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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从古典重新开始:古典学论文集(精装)

書城自編碼: 2578736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哲學/宗教哲學
作者: 张文涛,程志敏
國際書號(ISBN): 9787567532724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06-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800/580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精装

售價:NT$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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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中国古典学研究的一次盛大相逢,每一篇均出自行家里手,汇集了作者本人所珍视的、未发表的精品之作。)
內容簡介:
西方的古典学是西方现代学术的“底牌”,中国古典学的兴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思考永恒的好、良善的政治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的可能。
《从古典重新开始》汇集近年来古典学研究方面极有价值的原创性研究论文,这些论文均出自行家里手,每一篇论文皆为作者本人所珍视的、未发表的精品之作。本书就是从古典重新开始的“开始”,是古典心性在中国的一次“盛大相逢”。
關於作者:
程志敏,哲学博士,洪堡学者,西南政法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典政治哲学、法哲学和古希腊政治思想等。迄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著作20余部(包括专著、译著和编著),主要有《宫墙之门——柏拉图政治哲学发凡》、《荷马史诗导读》、《历史中的修辞》等。主编“古希腊礼法研究”、“阿尔法拉比集”等丛书数种。
张文涛,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古典学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秘书长,国际柏拉图学会(IPS)会员、国际希腊哲学协会(IAGP)会员。著有《尼采六论》、《哲学之诗》,编著《戏剧诗人柏拉图》、《神话诗人柏拉图》等;发表论文多篇;目前主编“智术师集”、“普鲁塔克集”、“自然哲人集”等文丛数种。
目錄
代序: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张志扬)
阿佛洛狄特的缺席(吴雅凌)
黑衣女神与城邦福祉(张芳宁)
一个故事三种讲法(罗 峰)
阿里斯托芬《马蜂》中的父与子(胡镓)
孝义与治道(程志敏)
苏格拉底与政治哲学的诞生(王江涛)
“知识”与灵魂之“美”(贾冬阳)
灵魂的染色(黄 群)
被迫的哲学家(李 猛)
柏拉图《王制》的心灵(谭立铸)
神还是人立法(林志猛)
神圣的立法者问题(肖有志)
柏拉图《书简二》读解(彭 磊)
当哲人遇上智术师(罗晓颖)
政制与幸福(陈戎女)
色诺芬《阿格西劳斯颂》中的“虔敬”(高挪英)
亚里士多德对修辞术的定义和定位(黄汉林)
罗马的“开端”(吴明波)
维吉尔的“幻梦之门”(王承教)
世之贤人君子的德性高度(叶 然)
心灵的孤独与统一(吴 飞)
哈列维《赫札尔人书》对希伯来圣经“王”形象的发展(陈会亮)
何谓“双天”(白 钢)
爱的忏悔(朱振宇)
无奈的牧人(李世祥)
洛克、平等与“我们”(赵雪纲)
尼采与西方礼法传统的重建(张文涛)
苏格拉底与阿那克萨戈拉(刘 振)
尼采式的哲学批判(曹 聪)
现象学与古今之争(徐 戬)
隐秘的自然状态(黄 涛)
关雎之始与王道政治(陈明珠)
《关雎》讲义(李致远)
帝王的道义与变数(朱 赢)
倾听圣言(赵 明)
君子之乐:《论语》之始(娄林)
《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开篇读解(张轩辞)
《论六家要指》的时代背景和写作意图(吴小锋)
太史公笔下的孔子(李长春)
《诗》主言志,最附深衷(张 辉)
虞世南《笔髓论》注(柯小刚)
万一各正,小大有定(曾维术)
元代“年谱、传记类”孟学著述三种考议(周春健)
等待黎明:为明君献计(何子建)
方以智“《庄》为《易》之风、《庸》之魂”说试解(邢益海)
“天”变、公理与时势(张 翔)
被现实主义刻画的中国?(韩 潮)
论天下秩序的当代复兴(陈建洪)
矛盾论与政治哲学(丁 耘)
传统的活力(舒 炜)
编后记
內容試閱
如果我写西方哲学史,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
有人会问:“你为什么要重写西方哲学史?”
有人还会问:“你凭什么重写西方哲学史?”
前一个问题我在展开中回答。后一个问题的回答也会在前一个问题的展开中连带给出。
其实道理很简单,谁干预世界谁就得被世界质疑,否则你与我何干!
有问题的人首先就获得了“质疑”或“重写”的必要条件。一个连问题都没有的人——我指的是“根本性问题”——当然也就谈不上“重写”了。说它是“必要条件”,因为没有它则根本不可能有重写的意识——“无之必不然”,然后才是“有之不必然”——仅有重写的意识,没有重写的能力,也枉然。
能力是个人的事情,意识却关系到问题本身。我们必须首先面对它。
这个题目隐含的背景无疑是复杂的。撮其要者四。
(一)东西文化各自思想或哲学形态都需要时间自身展开、转折、轮回。没有进入这种“轮回”过程我们就无法诊断其兴衰的命脉搏动……
(二)中世纪后,“以体制用”的东方文化开始愈来愈强地遭遇“以用代体”的西方文化的功利冲击,一改独立互补地相互吸收,不到四个世纪就西方独大而逐渐侵蚀甚至剥夺东方而强行殖民化,变东方为西方“东方学”之“东方”。
(三)强势文化认为“进步论”理所当然。弱势文化除了自己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别无他途。但是,弱势变强势是进入同样的“强力意志”走“剥夺者被剥夺”的歧路,还是走多元辉映独立互补而回复到各自“本土人类学”之文化生态常路?如何诊断两种“轮回”的重迭?于是有了“犹太人问题与中国人问题”这一历史课题出现。
(四)或许中国人可写世界史,能“大而化之以致中和”的中国人,在东西正反遭遇的对照中,既重写西方智能史(“以用代体”史),也重写东方智慧史(“以体制用”史),即在总体上迷途指津:明辨“体用之分”、“以体制用”,重建“神-人-物”的制衡关系——既使敬神以节制人的僭越,又使驭物以抵制人的物化,使“人”允执厥中而扣两端(“神”-“物”)地成“中和”之势。否则,必然落入西方“进化论即末世论”诅咒下场。
【附释】
何谓“犹太人问题与中国人问题”?
或,“犹太人是中国人的一面镜子”。这是我个人自立的课题。它的酝酿有几个阶段:
(1)第一阶段起因于“苦难”。两个民族在各自的历史中都是经受深重苦难的民族,但两者对苦难的记忆与消化是非常不一样的。犹太民族的“苦难记忆”如何能保持一个民族文化的神性质量,并凝聚为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甚至把苦难中的坚守看作民族历史品格的高贵性质,特别在知识分子中自觉如此。中国却难能有如此不幸中之幸。往好的方面说,它必须在世俗层面“大而化之”地浴火重生。这个感觉最先表现为“苦难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以八十年代为限。
(2)第二阶段转向对“启蒙”的态度。犹太民族在其民族性上是拒绝“启蒙”的,这无疑对“启蒙的普世价值”是一个否证。中国知识分子不但放弃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导师角色,还反过来几乎整体性地向西方一边倒,听信西方口中的“资本主义-普世价值”以为自己的指导原则。
(3)第三阶段才最终涉及“文化种性”及其如何“复兴”的问题。两者都面临两难:
(3.1)犹太人在二战后面临“犹太复国”的两难选择:靠人的理性建国即建立现代国家,则有悖与耶和华的契约《托拉》(靠神性获救);若靠神性复国,又难以抚平二战牺牲600万人的伤痛和抵挡外族历来的驱赶与屠杀。最后还是选择了政治复国主义,建立了以色列国。
(3.2)中国人在二战后面临“如何建国”的两难问题,即“走什么道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走“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资本主义阶段论道路,还是走“继续革命论”完成社会主义道路?其实质仍然在于“西化不西化”问题?
今天看来,两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在“复国”或“建国”的基业上都陷入了困境。所谓“民族复兴”仍然没有解决。
不仅如此,“文化种性”问题不单纯是“文化类型”问题,它的背景已经同时转变到科学技术与人类存亡的“哈姆雷特式难题”了。它也是西方哲学史上必须正视的“三个幽灵”:俄狄浦斯、哈姆雷特、马克思。
不管德里达如何看待“三个幽灵”,在我眼里“三个幽灵”隐喻的全是“反讽”。请看这“三个幽灵”的身份:
“俄狄浦斯”——古希腊“诸神不和”向“希腊悲剧”的转变启蒙。古希腊人(虚构),选择不惜“改天换地”(“杀父娶母”)与神抗争的“自然人”道路。但这正是一条兑现神之诅咒的道路。
“哈姆雷特”——工业革命前的英国,但写的是中世纪北欧边缘寒冷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丹麦人(虚构),选择“人道用死于功利阴谋以证实功利阴谋之丑恶”,必然走上“在假象本质的批判中承认假象本质”的“纵恶”之路。
马克思———19世纪欧洲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批判现实主义”盛行,晚到的德国浪漫派新古典主义哲学由盛而衰,直接导致短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兴起。犹太人(真实),选择“物化生产力解放人类而终被非人属的科学技术物化了人类”。“历史唯物论”或“唯物辩证法”终究是“唯物”的,正是西方宇宙论科学功利道路的最后转折。
所以我宁可说他们是三个“反讽的幽灵”,隐喻的只是“反讽”——人愈抗命神的诅咒愈陷入“神对人的诅咒”——“斯芬克斯之谜”。因为西方人像俄狄浦斯那样只知一个空洞的“人”而不自知“人如何成其为人”,结果才导致完全的“非人属”的科学主义物义论——归根结底陷入“斯芬克斯之谜”的诅咒之中。
但是请注意:正是最后这个真实的犹太人马克思唤醒了远东的中国人,当西方人普遍沉入“以用代体”而科技化之时,中国人唯有借“生产力之用”做大以匹西方,别无他途,但危险在于将进入西方“以用代体”之代价而最终丧失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的“文化种性”——无体而用啊!所以,必需坚持“中体西用”,即中国文化“德性之体”制御科学技术以为“用”,方能调正世界发展方向使“大而化之以致中和”。这或许预示着“反讽”命运的解脱?
(附释完)
可惜,这个中国人还需时日到来。
如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中国学习西方已有170年的时间了;如果从1894年“甲午战争”算起,中国学习西方已有120年的时间了。从今天中国的教育现状看,特别是从主流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不认同看,这个学习过程远未结束而且前途未卜。其结果大体可用西方和中国的两个成语对勘:“阿基利斯追不上龟”与“邯郸学步”。
“阿基利斯追不上龟”说的是,阿基利斯如果只按龟的规则追龟,的确,永远也不会追上龟。因为阿基利斯每次起步追赶只能追到龟同时起步的地方,所以,阿基利斯永远会差龟走出的那一步。说白了,西方必须始终站在“主人位置”奴役你,因而“钳制你、围堵你、卡死你”是必不可免的遭遇。等到你真的能战胜了,说不定也就真的西化了,落入“剥夺者被剥夺”的强力意志地步——中国已不复是中国了——反讽!
“邯郸学步”说的是,别人的步伐没学到,自己的步伐却丢掉了。因为,人类四大原生文化——埃及、西亚、印度、中国——各不相同。西方开元的希腊文明是地中海区域的文化类型,中国是远东大两河流域的文化类型(区别于西亚、印度各自不同的两河流域文化)。抹掉文化类型,宣扬世界一元论的历史观不过是“帝国梦想”的“意识形态”罢了。
学到今天,也该到了反省的时刻。至少明白“学习”归根结底的目的是找回民族品格、确立民族品格而不是丧失民族品格。因此,在学习中“知己知彼,主位在我”才是学习的要津。那种鼓吹“全盘西化”,盲目信仰“凡西方皆真理”的“奴化学习”与“学习奴化”,实乃学习的大害,必须扫荡干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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