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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ynolds）的《新政革命与日本》（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3）一书指出，新政前后，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截然两分，此前为一套系统，大致延续了千余年；此后为一套系统，经过逐步的变动调整，一直延续至今。作者这样来表述他的看法： 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最根本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藉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和制度。如果把1910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 这一天翻地覆的巨变，使得中国人百余年来的精神观念与行为规范，与此前几乎完全两样。今日中国人并非生活在三千年一以贯之的社会文化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来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大变动所形成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的制约之下。任达认为，这样的变动是以清政府和各级官绅为主导的具有根本性的革命，而日本的影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他过于强调日本方面的主动、积极与善意，以及清政府改革的革命性，引起不少的批评，指其未能揭示日方的用心和混淆不同政治势力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但所说近代知识与制度的根本转变及其深远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转型的历史进程远比任达所描绘的更为复杂和深刻。不仅涉及明治日本，还包括整个丰富多样的“西方”；不仅发生在新政时期，而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受域外影响发生观念行为的变化，从来就有，如佛教和耶稣会士的作用，尤其后者，令西学早已东渐）；不仅政府主导的那些领域出现了观念和制度变化，全社会各个层面的各种知识制度体系，几乎全都根本改观；参与其事者不仅是清朝官绅和日本顾问，外国来华人士和广大中国知识人也纷纷介入其中。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革命性变动并不是照搬移植外国的知识与制度，今天中国人生存于其中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虽然来源蓝本多在外国，因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大体相似，但还是有许多并非小异。这些千差万别，不能简单地用实际上未能摆脱西化的现代化理论来衡量和解释。 关于辛亥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在层面上还有所欠缺，有待于进一步拓展视野，发现问题；在做法上则存在以后出外来的观念格义附会的偏向，对于前人本意和前事本相误读错解之处相当普遍。就此而论，辛亥时期日本如何影响中国，影响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认识其影响，还有相当广阔的探讨空间。 【近代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 近代中国的大众传播业，与外国来华势力的关系极为密切。早期中国的报刊、电影、广播及图书馆等，均在欧美等国外来传媒的影响下发生和发展。日本的近代大众传播业，本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美来华媒体的辐射影响，一度甚至原版翻印在中国出版的报刊，作为本国的报刊发行。1890—1930年代，中日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起点和终点的两次战争之间，经历了一个既冲突摩擦、又交流互渗的相对稳定期。在此期间，大批日本人进入中国各地城乡，从事形形色色的活动，对中国社会以及中日关系发生了不同程度与趋向的影响。其中日本在华所办大众传播业占有重要地位，在许多方面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欧美列强。 对此，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黄福庆研究员在《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2年版）一书中，第四章即“新闻传播事业”，专章讨论了日本在华所办报纸、通讯社及其对中国政局的态度影响。以此为起点，根据当时中日朝野各方的调查统计和其他相关资料，对有关史实进行梳理，除尽可能补充订正时空人方面的疏漏错误，扩大关注的视野之外，着重阐明以下三个问题： 一、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的规模、类型与态势。 二、日本在华大众传媒对中国社会所起影响的方面、程度与趋向。 三、日本在华大众传媒及其影响如何作用和反映中日关系的变化发展（所涉及的范围不含当时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 【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 1924年孙中山取道日本神户北上发表大亚洲主义演讲一事，学界关注甚多且备受争议。[1]看法分歧之处主要有四点：其一，孙中山北上为何转道日本；其二，以大亚洲主义为讲题，在孙中山是主动还是被动；其三，演讲的目的究竟何在；其四，演讲的效果如何。以现有的资料以及孙中山面对复杂形势不拘一格的处置风格而论，要想完全解决这四点意见分歧绝非易事。不过，造成这样难解之结的原因，或许恰好在于关注的目光局限于孙中山演讲的事情本身，以及孙中山本人的对日态度上。虽然这两方面对于理解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无疑至关重要，可是要想进一步破解难题，还须放眼关照全局，从当时中日两国关系乃至国际局势的整体，寻求解扣的线索。 1924年9月，就在孙中山赴日演讲大亚洲主义前一个多月，辜鸿铭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之邀，前往日本讲学。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两件事之间存在什么关联，而研究辜鸿铭的黄兴涛教授敏锐地注意到，尽管孙中山与辜鸿铭的动机不尽相同，思想也迥然有别，但共同的背景都是美国国会通过“排日移民法案”及该法案在日本所激起的“大亚洲主义”反应。只是与辜鸿铭万变不离其宗的文化守成相比，在政坛角逐中愈挫愈奋的孙中山与局势瞬息万变的起伏变化更加合拍。 日本的藤井昇三教授在所著《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発展を中心として》一书的第四章“1924年孙文的访日与大亚洲主义演讲”中，作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语境，专节讨论了美国的排日移民案与日本大亚洲主义的重新抬头，关照相当周详。不过，藤井昇三教授着重于日本的大亚洲主义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内容上的异同及其关联，结构安排又将李烈钧访日放在叙述排日法案之前，使得排日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事实联系尚有一定的探究空间。检讨当时中日（包括台湾）各报刊对于此事各方面的相关报道，可以把握孙中山的心理脉动及其态度行事与波谲云诡的时局其实联系得相当紧密，内政的因素之外，排日法案所引起的日本乃至东亚局势的变动，可以说是影响孙中山日本之行及其大亚洲主义演讲的最主要外部原因。 【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 1924年孙中山北上绕道日本在神户发表大亚洲主义演讲，历来受到学术界尤其是中日学人的高度关注。围绕此事展开的研究，在资料的搜集、层面的拓展、认识的深入等方面，陆续取得显著的进展。可以说，通过前人的不断努力，各种相关材料大体已备。可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此事的看法观点，当时各方已经议论纷纷，后来研究者更是聚讼纷纭。例如孙中山北上的目的何在，为何会绕道日本北上、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究竟何在、孙中山此番演讲的各方反应如何等等关键问题，尤其是如何解读孙中山演讲文本的真意，存在看似见仁见智，实则各执一偏的情形。这不禁令人怀疑后来的各种解读与孙中山的本意是否契合，进而反省如何才能真正了解演讲的旨意以及如何判断是否两相符合的层面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指陈演讲的当否和效用。 历史研究固然必须以材料为依据，但是如果不能恰当地比较运用材料，仍然无法重现史事本相与前人本意。特别是对于思想言论的研究，直面文本的解读方法只是猜来猜去，往往望文生义甚至断章取义，所指称与言说者的本意相去甚远，非将思想还原为历史，难以理解到得其所哉的程度。以后来外在的标准为尺度准绳的望文生义，固然是隔靴搔痒的门外文谈，即使依据一定方面的材料事实加以检讨，也难免陷入罗生门式的各说各话而不能贯通无碍。孙中山演讲的主旨、当时各方的理解以及后来的认识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凸显后人观念与前人本意及史事本相的差异隔膜。借鉴前贤以俱舍宗治俱舍学之法，应改变但凭己意直面文本的妄加揣度，从中日关系乃至世界格局变动的大势实情着眼，前后左右上下内外地通语境以解文本，继而从中日朝野以及亚洲各国的反应来考察其实际效应。如此，庶几可以回到历史现场，接近孙中山的本意，把握所指的意涵，多视角考察演讲产生政治与社会的反响。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故都北平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国内外多种势力互相角逐。政治中心南迁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党政军机构相继离去，北平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学术文化中心的地位，文教界对于社会各界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力，因而各方均重视争取和利用学人，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左右政局。南京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政治权力鞭长莫及的情况下，尤其想借助学人的力量，抵抗日寇，打击汉奸，排斥中共，扼制地方，巩固中央在华北地区的影响力和掌控力。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七七”事变前知识界的对日态度及其分歧变化，且多取材于《独立评论》、《国闻周报》、《东方杂志》、《大公报》等报刊的公开文字。近年来，随着海内外学人对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的利用逐渐增多，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北平文教界暗中的组织联络及其在抗战爆发后的延续活动陆续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只是相对于事实本身与资料留存，还有许多层面未经揭示。以朱家骅档案为基本，参照其他相关资料，可以进一步探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如何通过争取有影响力的学人巩固和扩张其在故都的势力，以图实现其整体的战略目标及政治目的。同时也可以透视中国学人在国家民族大义、党派政见分歧与学术自由独立之间平衡取舍的态度倾向。 【后记】 以时下通行的专家眼光而论，在下肯定不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专门家。只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无论哪一个专门领域，外国的影响以及中外的关联，都很难完全绕过。借用傅斯年的分法，如果说古代史还有较少与外国拖泥带水的全汉时段或方面，那么，近代中国的历史就基本上都是非与外国纠缠不清的半汉。而在数以百计的外国当中，日本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至关重要，两国的关系十分复杂。可以毫无夸张地说，不了解日本、日本人以及中日关系，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认识就很难完全到位。 由于中日关系的特殊与牵连广泛，尽管学问的兴趣相当多，还是有不少方面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硕士研究生阶段，我最初的学位论文选题便是留日学生。这是当时颇为新颖热门的话题，原来的基础不大好，而关注的学人日渐多，因为有材料，有话说，况且又与辛亥时期研究的主线革命党渊源很深，自然成为扩展研究的直接方面。 30多年前，虽然留日学生的研究逐渐引起关注，毕竟基础薄弱。尤其是材料的掌握和运用，以今天的标准衡量，显得相当贫乏。之所以最初选择以留日学生为题，是因为入学之初，渴望求知，恨不得将图书馆里的每一本书读完，在想方设法浏览各种文献书籍的过程中，我阅读了中山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批晚清报刊，发现其中许多前人很少利用，或是即使有所涉猎征引，仍有相当多的内容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这批报刊主要是1927年顾颉刚为中山大学图书馆到江浙购书的成果，据称，所购清季民初的期刊共有400余种。 那一时代，藏书家买书着重于版本，学问家则首先看重内容。由藏书楼转型为图书馆，收藏标准尚未制定，顾颉刚为此专门写了长篇购书计划书，实际上等于是为图书馆拟定准则。顾颉刚的学问欲极强，视野宽广，又有材料一律平等、高下分别唯在运用的独到眼光，所拟购的书籍文献包罗万象，分类清楚，还特别注意到可以作为近代中国研究史料的杂志和报纸。其购买的品种数量虽然不能覆盖全体，可是主体的部分已经基本包括。这在全国各馆当中，至少是位于前列的。顾颉刚的计划书及其拟定的分类等准则，对图书馆的发展影响甚大。成立并不算早的上海图书馆，虽然有原来几家图书机构的老底，若非按照计划书的眼界路径充实扩展，也很难有现在的规模和特色。 早得先机，仅以近代报刊论，从近30年来集众编辑出版的各种目录和期刊介绍书看，中大图书馆所藏近代期刊，有不少甚至超越其上，有的为各种目录失收，有的则多于目录或相关介绍提示的期卷。更有意思的是，其中不少出自清季军机大臣王文韶家，除了顾颉刚提到的几种之外，还包括留日学生的各种期刊。关于近代报刊作为史料的价值及注意事项，已经专文详述，对此今日学界仍然有所争议。相比之下，顾颉刚当年的见识和行事，的确难能可贵。否则，不知有多少重要史料会湮没无闻，令来者不胜唏嘘。 在系统阅读近代报刊图书的过程中，我先后拟出十几篇有关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论文题目。虽然后来逐渐发现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的材料更多，而前人关注更少，因而中途改换方向，转而着重研究国内学堂学生，所拟定的留日学生研究的各个论文题目却并未就此束之高阁，后来大都写成并发表，陆续结集到各种专书之中。如孙中山与留日学界、军国民教育会、癸卯元旦留日学生排满大会史实考、早期留日学生社团概论等。此后，在孙中山、戴季陶等人物研究、庚子勤王与保皇会研究、国学研究、近代学人与学术研究等领域，日本或中日关系仍是重要的关注点，以此为主题的论文就有梁启超的国学研究与日本、近代日本留华学生、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东方考古学协会述论等，其他还有多篇论文主要涉及或包含与日本关系的内容。如关于“中国哲学”探源以及京剧名伶田际云的天地人生大舞台。 研究中日关系，接触资料和应用资料的条件和能力相当重要。在这方面自己可谓幸运，得到日本东西两京众多师友的鼎力相助，如衞藤沈吉、容应萸、野泽豐、久保田文次、狭间直树、森时彦、村田雄二郎、石川桢浩、李廷江等，因此能够获得良好机会，多次前往日本进行访问研究，并持续参与各方的研究活动，深入了解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的状况动向。还有许多学人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给予过各式各样的帮助。没有这样的机缘，万丈雄心也只能徒叹奈何。在此要表达由衷的敬意并致谢忱。时光易逝，其中有的前辈学者已经仙逝，唯有以努力做好研究作为怀念和祭奠。 战后的日本较战前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尽管是否已经根本改变还有待观察。日本的学界如同政界，也有派分，至少在外人眼中，派分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各自的学术观念和政治倾向。而中国学者在做出判断时，不由自主地会以我画线，也就是根据与本国本人的观念倾向的吻合度来划分派别。可是这样的划分有时会掩盖许多事情的复杂联系。2008年，参加在箱根举行的关于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就是收入本书的“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会议期间，一次在酒店长长的走廊上偶遇年事已高的衞藤沈吉先生，他问我，所征引的朱家骅档案是否已经有人使用，前人是否已有类似的文章发表，听完我简短的答复后，他竟然停下脚步，郑重其事地表示感谢。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严谨学者的良知始终是这位长者的内心世界，政治偏向和严苛风格不过是社会表现。就像他曾经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公开说，中国对于他而言，既不是故乡，也不是他乡，更不是异乡。这种连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结心情，外人的解读更难免雾里看花，各执一偏。 秉承学术良知，不少日本学者并不讳言侵略和战争的历史。1999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举行纪念该所成立7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我提交的论文即关于1920年代中日两国联合发起组织的东方考古学协会。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纯然学术组织的背后也有日本政府的直接插手，在座的京都大学冈村秀典教授虽然素不相识，却于会后特意寄来吉村日出东的《東京帝国大学考古学講座の開設 —国家政策と学問研究の視座から》一文（日本历史学会编集：《日本歷史》1999年1月号），由此得知日方的动机其实并不单纯。日本学者以学术为本的行为，或隐或显地体现了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 或谓留学欧美是资本，而留日则负有原罪。说者当然有亲身体验，也反映了一部分社会偏见。若是从政治角度考察，留日出身者固然有人附逆下水，但是高扬民族主义的坚定爱国者也大有人在。正因为刻骨铭心的留日体验，不少留日学生很早就意识到中日两国不幸成为宿敌，迟早必有一战。 从学问的层面看，则有两说。严复还在清季东学派占上风之际就断言东不如西，梁启超等人对此并不否认，只是觉得西学太难，不易直接面对，通过东学可以事倍功半，不但应急，而且能为将来直接学习西学搭桥铺路，逐渐过渡。可见东学充其量也就是通往西学的捷径而已。在世界尚未摆脱欧洲中心笼罩的时代，这样具有普遍性的看法当然是事实，但是具体到东亚、近代中国以及中日关系研究的领域，东学的重要性绝不是中介过渡那样简单。 或者认为，研究中日关系乃至中国近现代史应当多与日本的日本研究者交往交流，因为这方面的学人对于日本自身的认识较为深入，同时作为本国文史哲的研究者，水准能力一般在研究外国的同行之上。此说确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以往的日本学术界，日本研究、东洋（以中国为主）研究、西洋研究三分天下，尤其是京都大学的中国研究，不仅成为日本的学术主流，而且意欲和中国学界争胜。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近代东亚，应当尽可能在资料和史事方面沟通中、东（以日本为主）、西三方面，并且理解得当，就此而论，日本的日本研究者并不一定具有优势。 关于日本的历史、文化、社会、学问，严格说来我还是外行，要想恰当理解幕末以来日本人的言行，诚非易事。不少其他国家的日本研究者都感到，越深入接触和研究日本，就越是难于理解。在这方面，首先得益于衞藤沈吉先生所说，阅读差的史学论著不如看好的文学作品。受此启发，我广泛阅读了包括文学家所写历史书在内的日本书籍。而与狭间直树教授的多次长谈，使我在这方面受益良多。狭间直树教授曾经追随京都的多位前辈大家，耳濡目染，见识不凡，加上个人天赋和后天努力，能够在中、东、西三界的历史和学说之间自由出入。他关于日本早期亚细亚主义小团体的系列论文，关于日本王学谱系的逆上建构，以及日本大陆浪人各派之间联系的解读等等看法，显示其在这方面已经进入相当贯通的境界，为一般研究者难以企及。这对于深入认识近代东亚历史的共通性，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启迪。 按照时下通常的归类，本书属于论文集而非专题论著。其实这样的分类并不恰当。没有主题、彼此缺乏内在联系的散篇论文结集，或许给人以凌乱之感，但是具有同一主题，而且各篇背后存在有机联系的专题论文结集，却是专门领域研究进展的重要体现。对此，批评的意见首先指其不是全面系统的研究。此说看似有几分道理，实则不然。学术研究要详人所略，言人所未言，就不可能完整。追求形式上完整的，一般就是教科书或通史，为了面面俱到，不得不加入一些老生常谈，难免浮泛。主题性的论文结集，因为不带水分，反而较一般所谓专著更加凸显进展和深度。就此而论，散篇结集也不可一概而论，关键还是看论文的水准。 反之，所谓专著，同样不能一视同仁，那些下笔千言，了无新意，或是穿凿附会、一味立异的著作，在学术发展进程中很难留下印记。只是各校主政的理工科学人因此而全然不承认专著的价值，只看论文发表的刊物等级，也是过犹不及。至少在人文学科领域，精深的专著，仍是能够长久留下去的重要载体。凡此种种，根源在于时下学术界对于学术判断的失范与乏力，没有准则与权威，只好求助于似是而非的各种技术性指标。而诸如此类的标准只能导致学术的平庸化。 受西式分科治学的影响，今日的教学与研究，大体上是分科分类分专门进行。民国时期还具贬义的专家称谓，如今已成坊间乃至学界的荣衔。著述固然应有专题，但是读书治学却不宜畛域自囿，画地为牢。今人治学的问题，未必是古人行事的范围，研究某个特定的领域或专题，如果只看直接材料，固然相当危险，即使放宽视野，阅读相关材料，若是未经放眼读书的阶段，也很难把握边际，理解本意。所谓功夫在诗外，如果不是执意于小圈子自娱自乐的行规，破除畛域，恰是更上层楼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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