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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悲剧哲学的随笔

書城自編碼: 2577123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哲學/宗教哲學
作者: 列夫·舍斯托夫,田全金
國際書號(ISBN): 9787567534025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06-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254/180000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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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舍斯托夫是重要思想家,存在主义哲学家。该书内容新颖,对传统“理性哲学”作了批判,开启了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新路径。在学界有广泛影响。
內容簡介:
《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以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著作。书中论述了尼采与陀氏思想转变和“重估一切价值”的相似和相通之处:“陀思妥耶夫斯基谈论着自己信念的转变,尼采则说要重估一切价值。实质上,两种说法只是用不同的言辞说出同一个过程。”而重估价值的结果跌入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泥潭,由希望之城转入绝望之城,由日常性转入悲剧性。
關於作者:
列夫·舍斯托夫(1866-1938),俄国白银时代最卓越的思想家之一,亦被称为存在主义哲学家。著有《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和尼采学说中的善》(1899)、《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903)、《无根基颂》(1905)、《钥匙的统治》(1915)、《在约伯的天平上》(1929)、《克尔凯郭尔与存在主义哲学》(1936)、《雅典与耶路撒冷》(1938)等重要著作。舍斯托夫提出了双重视野、悲剧哲学等重要思想,对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展开了深入的批判。
译者:田全金,山东省苍山县(今兰陵县)人,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俄罗斯文学和中俄文学关系。著有《启蒙革命战争——中俄文学交往的三个镜像》(齐鲁书社,2009年)、《言与思的越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白银时代俄国文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启示录——罗扎诺夫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
目錄
列夫·舍斯托夫及其悲剧哲学(译者序)
前 言 悲剧的哲学
一 信念转变与价值重估
二 人性,天才的重负
三 与“人道精神”决裂
四 苦役,悲剧,自由的渴望
五 从希望的哲学到绝望的哲学
六 是让世界毁灭,还是我不喝茶?
七 “理智和良心”与“心理学”
八 正常面具下的“无耻”
九 该怎样死才合乎道德?
十 清澈的水与先验判断
十一 残酷的天才
十二 重估理想主义
十三 “死屋”式的欺骗
十四 平凡的人与不平凡的人
十五 在善与恶的彼岸
十六 自由主义,地上的真理与地下的真理
十七 利己主义的诞生
十八 导师的诅咒:叔本华和瓦格纳
十九 背叛,伪装造成的磨难
二十 孤独的战栗和恐惧
二十一 病人有没有权力成为悲观主义者
二十二 真理要隐藏起来
二十三 看法的绝对差异,“多数人的幸福”
二十四 认识的界限,远离体系
二十五 信仰的奇迹:驴子来了,漂亮而且健壮
二十六 永恒轮回与永恒欢乐
二十七 日常性道德与悲剧道德
二十八 把我们自身的恶改称为善
二十九 最丑陋的人
回忆舍斯托夫(赫尔曼·洛甫茨基)
內容試閱
译者序:列夫·舍斯托夫及其悲剧哲学
摘要:舍斯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研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转变和尼采的价值重估。舍斯托夫使用“悲剧哲学”这个“反常的词组”作为副标题,意在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反常性,并为其反常性辩护。舍斯托夫批判了俄国乃至西方流行的美与崇高等理想主义的、日常性的观念,探讨了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根源。在舍斯托夫的语境中,悲剧哲学也就是绝望的哲学,但未对悲剧哲学的概念作出系统阐述。
列夫·舍斯托夫(1866-1938)是白银时代俄国哲学家,著有《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和尼采学说中的善》(1899)、《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1903)、《无根基颂》(1905)、《钥匙的统治》(1915)、《在约伯的天平上》(1929)、《克尔凯郭尔与存在主义哲学》(1936)《雅典与耶路撒冷》(1938)等重要著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一书中,舍斯托夫论述了陀氏思想转变与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相似和相通之处。表面上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背叛了空想社会主义、“重估”自己年轻时的信仰,并不像尼采那样激烈地要求摧毁一切传统信仰,实质上也不自觉地、“顺便”重估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批判了“一切美好而崇高的东西”。而重估价值的结果就是跌入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泥潭,由希望之城转入绝望之城,由日常性转入悲剧性。舍斯托夫从多个角度研究了悲剧性(反常)与日常性(正常)的关系,但未对“悲剧哲学”的内涵和特点作出清晰的系统论述,只是在前言中提出了“悲剧哲学”是否可能的问题。不过,既然悲剧哲学是非理性主义的,我们也不必要求其论述得多么清晰系统。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舍斯托夫对我们整个的文化而言是个预告,不能那么轻易地用最崇高的、但却日常性的‘理念’来理解他。必须用他给我们讲述的悲剧的经验来体验他。” 下面笔者不揣浅陋,谨就个人理解对舍斯托夫的“悲剧哲学”略作介绍。
一、从“反常”到价值重估
何谓反常?舍斯托夫未给明确定义。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中,舍斯托夫以《当代英雄》为例,从艺术家和批评家对待理念的不同态度入手阐述了正常与反常(病态)的区别,并为反常作了辩护:
“毕巧林是病症,而如何医治它,知道的只有上帝”。……无论毕巧林们多么难以琢磨,作者也不会将他们送给中庸和规范作牺牲品。批评家恰恰想医治。他相信或应该相信现代的理念:相信人类未来的幸福、大地上的和平、一元论,用普加乔夫的话来说,为了保护吃死尸的乌鸦,必须消灭吃活肉的鹰。鹰和鹰的生活,这是一种“反常现象”……
这段话阐述了反常现象与日常现象的根本对立,以及日常性的霸道。在舍斯托夫看来,“正常”就意味着平庸,“反常”才有可能跟创造性、天才等等沾边。莱蒙托夫式的艺术家们不想受制于理念的统治,因而不想医治病人。他们不知“正常”为何物,也就不想知道“反常”为何物,因而不愿为“正常”牺牲独特性、个别性。既然上帝允许毕巧林式的病人存在,艺术家们何必越俎代庖!而现代批评家——正常的人却想当上帝,医治病人,正说明他们是理念的奴隶。
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的正常理念是什么呢?答曰:人道主义。
舍斯托夫认为,陀氏所背叛的人道主义并不新奇,不过是陀氏登上文坛时的流行思想,而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流行思想也就是正常的思想、正确的思想。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人道主义”并非我们一般所谓的仁慈、仁爱、救死扶伤之类,而是取其本义,即文艺复兴以来盛行的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人道主义就意味着人相信人的理性,相信人能凭借自己的理性建设美好的生活,而不需要借助于神的力量。舍斯托夫强调这些思想是从法国传播而来,除了指出其本义外就是强调它拥有启蒙、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等丰富内涵。
舍斯托夫认为,人道主义胜利了,人脱离了神的统治,却转身拜倒在理念的脚下。这是什么理念?舍斯托夫说:这些思想是从法国传播过来的,但是,“与人的社会权利的宣言一起带给我们的,作为它的补充(当时是这样想的)和必要的假设,还有世界秩序的自然明晰性的理念”。
换言之,与人道主义这个“哲学真理”同时带来的,还有世界秩序的自然明晰性这个“哲学谎言”,还有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傲慢。因为,自然明晰性的理念宣布大自然的规律乃至社会规律不可抗拒、不可变更,实际上也就是宣告人在自然规律面前无所作为:
谁也没有感觉到,与人的社会权利的宣言(人道精神)同时,还给我们带来了人在自然面前无权的宣言。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任何人更少怀疑这一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了“人道主义真理”,也接受了“世界秩序自然明晰性的谎言”,不论与别林斯基绝交,还是被判死刑、服苦役,陀氏都坚持信仰毫不动摇。但是为什么后来又背叛了人道主义呢?陀氏在1873年《作家日记》中解释说:
不是流放的岁月,不是苦难摧毁了我们。相反,没有什么东西摧毁我们,而我们的信念由于意识到必须完成的职责而支撑着我们的精神。
由此可见,陀氏自以为人道主义信念的支持,使他具备了抵御苦难的伟大力量。但舍斯托夫认为,实际上支撑陀氏的不只是“深刻真诚的信念”,更重要的是对“新生活的期待”,“这使他的心免于生锈,这也是他能把随身携带的纯真的‘人道精神’再原封不动地带出苦役营的原因”, 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像任何人一样不想要悲剧,并尽力逃避它”。
在苦役期间,“希望曾不止一次地抛弃过他,而且是长久抛弃。在这样的时刻,当他感到自己确实将永远、将终生与最卑微的人为伍的时候,在他身上诞生了一些新的、可怕的因素,这些因素命中注定在后来发展为完全不同的哲学,即真正的苦役哲学、绝望哲学,发展成为地下人的哲学”。
尼采与青年时代的导师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决裂,过程和结果都与陀氏有着惊人的相似。舍斯托夫说:《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1880)是尼采生平“第一次允许自己以其个人的眼光看世界和人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背叛过去的信念而被所有的朋友抛弃、咒骂;而此前的《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和《瓦格纳在拜罗伊特》却是在作者已不再信仰导师的学说时写的歌颂导师的文章。舍斯托夫说:
为什么需要这样装假呢?尼采解释道,在跟自己的导师们诀别之时,他想为了过去而表达对他们的感激和谢忱。我认为,读者会以为这样的表达感激的方式是不值得称赞的:应该擅于为了真理牺牲自己的朋友和导师。……假如尼采确实地知道离开他们后该往哪儿走,那么他与自己青年时代的领袖们告别时大概不会这样拘礼。我们看到,感激和谢忱没有妨碍他后来写下尖锐地批评瓦格纳的论文,也没妨碍他称叔本华为“老骗子”。
尼采的经验提醒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背叛信仰之后还要藕断丝连,在表达新的信念时还要遮遮掩掩,也是因为他在跟导师决裂时,还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等到这些叛逆者大声地、公开地诅咒自己的导师和从前的信念时,他们已经知道路在何方了。
陀氏和尼采背叛信仰的艰难曲折的历程,暴露了日常性的强大力量以及“反常性”本身因此遭受的扭曲。关键是,不仅霸道的日常性要消灭“反常现象”,而且被归入“反常”的事物本身也往往自以为有罪而惶恐不安。舍斯托夫说:
全部可怕之处在于,绝对没有一个活人能够长久地承受一种思想——另一种世界观的可能性。每当他想到现代的真理,他本人就会感到自己脱离了唯一正确的道路而直接走向了反常,虽然现代的真理终究不过是自己时代的真理,而我们的“信念”可能就像我们的最远古的祖先的信仰一样错误。
换言之,人们往往误把一个时代的真理当成永恒的真理,而真理是相对的,今日之真理与昨日之谬误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伟大的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也饱受“反常性”这个可怕的幽灵的压迫之苦。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之流都是不得已走进反常性这个悲剧领域的。 这个悲剧领域不仅“没有志愿者”,而且像但丁看到的那样,这里也是进去之后就不能出来的黑暗地狱,是无人愿意进入的绝望之城。“到过这儿的人,就开始别样地思考、别样地感受、别样地希望。所有人们感到宝贵和亲切的一切,对他而言变成了不需要的和异己的”。 可是谁愿意放着康庄大道不走反而去做另类呢?舍斯托夫说:
也许,为现状感到恐惧和渴望回归宁静往昔的痛苦意识还会不止一次在他(陀氏)身上苏醒。但“往日不可追”。船已烧毁,退路已断,必须前进,走向未知的、永远可怕的未来。于是他向前走,几乎不打听等待他的是什么。
舍斯托夫描绘的,很像一个死囚走向刑场的景象。退路已断,不得已鼓勇前进。但这个勇敢而又战战兢兢地走进绝望之城的、孤独的求索者,却命中注定被视为疯狂。“人们求助于自己的理想主义和久经考验的认识理论”,让这些久经考验的救命稻草再一次拯救自己。那么,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之类到过或陷入绝望之城的人,能对人们说出些什么呢?
舍斯托夫认为,他们什么也没有“教导”我们,相反,他们还要向读者求救、向读者求教、向读者求证。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说话,并非为了在人们中间传播自己的信念并照亮接近的人们。他们自己也在寻找光明,他们不相信自己感到的光明就是真正的光明,而非骗人的鬼火,或者(更糟)他们紊乱想象力的幻觉。他们把读者作为见证人召唤过来,想从读者那里获取以自己的方式思考和希望的权力,即生存的权力。
鉴于日常性理念的强大力量,那些进入了绝望之城、背叛了日常性的人,因为害怕孤独、害怕失去根基,不得不“问道于盲”。那么,背叛者如何言说或如何解释自己的背叛呢?他们敢于破坏人际关系的规则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吗?
舍斯托夫指出,“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才能的成熟和增长,他[陀氏]越来越大胆和诚恳地谈论着自己。但直到生命的终点,他都一直用小说中虚构的主人公的名字遮遮掩掩”,还要加上各种各样的“注释和说明”以掩饰真情。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要作假?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背叛信仰,而在于背叛了怎样的信仰,在于背叛得是否彻底。若是浪子回头或迷途的羔羊回归主的怀抱,从阴暗之城回归阳光明媚的“普世价值观”,也许开头有些痛苦,最后由于自以为找到了牢固的根基,心里一定会欢乐平和的。这样的背叛,不但不用遮遮掩掩,而且可以大书特书。舍斯托夫说:
然而注释对他而言不只是空洞的形式。他本人恐怖地想到,他如此鲜明地描绘的“地下室”,不是某种完全异己的东西,而是他本身的、自己的东西。他本人害怕展现在他面前的恐怖事实,于是集中心灵的全部力量,用随便什么东西、用最早降临的理想掩盖它们。
假作真时真亦假!这可真是精彩的心理分析。按照舍斯托夫的见解,陀氏心灵深处隐藏着“地下人”,若公之于众,自己也感到害怕,于是加入“注释”,于是造出梅诗金、阿廖沙跟地下人、拉斯柯尔尼科夫之流对抗,于是在《作家日记》中进行狂热宣传以掩盖真理。也就是说,尼采背叛得比较大胆、彻底,因而敢于大声疾呼重估一切价值,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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