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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历代孝论辑释:先秦两汉卷(中华孝文化研究集成5. 儒学研究专家骆承烈主编)

書城自編碼: 2587352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哲學/宗教哲學
作者: 周海生,骆明,张馨睿
國際書號(ISBN): 9787511281906
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07-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365/403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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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第一部完整的孝文化文献资料汇编.
內容簡介:
【中华孝文化研究集成】项目是编者从约18000余册中国历代典籍中搜集有关孝文化的内容,将分散零碎的资料从不同角度汇编成12卷,全方位地展示中华孝文化的创立、传承及各种表现方式和发展趋势,是第一部将历代国家法令,历代各家孝论、孝行、养老礼法等汇集成卷的孝文献集成性著作。
本次出版为本项目的第5—8卷,主要辑录历代对“孝”等道德观念的理解、论述,以时间为序,分为四册。
關於作者:
周海生:1973年生于山东曹县,1995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7年获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2011—2014年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现为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孔子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山东孔子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儒学文献研究。著有《嘉祥曾氏家族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3)、《孔丛子译注》(中华书局,2009)等。
骆明:1973年生于山东省曲阜市,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华孔子学会会员,学习儒学二十年。著有《孔里论孔》《孔子名言译评》《曾子后裔名人》《中华“和”文献集辑》《骆承烈讲〈论语〉》《儒家五圣论政德》等书,参与撰写《孔府档案选》《汉魂—武氏祠汉画像石考释》《孔风儒韵》等书。自2005年至今,查询、收集有关孝文化的文献,收集条目近万条,发表有关孝文化论文二十余篇。
张馨睿:1987年生于黑龙江佳木斯。曲阜师范大学专门史(儒学)硕士,研究方向:儒家文献整理、传统文化研究。
目錄
总序/李宝库
前言/骆承烈
凡例
第一卷 先秦两汉卷?上)??1
一、经部??3
二、史部??137
第二卷 先秦两汉卷?下)??181
一、儒家 ?183
二、兵家 ?243
三、法家 ?245
四、墨家??257
五、杂家 ?269
六、道家 ?295
七、释家 ?327
附录??333
附录一:女诫??335
附录二:忠经 ?339
附录三:汉书艺文志疏证?孝经类??345
附录四:汉书艺文志条理?孝经类??347
附录五:补后汉书艺文志?孝经类??348
附录六:《四库》类书籍《孝经》目录??352
本卷简明索引??360
后记??364
內容試閱
前?言
孝亲敬老是人间伦理的重要内容。自我国进入奴隶社会以来,中国特殊的社会形态——宗法制,更使家国一体,提倡孝道不仅可使家族团结,也可使社会稳定,国家安宁,孝又成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因此,在我国早期的古籍中,可找到许多对孝道提倡与论述的内容。
孝敬父母、尊敬祖先的观念,是自有人类以来便具备的一些思想与行动。早年只是人们发自内心的行为,只能称之为“孝行”。后来逐渐充实其内容,到了春秋末年,在孔子的学说中,尤其在孔子指导下曾子作《孝经》,这一伦理思想便有了更丰富的内容,使孝行进一步提升为孝道。
先秦两汉文献由于时代久远,许多文献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代争论较大,很难界定。在文献选录和整理过程中,编写者基本依照《钦定四库全书》“经、史、子、集”的编排方法,对文献进行编排,以期较完整地展示先秦两汉孝论。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原始的无阶级社会到有阶级社会,由社会财产的公有到财产私有制的产生,后来出现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国家机器,许多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属于“阶级的范畴”(也叫作“历史的范畴”)。但也有一些思想,不受阶级、历史的局限,属于人类思想中“永恒的范畴”,孝行与孝道,便属于此类。
在世界文化史上,被人们称作“轴心时代”的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世界各地分别出现了一些关怀人们生存、发展的哲人。他们所创的理论及付诸的实践,在当时及日后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亦当此时,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孔子、老子、墨子等人竞相出现。他们虽然代表的阶级、社会集团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持的主张、所创的学说不同,但在肯定孝这一点上,却是惊人地一致。这正好说明孝是社会中永远存在的伦理常规,是人类思想中“永恒的范畴”。
先秦时期的儒家对孝道虽不像汉朝以后那样推崇,但一些古籍文献,多为儒家整理。这些文献中体现了孝的思想,均表明了儒家对孝的重视。如我国最早的一部哲学著作《周易》,纵谈天、地、人间大事,它论证有天地即有阴阳,有阴阳即有男女,有男女即有夫妇、家庭。家庭是由父母、子女构成的,一个家庭中,“乾,天也,故称为父;坤,地也,故称为母”,“男女正,天地之义也”,父母是家庭中的“严君”,子女应像尊敬君主一样尊敬父母。
我国第一部记载古代历史的书《尚书》中,多次引述古人的话来说明应当尽孝。《尚书?尧典》中记,四方之臣向尧推荐舜时,说他在“父顽,母嚚,象(舜同父异母弟)傲”这些不利条件下仍然孝亲不怠。又如《康诰》中借周成王之口说“元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不孝不友的人是天下罪大恶极的人。在《君陈》中,周成王告诫君陈,他已有了孝亲的美德,即可从政了。在《逸周书》中,周成王向周公问从政的方法时,周公告诉他孝悌与治国有密切的关系,又以其祖周文王怎样礼贤下士,怎样以孝悌为标准选拔人才为例子,对他进行教育。《诗经》是古时来自庙堂及民间的各种诗作,它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丰富的内容,其中更有大量体现孝的内容。商、周、鲁之颂,是以颂歌的形式歌颂其历代祖先功德的诗作,特别强调感念他们先人的恩德。《大雅》《小雅》及《国风》中也有大量歌颂孝道的内容。如《大雅?下武》篇歌颂周王,告诫人们尊亲敬祖才能福泽绵长;《小雅?楚茨》《小雅?北山》《小雅?沔水》等篇,均要人们孝敬父母、尊敬祖先,才能事业成功。尤其《蓼莪》篇中“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一段,读之令人潸然泪下。
古人把假托晏婴之名编著的《晏子春秋》也纳入儒家类,此书《内》《外》各篇都记载了作者对孝的论述。如《内》篇以治理阿城时别人对他的毁誉为例,对齐景公进行谏诤。他“举俭力孝悌”,惰民反对他;“不举俭力孝悌”,惰民欣悦。在提倡和不提倡孝悌的方面,惰民有着不同的反应,这种反应与治理阿城的好坏及反映到齐景公那里的情况相对,以此说明重视好的风俗养成对国家的重要性。《外》篇以盆成括葬母的例子,劝诫君王不要只是贪图自己享受,要重视百姓的丧葬之事,这样才能赢得民心。
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更有大量孔子及其弟子直接论孝的内容。如对父母奉养关怀(“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对父母尊敬(“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孝,何以别乎”)、继承父母遗志(“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对父母生前死后全面尊敬(“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以及忠孝相结合(“孝慈则忠”,“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对老人的关怀(“老者安之”)等等,尤其通过其弟子有子之口说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这段话把孝提高到人间伦常的高度,说出了孔子对孝的基本估价。
《孝经》的出现,使多年来人们履行的不自觉的孝行变作有目的的、有规范的,与人们的各种伦理观念相结合的孝道。尽管日后此书由多人增删、修改,但最初由孔子讲述、曾子记录下来的史实却不应改变。《孝经》十八章中对孝给予了“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孝为德之本”的肯定。不同地位的人尽孝有不同的目的和结果,孝与忠的关系,孝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及对父母生前奉养、关怀,死后礼葬、祭祀等方面,都做了全面论述,不愧是倡孝的经典。
从《礼记》一书中抽出的《大学》中,借晋国大臣舅犯之口,说出他独以“仁亲为宝”的理念,也就是说,他把仁爱的孝亲当成自己最好的宝贝。《中庸》说到中庸之道时,引孔子的话说“父母其顺矣乎”,一个人应“顺乎亲”,才能“有道”。如果不能真诚地对待父母,就不是孝顺父母。
记载孔子生平及言行的《孔子家语》,涉及孔子论孝的言行,内容广泛,事例繁多,实际上是对《论语》《孝经》的补充。如孔子曾说“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曾参其人这四项齐备。又如仲由向孔子问一个人“夙兴夜寐,耕耘树艺,手足胼胝,以养其亲,然而名不称孝”,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这种人可能有三项过错,他对父母“不敬”“不顺”“不悦”,即对父母不尊敬、不顺意、不和悦。一个人对父母尽孝,不仅是要从物质上奉养,更要从精神上慰藉。书中有许多事例阐明了儒家的孝道。如曾子耘瓜误伤其根,其父曾点用大杖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苏醒后还问父亲是否累坏。曾子自认为这一行为是符合孝行的,但却遭到了孔子的批评。孔子以舜的例子教育他“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如果父亲暴怒之下失手把儿子打死,便是儿子陷父亲于不义,这是明显的愚孝。在《观乡射》中,孔子令弟子宣布“幼壮孝悌,耆老好礼”的人才有资格参加比赛或观看,又把孝悌敬老当作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标准。孔子在鲁国任大司寇时,有人告自己的儿子不孝,季孙氏主张对这样的人要予以严惩,而孔子却把不孝的责任揽到执政者身上,并指出正是由于执政者对百姓没有尽到教化的责任,社会上才有不孝的事情发生。这一从特殊角度观察问题的方式,所体现的正是孔子的治本之策。
孟子是儒家的又一位大师,在其所著的《孟子》一书中对孝做过深刻、精辟的论述。他说,天下的事,什么最大?“事亲为大。”侍奉双亲是一个人的“身之本”。当他的弟子公都子向他问全国人都说匡章不孝,这是为什么时,他重点批评了匡章五种不孝的表现:“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他不但主张孝亲,还主张敬老,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理论,首先要孝敬自己的父母,然后再敬爱天下的老人。这一主张,既广泛地弘扬了爱,又强调了重点——孝敬自己的父母。他不仅从道理上提倡人们应当孝亲敬老,还在经济上进行了具体论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在文化上也进行了具体论述:“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其目标是“黎民不饥不寒”,并且认为,如果做到了这些,自然就可以称王了。
《孔丛子》是孔子子孙的作品,旧题孔鲋撰,书中也有多处论及孝道。孔子嫡孙回答鲁穆公时说,一个君主应“尊贤以崇德,举善以劝民”,这才是当政者的治本之道。具体到一个士来说,要“事君则忠,事亲则孝,交友则信,处乡则顺”。
先秦时期的一些思想家,往往为了树立自己的观念,相互攻击、否定,而在“孝”这个问题上,却惊人地一致,这正说明了在这一时期,孝的观念深入人心,其思想是属于“永恒的范畴”的。
法家的主张与儒家很不相同,他们也肯定孝,但对孝却有不同的理解。管仲认为,孝亲敬老不应停留在口头上,而应落实到具体措施上,即“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以“宽政”的方式去“养长老、慈幼孤”。《管子》认为“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把尊宗敬祖与孝悌结合起来,作为治国、牧民的策略。管仲治齐时,将人们依照不同职业分属前后,“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便可使各行各业的人“心安焉”。书中多次以齐桓公的名义向全国下令,让各地官员对“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及时上报,不上报就是“蔽贤”。同样各地“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的人,也要及时上报,不报就是“下比”。每到夏天,对各种好德行的人予以奖赏,这些好德行的人就包括“礼孝弟”者。
作为战国时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强调礼,主张把孝与礼结合起来,认为“礼乐以成,贵贱以分,养老长幼,待之而后存”。他又强调孝与忠结合:“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夫妇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故天地生之,圣人成之。”很明显荀子孝的主张,是为其礼的思想服务的。
墨家认为,一个人在家不孝敬父母,出门在外就不懂得敬重乡里,独处的时候就没有节制,出入的时候就没有限度,因此墨子把孝当作人伦中最基本的道理。墨子主张兼爱,他们认为:“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把孝亲当作兼爱的基础。有人说兼爱影响孝敬双亲,墨家认为兼爱与孝亲是一回事。在具体怎样行孝一事上,书中说:“孝,以亲为芬,而能能利亲,不必得。”就是说一个人应该把孝敬父母当作自己分内的事情,才能更好地孝敬父母,而不是只为了博得一个好名声。墨家从来反对大欺小、强凌弱、诈欺愚、贵傲贫、壮夺老,认为干这些坏事的人,都是一些“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人。
先秦道家许多观点与儒家相左,但在孝的观念上却有共同语言。老子主张“弃圣绝智”,却主张“民复孝慈”;庄子主张“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谀其君”;文子认为“君臣有道则忠惠,父子有道则孝慈”;关尹子认为父母子女之交为“道交”,这种“交”超脱于是非贤愚之外,是永久性的。
被人们称作“杂家”典籍的《吕氏春秋》,吸纳了许多儒家思想,也有其他各家的思想,对孝的看法更加综合。如从儒家的角度说,自己所尊重、疼爱的亲人,遭到盗贼的欺辱,这是忠臣、孝子、慈父、挚友所忧虑的大事。站到墨家的角度,主张节葬,反对在墓中埋葬珠宝,说这种行为是“贫国劳民”的做法,“若慈亲孝子者所不能为也”,厚葬看似尊重死者,实则为盗墓者备下了材料,使死者不能安息,这正是对死者的侮辱。从兵家的角度说,进行除暴救民的战争“若孝子之见慈亲也,若饥者之见美食也”。从阴阳家的角度上说,仲秋八月在干支中属于庚辛,此时正宜尊奉老人,应授予他们几杖,给予他们一些可口的、易消化的食物。
先秦史书不多,一是记事的《春秋》,一是记言的《国语》。“春秋三传”中记史的主要是《左传》。《左传》在补充史实时,出现过一些论述孝的内容,如:“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无所。”《梁传》记:“孝子扬父母之美,不扬父母之恶。”《国语?齐语》亦记,齐桓公时,对各地来汇报工作的人,要询问当地是否有“居处好学,孝慈于父母”的现象。《周语》中说“孝”是文之本;《晋语》中记“养老幼,恤孤疾”的措施;《楚语》中记申叔教导太子时,要求太子“明恭俭以导之孝”,要通过学《诗》,让他有孝顺之心。
先秦时期各家各派都从各个角度对孝进行论证,所有基调都是对孝持肯定态度。这正说明孝的观念是人类思想中“永恒的范畴”。它不但在人们生理上、心理上有共同之处,扩展到社会上,也同样被各个时期、各个阶层所认可和奉行。先秦时期各家分别从不同角度的论说对日后产生了深远影响,自然也就注定孝道的概念历代常存。

继秦之后的汉朝,是我国历史上宏大、持久,并且对中国历史有着重大影响的一个王朝。作为中华民族思想史上的主干和基础的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国家空前的重视和大力提倡。这段历史成为儒家学说中孝文化的黄金时期。
秦末农民起义后,汉王朝在政治制度上承袭秦制,鉴于当时残破的经济形势,国家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宽民政策。统治形式上,则通过叔孙通等人制订朝仪,逐渐走向封建制的正规化。汉王朝为了维护统治,对多年来人们奉行的孝道沿袭执行。身为“一国之主”的刘邦,每到后宫必见其父,为了提倡孝道,加强对其父的尊敬,又尊其父为“太上皇”。皇帝做出了榜样,历代当然紧随。汉朝历代皇帝,除西汉刘邦、东汉刘秀外,每个人的庙号前均加一“孝”字,形象地体现出两汉时期“以孝治天下”的主旨。朝廷如此重孝,各家各派也紧随其后。
两汉时期,除董仲舒《春秋繁露》、王充《论衡》这两部著名儒学著作外,其他许多儒家著作多名为先秦,实为汉时所定稿、发布,如《礼记》等。也有很多诸如《韩诗外传》《新书》《盐铁论》《法言》《大戴礼记》《新序》《毛诗》《潜夫论》《释名》之类的著作,以及两汉学者赵岐、郑玄、蔡邕、荀悦、仲长统等人的著作中,对孝道均有论述。应该说,两汉时期提倡孝道达到了一个新高潮。
西汉初的六七十年,由于秦朝的残酷剥削及秦末的连年战争,社会残破,经济凋敝。汉初采取了一系列的休养生息政策,在这种政策下,其意识形态采用的是黄老之术。到了汉武帝时,经济已经恢复,国力逐渐强大,在“贤良对策”中,武帝发现了当时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孝是儒家强调的最基础的伦理思想,于是从理论到实践,孝在汉代都有所发展。继汉高祖刘邦孝父的行为后,汉文帝对母亲薄太后极尽孝敬,薄后生病时,他亲尝汤药,日夜伺候,为国人树立了榜样。西汉初年,贾谊的《新书》中就把“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作为“礼之至也”。鉴定一个人善恶的标准是“子爱利亲谓之孝,反孝为孽”。当年孔子弟子有子说孝为“仁之本”,董仲舒更明确地指出“天地人”是“万物之本”,主张“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董仲舒强调天人感应,把人间的孝道和天意联系起来,自然提高了孝的地位。他又把父子和阴阳五行联系起来,他说五行的排列,犹如父子关系的排列,五行各自相生,相生的是子女。五行的顺序不能变,父母、子女的顺序也不能变。这又和天意连到了一起,如此得到的结论就是:“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法于地也,地事天也,犹下之事上也。”依此理论,子女对父母尽孝正是天经地义,不但生前要孝敬,死后也要按时祭祀。此书之《四祭》篇中说,一年应有四次祭祀,应不失其时地祭祀先祖,乃为人子之道。虔诚地、不错过时机地祭祀,就能免除灾祸、生活幸福。董仲舒把孝与天地、五行结合起来论述,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用到人间的孝道上,永远不会变。
《礼记》是解释古时礼制的书,有的篇章因解释、阐发得透彻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论文。其中关于孝的内容很多,此书本身就是《孝经》一书的重要补充和说明。如《曲礼》中讲到一个人应爱护自己的身体,控制自己的情绪,做到自身和谐,乃是孝的基础。子女对父母应发自内心、由衷地关心。父母有了病,做子女的要做到“冠者不栉,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变味,饮酒不至变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直到父母病好了,才应恢复常态。《曲礼》中记载了大量的居丧之礼,十分严格、具体,体现出子女对父母居丧时的重视。《内则》篇中对子女如何孝敬父母,说得更加具体,从早起到睡眠,从吃饭到喝水,从在父母前的形象到在父母前的语言,都做了严格的规定。如果做不到,就是不孝。文中引曾子说:“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孝子之身终。终身也者,非终父母之身,终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对子女孝敬父母的要求,可谓达到了极致。脍炙人口的“大道之行”,来自《礼记?礼运》篇,孔子对自己向往的美好社会的描述中,首提“老有所终”。即使是小康社会,也要“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通过孝道使家庭出现和谐的状态,再推及全社会。曾子在另一部著作《大学》中,论及一个人立身应从家开始,在家中“为人子,止于孝”。
当年与《礼记》并行的另一本书《大戴礼记》,对孔、曾提倡的孝道又做了不少补充。如孝敬父母应从保护自身开始,保护自身身体和谐、精神和谐,“爱其身”正是对父母负责。在孝与忠的关系上,又做了明确的论述。书中援引曾子语:“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接着发挥:“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
《韩诗外传》是汉代初年整理出来的一部儒学著作。书中记述了许多儒家的思想、观点以及一些具体故事。其中有两则曾参的故事,一则闵子骞的故事,可补史料记载的不足。曾子的孝亲不远仕、亲没无尽孝之叹的故事,亦出自此书。书中一篇记载孔子为大司寇时,一老人告其子不孝的故事,在这件事情上,季孙氏主张刑诛,孔子却主张子弟不孝不能怪百姓,是当政者未能把百姓教育好所致,应以此事为当政者对百姓加强教化的反思。
王充,东汉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一部《论衡》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独放异彩。在对孝的论述中,也有一些新见地。例如他从人的生理入手,指出一个人从幼年到成年、从成年到老年是自然规律,人们对老年人的看法和做法,和对青年人的看法和做法是不一样的。后辈对前辈应该尊重、孝敬。不孝的人,是品德低下的人,是愚蠢的人,他们和禽兽一样。贤君治国和慈父治家一样,慈父可对子女进行正确的教育,但不一定使每个子女都能做到孝,孝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好品德,不是外力所能强加的。他举匈奴休屠王太子金翁叔的例子说,金在甘泉宫内,见到自己母亲的画像悲痛不已,这是发自内心的。他引述《论语》中孟武子问孝句,孔子回答“无违”,习惯的解释是不违背周礼,王充却说,这里的意思应该是不要违背父母的意旨。这种解释是更加合理的。
东汉初年的白虎观会议后,班固整理出《白虎通义》,将儒家思想法典化。东汉末年刘熙编的《释名》一书,对当时的一些名物制度进行解释,实际上也成为后世的标准。在与老年有关的名词中,如“五十曰艾??六十曰耆??七十曰耄??八十曰耋??九十曰鲐背??百年曰期颐”,对每种称谓都做了解释。又如“老死曰寿终??父死曰考??母死曰妣”等,实际上为当时及后世与孝亲敬老相关的称呼定下了规范。
以耿直忤俗著称的王符,在其所著《潜夫论》中,经济上主张务本(农业),文化上亦主张务本(忠孝)。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孝子,不是做样子给人看,而是对父母的错误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促使他们改正。一个人应努力劳作,生产出许多财富,并以此来奉养父母。当权者要给百姓更多的劳作时间,让他们能丰衣足食,更好地行孝。赵岐的《孟子注》,在《孟子》各篇论及孝道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发挥。延笃的《仁孝论》不仅见于汉魏文集,汉之后的历代奏议、文萃等书中大多选录其文。他在论“仁”时,主张“总率百行”,主张人如果要立身成名,首先在于“孝”字。“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可见他对孝的评价之高。
西汉时,史学界出了两部巨著。一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一是我国断代史之祖的《汉书》。作为两汉文化重要成果的两部史书,对当时朝廷极力提倡的孝道,当然会配合、宣传。早在司马迁之前,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义》中,就对秦汉之前的六种学术流派进行了论述,其在比较各家之后,特别说起儒者“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序,虽百家不能易也”。《史记?宋微子世家》中,举了宋微子孝亲的例子。《晋世家》《赵世家》中引述了赵武灵王对孝的论述。《魏公子列传》中记魏公子无忌下令“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这一军令发出后,虽然减少了一些军士,但通过此令贯彻孝道,却得到了军心,提高了战斗力。《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中,极力赞扬周朝的文王、武王,表彰他们继承先人之志,完成灭商兴周的大业,正是一种大孝。司马迁本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写出《史记》,完成先父的未竟之业,也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大孝。
班固所著《汉书》,也是继承其父的作品。书中写了西汉的历史,写出了有史以来最重视儒学、最重视孝道的历史,自然有许多对孝道理论的阐发及对孝亲人物表彰的内容,如写到当时朝廷下诏举孝廉的情况。白虎观会议后的《纪要》即《白虎通义》,是班固执笔写的,在《杜钦传》中写到这次会议上,杜钦说:“不孝,则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战陈无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书中更多次引述《孝经》来阐明孝的作用,当然更少不了将孝与天地、五行联系起来,尊孝为万古不变的伦理。
东汉光武帝继承其先人的事业,自然也提倡孝道,但却反对厚葬。《后汉书》中记他曾下诏对西汉末年人们“厚葬为德、薄葬为鄙”的风气给予批驳,并布告天下,以明确薄葬送终之义。
道家思想在西汉初年盛极一时,此后也有一些著作,《淮南子》就是其中一部。此书在尊亲敬祖上和儒家没有什么不同,也说到古时“君施其德,臣尽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只是后来“礼义废,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才出现社会不太平的景象。书中认为“入孝于亲,出忠于君,无愚智贤不肖皆知其为义也”。忠孝是天生的、自然的,什么人都具备的,这正与道家讲自然的观点是一致的。
我国的道家与道教,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道家主要讲哲学道理,道教主要讲人间实际。道教经典《太平经》,就是当时广泛流传于民间、影响很大的一部著作。书中多次记父慈子孝,方能家给人足。父母辛劳一生,年迈无力时,子女应当孝敬。书中在引述真人与神人的对话中,谈及孝的重要性。孝敬父母,符合天地的法则,符合阴阳的规律。如果“为子不孝,为臣不忠”,其罪过不仅要用民间的律令来惩罚,也违背了天道,要受到上天的惩罚。又从宗教的角度说,一个人如果行孝,就会“善而得寿,子孙相续,复见尊官重禄”。
佛教是东汉时传入中国的。佛教的教义本来是无君无父,当时人们对佛教的认识,与后世大不相同,东汉中后期人们认为佛教与道家许多观念是相通的。汉末三国初,佛学家牟融在他的《理惑论》中说“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佛教讲求清躬无为,并多次引证《老子》一书的内容证明其理论,对当时出现的假托道家为根基的初传释家理论进行驳斥,认为佛教是道家的一个流派,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合适的。与原始道教一样,作为舶来宗教的佛教在传播之初,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强力影响,在汉帝国范围内,如果传播佛教就不得不讲孝道。比如《阿难问事佛吉凶经》中认为,敬佛、敬法、敬僧,也要敬父母,“佛言:??顺孝畏慎,敬归三尊,养亲尽忠,内外谨善,心口相应”,也对孝敬父母、忠于国家给予肯定。《佛说父母恩难报经》主张:“右肩负父,左肩负母,经历千年,正使便利背上,然无有怨心于父母,此子犹不足报父母恩。”这与儒家“父母之恩,昊天罔极”的论说如出一辙。东汉佛教的传播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
总之,有汉一代,是孝道兴盛的时期。究其原因很明显,汉帝国的经济基础是农业经济,农业经济是建立在一家一户的家庭之上的。要维护家庭的稳定,就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个个家庭稳定了,扩大孝为忠,便可忠于国家,使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我国先秦、两汉各家对孝的论述,为孝道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发展孝道上,早期的功勋不可抹杀。
骆承烈
癸巳于孔子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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