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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历代孝论辑释:元明清卷(中华孝文化研究集成8. 儒学研究专家骆承烈主编)

書城自編碼: 2587355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哲學/宗教哲學
作者: 巩宝平,潘波涛,韩涛
國際書號(ISBN): 9787511281951
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07-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406/440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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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完整的孝文化文献资料汇编.
內容簡介:
【中华孝文化研究集成】项目是编者从约18000余册中国历代典籍中搜集有关孝文化的内容,将分散零碎的资料从不同角度汇编成12卷,全方位地展示中华孝文化的创立、传承及各种表现方式和发展趋势,是第一部将历代国家法令,历代各家孝论、孝行、养老礼法等汇集成卷的孝文献集成性著作。
本次出版为本项目的第5—8卷,主要辑录历代对“孝”等道德观念的理解、论述,以时间为序,分为四册。
關於作者:
巩宝平:1979年11月生,河北阳原人,博士,现任职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孔子文化》杂志主编。发表儒学论文十余篇。主要研究方向:秦汉社会史、先秦诸子学。
潘波涛:1981年7月生,山东滨州人,博士,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魏晋思想史。
韩涛:1983年8月生,河南项城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古社会史、经济史。
目錄
总序/李宝库
前言/骆承烈
凡例
第八卷 元之卷 1
一、儒家 3
二、史家 102
三、释家 110
四、道家 116
五、农家 118
第九卷 明之卷 123
一、儒家 125
二、史家 251
三、其他各家 262
第十卷 清之卷 273
一、儒家 275
二、史家 342
三、道家 369
四、杂家 371
附录 375
附录一:元史艺文志 孝经类 377
附录二:补三史艺文志?孝经类 378
附录三:国史经籍志 孝经类 379
附录四:郑堂读书记卷一 孝经类 383
本卷简明索引 397
后记 405
內容試閱
前?言
元、明、清三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晚期,其特点一是封建经济发达,一是社会矛盾加剧。各朝均极需要一定的意识形态来继续王朝的统治,保住封建制度及自家的王朝永存。于是各朝均在提倡儒学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儒学的发展。尤其是以理学为代表的宋儒的推行与发展,使得儒家思想更为官方所认同。对于孝文化的强调与发展,自然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早在宋末元初,一些人的著作中,就对孝加以强调。如杨宏道《小亨集》中记:“敬以立行,行以孝为本。”何异孙的《十一经问对》,用问话的形式来强调孝。如问起为什么《论语》二十篇以“学而”为首时,对曰:“此篇乃学者入道之门、进德之基,孝弟者本立而道生而忠信,所以进德也。故一篇十六章言孝弟忠信者九。”戴表元《剡源文集》中把孝提到为学之初,“君子之学也,将以为孝,而其为孝也不可以无学”,“学仁者始于孝弟”。著名学者金履祥《大学疏义》中把孝作为“为子道之至善”。陈天祥《四书辨疑》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进行辨识的过程中,一再强调“孝弟礼义为心”。刘敏中的《中庵集》中收录他为几家“孝敬堂”写的“记”,分别就各家的情况阐发孝的理论。元代大儒、诗人刘因的代表作《四书集义精要》亦在阐发四书的精神时,大讲孝道。他把孝说作“大伦皆然”“天理使之”,把孝道说作“五常”之本。人们不应只笼统地说孝,“所谓孝非止是寻常奉事而已,当念虑之微有毫发差错,便是悖礼伤道,便是不孝”。作为一名官员,“如欲使民亲其亲,我必先之以孝;欲民之事其长,我必先之以弟”。元代散曲家张养浩的《归田类稿》中,为王善甫、贾海两位孝子写了诗序,极力称赞他们的孝行,并形象地说:“一孝盖万疵,孝可包众善,孝可动两仪,孝可神鬼格,孝可贤圣期。能孝斯能忠,厥心自亲移,愿彼为人子,终身诵吾词。”元代儒者许谦所著《读四书丛说》中,多次论及孝道。他认为“孝、弟、慈三字是自修身上说来以求齐家之原。人自能尽孝、弟、慈之道,推之治国便是事君、事长、使众之道”,“人能处其家使正而和,如此则其能孝,而父母之心安乐可知矣”。另一儒者许衡之《鲁斋遗书》特别强调长者的带头作用。他说:“人君为父能慈,为子能孝,为兄为弟能友爱,足以为人的法则,然后一国之人皆有所取法。为父的也慈,为子的也孝,为兄为弟的都友爱,所以说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为人君的能以事老之礼孝顺自家的父母,则下面百姓也都兴起事父母的孝心。”元代书画大家赵孟在《周待制致乐堂铭》中写着:“子事父母贵养其志,孰谓外物而乐可致。孝本天性,率性即孝,具在方册,可则可效。周君之堂,我虽未升。载观斯文,孝实有征。爰作铭诗,以颂以勉,五十而慕,舜也何远。”

本卷从元代大儒吴澄编集的《吴文正集》中选出十段对孝的论述,他认为《孝经》的成书,虽几经变迁,但“学者岂可因后儒之傅会而废先圣之格言也”。他认为孝在一切德之前,“义、礼、智后于仁,而仁莫先于孝弟”。“万理均所当明也,而其要在于明伦。五伦均所当明也,而其首在于明父子之亲。”“孝子者仁人之基,仁人者孝子之极,故孝子之事亲也如事天,仁人之事天也如事亲。”他很切实地说道:“夫于身至近者家也,家有夫妇焉,家有父子焉,家有兄弟焉,人之大伦五而家有其三。”他不但主张一个人应在父母健在时孝敬,父母死后也要不断思念。因而“墓以藏其体魄,庙以栖其神魂,随所在而思如见亲之存焉,故曰事亡如存,又曰致爱则存”。一个人应“有事亲之孝,有立身之孝”,对孝作了更全面的论述。
元人王祯的《农书》,是我国历史上农业种植集大成的光辉著作。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生产是中国人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作为生产者来说,也离不开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在此书《序》中一开始便以问的口气说:“孝弟力田,古人曷为而并言也?”回答是:“孝弟为立身之本,力田为养身之本,二者可以相资而不可以相离也。”接着具体说出二者“相资”的道理:“盖自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是理亦莫不有是气,爱之理为仁,宜之理为义,自其仁而用之亲亲为孝,自其义而用之长长为悌,皆其得于良知、良能之素,人人之所同也??士以明其仁义,农以赡其衣食,工以制其器用,商以通其货贿,此四民者皆天下之所设以相资焉者。”当时社会上总的基调是“崇本抑末”,本为农,末为商。另一个重要观念则是“其教民也以孝弟为先,其制刑也亦以不孝不弟为重”。又举出自汉代重孝悌、重力田的例子,结论是:“夫孝弟者本性之所固有,力田者本业之所当为,民失其业且失其性者岂其本然哉?”
元代中期袁俊翁著《四书疑节》中大量涉及孝悌。此卷引述书中十八处。他一再强调孝悌与慈爱都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情绪,“人之事亲敬兄者乃夫人之良知、良能,不待申言之可也。然慈爱之心亦非外铄而有待于强为者。”“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则有聪明之德,有父子则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执之常性也。”为此,他认为孝悌是天下最大的事,引《孟子》说:“‘大孝’者,天下大事之人皆化之而为孝也。”引《中庸》:“‘达孝’者,天下人皆答之为孝也。”儒者王充耘《四书经疑贯通》、詹道传《四书纂笺》、程端学《春秋本义》、刘将孙《养吾斋集》、王恽《秋涧集》、程文海《学楼集》、陈栎《定宇集》、王沂《伊滨集》、黄《文献集》、朱公迁《四书通旨》、梁寅《周易参议》、陶宗仪《说郛》、郑玉《春秋阙疑》、史伯璿《四书管窥》等书中,均在研讨古籍中发抒了一些肯定孝悌的主张。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一部记述、研讨古代典章制度的大书。在这部书中引述了古代选拔人才时,重视孝的记述。《元史》中记康里 向元顺帝进言倡孝,在日后明朝的《元史》列传中专辟《孝友篇》,体现出元朝统治者对孝悌也特别重视。
在元代,除儒家重视孝悌之外,释家、道家对孝也给予一定的重视。释大在《题昙西竺母李氏墓铭后》中,把孝与敬佛联系起来说:“曾子谓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孝之大者。矧佛之制,其徒犹笃孝养,若昙以志事亲,是诚乎孝而知所本矣。”意思是说;曾子说孝并不等于一直顺从父母的意志去做,理解父母的心意是行孝道最重要的事。比方神佛的规定,其弟子也忠实地供养父母,像奉行佛法那样孝敬父母,这才是诚心诚意地奉行孝道啊!
元代道家也重视孝。陈坚的《太上感应灵篇图说》说:“兄弟天伦也分形其气,故兄爱而友,弟敬而顺,不云乎孝友于兄弟。”道家把兄弟之间的友爱和他们常说的“气”联系到一起,以此赞扬孝悌。
有一些史书上也用不同形式记载着孝道。如刘祁在《归潜志》中记自己讲忠信、孝悌乃“性命之乐”。

1368年,朱元璋战败群雄建立明帝国,进入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
意识形态上,在宋代理学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当权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更加强调人间伦理,重视孝悌,有关这方面的著述甚多。如明初的重臣刘基著《诚意伯文集》中就有《孝友堂记》《养志斋记》。前者对此堂曰:“‘孝友’敦人伦也。善父母为孝,善兄弟曰友”,后者首记:“夫孝,百行之首也,为人子而志于孝,夫奚为而不敝哉!”结论是孝敬父母就是“养志”。
明初另一重臣宋濂著《浦阳人物记》,开头便说“忠、义、孝、友,人之大节,故以为先,而政事次之”。《卷上》单列《孝友篇》,重点赞扬其家乡浦阳的孝友。唐桂芳的《孝友堂记》开头便说:“夫孝友之道,出于秉彝之固有,岂自外至哉!故人之事父与兄,因其性之本,然尽其职之当然。”
明朝初年靖康之役后,誓死效忠于先王的方孝孺,其行为忠于皇帝,著作中自然少不了忠孝二字。本卷在他著的《逊志斋集》中选了九段,均从多个不同角度赞扬忠孝。如:“为家以正伦理,别内外为本,以尊祖睦族为先。”“孝子之爱亲,无所不至也,生欲其寿,凡可以养生者,皆尽心焉,死欲其传,凡可以昭扬后世者,复不敢忽焉。”该书之《四箴》中之《父子》记:“子孝宽父心,斯言诚为确。不患父不慈,子贤亲自乐。父母天地心,大小无厚薄。大舜日夔夔,瞽叟亦允若。”主张孝敬父母的方孝孺,在此书中却极力反对郭巨埋儿的行为,他认为郭巨“杀子之恶不可逃”,“犯无后之大罪,又焉得为孝乎”,“巨陷亲于不义,罪莫大焉”!
明初辅政四十年的重臣杨士奇在提倡孝悌时,对家族之谱牒有过论述。他认为:“谱牒之作所以亲宗族也,世道泰民俗厚则谱牒盛行,比年士大夫家率有谱,足以为世道人心喜,而孝子慈孙不失其良心者。”“谱牒,君子以仁其族之器也,本乎孝弟之心焉!盖君子无往不用其仁,而行之必自家始。”
明中期大学士李东阳把孝与天紧密联系到一起,在其《友爱堂记》中说:“夫孝友,天性也,父子兄弟天属也。人之善皆性乎天,而伦有疏戚,行有先后,必自属于天者始焉。”这一主张,自然又加强了孝的分量。
明中期大臣兼学者邵宝在几部书中均论及孝,他认为:“礼所以成孝也,有人子之心而要之以礼约之。”孝亲也要依礼而为。为此他批了两种愚孝,一是:“股之非孝也,君子之为论久矣。”一是:“子复父仇诸诛于法正也,不请而自行之令不可??非司寇不得杀人。”割股医亲与为亲复仇而杀人的做法都是不对的,做出这种事来都不是孝行。
蔡清著《四书蒙引》,在读“四书”时,为孝道发抒了很多议论,本卷选了十九段。他把孝亲的行为说得很具体:“凡人能修身、慎行、不辱其先,或能改父之行,变恶为美已足为孝;凡人之养亲,或菽水可以尽欢,或每食必有酒肉,亦足为孝;凡能不坠先世之绪,克绍前人之休者,亦可谓之孝矣;凡能燕翼其子若孙,或得以赏延于世者,亦可谓之孝矣。”书中又说:“慈母之恩无穷,而慈母之年有限;孝子之养有限,而孝子之思无穷。”父母在时应及时孝敬,父母去世后应有“无穷之思”,才是真正孝亲。“孝、弟、慈三者有诸己,然后可以责人之孝、弟、慈”,是说一个人要在孝、弟、慈上要求别人,一定要以身作则,正人先正己。周琦在《东溪日谈录》中,将《孝经》与《忠经》对比,说:“孝是人之出门第一件事,《孝经》当与《忠经》相对,但《忠经》无立言至理,且非圣贤之言,故不足伍耳!”
明代儒家“心学”派的代表王守仁(阳明)的代表作《传习录》中,以与徐爱答问的形式将他主张的心学与孝联系起来,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无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在后人将其著作集中编成的《王文成全书》中,多次论及孝道。从道理上来说:“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从实践上来说:“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不可称为知孝弟。”
另一位儒家湛若水著《格物通》中谈天、谈人、谈教化,少不了对孝的评论。他把孝与天联系起来,说:“君子之事天如子之事父母,父母怒而不畏者非孝子也,天怒而不畏者非仁人也。”“孝友根于天性”,“孝弟本乎心”,“孝、悌、忠,人心之固有者也。”“孝子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子女对父母之丧“得为而不为谓之慢,不得为而为谓之渎,渎与慢皆弗敬也”。由孝推至养老、敬老,“老老之教不行,民弗知有长矣!慈幼之教不行,民弗知恤孤矣!弗恤弗长则仁孝之风几乎息矣”。然后说到孝慈的作用:“孝于亲,慈于众。孝足以为民之效,慈足以结民之心。”
正德时的状元吕著《四书因问》中说:“天下之道皆尽于仁,仁之性尽于孝弟。”“孝弟则九族惇睦,以此百姓昭明。”书中多次说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在他评论舜之孝时说:“言孝则友在其中,未有孝而不友者也。”他还强调行孝首先爱自身。因为“父母生身,使身而为有道之身是爱其身也,爱其身是亲其亲也,是孝也??孝莫大于爱身而为有道之身,不孝莫大于辱身而为无道之身”。夏良胜在《乐堂铭》中说到行孝要使父母快乐,“以父母为乐,君子则尔,小人则否。有此乐者,天而以慈孝;乐此乐者,人也。以兄弟为乐,君子则尔,小人则否。有此乐者,天而以友恭,乐此乐者,人也。”另一处说起将孝向外推衍:“爱敬于彼亲吾亲以及人之亲,长吾长以及人之长,始于家达于国终而措之天下矣。”
明末东林党“三君”之一的赵南星,强调一个人尽孝首先自己要有高度的修养。他说:“欲顺亲又不可以阿意曲从也,其道在乎诚身。诚身者,由心之所存以至四肢百骸之所发,浑然一真实而无妄,则孝为诚孝,乃可以顺亲。若反身不诚,则其孝亦不诚,不能顺乎亲心矣。”
明末大儒刘宗周,清军入关后,辅佐南明福王,守杭州抗清军,杭州失守,绝食而死。在其著作《论语学案》中,多次把孝与忠及世间万物联系起来。他说:“孝是人最初一念,天理流动才达之;第二念便是弟,以孝弟推之,便得刑寡妻御臣仆之道,自此而九族、而百姓、而昆虫草木,即此一本而推之裕如者,此孝之所以为百行原而万化之本也。”
明代史家一些著作中,对孝这一伦理道德也极力表彰与肯定。如《明史?礼志》中记明太祖即位之初,皇帝在先农坛祭祀后,宴请百官耆老,有时也请耆老陪祀。这种对老人的尊重,当然基于孝道。又如嘉靖朝祭祀时,多次提到“严父莫大于配天”。《明史》单列《孝义传》,强调“孝弟之行,虽曰天性”,也要赖于教化,有明一代就重视教化。朝廷如此,儒家如此,明朝有些道家思想的人也是如此。如郎瑛在《东谷赘言》中说:有一人号称孝子,但与其弟分家时,为私利而争执,这不算孝子。徐元太在《喻林》中说那种为获得名誉或赏赐而装作孝敬父母的人,做得越多,距离真正的孝越远。

历代尊崇儒学的两大高峰是元朝和清朝。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掌握全国大权后,首先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尽管他们当年都以武力获胜,但要治国安邦还是要靠儒家思想。当清军入关,用多种方式巩固了统治权后,有政治眼光的康熙皇帝认为,经朱熹改造过的理学,对大清王朝的统治更加有用,于是特诏大学士李光地等人,将朱熹的著述依其需要进行选取,分类编排,列为十九门,命名为《御纂朱子全书》。书中说:“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诚敬之实,及其少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特别记《论语》中说“孝为仁之本”,《孟子》中说“四端皆本于孝弟”,把孝提高到一切道德之始。
清初名家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说到孩提之童对父母最初知道爱,稍长后知道敬,再后知道严。明末清初,正当资本主义萌芽,思想家们讲义也讲利。此书中作者说:“欲使民兴孝、兴弟,莫急于生财。以好仁之君,用不畜聚敛之臣,则财足而化行,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矣。”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强调忠孝出自人的内心,这显然与他明亡后誓不事清的行为是一致的。
唐甄《潜书》的《备孝篇》对孝作了广泛的解释。他认为一个人应尊重自己的本源,即本姓的长辈,但通过姻亲关系,对待外姓的长辈也应尊重。女子出嫁后,应像孝敬自己的父母一样孝敬公婆。同样,一个人爱自己儿子的孩子,也要爱自己女儿的孩子。清初大儒孙奇逢论及孝时,特别强调敬。他在《四书近指》中说:“学先主敬,而事亲尤是敬之。结聚处不敬,何谓能?”孔子当年说事父母时“色难”!他说:“色字全从敬中来,不能敬,安得有愉色乎?”
康熙时的理学家兼重臣李光地一生著述丰富。在其《榕村文集》中谈及四书时,多与孝弟联系。如在《大学古本说》中说“治国者养耆老则民知孝”;在《中庸章段》中说“仁莫先于孝,故修身者不可以不事亲”;在《读论语札记》中说一个人“所服行者皆孝弟、忠信,则未有不同归于善者”;在《周礼述注》中说“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孝”;在《三礼》中说“孝德以知逆恶,是修己以为治人之本”;在《经书总论》中说入孝出悌“一切谨愿,后来盛德大业都从此出”;在《经书笔记》中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先于孝。为其能推父母以及天地,尽其性而至于命也”;在其《修德说》中说“德以仁为本,仁以孝为本”。李光地的这些论述,及与此同时康熙帝令儒臣编的一本《日讲四书解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清朝儒者对孝的基本态度。
清朝前期,一些儒者为避文字狱,多在考据、训诂方面下功夫,这便是当时兴盛一时的朴学。朴学重在对古籍考据,但在儒家基本的伦理孝道方面也同样重视。如惠栋在《周易述》中对《吕览?孝行》进行发挥。阎若璩在《四书释地》中也说:“夫德莫先于孝,先意承志,孝子之事也。”戴震认为:“仁是以亲亲、义是以尊贤??亲亲之道得??修身以道,道出于身也。”
近代以来,一些思想家继承古代的传统,也极力称赞孝道。如魏源说:“大哉!孝之外无学,孝之外无道也!塞天地、横四海、互古今、通圣凡,无有乎或外者也;彻精粗、兼体用、全内外,无有乎弗贯者也。”康有为《大同书》把天下太平的憧憬寄托在取消家庭上,但对孝道却同样推崇。他在此书之《绪论》中首先提出,父慈子孝是“人道之至顺,人性之至愿”。接着一再说:“父母之劳,恩莫大焉。身由其生也,体由其育也。”“有父母而不孝,则不成为子。”“不爱不私则人类绝,极爱极私则人类昌,故普大地而后有人物,皆父子之道。至矣,极矣,父子之道蔑以加矣。”梁启超认为在中国的“五伦”中,“惟于家族伦理稍为完整”。“父母之于子也,生之育之,保之教之,故为子者有报父母恩之义务。人人尽此义务,则子愈多者,父母愈顺,家族愈昌。反是则为家之索矣。”
在清代的一些史书中,同样也提倡孝道。如清初学者黄宗羲著《明儒学案》中,在记起河东学案、崇仁学案、姚江学案、江右相传学案、南中相传学案、泰州学案、甘泉学案等处,都对孝作过多种论述。
在清朝第一个皇帝福临(顺治)的《御定资政要览》及康熙皇帝的上谕中也多次倡孝。如前者说:“小孝思爱而忘劳,中孝尊仁而安义,大孝博施而备物。”后者说:“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人不知孝父母,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行莫重于孝弟力田,心必存于礼义廉耻”??在皇帝对孝的强调下,清代一些地方志书中也把倡孝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有些学者著的史书也不例外。如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说:“善则称亲,过则归己,此孝子之行,亦文章之体也。”
一生经历五个帝王的王永彬,写成《菜根谭》等三部“奇书”。这位非儒非释非道的学者,在其《围炉夜话》中对孝道作过一些独特的阐发。他说:“士必以诗书为性命,人须从孝悌立根基。”“常存仁孝心,则天下凡不可为者,皆不忍为,所以孝居百行之先。”他又认为:“忠有愚忠,孝有愚孝。”“古人忠孝不离心头,今人忠孝不离口头,此是何等志量。”对清朝后期社会上道德沦丧的批评一语中的。
历时六百多年的元、明、清三朝,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提倡孝道、遵循孝道方面却未改变。大量史实证明孝道的永恒性。作为人间伦理基础的这一伦理道德观念仍然是维系家庭、社会的一项重要手段,元、明、清时期的历史又证明了这一点。
骆承烈
壬辰夏于孔子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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