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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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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一生著述不下100万字，主要以英文写作，并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语文。本卷收录和翻译了他1883年至1927年间的各类论著40余万字。除海南出版社《辜鸿铭文集》所收论著之外，又新翻译并收录了其《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在华外国人》和《未开化的美国人》等多篇论文，以期能较为全面地反映辜氏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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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人物简介
辜鸿铭（1 8 5 7—1 9 2 8），名汤生，福建同安人，近代中国著名的文化怪杰和保守主义者。他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早年留学欧洲十一年，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博通欧亚各种语言多达十门。1885年进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做洋文案，官至外务部左丞。民初时以遗老自居。他一生主要以英文写作，曾著《中国人的精神》、《尊王篇》和《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等多种，并将《论语》等儒家经典译成英文，致力于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文化尊严。其思想在国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编者简介
黄兴涛，湖北荆州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主攻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曾到美国哈佛大学和日本神户大学等校访学。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兼院长。著有《文化怪杰辜鸿铭》、《闲话辜鸿铭——一个文化怪人的心灵世界》、《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等著作，译编有《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自画像》、《辜鸿铭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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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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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中国学（1883）
中国人的家庭生活（1884）
为吾国吾民争辩
——现代传教士与最近骚乱（教案）关系论（1891）
《论语》英译序（1898）
尊王篇:总督衙门论集（节选）（1901）
一个中国人为中国的良治秩序和真正的文明所作的辩护
序言
一个中国人对于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
为了中国的良治
文明与无政府状态或远东问题中的道德难题
致一家英文报刊主编的信（1903）
在华外国人（1906）
《中庸》英译序（1906）
给托尔斯泰的祝寿文（1908）
雅俗辨
——译辜鸿铭博士二十五日致《文汇报》主笔书（1910）
中国牛津运动故事（节选）（1910）
自序
雅各宾主义的中国
导论
第一章满人当权
第二章中产阶级的崛起
第三章满人重新掌权
第四章空位期：中国三头执政
尾声
张文襄幕府纪闻（节选）（1910）
不排满
虎门轶事
大臣远略
上流人物
五霸罪人
清流党
孔子教
新算学
孟子改良
践迹
务外
生子
公利私利
权
爱国歌
半部论语
官官商商
禁嫖赌
贱种
庸言庸行
不吹牛屄
马路
不问民
国会请愿书
马拉马夫
夷狄之有君
读书人
女子改良
高等人
费解
不解
狗屁不通
看画
照像
赠日本国海军少佐松枝新一氏序
士说
在德不在辫
自大
依样葫芦
学术
风俗
政体
看招牌
不自贵重
自强不息
关于时局致《字林西报》编辑的信（1911）
中国的皇太后
——一个公正的评价（1912）
中国人的精神（节选）（1915）
序言
中国人的精神
中国妇女
中国语言
约翰·史密斯在中国
一个大汉学家
附录
反对中国文学革命（1919）
归国留学生与文学革命
——读写能力和教育（1919）
宪政主义与中国（1921）
未开化的美国（1921）
所有受过英语教育的中国人应读之文（1922）
读易草堂文集（节选）（1922）
上德宗景皇帝条陈时事书
上湖广总督张书丙申
《尊王篇》释疑解祸论
义利辨
广学解
《蒙养弦歌》序
《正气集》序
西洋礼教考略
西洋官制考略
西洋议院考略
英将戈登事略
硕儒沈子培先生行略（1922）
辜鸿铭讲演集（1924—1925）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真谛
纲常名教定国论
辜鸿铭论集（1941）
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
何谓文化教养
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
东西异同论
什么是民主
告准备研究中国文化的欧美人
中国古典的精髓
辜鸿铭年谱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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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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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辜鸿铭是近代中国一个以古怪著称、以西学见长、以保守为特色、并在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文化人物。他一生主要以英文写作，留给今人大量值得品读的思想论著。但长期以来，他的外文著作多不为一般国人所知，人们只是乐津津乐道他“辫子”的故事、他关于纳妾合理的怪论以及他通晓多门外语的神奇。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著作才陆续被整体性地译成中文出版，人们才得以透过其怪异的表象，深入了解其真正的关切，并品位其思想的滋味，感受其议论的精彩。于是，一个享誉世界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家的形象，在国人心目中逐渐地清晰起来。
这次，《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委会决定从保守主义思想代表的角度，来收录辜鸿铭的论著，不妨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于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独特地位的一种承认。与此同时，笔者也希望能够借这次重编其文集的机会，对辜氏的文化活动和保守思想进行一点新的审视和反思。
一
辜鸿铭，名汤生，号汉滨读易者。早年的西文名为Kaw（Koh）Hong Beng，后常用的西文名为Ku Hung Ming。祖籍福建同安，1857年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家庭，其曾祖辜礼欢曾出任英属马来半岛的首任甲必丹，家族从此兴盛起来。辜氏与台湾著名的辜显荣、辜振甫一家为宗亲关系，其祖父一代为亲兄弟。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以经商垦殖为业，他帮英人福布斯·布朗（Forbus Scott Brown）经理一个较大的橡胶园，深受布朗信任和器重。辜鸿铭为辜紫云次子，其母为西洋人。他从小聪明伶俐，甚得布朗夫妇喜爱，被收为义子。早年他曾在槟榔屿的威尔士王子岛中心学校（Prince of Wales’s Island Central School）接受三年英式教育。13岁左右也即1870年前后，被布朗夫妇带往欧洲留学。到英国后，他先是在爱丁堡近郊的英国很古老的利斯学院（Leith Academy）学习了两年，1873年至1874年之交，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专攻西方文学。1877年春，他顺利通过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诸多科目的严格考试，以优异成绩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时年21岁。此后，辜鸿铭又曾到德国莱比锡某工学院进修，学习土木工程。接着到法国巴黎和意大利等国游学。1880年24岁时方结束留学生涯，回到槟榔屿。值得一提的是，在各种西文著作或译著中，辜鸿铭都郑重标明自己为“文学硕士”，可见他对此一身份的重视程度。而这同时也清楚地表明，关于辜氏在欧洲曾获得13个博士学位的一类传说，当是靠不住的。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本人在西方求学期间所获得的最高学位应是硕士，而不是博士。
回到东方后，辜鸿铭先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任职，两年后得遇留法归国的著名维新思想家马建忠，两人一见如故，晤谈三日，受马建忠影响，辜鸿铭辞去殖民政府的任职，决定回国服务。随后转往香港居留。在香港，辜氏一面补习传统语文，一面大量浏览西方汉学著作。这一时期，他开始在《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等著名英文报刊发表文章，评点西方汉学，从而揭开了其一生文化活动的序幕。中法战争期间，他结识了张之洞的幕僚杨汝树和赵凤昌，经二人介绍，得以进入张之洞幕府担任洋文案，历时近二十年。除了有关洋务和外事的日常工作之外，他的主要活动，一是对外翻译出版儒家经典《论语》和《中庸》，直接传播中国文化，一是以英文撰写论著，维护大清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尊严，谴责西方列强的蛮横霸道和在华外人的不道德行径。长江教案、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前后，所著《为吾国吾民争辩》、《尊王篇：总督衙门论集》和《中国牛津运动故事》（又名《清流传》）等英文论著，都曾产生过一定的国际影响。1905年出任黄浦浚治局督办，历任外务部员外郎、郎中和左丞等职。1910年初，清廷以“游学专门一等”的名义，赏给辜氏文科进士，位在严复和伍光建之间，列名第二。他于年底辞官，到南洋公学任教。
在晚清，辜鸿铭政治上基本属于洋务派，但带有“清流”特点，他既不赞成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改革，更是反对辛亥革命，曾撰文屡予攻击。民国建立后，以遗老自居，诅咒民国，留辫至死不剪，与世抗争。1915年前后到北京大学任教，主讲英诗和拉丁语。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名，保留其北大教职。1917年张勋复辟，他曾卷入其中，列名为外务部侍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辜鸿铭的著译活动十分活跃，曾于1915年出版著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一书，鼓吹西方文明破产和中国儒家文明救西论，在欧美和日本曾产生较大影响。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艾恺所指出的：“在战时和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而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153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同年，辜氏还出版了《大学》一书的英译本。五四运动时期，辜鸿铭公开反对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新文学运动，成为“新青年”们抨击和嘲讽的顽固象征。1924年，他曾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之邀，赴日讲学三年，1927年回国。其讲学内容，收入1925年大东文化协会所编的日文本《辜鸿铭讲演集》和1941年萨摩雄次编译出版的日文本《辜鸿铭论集》之中。这期间，他还曾被军阀张作霖聘为顾问，并应其同宗辜显荣之邀到台湾演讲。1928年，军阀张宗昌任命他为山东大学校长，但他并未到任。同年4月30日，辜氏在孤寂和抑郁中因病去世，享年72岁。
综观辜鸿铭一生，其政治生涯实不足措意，他主要是一个思想文化人物，而且是一个曾被学界长期轻视和忽略的文化思想家。20年前，笔者郑重以“文化怪杰”来定位辜鸿铭，就是试图以此定位为契机，为纠正国人心目中长期形成的仅视其为“文化丑角”的思想成见，做出一点切实的努力。当然，辜氏极端片面的“文化丑角”形象之改变，根本上尚有赖于对其外文著作进行广泛搜集、系统整理和翻译出版。这次，笔者欣然接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辜鸿铭卷》的选编任务，这其实仍然是直接的动机之一。
二
在笔者看来，辜鸿铭的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值得引起今日读者的格外关注和认真思考。
首先，他是一个通晓古今多种语言、能用欧洲语文熟练表达思想情感、真正具有跨民族的国际文化视野和思想资源、其思想也真正产生过国际影响的中国思想家。这不仅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在当时的中外文化思想交流史上，也是值得格外关注的现象。
辜氏乃语言天才，通晓英、德、法、意、希腊、拉丁、马来等多种语言，还略懂日语和俄语。其论著除中文外，主要以英文发表，夹杂欧美古今文字，并被译成德、法、日、俄等多种语言。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曾与辜氏通信，讨论文化出路和人类前途问题，有的信还曾公开发表，向他表示敬意。英国大作家毛姆访问中国时，特地去拜访过辜氏，并撰写访问记《哲学家》一文，生动地刻画了他独特的哲学家形象，承认他“在关心抽象方面的东西的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丹麦享誉世界的文评大家勃兰兑斯曾著《辜鸿铭论》，称辜氏是一位“卓越的中国学者”，认定“对于欧战及对于东西文化关系的思想，比之通常欧洲人士所仅识得之多半作家，辜氏值得更大的注意而不可同日而语”。有关评价的具体内容及其分析，参见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第1、7、8章，北京，中华书局，1995。也可参看黄兴涛、宋小庆合译的《中国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后所附的《托尔斯泰与辜鸿铭书》、毛姆的《哲学家》以及勃兰兑斯的《辜鸿铭论》等文的汉译。在法国，罗曼·罗兰也承认“辜鸿铭在欧洲是很著名的”。更有一位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Francis Borrey），曾与辜氏合作将《论语》译成法文，他在辜氏去世后以法文出版《中国圣人辜鸿铭》一书，极力赞美辜氏拥有一颗“第一流的、甚至是举世无双的、具有概括能力的头脑，这头脑充满智慧——科学进入物质领域以前的那种智慧”；认为辜氏不仅具有关于中国的“全面知识”，而且具有关于世界的“全面知识”，“从这个角度说，他是唯一通晓东学和西学的中国人”。波里甚至还毫不掩饰对辜鸿铭的极端崇拜：“有时候，我觉得看到了辜氏的脑袋放射出东西方一切智慧的光芒。我承认我欣赏他，我承认我爱他——除此之外，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Francis Borrey, Un Sage Chinois，Paris,1930.参见桂裕芳、蔡方君合译：《中国圣人辜鸿铭》，见黄兴涛：《闲话辜鸿铭》，25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辜鸿铭在西方影响最大的时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而影响最大的国家又是德国。德国许多哲学家和学者，如凯瑟琳、新康德主义学派的信奉者奈尔逊、汉学大家卫礼贤等，都非常推崇辜氏，并承认其思想受到他的影响。一战时期的德国，还成立过“辜鸿铭俱乐部”和“辜鸿铭研究会”一类的组织，专门研讨他的思想学说。此外，晚年的辜鸿铭还被日本学界聘去讲学长达三年，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应邀赴日讲学时间最长的学者之一。当然，究竟何以至此，另有其具体成因，但辜氏思想学说本身确有值得重视和研究之处，当是毫无疑问的。
其次，辜鸿铭是一个热爱祖国、醉心儒家文化、勇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文化尊严的思想家，其思想带有某种民族主义的外在色彩，尤其是在晚清，他与西方列强及来华教会和特权西人积极抗争的思想特点，显得分外突出。他一登上思想舞台，就以锋利之笔，批评西方汉学的浅薄、汉学家的自大及其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和轻视；抨击西方在华传教的虚伪、危害，以及传教士的傲慢无礼、蛮横无耻等行径；他还犀利地抗议、谴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多方欺压、武力侵略和内政干涉，呼吁西方改变对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奉劝西人不要歧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不要侵夺中国国家主权；进而奋起进行文野之辩，乃至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等等。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辜氏曾不适当地为清朝的落后统治进行了辩护，也存在不惜为中国文化护短的毛病，有时还传扬了文化糟粕，但在那个中国备受欺凌的时代，他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活动总体说来还是难能可贵、机智深刻、充满道义力量的。前文提到的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在国民党元老李石曾拒绝为《中国圣人辜鸿铭》一书作序时，便曾这样提醒李氏：
辜氏在某些方面滞留在陈旧过时的年代，他未能分析形势，未能在复兴中国的事业中保持先锋地位，而是在思想运动、实际的运动中落伍。这一切，我完全承认，并为之惋惜。然而辜氏毕竟是复兴中国的奋勇先驱，早在我们这一代人以前，他就指出并谴责了“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以及其他对中华祖国领土完整的侵犯。这非常好，非常好！青年们应牢记，不是吗？波里：《中国圣人辜鸿铭》，自序《致好友李君》，见黄兴涛：《闲话辜鸿铭》，231页。
旁观者清。波里的评价无不道理。
在清末民初中国这样一个古老文明实现现代转型的关键时刻，如何保持可贵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实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辜鸿铭以自己特有的文化眼界，意识到并呼吁国人自尊自重，无疑显示出一种非凡的清醒和见识。晚年在日本讲学时，他曾这样语重心长地告诫世人：
现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有着贬低中国文明而言过其实地夸大西方文明的倾向……实际上，中日两国的青年都是通过望远镜来观察西方文明的，因而使得欧洲的一切都变得比实体伟大、卓越。而他们在观察自身时，却将望远镜倒过来，这当然就把一切都看小了。见本书所收《辜鸿铭论集》中的《什么是民主》。
今天，当我们重读这一痛心疾首的告诫时，不能不对那个时代国人文化心态的缺失，做出深刻反省，也不能不对辜氏那颗火热的“中国心”，表示由衷的敬意。
不过，谈及辜鸿铭思想的这一特点，有几个相关问题需要略做辨析。一是辜氏的“中国人”身份问题。近些年，有些在美国研究辜鸿铭的学者，喜欢强调辜氏国籍身份的模糊或不确定，有的甚至还故意将其终生视为马来亚“华侨”。这是很错误的。辜氏的确出生在已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马来半岛之槟榔屿，但其出生和早年生活时代，其祖父辈并无近代国籍意识，只有强烈的认祖归宗观念，其父辜紫云在他到动身到欧洲留学时告诫其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不要剪辫和加入基督教，可谓明证。南洋华侨出现国籍问题，已到1907年。这年《荷兰新订爪哇殖民籍新律》颁布，规定凡生于荷兰属地的华侨皆为荷属殖民地籍，从而引起南洋华侨之不满。1909年，中国制定《大清国籍条例》，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因应。但辜鸿铭早在1885年就已正式回到祖国效力，且终其一生，都以一个“中国人”为荣，且从不曾以“华侨”自称，更不曾自称为马来亚人。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主观认同上，辜鸿铭的“中国人”身份都确定无疑。
二是辜氏思想中政治、文化和民族意识的矛盾问题。在晚清时，辜鸿铭反对变法和革命的落后政治立场和文化选择是基本统一的，但进入民国后，他以遗老自居，不认同共和制的民国，又因视日本文明与中国传统儒家文明为一体，甚至认为日本保留了中国儒家文明的“真传”，故其晚年把复兴真正的中国儒家文明的希望错误地寄托在日本身上，甚至呼吁日本“必须把复兴真正的中国文明引为自己的天职”见本书所收《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这一天真幼稚的文化幻想，太过于缺乏政治常识，最终不免被日本侵华时期所谓“大东亚文化”建设运动所利用，从而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这是需要说明的。
与上述问题相关，辜鸿铭思想中的“民族主义”色彩也值得分辨。多年前，当人们热烈称扬辜鸿铭的爱国情怀时，就有学者敏锐地指出，辜鸿铭其实不能算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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