筑室故乡阳明洞中，自号阳明山人，故世人皆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阳明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一生历经坎坷，在困顿中幡然觉悟，在非议中毅然前行，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治武功兼备的儒家知识分子，其一生正好证成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综观其一生，他的思想伴随着官宦生涯，历经数次变化，后来黄宗羲曾评论说，王阳明的学问经过三次大的变化才进入圣人之学的门庭。
王阳明出生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其远祖乃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父亲王华，字德辉，是成化十七年1481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良好的家庭教育对王阳明的成长起着重要作用，他幼年即才思敏捷，十余岁能诗。青年时期，他一度沉浸于诗词文学，颇富才气，后来进士及第，与当时的诗词名家李梦阳、何景明等竞相驰骋文坛。同时他也十分关心国家边境安危，精究兵法，“每遇宾饮，聚果核，列阵势为戏”，这为他后来的军事功绩奠定了基础。弘历二年1489，王阳明18岁，拜访了明初醇儒吴与弼的高徒娄谅，谈及格物之学，以为“圣人必可学而至”，开始全面阅读朱熹的书籍，思考格物的意思，并且亲身实践，格庭前竹子，最终思劳成疾。格竹子的失败，促使他对朱熹格物的学说产生怀疑，认为圣人难做，并进而徘徊于佛老，加上身患沉疴，更加促成他悦慕仙家修炼之术。
弘治十二年1499，王阳明28岁，举南宫第二人，赐进士及第，任职工部。中进士后，王阳明并没有十分顺畅，至少思想上几曾纠结，错综复杂。弘治十四年1501，他曾游历九华山，访仙问道。次年，他回到家乡，筑室阳明洞，行导引术，与道士王思舆交往密切，这时期他还有“离家远遁”的念头，只是考虑祖母及父亲还在世，最终没有实行。同时应指出的是，从拜访娄谅到初涉政坛的十多年里，尽管遭遇格物失败，王阳明并没有完全放弃儒家的圣人之学，他仍然读儒家圣贤经典，并先后参加了乡试和会试，最终考中进士。为官后，弘治十七年1504，他又曾应山东巡按监察御史的请求，主持了山东乡试。从这次乡试的出题可以看出王阳明强烈的经世志向，他极力宣扬儒家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并且在官方推崇程朱理学的背景之下，他也体现出对这一正统理学的维护，大肆鼓吹辟佛老。综合这些，我们不难看出王阳明这一时期思想上的复杂性。
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抗疏救忠良，得罪阉党刘瑾，遭廷杖下狱，随后谪守贵州龙场，这一件事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转折。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37岁，这一年的三月到达龙场驿。在龙场的三年1508—1510，他动心忍性，深刻体悟到《大学》所讲“格物致知”的真实含义，终于明白“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事物物者误矣”，这就是有名的“龙场悟道”。随后，王阳明讲学贵阳书院，开始谈论知行合一。正德五年1510，王阳明的仕途日渐顺畅起来，先后升江西庐陵知县，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40岁调任验封司主事，41岁再升考功司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这一时期，王阳明的门人也日益增多，正德九年1514，他正式开始以“致良知”行教。
正德十一年1516，王阳明45岁，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受兵部尚书王琼的举荐，他升都察院左佥都御使，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事功阶段。正德十二年1517，王阳明到江西，采取多种方法，或招抚或镇压，同时增设行政区域，先后平定了漳州、横水、桶冈等地流寇与民变。次年又平定了大帽、浰头等处。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正准备平叛福建时，听说宁王朱宸濠造反，于是起义师勤王，同时上疏朝廷告变。从六月中旬到七月底，短短一个多月时间，王阳明出兵扑灭了朱宸濠的造反，生擒了朱宸濠，江西平定。这次事件充分展示了王阳明的军事才能，然而也就是这次立功，得罪了明武宗身边的佞臣张忠、许泰，被他们诬蔑为宁王的同党，这就是《传习录》中所说的“张许之变”。
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50岁，升南京兵部尚书，十二月，朝廷封之为新建伯。从此王阳明开始了他晚年传道讲学的盛期。在这一时期，读书人从四面八方投到王阳明的门下，心学思想进一步流行。
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56岁，历经多年奔波，此时的他已经垂垂老矣，身体日渐虚弱，然而内心坚强的信念促使着他仍不放弃青年时期的强烈济世愿望。这一年的五月，受朝廷的调遣，他临危受命，总督两广、江西、湖广军务，开始征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叛乱，从而又开始了事功的另一个高峰期。第二年二月，他率兵先平定了思、田，七月又平定了长期作乱的八寨、断藤峡。然而他早年就有咳嗽怕热的毛病，遇到南方天气炎热，肺病更加严重，在这次胜利后的班师途中，王阳明因肺疾加重，终于不支，十一月逝世于青龙浦，终年57岁。
王阳明逝世之后，由于生前遭到朝廷佞臣的嫉恨，所以“爵荫赠谥诸典皆不行”，并且他倡导的致良知之学还被斥之为伪学，遭到朝廷的禁止。然而当时的心学思潮已经风靡天下，王阳明的门人中不少已经是朝廷和地方的重要官员，门人对朝廷此举十分愤慨，继而不断地掀起为师讨回公道的上疏。如詹事黄绾的上疏，详细地陈说了王阳明“功之大有四，学之大有三”，较为完整地概括了王阳明在学术与事功领域的重要贡献，然最终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同。直到隆庆元年1567，以大学士徐阶为首的王门子弟向刚即位的明穆宗上书，才正式追赠王阳明为新建侯，谥文成。万历十二年1584，王阳明与陈献章、胡居仁一道从祀于孔庙，加上隆庆五年1571从祀的薛瑄，整个明朝，只有这四个人。王阳明的学术与功业终于获得官方的正式认定。
王阳明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还是其学术思想。如果说他的事功直接影响到当时政局的话，那么他的心学思想则直接成为明朝一百多年的学术主流，随后影响了国人几百年的学术思想，并且还扩散到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时至今日，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学界对阳明心学的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仅通过几个重要命题简要地介绍一下王阳明的心学思想。
一、心即理
“心即理”是王阳明谪守龙场时提出来的，或者说“龙场悟道”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心即理”。王阳明早年曾遍读朱熹的著作，对朱熹的格物之说产生过浓厚兴趣，然而当他亲身实践这套格物学说后，发现行不通，也正是因为这些经历，刺激着他对格物之说产生怀疑。既然在外物上去格物穷理的路走不通，那么还能怎么去获得天理呢？对于先儒学说的种种怀疑直接促成了王阳明的思考，而这些正好积累至龙场，在那个困顿、穷厄、迷茫的境况下，他最终领悟到，圣人处此情境，还要向哪里去探求一个道？原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年谱一》至此，王阳明终于体会《大学》格物之说，并非向外物上去探求一个天理，此心即天理，天理不外乎人心，作圣之功只在自家本心上去探求。
王阳明的“心即理”学说解决了外在的天理并不能真正约束人的道德行为问题，缓解了普遍性与个体性之间的紧张。在程朱理学看来，天理作为普遍的道德规范，外在地规范着现实经验中人的道德行为，但是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真正做出道德决定的往往是具体的生存个体，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体的意识，那么如何保证外在的道德规范能真正地促成个体的道德自觉从而做出正确的抉择呢？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西方文化中那种浓厚的宗教色彩，外在超越的权威如上帝或普遍的道德律令很难在现实的道德秩序维护中发挥作用。程朱理学中的这种内外紧张不仅有可能造成一些虚伪的道学先生形象，即空谈存天理去人欲，而现实道德生活中却往往背道而驰，同时也使王阳明这种有志于道的人遭遇格物的困境。此外，外在的道德原则无论如何都对个体的自由选择形成了一种压力，很难将道德行为看成是个体自由的、符合本性的选择结果。王阳明提出心即理，主张此心即是天理所在，本身纯善不恶，从而将普遍的道德原则纳入主体之内，个体能够依照自己的良心，自由地做出道德抉择，这不仅体现了强烈的主体性原则，同时也满足了主体的自我成就感，正好印证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古训。
针对“心即理”的各种质疑，王阳明尖锐地批判了那种将理视为外在的看法，如他说：“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传习录》卷上很显然，“理”不是像具体事物一样的存在者，不是感官经验的对象，因此“孝”这个道理并不在“父亲”身上，“忠”这个道理也并不在“君主”身上。按照王阳明的看法，父亲、君主等伦理角色的呈现，是由主体意识的指向来决定的，奉养父母、侍奉君主等道德活动都是由人心在主导和作用。当主体的知觉没有指向一个对象时，这个对象的性质与活动是无法确定的，甚至这个对象对于特定的主体而言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人心的作用，就没有所谓的对象，更谈不上天理。因此，要真正地实现这一天理，关键在于主体的意识与行为。
既然心外无理，那么格物穷理就不是向外探求了，但问题是外物又如何得到规定呢？按照王阳明的看法，不仅“理”不外物上，而且物本身也不能脱离心。顺着“心外无理”命题的逻辑，王阳明论述了心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传习录》卷下由此可知，人与天地万物本是一体，未曾分化，正是因为有了人心的灵明，才有了人与天地万物的区别，才有了人心对天地万物的体认。同时，王阳明也认为，如果没有天地万物鬼神，则人的灵明亦无。这表明他打通了心物之间的障碍，摒弃了两者之间的对立，心物互为体用，“此心在物则为理”《传习录》卷下，理流行于心物之间。
二、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早期提出的重要思想，同时又直接贯穿了王阳明思想的始终，尽管在晚年他谈及较少。早在龙场悟道后，他就主张知行合一，并以此和当时的贵州提督学政席书讨论，然而知行合一的思想和常识相距甚远，所以当时还很难被世人接受。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诠释，最重要的一个角度无疑是致良知，这一点放在下文探讨，这里先从两个方面来略加阐释。
首先，“知行合一”突破了前人探讨知行关系的藩篱，别出新意，构建了一个新的知行本体论，然而这一突破本身仍然存在着局限性。王阳明反对程朱理学所主张的知先行后说，认为知行分离割裂了知行本体，他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卷上在此基础上，他将《大学》的“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解释为知行合一。本来好好色与恶恶臭都是人的意识活动，是内在的心理活动过程，但按照王阳明的解释，却都属于行，这实际上是扩大了行的内涵，销知入行，模糊了知行界限。如果撇开“良知”与“致良知”来看，究竟什么是知，什么是行，在王阳明这里似乎已经不重要，因为在他看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知行工夫只是一个，区别什么是知什么是行已经没有了意义。
其次，知行合一矫正了先儒知行观，提出了更加严格意义上的修身要求。王阳明认为古人知行分说是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法，并不是要把知行分为两截。而实际上他自己所倡导的知行合一的宗旨也很明确，也是补救宋儒之失，同时强调更加严格意义上的修身。为何这么说呢？因为王阳明主张“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这样人的意念活动就完全被纳入行的范畴，而在传统学术中，无疑只属于知的范畴。王阳明反复强调要理解他讲知行合一的宗旨，如他说：“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卷下将属于知的心理活动纳入行的范畴，显然导致更为严格意义上的修身，人一旦有了不善的念头，虽然还只停留在意识层面，并未在现实经验活动产生任何作用，都应彻根彻底地消除。王阳明如此坚决地主张清除恶念，与他长期的经历颇有关系。经历数次平定民变后，他深深体会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要防患于未然，必须要从人的一点恶念处入手，绝不使邪念进入现实经验中为非作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只读圣人书，知道什么是善，但不去实践，那么就谈不上真正的知。他说：“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传习录》卷上显然，王阳明反对割裂知行，反对先去知了再去行，确实是针砭时弊，主张笃实的道德实践，反对空谈性理。
……
卷上
徐爱录①
先生于《大学》“格物”②诸说，悉以旧本③为正，盖先儒④所谓“误本”者也。爱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⑤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之学⑥。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载⑦，处困养静，精一⑧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爱朝夕炙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世之君子，或与先生仅交一面，或犹未闻其謦欬⑨，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谈之间，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如之何其可得也？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⑩，而弃其所谓千里者。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正之，庶无负先生之教云。门人徐爱书。
【注释】
①徐爱1488—1518，字曰仁，号横山，浙江余杭人，官至南京工部郎中。徐爱是王阳明的妹夫，早在王阳明赴谪贵州时，即入室称弟子，因而是他的第一位学生，有“王门颜回”之称，可惜英年早卒。下文中的“爱”即徐爱的自称。
②格物：语出《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③旧本：指郑玄作注、孔颖达疏解的《礼记?大学》。“误本”，朱熹认为《大学》的旧本有误，便将《大学》的原文划分为经一章、传十章，并对文字作了修改，增加了传一章。王阳明认为《大学》原来并无错误。
④先儒：主要指程颢、程颐和朱熹。程颢1032—1085，字伯淳，号明道，北宋洛阳人，官至监察御史。程颐1033—1107，字正叔，号伊川，程颢之弟，曾任西京国子监教授、崇正殿说书。程颢与程颐曾问学于周敦颐，是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理学奠基人，合称“二程”。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人，曾任秘书阁修撰等职。他继承发展了二程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影响深远。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等。
⑤语出《中庸》第二十九章：“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⑥二氏之学：指佛与道。
⑦居夷三载：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因上疏抗辩，获罪下狱，后贬谪贵州龙场今贵州修文县驿丞，到正德五年1509三月任庐陵知县，前后三年。龙场当时尚未开化，故称“夷”。
⑧精一：语出《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下文的“惟精”“惟一”均源于此。意为现在人心动荡不安，道心幽暗难明，只有精诚专一，正确地实行中正之道。
⑨謦欬音qǐng kài：咳嗽，引申为言谈声教。
⑩牝牡骊黄：语出《淮南子?道应训》，又见《列子?说符》。秦穆公派伯乐推荐的人去相马，使者报告说相中了一匹黄色的母马，秦穆公派人取回一看，结果是黑色的公马，因而不高兴，责备伯乐看人不准，连马的性别、颜色都分不清。伯乐感叹，人们只看到事物的外表，却看不到内在能力。等到测试时，果然是千里马。
【译文】
先生对于《大学》中的格物等学说，全部以旧本为准，也就是先前学者们通常所认为的错误版本。我刚听到先生这种主张时，十分惊骇，进而感到疑惑，最后殚精竭虑，相互比较，因而求教于先生。然后才知道先生的学说，有如水之寒，火之热，确实是“等到百世之后再有圣人出现，也不会疑惑”。先生天生聪明睿智，然而平易近人，胸怀豁达，不拘小节。别人看到他青年时期豪迈放纵，又曾经浸淫于诗词文学，广博涉猎佛教和道教之学。突然听到他的这种学说，都认为是标新立异，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却不知先生在龙场那种未开化之地生活三年，身处困厄之中，静心思索，这种精粹专一的修养工夫使得他能够进入圣人的精神世界，对往圣先贤的思想学说理解得十分精深纯粹，从而达到中正的境界。我过去十余年来，终日追随先生，深知先生的学问思想，接近很容易，仰望就知道很高远，粗一看很平常，不断探寻就发现越来越精粹。眼看差不多就要接近了，但离真正理解仍然有距离，可以不断深化下去。十余年来，我都没有看到先生学问的边际。当世君子，有的人仅仅见过先生一面，有的人还未曾听闻先生的言谈声教，还有的人则是先怀着一份激奋之心，想在很短时间内对各种传闻进行臆想和揣度，照这样怎么可能理解先生的学问呢？跟随先生求学的人，听到先生的教诲，往往只领会一点，而遗漏了更多。这就是只看外表，得到一些粗浅看法，却遗弃了真知。所以我将平日从先生那里得到的教诲完整地记录下来，私下传给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看，互相琢磨求证，希望不会辜负先生的教诲。门人徐爱题。
【1】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①，‘如保赤子’②，‘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③之类，皆是‘亲’字义。‘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④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⑤为司徒，敬敷五教⑥，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⑦便是‘明明德’⑧；‘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⑨，‘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注释】
①语出《大学》：“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意为在先王盛德的治理之下，君子尊重贤人，热爱亲人，小人享受到快乐，获得实惠，因此先王逝世之后，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对他念念不忘。
②如保赤子：《大学》引自《尚书?康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意为保护臣民，就像保护小孩一样，臣民就会康乐安定。
③语出《大学》：“《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意为《诗经》说：“与民同乐的君子，就是人民的父母。”老百姓喜好什么，自己就喜好什么，老百姓厌恶什么，自己就厌恶什么，这就叫做民之父母。
④语出《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意为君子亲爱亲人，进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进而爱惜万物。
⑤契：商族的祖先，帝喾之子，传说是舜的臣，助禹治水有功而封于商。
⑥五教：即五常之教，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理道德的教育。
⑦克明峻德：语出《尚书?尧典》：“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⑧明明德：语出《大学》首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意为学习和懂得正确的事理道德。
⑨语出《论语?宪问》：“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意为修养自己来使老百姓安定，尧舜大概还没有完全做到呢！
【译文】
我问：“《大学》中的‘在亲民’的‘亲民’两字，朱子认为应该是‘新民’，后面的‘作新民’一章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但您却认为应该根据旧本作‘亲民’，不知是否也有依据呢？”先生回答道：“‘作新民’的‘新’字，是表示自新之民，和‘在新民’的‘新’的意思不同，这怎么可以作为根据呢？‘作’字与‘亲’字相对应，但不是‘新’字的意思。下面的‘治国平天下’这些内容都不是围绕‘新’字来发挥。比如说，‘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都是讲‘亲’字的意思。‘亲民’就如孟子所讲的‘亲亲仁民’，亲近他们就是仁爱他们。百姓不仁爱，于是舜任命契为司徒，恭谨地开展五种道德教育，就是为了使百姓仁爱。《尧典》中的‘克明峻德’就是‘明明德’，从‘以亲九族’到‘平章协和’这一部分，都是讲‘亲民’，也就是‘明明德于天下’。又比如孔子说的‘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说‘亲民’是同时包含着养育和教化的意思，而只说‘新民’就偏向一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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