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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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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笔触绵里藏针，纵横捭阖，研究中国文化，跨越文明两界，融合了江湖文化、游民文化、隐士文化，见人所未见，及人所难及。本书利用古体诗钩沉历史人物故事，既有可读性强的特点，又是诗词鉴赏类作品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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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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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王学泰关于旧体诗点评、随笔和鉴赏文。这些随笔杂文有些针砭时弊,有对师长的缅怀，也有对社会文化现象的思考。文章包括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养和对社会、人生与世界的深刻观察。全书文笔从容，旁征博引，感情淳厚，且不失诙谐幽默。以平和心态和冷静态度审视，做人做事的道理融汇其中，让读者感受到淡定、超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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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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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原籍山西清源，1942年底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2003年退休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研究员，后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研究领域最初偏重于中国古代诗歌史，近十年来，偏重于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2014年12月被中国食文化研究会授予“食文化终生成就奖”。著作有《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饮食文化史》《中国流民》《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水浒江湖——理解中国社会另一条线索》《水浒识小录》《幽默中的人事百态》《中国式的幽默》《燕谭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重读江湖》《发现另一个中国》《平人闲话》《王学泰读史》《采菊东篱下》《坎坷半生惟嗜书》《江山如有待》《往来成古今》《我们向历史要什么》《一蓑烟雨任平生》《监狱琐记》等。整理了《杜工部集》《唐诗评选》（王夫之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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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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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诗，曾经是一种精神价值
第一辑：当代旧体诗点评
留得诗篇自纪年
余生几朝夕，宜乐不宜哀——读启功先生诗词
独向吟坛树旌旄——李汝伦与旧体诗词创作
赋诗颇具少陵风——李汝伦的“政治诗” 024
天人互爱时方泰，物我相戕祸乃成——说熊鉴先生旧体诗 030
鸿毛更比泰山难——老兵、建筑师、文史学者、诗人和他的铜豌豆精神 036
二十世纪长恨歌——柏杨先生的旧体诗 055
不识诗仙与酒仙——读杨宪益先生的《银翘集》 077
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读杨宪益先生《银翘集》 082
独享诗名六十年——评邵燕祥的“打油诗” 086
绀弩诗的霸气——关于绀弩诗的风格 092
说不尽的聂绀弩——作为诗人的聂绀弩 099
聂绀弩诗三十首点评 114
聂绀弩诗与旧体诗的命运 128
读《聂绀弩旧体诗全编》 140
大道如天任我行——罕见的老干部诗人——牟宜之 150
第二辑：有关诗的随笔
从柏杨获奖说到宋琬的监狱诗 157
文字狱“乌台诗案”及后遗症 178
《洪宪纪事诗》中的王壬秋和杨度 229
说 “旗人”诗 244
说《钦定熙朝雅颂集》 251
清中叶的畅销书《随园诗话》 262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266
公关“诗” 271
《忆秦娥》与唐代长安交通 275
不敢用比兴的宋诗 279
淡：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281
跋《劫余室诗稿》 290
第三辑：诗歌史上一些问题之我见
对《李白与杜甫》的一些异议 298
大儒杜甫 312
周篆和他的《杜工部诗集集解》 340
刘基的悲剧及其在诗文中的表现 355
重读《诗经》——评《诗经名物新证》 372
明初诗歌流派论 387
第四辑：诗词鉴赏
《宾之初筵》与周人饮酒 435
赊粳一饱见真情——杜甫《病后过王倚饮赠歌》读赏 443
笔曲情深悼伤忠良——谈吴文英的《高阳台过种山》 451
花露易晞忆娉婷——读吴文英的《绛都春南楼坠燕》 458
沧波故苑记别情——读吴文英的《木兰花慢紫骝嘶冻草》 462
枫冷吴江梦芙蓉——读吴文英的《新雁过妆楼梦醒芙蓉》 466
生动飞舞的连理海棠——读吴文英《宴清都绣幄鸳鸯柱》 470
江南古调招楚魂——读吴文英的《澡兰香盘丝系腕》 474
长安不见使人愁——读陈经国的《沁园春抚剑悲歌》 478
文章憎命达 魑魅喜人过——读陈经国的《沁园春诗不穷人》 483
谁云圣达节 知命故不忧——读陈经国的《沁园春我自无忧》 489
一幅茫茫烟水图——叶绍翁的《嘉兴界》 493
桃源深处有人家——叶绍翁的《烟村》 495
至死不改汉衣冠——朱之瑜的《避地日本感赋》 497
戳向秽政的匕首——屈大均的《民谣》 500
铁屋中的呼喊——读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十四 503
掀开“皇帝的新衣”——读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十九 506
于无声处听惊雷——读龚自珍的《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 508
令人迷醉的人格力量——读龚自珍的《投宋于庭翔凤》 510
一种春声忘不得，长安放学夜归时——读龚自珍的《三别好诗》 513
第五辑：
诗歌，心灵上的一块净土——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后记 518
编后记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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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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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曾经是一种精神价值
现在诗歌已经是一种小众艺术了，一本诗集，一种诗刊能印到千份就算多的了。前些日子评“鲁迅文学奖”，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网上一时热闹，其实也只是杯水风波而已。不论参入其中的，或是围观看热闹的，大多都是圈外人，平常与诗没有什么关系，许多人连新体诗、旧体诗也分不清楚。对于得奖作品水平的争议，人们没有什么兴趣，关心的是，人们窥探的是“事件”内幕、背景。争论完了，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人们只记住了被反复说来说去的佳句——“不蒸馒头争口气”。当然，这并不奇怪，全民一起向钱看的时候，诗的位序能排到哪里呢？
一、六经之首，王化之基
其实，诗歌也可以模仿着阿Q的口吻说“我们先前阔多了”！阿Q的话有没有水分，鲁迅没有考证，我们不知道；诗，的确阔过。从西周时代开始“诗”就成为“六经”之一，它是贵族君子必修课之一。孔圣人教训他儿子孔鲤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不仅具有工具性，可以用来侍奉父母和君王，而且它还能成为个人的精神支柱，“兴、观、群、怨”就是指诗歌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的力量。一句话可以概括，那时，诗是人们的生活准则，因此，学诗、用诗是一体的。
那时学诗要学到什么地步呢？用过去的老话说，就是要“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个“行动”孔子特别解释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说，学了诗，对内要能够处理国家大事；做外交，能够答对如流（主客之间常常通过诵诗与对方沟通），在外交场合不至于丢丑，春秋时代在外界场合还保持着贵族的肃肃雍雍的礼仪风度，直接利益要求，往往不会赤裸裸直说，经常用诗曲折表达。这在《左传》《国语》常有记载。用诗体现了人们的教养与风度。
我们考察先秦文献，可以看到贵族君子、甚至没受过多少教育的都邑中居民——国人在对话中也常常熟练地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从而，我们感到那时的人行事有规范，出言有文采。例如中学课本中常选的《孟子》里的“齐桓晋文之事”章，孟子为齐宣王分析了他看到牛被屠杀之前以羊易牛的心理后，齐宣王说：“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他人”两句引得多好，用此赞扬孟子对自己的理解，连自己都说不清楚的，经过孟子剖析入微的解释，颟顸的齐宣王都觉得深得我心。宋国都邑的居民出口也有文采，看来也是长期受到诗歌教育的民众。宋郑交战，宋国败绩，主帅华元被俘，后来逃了回来，宋国筑城加强防备，华元到工地巡视。筑城的国人编了歌唱道:“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鼓着两只眼睛，挺着一个大肚，丢盔弃甲的将军回来喽）于思于思，弃甲复来（胡须满腮，胡须满腮，丢盔弃甲的将军逃回来）。”华元支使他的副驾回答国人：“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牛、犀牛都很多，盔甲丢就丢了吧）。”筑城人再唱：“从其有皮，丹漆若何（纵有牛皮堆成山，没有红漆涂染怎么办）。”华元没词儿了，对他的手下说：他们人多嘴多，我们干不过他们，快走吧！华元尽管仗打败了，人还是很可爱的；宋国国人更可爱，他们出口成章，用诗歌挖苦执政者，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正是诗“兴观群怨”职能的表现。
此时诗、乐一体，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解释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诗”由此而成为“诗三百”。“诗三百”不是现代文学意义上的诗，而是“经国之大业”的“经”。其职责是“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裴子野《雕虫轮》）。这是诗最阔的时代。当然，这些都是针对“诗三百”说的；并非指其中的某个篇章。成为“六艺之本”“王化之基”的“诗三百”经过汉代经师阐释、特别有了《诗大序》《小序》的《毛诗》其政治作用更加强化了。“诗三百”基本是四言诗、其体例是风雅颂三体，这成为历代制礼作乐之时乐舞歌词的基本模式，从汉朝到清朝没有什么改变，读者有兴趣翻翻正史中“乐志”，煌煌大典中歌诗基本上是模仿“雅”“颂”的。
二、“哀怨起骚人”——作为抒情诗的楚辞
春秋以后，士人虽然读诗、在许多场合中还要诵诗，然而在中原一带很少有新的诗作产生与流传。这一点很多批评家意识到了。《文心雕龙》作者刘勰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蔚起，其《离骚》哉！故以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诗歌到了战国在北方出现断层，幸亏楚人多才，出现了屈原、宋玉等震古烁今的诗人。这个时期，南方一位政治上失意的贵族屈原在诗歌创作上的巨大成就填补了中原士人在这方面的缺位。李白诗集的开篇《古风》中也充分地肯定了屈宋在诗史上存亡继绝的作用：“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作为诗人的李白也抓住了楚辞的特点，即个人抒情性和摅写哀怨之情。楚辞起于民间，原是民歌，经过高士才人改造，成为一种新的诗体。楚辞现存较早《越人歌》“今夕何夕？搴舟中流。今日何日？与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虽然写的是偶然相逢柔情蜜意，在缠绵悱恻之中，也透漏出些许的淡淡哀怨。
“诗三百”中许多篇章也都具有个人性，像《氓》《谷风》都是弃妇之词，但两首诗抒情主人的情感与性格的差异是读者都能感受到的；有的篇章我们还知道它的作者，如《鄘风载驰》作者许穆夫人，《小雅巷伯》作者“寺人（宦官）孟子”，大雅中《崧高》《烝民》《韩奕》《江汉》的作者尹吉甫等，然而，它们作为“王化之基”的“诗三百”时，这些篇章中的个人性就统统消失了，成为教化的一部分。楚辞则不同，每篇诗中都打着作者鲜明的烙印。
屈原是一位自觉的诗人，作为楚国的王族，他本来是可以在政治上大展身手的，可是由于失去楚王的信任被排挤出权力核心，政治上的绝望，使他转入创作。屈原写出了《离骚》《九歌》《九章》《招魂》等杰作，这些诗中用神话传说、古圣先贤、香草美人以及楚地草昧初开、辽阔而神秘风光构造了独特的浪漫境界，并以此抒发怨愤并寄托自己的精神追求。
屈原作品所蕴涵的精神价值成为诗中的范本，香草美人成为诗人的理想境界。不过楚辞没有像《诗经》成为国家交往正式场合中表情达意的典章，更没有指导人们生活的职责（所以李白说它非“正声”），汉承秦制，但其习俗、文化则承继了楚风。这与汉朝创建者大多是楚人有关。汉代皇室中许多楚歌的爱好者，他们收集战国期间楚人遗作、喜欢诵读楚辞、唱楚歌，并用楚歌这种形式宣泄自己郁闷和悲情。
屈原的代表作品《离骚》等，就是汉武帝命淮南王刘安收集编辑的，他在《叙离骚传》中高度评价屈原的作品：“《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与日月争光可也”。虽然思想正统的班固对此稍有訾议，但得到大多读者、包括司马迁的认同。其实“离骚，即牢愁也”（戴震《屈原赋注》），人们屈原的不幸的遭遇与其“哀怨”所感动。
吴中平民出身的朱买臣和严助都因为能诵读楚辞而受到汉武帝的重视，汉宣帝下诏“征能为‘楚辞’”的九江人被公，听他用楚语“诵读”楚辞。宋人洪兴祖在《楚辞补注》说到世间口传楚辞，用楚音诵读，其源于“隋有僧道骞者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可以想见用楚地方言诵读的楚辞一定更有震撼力、有一种特别的魅力，所以千年以来人们以楚音诵读楚辞，从中体会当年屈子行吟汨罗江畔的悲哀凄苦的心情，直至宋代而不绝。
汉代用楚歌宣泄和抒情的皇室贵族、文武高官史不绝书。如刘邦的《大风歌》《鸿鹄歌》或悲凉、或悲伤,都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汉武帝的《秋风辞》《瓠子歌》，汉昭帝的《淋池歌》说明位列至尊的皇帝，在现实生活中也各有其苦闷。被吕后打“永巷”劳改的戚夫人所唱的悲歌，被遣嫁万里之外汉公主刘细君的《悲愁歌》，悲叹贵族妇女的不幸；“将军百战声名裂”李陵与苏武分别所唱的悲歌，梁鸿的《五噫歌》，张衡的《四愁诗》等等都是摅写士人情怀的，这与屈宋一脉相承的。汉代传世骚体作品虽然不多，但这些作品的内容如用《诗品序》一段议论概括还是大体准确的：
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如果再加上屈原作品中的忠君爱国、“哀民生之多艰”，痛斥群小，“众人皆醉我独醒”等题旨，这些基本上囊括传统抒情诗的主题。
人生的艰难，这是每个人——不管其地位高低——都能感受到的，因此，都需要有外在的悲情淘洗，这也正是悲剧产生和存在的心理基础。从孔夫子的“诗可以怨”，到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都说明了一个事实，传统诗歌中优秀作品大多是悲剧性的，这也是它受到人们喜爱的关键。朱熹说屈辞“尤愤懑而极悲哀，读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楚辞集解九章序》）。屈原作品和流传至今秦汉的楚辞、楚歌从内容到音韵都以激越、悲哀、抑郁为基调的。古人在心有郁结、内心不能愤懑不平之时，吟诵《离骚》，感受“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从中体会崇高。传统抒情诗这种特色是从《离骚》和秦汉时楚辞开端的。
三、嘉会寄诗以亲
欧洲古代抒情诗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很多，而我们传统抒情诗（不包括词曲）则相对逊色。传统诗中更多的是表达男人之间的朋友之情的。像杜甫怀念李白的诗中写到他们在鲁交游时情景：“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如果把这些诗句直接翻译给西洋人看，他们会以为与古希腊诗人阿尔凯俄斯作品同科。其实杜甫表达的是很深厚的朋友之情。
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的演讲中感慨，传统抒情诗中偏重于“怨”，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孔夫子另一句“诗可以群”；他还指出钟嵘的《诗品序》在谈诗的社会功能时也过多地强调了“怨”，其实许多“怨”还是“离群”所引起的呢。儒家论诗之所以重视“群”，因为他们认为诗与乐作为“六经之首”的社会功能的就在于保持群体的秩序稳定。宗法社会是个熟人社会，人群之间的关系较为简单，基本上也就是儒家说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前四伦大体上是固定的，不能更换的；只有朋友一伦是可以选择的，而且朋友之间是这个熟人社会中唯一的平等关系。在社会僵化、缺少流动时，朋友似乎无足轻重；当《论语》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放在开篇时，这已经到了礼崩乐坏春秋时代，社会的垂直流动加剧了。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关于友谊的故事：如管仲鲍叔的故事，俞伯牙钟子期的故事，羊角哀左伯桃的故事。三对故事各有动人之处，如管鲍之间宽容、俞钟之间的知音，羊左两人的舍生忘死。这一类激动人心故事为历代追求真诚友谊的人们所倾慕，描写友谊的作品在传统抒情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目的不仅仅是功利的，更重要的是诗人们要在朋友这种平等关系追求一种超脱功利的精神价值。这类作品在东汉时期就出现了，东汉中期以后游学、游宦士人剧增，皇帝昏聩、宦官当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沉沦于社会底层独自打拼的士人分特别能感受他人支持和友谊，托名苏武、李陵的“苏武诗”四首“李陵诗”三首，就是底层的士人借流落异邦以喻他们这些挣扎于功名途上苦闷与向往。
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何况双飞龙，羽翼临当乖。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怀。请为游子吟，冷冷一何悲。丝竹厉清声，慷慨有余哀。长歌正激烈，中心怆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得归。俯仰内伤心，泪下不可挥。愿为双黄鹄，送子俱远飞。
诗的风格很像《古诗十九首》，少了一个可以依托的友人是悲哀的，恨不得随之而去，然而诗人更企望：“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就是儒家的最高理想。这种类型的作品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战乱时期更为繁多，人们对友谊的向往也更为迫切。后来流行于社会底层异姓结拜就产生与这个时期。陶渊明是位颇有哲思的诗人，他是从人生角度思考朋友一伦：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诗人之中把友谊的诗性写得最为深入、最为感人的，当属唐代的杜甫。他天性淳厚，长期浸润于儒学，他笔下的友情是人性美的升华。杜甫感觉最细腻，常人忽略的凡人小事，他能用细腻之笔，把最能触动人心的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乾元二年（759）他从洛阳返回华州，此时此地战乱粗定，某个傍晚与发小的朋友卫八邂逅相逢，于是写下了歌颂友谊的名篇——《赠卫八处士》：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今夕复何夕”！这是什么夜晚，是不是在梦中？诗中温馨灯光烛照了一千多年，今天读来还不禁怦然心动：生活的艰难都记录在彼此的容颜之上，互相打听亲朋故旧，许多已登鬼录，惊呼、感慨，热泪横流，幸而生命力强大给我们以安慰“去时君未婚，儿女忽成行”，而且这些小儿女是如此可爱——“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夜雨”一联，如果用影视表现的话，这是多美的画面，绝不亚于《巴山夜雨》。
杜甫善于把别人（包括友人、熟人、萍水相逢的人）给予自己友情或关爱极其细致地描写出来，如《彭衙行》《夏日李公见访》《雨过苏端》《晦日寻崔戢李封》《偪仄行——赠毕四曜》《病后过王倚饮赠歌》《羌村三首之三》《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等，每读这些诗篇都会有些感动。
杜甫与李白的友谊可以视为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交谊的典范，杜甫写给李白、怀念李白和涉及李白的诗近二十首。开元天宝间，李白名满天下，“天下谁人不识君”；可以安史乱中，李白站错了队，追随了永王麟，被视为永王谋主，永王败，李白下狱，弄得“世人皆欲杀”的地步。此时似乎谁都不认识李白，当年传至今世李白辩解、鸣冤、甚至提及李白的诗文都很少，独有杜甫忠诚友谊，相信李白是受了冤屈的。他在诗中写到：“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不见》自注：近无李白消息）这大约是写于李白被捕之后；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作为诗人的杜甫评价李白诗“白也诗无敌，飘逸思不群”，认为李白诗，当世无双；李白下狱消息证实后，但结果如何，让杜甫忧心忡忡，他一连三夜梦到李白，在梦中李白飘过千山万水，来见这位忠诚的老友了，为此杜甫写了千古绝唱《梦李白》二首。最后李白被判流放夜郎，杜甫又写了《寄李白二十二韵》这是李白一篇小传，其开篇就是“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晚年的李白虽然迭遭不幸，但其又何有幸，结交了杜甫这样的朋友！
杜甫对待友谊是有原则的，他有不少劝诫朋友的诗，同样也很感人。诗友高适不愿意做县尉，因为县尉的职责常常要“鞭打黎庶”，于是到河西节度使哥舒翰那里去做掌书记。高很感激。杜甫在《送高三十五书记》写道：“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借问‘今何官？触热向武威？’答云‘一书记，所愧国士知。’人实不易知，更须慎其仪！”高适是老实诚笃的，非常感激哥舒翰对他任用，杜甫觉得高官、官场不像诗人理解那样简单，在临别时把自己想法告诉老友，不是扫他的兴……
给杜甫提供了许多帮助的成都尹严武被召入朝了，可能被重用，杜甫很高兴，写诗送行。在《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中希望严武对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最后两句是：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世俗的送别都是说些吉祥话罢了，而杜甫真是做到了“君子爱人以德”。
诗是最个性化的，当诗履行“可以群”的职责会不会丧失诗的特质？我的回答：不会也会。我们读杜诗，便可以感受到杜甫无论是写社会责任、写朋友之间友谊，还是与人唱和，甚至应酬时都保留了自己自己个性和风格，因为他是以身心融入社会，以诚待人。连在恳求贵官援手的诗的开篇都是:昭代将垂白，途穷乃叫阍，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也会，就是把创作仅仅当作应酬工具。
传统的中国是注重群的社会，作为“可以群”的诗便成为文人士大夫之间交往不可或缺的用品，人们之间相互酬赠便成为极为平常的事情，这样产生了大量的“为文造情”的作品。钱钟书先生说：“从六朝到清代这个长时期里，诗歌愈来愈变成社交的必需品，贺喜吊丧，迎来送往，都用得着，所谓‘牵率应酬’。应酬的对象非常多；作者的品质愈低，他应酬的范围愈广，该有点真情实话可说的题目都是他把五七言来写‘八股’、讲些客套虚文的机会。他可以从朝上的皇帝一直应酬到家里的妻子——试看一部分‘赠内’、‘悼亡’的诗；从同时人一直应酬到古人——试看许多‘怀古’‘吊古’的诗；从旁人一直应酬到自己——试看不少‘生日感怀’、‘自题小像’的诗；从人一直应酬到物——例如中秋玩月、重阳、赏菊、登泰山、游西湖之类都是《儒林外史》中赵雪斋所谓‘不可无诗’的。”（《宋诗选注王安石》）这类作品之所以为人们所诟病，关键在于它缺少真情实感，为文造情，没有精神价值。
四、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
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扬雄把它发挥成“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法言》）。古人心目中“言”之“文”就是对偶、押韵、格律，其极致就是诗歌。清代阮元说：“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文言说》）阮元认为古人治理国家大事（祭祀与战争）、发布政令、多是通过口耳相传，为了避免传播中失误走样，就要押韵、对偶、讲究格律，读起来流畅顺口、不走样。这就是“文”。古人认为治国就是最大的“才”，因而有“文”的人就是大才。贵族君子平常经过学习与训练，所以“言则成文”。我们读《左传》《战国策》可以感受到当时贵族发言得体、娴于辞令情景。
此后能“文”就是人材的标志，自汉代以来吟诗作赋就成为评价士人重要标准；士人也用它向最高统治者自展才华。《汉书艺文志》有云“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有文者就能做官，从汉代开始，多次以“文”征召士人，如王褒、刘向、刘歆、扬雄等两汉许多著名文人都曾以文才待诏。自汉代以来吟诗作赋就成为评价士人重要标准；士人也用它以摅写心志、自展才华。汉代许多皇帝喜欢诗歌，不乏文采的汉武帝在“元封三年（-108）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这是对富于文采大臣的奖励，汉武帝开的这个头，对后世影响很大，在皇帝主持的高级宴会上常常有令群臣赋诗，好的予以奖励、差的受到惩罚的记载。三国魏高贵乡公曹髦主政，他喜欢诗文，到国子监讲学，“命群臣赋诗。侍中和逌、尚书陈骞等作诗稽留，有司奏免官”。陈骞是以搞阴谋有名，后来支持司马家族篡位与曹髦给他羞辱不无关系。南北朝期间许多皇帝都以好文称著，喜欢搞“嘉辰宴会，多命群臣赋诗”一套，可是国家还要武将支撑，武将大多不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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