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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一书辑录了唐太宗李世民与其大臣们，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数十人的对答、议论与奏疏，以及治国安邦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举措，是一部政论性历史文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典范以及相关思想的重要典籍。本次出版，参考多个版本，取长补短，拣选若干章节，重新注释和整理译文。而在精句赏析部分，译注者力图透过现代化的解读对书中的某些章节加以剖析，希望读者用现代眼光审视《贞观政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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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罗永生
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香港大学哲学博士，中国唐史学会理事。现任职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任教魏晋史、隋唐史、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科目。著作包括《三省制新探——以隋和唐前期门下省职掌与地位为中心》、《隋唐政权与政制史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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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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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导读
君道第一
政体第二
任贤第三
求谏第四
纳谏第五
君臣鉴戒第六
择官第七
封建第八
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尊敬师傅第十
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规谏太子第十二
仁义第十三
忠义第十四
孝友第十五
公平第十六
诚信第十七
俭约第十八
谦让第十九
仁恻第二十
慎所好第二十一
慎言语第二十二
杜谗邪第二十三
悔过第二十四
奢纵第二十五
贪鄙第二十六
崇儒学第二十七
文史第二十八
礼乐第二十九
务农第三十
刑法第三十一
赦令第三十二
贡赋第三十三
辩兴亡第三十四
征伐第三十五
安边第三十六
行幸第三十七
畋猎第三十八
灾祥第三十九
慎终第四十
名句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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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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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导读
罗永生
一、《贞观政要》的作者及成书背景
《贞观政要》一书辑录了唐太宗李世民（公元五九八至六四九年，六二七至六四九年在位）与其大臣们，如魏征（五八〇至六四三）、房玄龄（五七九至六四八）、杜如晦（五八五至六三〇）等数十人的对答、议论和奏疏，以及治国安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举措，是一部政论性历史文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典范以及相关思想的重要典籍。全书共十卷，四十篇，二百四十七章。
编著者吴兢（六七〇至七四九），唐汴州浚仪（今河南省开封市）人，是唐代以直笔修史著称的史家。武则天（六二四至七〇五，六九〇至七〇五在位）时期，吴兢奉召进入史馆工作，负责编修国史。至唐玄宗李隆基（六八五至七六二，七一五至七五六在位）开元年间，升任谏议大夫，兼修文馆学士等职，继续参与国史编撰工作。吴兢编撰史书，主张叙事简要，如实记载历史事实，以取信于后人。他曾与当时著名史家刘知几等一同编撰《武后实录》，然而现存史料并无明确记载《贞观政要》的成书年月，不过根据吴兢在书中自序分别称时任三省长官，具宰相身份的源乾曜（？至七三一）为侍中安阳公，张嘉贞（六六五至七二九）为中书令河东公，而源、张两人一同任相的时间只有开元八年（七二〇），可以推断《贞观政要》大概在这时期定稿和进呈给唐玄宗。
在吴兢看来，唐初太宗贞观时期，法良政善，“良足可观”；而玄宗开元（七一三至七四一）、天宝（七四二至七五六）年间的政治面貌，已大不如前。当时李唐王朝表面虽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危机已露端倪，熟悉历史的吴兢已经感受到盛世背后，埋藏了衰颓的危机。为了让大唐王朝能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贞观年间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以至后世的帝王将相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这就是《贞观政要》的写作动机。基于这样的背景，《贞观政要》一书长期以来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传统历史上，唐太宗李世民被塑造成一位杰出的帝王。他协助父亲李渊反隋兴唐，统一天下，也曾亲身经历过隋王朝初期的繁荣兴旺。然而，隋炀帝荒怠无道，短短数年间，曾经强盛一时的隋杨王朝在群雄起事之中被推翻。李世民深深领略到以民为本的重要性，明确说出“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他透过“玄武门之变”登上帝位后，改年号为“贞观”，执政二十三年，其间经常与房玄龄、魏征、杜如晦、王珪、长孙无忌等诸臣反复讨论经国济世的大计，最后逐渐形成了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廉洁奉公、任贤纳谏、奖优罚劣、平衡利害、驾驭群僚、防患于未然等一整套治国兴邦的策略。正因如此，才出现了建唐以来空前繁荣与安定的“贞观之治”局面。
二、《贞观政要》的核心思想
下面让我们简单归纳出《贞观政要》书中所蕴含的贞观君臣为政安邦的核心思想，与读者分享一下：
（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太宗登基后，常与大臣们论及前朝政治得失，斥责历代恶弊，响起以史为鉴的声音，力戒重蹈亡国之辙。太宗亲身经历了隋朝自强盛走向衰亡的历史，感慨尤深。所谓隋朝“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不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灭亡，此皆朕所目见。”由此及远，太宗与大臣们推究夏桀、商纣、秦始皇、秦二世、北齐高纬、北周宇文赟等亡国之君，由盛到衰的致命弱点和帝王短祚的根本原因，从而得出结论：帝王“恣情放逸，劳役无度，信任群小，疏远忠正，有一于此，岂不灭亡！”“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如何治国安邦，永保李唐社稷千秋大业，这是太宗从即位至晚年常系心头、冥思苦索的重大问题。太宗在不同场合再三训诲臣僚须时时刻刻居安思危，不可懈怠。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是中国自古以来政治思想的核心课题，先秦诸子百家一致认同，君临天下者应具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作为一种精神压力，可能动地催发意识主体的斗志，孜孜不已作用于客体，创造辉煌。贞观年间，太宗所颁布的一系列政纲国策，无一不是以满怀忧思、力避重蹈亡国之辙为依据制定的，也正是这种忧患意识，才成就了太宗的帝王事业，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贞观盛世。
（二）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
贞观君臣总结了隋朝及昔日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为政之时采取了三大举措：
其一，清静无为以为民。一方面，以史为鉴，注重了解民间疾苦；另一方面，审视历史，着力探求“静之则安，动之则乱”的客观规律。太宗在位二十三年，基本上坚持实施清静无为以安民的策略。不过，贞观晚年用兵辽东，亲征高丽与无为思想背道而驰，实是美中不足之处。
其二，发展生产以养民。太宗即位后，继续推行均田，褒奖垦荒，不夺农时，鼓励生产，并且规定住在户口稠密之处的百姓可迁徙到人口稀少的地方。同时，还将农业发展状况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依据：倘若辖区内户口减少、鳏寡孤独数目增加、不经常诱导农桑，有关官员一律降级降职。
其三，轻徭薄赋以恤民。太宗在位期间，大力倡导国以民为本的思想，严禁增设法外徭役赋税，以减轻百姓负担。贞观时期，法定的赋役并不少于前代，所不同的是，除法定的项目外，绝不许再有增加。对于滥收苛捐杂税而扰农伤民的官员，依法论处。相反，当遭逢虫霜旱涝等灾情时，朝廷即遣使并诏令地方政府赈灾抚恤，免除当年租税。如朝廷财政状况有所好转，又会减免部分徭役赋税。贞观元年（六二七），山东诸州发生大灾，许多百姓为了生计被迫出卖儿女。次年，太宗拿出皇帝内府中的金银财宝，帮助灾区百姓收赎被卖的儿女，以示君主恻隐之心和仁义之举。
贞观君臣们以其远见卓识，采取上述一系列举措，在客观上达到了巩固统治政权的目的，有利于百姓休养生息，并有助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三）从善如流的民本观念
《旧唐书》曾如此评价唐太宗：“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太宗一生最耀眼和最为世人敬慕的是，他没有把自己视为拥有无上权威的天子，反而克己不已，又持久不懈地广开言路，屈尊求谏、虚心改过，“力行不倦”地做一代有道明君。《贞观政要》描述，太宗容貌威武严肃，宫中进谏的人见到他都紧张得举止失常，不知所措。太宗得知此事后，每逢有人奏本，总佯装和颜悦色之貌，以此足见其求谏用心之诚恳，用情之真切。通览《贞观政要》，太宗求谏有“三不论”：一是不论时间早晚，二是不论事大事小，三是不论谏言对错。太宗不但主动求谏，更能虚心纳谏，即使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不计较帝王之尊，坦然认错。《贞观政要》记载，由于大臣们所呈箴言甚多，太宗“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贞观十一年（六三七），魏征见太宗骄奢渐起，进呈《谏太宗十思疏》。奏章提出十个方面的问题，供太宗思考。第二年，再呈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奏疏采取对比手法，历数太宗不能善克始终的十大愆过，语言尖刻，词锋犀利。太宗收到奏章后，“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又录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
（四）任贤安邦的用人策略
贞观二十年（六四六），太宗就他治国安邦总结了五条成功之道：一曰不嫉胜己之善，二曰能弃短取长，三曰敬贤而怜不肖，四曰不恶正直之士，五曰爱夷如华。
这五条经验中有四条涉及人才，可见所谓“贞观之治”就是任贤致治。太宗主宰大唐江山后，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作为举国之纲，不拘一格，招揽四方贤才，荟萃八面精英。《贞观政要》记载太宗身边谋臣达四十余人之多。太宗谈及人才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性时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故而他强调要处理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的选拔和管理。他重视人才，但并非乱选滥任，而是有一定准则。一是坚持标准，务求称职。二是各级机构和大小官职“用人弥须慎择”。地方刺史由他亲自遴选，县令由吏部五品以上官员会商确定。在选贤择才时，他打破魏晋以来的门第之风，尽量拔擢贫寒之士，而对于那些好自矜大的旧族门阀则加以抑制。三是唯才是举。贞观名臣魏征、王珪两人，原属太子李建成的心腹，也是谋害太宗的罪魁之一。可是太宗即位后，知魏征有经天纬地之才，便捐弃前嫌，频频向他请教军政要事，又屡屡擢升其官职，以致魏征成了须臾不可离的谏臣和顾问。魏征死后，太宗在他灵前痛哭良久，亲自为他撰写碑文。太宗又曾委任王珪为侍中和太子少师等重要职位。太宗对昔日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麾下德才兼备的文武将官，都赏以爵位，封以高宫。四是注重考核。太宗把各地都督、刺史等行政长官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在其名下记录各自的功过善恶，“坐卧恒看”，权衡称职与否；又按时派遣重臣依照为官标准，考核各地官吏。由于太宗讲究诚信、不谋私利、求贤若渴、唯才是举，故在位二十三年，文臣武将人才济济，且统治集团内部人心齐整、义同一体，大大提高国家机器运行的效能。
（五）公正平允的赏罚机制
太宗治国安邦颇为重要的策略是惩恶扬善，恩威并举，借以增强大臣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在朝中营造人心思上、邪不敌正的氛围。为了使众多贤才脱颖而出，太宗制订详细而严格的选拔程序和考核制度，将各级官员应达到的德行和政绩列为九等，每年责成吏部逐一考核京官和地方官，考绩优者晋升，劣者贬斥。贞观十七年（六四三），太宗特命画家绘制了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悬挂于皇宫凌烟阁，用以表扬他们为大唐社稷所做出的贡献，以激励群臣至诚奉国。太宗对善谏佳言者给予奖赏的例子不胜枚举。另一方面，太宗又公正惩恶。贞观九年（六三五），盐泽道行总管、由民州都督高甑生因犯罪而遭流放，有人以其往昔是秦王府的人，请求太宗宽恕。太宗却说：“他为我出过力，的确不应忘记。然而，治固守法，上下必须划一，朝中像他这样有功的人很多，今赦免他，其他人都会抱以侥幸的心态犯法。”因而终未采纳该人之议。
（六）依法行政的治国方略
太宗在大力推行贤能治国之时，也极为重视国家权力管理，以法安邦。首先，建立君臣一体、共治天下的管理机制。在这问题上，太宗态度比较开明，他甚至认为，天下不是李家皇帝的天下，皇帝也非李氏家族的皇帝。他认为治国安邦，君臣务必荣辱与共，融为一体。太宗建立了一种君臣各行其是、各司其职的管理模式。在处理重大军国政事时，太宗广泛征求官僚意见，决不独断专行。属自己承担的责任，决不推诿他人；属主管部门和大臣定夺的具体事情，决不越俎代庖。太宗为了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规范了谏官议事制度。在运用赏罚手段调动大臣积极性的同时，还在宫廷施行法与理相结合的教化制。
其次是建立相互制衡纠偏的办事机构。贞观年间，太宗完善和落实了中书省出令、门下省封驳、尚书省执行的权力运行机制。
此外，还有严格的审判制度，杜绝冤假错案。唐初，并非无法可依，而是执法不严，尤其是在大案、要案和死刑的判决等方面往往有失偏颇，对此，太宗颁令：今后遇有死刑，都要交中书、门下两省四品以上官员，以及尚书九卿议定，以避免冤狱滥刑。因此，到贞观四年（六三〇），全国处以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贞观五年（六三一），太宗因发生误斩大理丞张蕴古事件，又一次诏令：凡已判死刑的案件，在处决之前，必须五次复奏，谨防冤案再度发生。
（七）正身修德的为君之道
太宗平生夙愿依次是：积德、累仁、丰功和厚利。不过，魏征多次说他功利居多，唯德仁未臻于完美。太宗以为，欲治理好国家，首先要君王正身修德，以身垂范。在这方面，太宗曾做过深入的论述：“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下乱者。”他善于撷取现实生活中的平淡小事，以阐明“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富有相当的合理性。“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正是受到以上思想影响。太宗在治国安邦中，注重以德治为先，力争从自己做起，从皇室做起。首先是自我节制。在太宗看来，人君的灾祸，不是来自外部，而是生自本身。贞观五年，太宗因各地旱灾严重而自我贬抑，不仅在正殿听政，减少膳食，而且还停罢百姓无偿劳役。其次是加强皇室用度管理，躬行节俭，以奢为戒。三是不徇至亲私情。太宗对宗室中没有功勋而先封郡王的，一律降为县公。在太宗的带动下，杜如晦、房玄龄、魏征、温彦博等名相正人正己，为政清廉，且两袖清风，去世后家无余产，几乎难以葬身。君臣如是，民风亦然。《贞观政要》曾载曰：“（贞观）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八）华夷合一的民族政策
唐朝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贞观年间，唐朝疆域日渐扩大，但这并非像汉武帝那样运用军事武力达致的，而是得益于太宗以柔克刚，宽大为怀的策略和“不劳而定，胜于十万之师”的主张。太宗认为自古以来，穷兵黩武的人没有不败亡的，前代帝王往往致力于扩张，以求身后虚名，然而这并无益于当前，反而弄得国穷民困。太宗认为如果于己有益而百姓有损，他必定不为，何况是这种图以虚名而损害百姓的扩张。他以兼收并蓄的广阔胸怀，尽力施行偃武修文、怀柔服远、华夷合一等政策，成功地实现了“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战略思想，使周边民族部族国竭诚归附，年年朝贡。贞观四年，唐军大破突厥，降附者数十万人，对于如何处理这些外夷，朝廷大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进言驱逐塞外，有的奏请改牧为农，当时就连魏征也提出偏激的主张见解。最后，太宗坚持安民弭乱的思想，逐一妥善安置，有的给予高官厚禄，在周边民族中建立了很高的威望，四方君长纷至长安朝拜太宗，称臣于唐，尊太宗为“天可汗”。太宗对于周边部族国家，无论是主动靠拢的，还是被征服的，都一律实行相对松散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既不撤换当地民族所崇拜的部落首长，又不强迫他们改变固有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仅仅是就地驻军，以维持民族地区的边防安全和社会稳定。为了发展对外关系，使边疆长久安宁、祥和，太宗采用与异邦首领和亲的政策，先将皇妹衡阳公主、皇室弘化公主、文成公主嫁给异邦首领。最值得称道的是，太宗坚决摒弃历代统治者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偏见，敢为人先地将少数民族的将领和贤士举荐到中央和地方担任官员。太宗在国势强盛的贞观年间大力推行华夷合一政策，对消除民族隔阂，促使民族融合，加强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往来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为中国这个伟大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由于太宗与大臣励精图治，唐王朝的发展达到了巅峰。史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牛马布野，外户不闭”，出现了“古昔未有”的繁华景象。虽然其中多有溢美之词，但当时社会矛盾趋于缓和，吏治相对清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繁荣昌盛是无所置疑的。太宗的许多思想、举措和功业，不仅隋炀帝望尘莫及，而且某些治国方略理论和实践效果甚至超越秦皇汉武。当然太宗晚年恃功骄矜，疏贤昵佞，好尚奢靡，劳弊百姓等不端行为有所滋长，虚心求谏、纳谏作风未能克终，仍有可议处。但生活于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太宗及其臣僚，以其巨大智慧和无限胆识，依靠广大民众，实现了史无前例的贞观之治，使中国历史进入了最治平、最强盛的时代。这也是他们奉献给历史的最美丽一页。
三、编选说明
是次选译以北京中华书局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二〇〇九年七月版）为底本，兼采中华书局“中华经典藏书”之骈宇骞、齐立洁、李欣译注《贞观政要》（二〇〇九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裴汝诚、王义耀、郭子健、顾宏译注《贞观政要译注》（二〇〇年版）和贵州人民出版社叶光大、李万寿、黄涤明、袁华忠译注《贞观政要全译》（一九九一年版），进行综合整理，取长补短，拣选其中若干章节，重新注释和整理译文。而在精句赏析部分，编者力图透过现代社会概念对书中某些章节加以剖析，希望让读者从现代眼光再审视《贞观政要》的实际意义。而在取舍过程中，编者考虑凡涉及：一、强调隋朝灭亡历史教训者；二、关于贞观君臣“民本、仁政”思想者；三、反映太宗虚心纳谏与臣僚敢于进谏者；四、成就“贞观之治”的精神者，俱尽量取录。但因篇幅所限，若干较为长篇的言辞，则在不影响整体意思的前提下，加以适量删节，以求达致简明扼要，免于冗长赘述。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谢氏《集校》以国内通行的两种刊本，即明太祖洪武三年王氏勤有堂刊本（简称《明本》）和明宪宗成化元年戈直集论本（简称《戈本》）为主，辅以四种刊本，即元刻本、明初重刻本、成化再刻本和韩版注解本，并日本三大系统抄本，即南家本系统、菅家本系统和“异本”系统，进行集校，透过不同刊本的文字比勘，补充脱漏、纠正错乱。材料丰富、用力甚深，成就获学界所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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