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老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个工人，守卫疑其偷窃。每天晚上他离开工厂时，都会若无其事地推辆独轮手推车，守卫对这辆手推车再三检查，结果毫无发现。手推车总是空空如也。后来守卫终于恍然大悟：那个工人偷走的，正是手推车。守卫检查手推车时，只关注内容，忽略了形式，这与分析家在考察骚乱的隐含意义时的做派如出一辙。我们被告知，1990年发生的事件——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发出了意识形态即将终结的信号。曾经导致了极权主义灾难的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已经进入实用主义的理性政治的新纪元。不过，如果那个再三重复的老生常谈——“我们正生活在后意识形态时代”——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它的意义就表现在这里，表现在正在进行的暴力迸发中，而且这种意义是清晰可辨的。抗议者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要求：我们看到的抗议是零度抗议，是不提任何要求的暴力抗议。看到社会学家、知识分子、评论家试图理解和帮助那些抗议者，就会领略其中的反讽意味。这些人不顾一切地把抗议行为转换为他们理解的意义，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忽略了骚乱提供的关键之谜。
尽管抗议者们实际上社会地位低下，还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但他们绝对没有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也没有挣扎在死亡线上。这些人在物质生活方面捉襟见肘，在生理及意识形态方面也是受尽压迫，但他们一直都能自我组织，并把自己转换成具有明确议程的政治力量。但事实上，他们没有任何纲领。我们必须对此事实做出阐释。它清晰地告诉我们，我们身处意识形态—政治的困境之中：我们现在置身其间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它自诩为“选择的社会”（society of choice），但在这样的社会里，在达成民主共识方面，唯一的选择不就是盲目地投入行动（acting out）？令人感到悲哀的事实是，在这个社会里，对体制的反抗是无法借助于切实可行的选择来表达的，至少是无法借助于意义深长的乌托邦方案来表达的。这个事实是对我们困境的严厉指控。一旦只能在“被规则玩弄”和“（自我）破坏性暴力”之间做出选择，我们那脍炙人口的“选择自由”又何用之有？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曾经郑重其事地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日甚一日地体验为“无世界”（worldless）的社会空间中。在这样的空间内，抗议能够采取的唯一的形式，就是无意义的暴力。无论纳粹的排犹主义有多么恐怖，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世界：它设置了一个敌人，即“犹太阴谋”，并以此描述它面临的危急情形；它制定了目标，并指出了实现该目标的手段。纳粹主义是这样揭示现实的：它允许其臣民获得全球性的认知图绘，包括供其积极介入的空间。或许我们应该在此锁定资本主义的一大危险所处的方位：尽管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的，也囊括了整个世界，但它支撑的却是严格意义上的“无世界”的意识形态格局，并使多数人丧失了有意义的认知图绘。资本主义是第一个消除意义整体化（detotalizes meaning）的社会—经济秩序：在意义的层面上，它不是全球性的。根本不存在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世界观”，根本不存在恰如其分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全球化的根本教益恰恰在于，资本主义能使自己适应所有的文明形态，从基督教到印度教或佛教，从西方到东方。只能在“有真相而无意义”（truth without meaning）这个层面上，把资本主义的全球之维概括为全球市场机制这一实在界（the real of the global market mechanism）。
保守派和自由派对动荡局势的应对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这里。保守派的应对，我们一猜便知：这样的恶意破坏行为毫无正当性可言，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恢复秩序；想进一步阻止此类骚乱的发生，需要做的不是宽容和社会救助，而是奉公守法、艰苦劳作和责任感，等等。这类解说的虚假之处，不仅在于它忽略了一个事实——正是令人绝望的社会情形驱使年轻人走向了暴力，而且在于（这一点或许更为重要），暴力以这种方式喷发，是对保守意识形态的秘密前提的应答。保守派在1990年代发动臭名昭著的“回复本原”运动时，它淫荡的补充物显然是由诺曼·泰比特（Norman Tebbitt）的“永远不要羞于暴露保守派无意识中的肮脏秘密”暗示出来的：“人不仅是群居动物，还是领土动物（territorial animal），必须把满足部落制（tribalism）和领土性（territoriality）的基本本能列入我们的议事日程。”这才是“回复本原”的言内之意：重新张扬潜藏于高尚资产阶级社会这一伪装之下的野蛮的“基本本能”。难道我们没有在充满暴力的抗议中遭遇同样的“基本本能”？不是卑躬屈膝的下九流阶层的“基本本能”，而是高高在上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本能”？1960年代，为了解释当时流行的“性革命”——消除阻止自由性行为的传统障碍，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引入了“压制性的去崇高化”（repressive desublimation）一语：人的驱力是可以“去崇高化”的，是可以剥离其高尚的外壳的；但即便如此，它依然能够保持其“压制性”的品格。我们如今在英国大街上看到的，不正是这种“压制性的去崇高化”吗？也就是说，我们在那里看到的不是沦为“天然野兽”的人，而是历史上特定的、由霸权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天然野兽”，即处于零层面（zero level）的资本主义主体。
因此，思考下列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面对骚乱，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做出了回应，相形之下，哪个回应更为糟糕？斯大林会说，它们全都糟糕透顶。关于这些暴力行为的真正危险之处，两方均提出了警告，两方的警告同样糟糕透顶。这些警告存在于“沉默的大多数”对骚乱做出的种族主义回应之中。预测这种回应，可谓易如反掌。绝对不应该给这种回应贴上“反动”的标签，将其一脚踢开。这种回应早已在自身“部落”活动的遮掩下发生：突然出现了区域群落（土耳其人、加勒比人、锡克教徒等）自己组织的自我防卫，他们以极快的速度，组织了民间警戒单位（vigilante units），保卫自己辛辛苦苦得来的财产。在这场冲突中，我们同样应该拒绝偏袒任何一方：小店主是在保卫小资产阶级，反抗对体制的抗议（地地道道却又充满暴力的抗议）？或者，那些保卫者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的代表，他们在反抗促使社会解体的力量？抗议者的暴力行为几乎是专门以这些人为目标的。被焚毁的汽车和被洗劫的商店并不属于更富裕的街区：它们是某个阶层来之不易的财产的一部分，而抗议者就来自这个阶层。真正展示了这种形势的悲惨真相的是，这场冲突发生在处于两个极点的下层社会之间：一个极点在这个体制内成功地运作着，一个极点因为心灰意懒而难以为继，现在能够一展身手的，就是对自己群落的另一个极点发起攻击。因此，使骚乱得以进行下去的冲突，并非只是发生在社会的各个部分之间；在最激进的层面上，冲突发生在非社会与社会之间（conflict between non-society and society），发生在将毫发无损的人和将丧失一切的人之间，发生在不承担丝毫群落风险的人与承担最高群落风险的人之间。
但是，为什么抗议者会实施这种类型的暴力？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在把这些骚乱描述为“有缺陷和不合格的消费者”的行为时，已经跻身于右翼之列。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是，骚乱是消费主义的破坏行为大狂欢，是借助暴力展示出来的消费主义欲望。消费主义的欲望之所以通过暴力来展示，是因为无法以“正常”方式（购物）做到这一点。如此说来，骚乱也包含着如假包换的抗议的时刻，那就是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讽性回答，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天天被这种意识形态狂轰滥炸：“你号召我们消费，同时又剥夺了我们以正常方式消费的可能性，那好吧，我们只能以我们仅有的方式消费！”因此，骚乱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后意识形态社会”的真相，以痛彻肌肤的方式展示意识形态的物质力量。骚乱本身存在的问题并不在于它的暴力性，而在于下列事实：这种暴力并非真的自我张扬，用尼采的话说，这种暴力是被动性的，而非主动性的。它是软弱无力的愤怒和绝望，却拉着无往不胜的架势。它是嫉妒，却装扮成了扬扬得意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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