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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没有一部书，像这部一样，首次反映党中央是如何秘密解决“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骨干问题的，“四人帮”上海余党又是如何走向末路。
本书大量新材料的首次披露，无疑将有力促进当下对1976年10月至1979年10月这段历史转折期的纵深研究。
本书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资深研究员李海文，继《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之后，与王守家合作推出的一部新作。
王守家，作为1976年被派往上海的中央工作组成员之一，保存着记录当时中央工作组如何在上海解决“四人帮”余党问题的工作日记，堪称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李海文以首次公开的王守家日记，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人的讲话和报告，以及清查资料和采访记录为基础，更集多年研究心得，几易其稿成书。
党史研究者、党史题材爱好者，以及各大图书馆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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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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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见长，纪实笔法，叙论结合，全面介绍党中央决策“四人帮”问题，以及其后秘密、紧急派出工作组稳定上海形势，一举解决“四人帮”上海余党问题的全过程，以及在这过程中，上至党中央领导华国锋、叶剑英等的决策，下至工作组成员、“四人帮”上海余党涉案人员的不同反应及此后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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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海文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小组副组长、组长、周恩来研究组副组长、《中共党史研究》副主编、《中共党史资料》主编。出版专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整理人），《周恩来年谱》（1898-1948，副主编），《世纪对话——忆法制奠定人彭真》（合著），《张浩传》（合著）等。主编《周恩来家世》《周恩来之路》《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等。
王守家
1926年9月生，辽宁海城人。1948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共青团。1953年加入共产党。曾任国家经济委员会袁宝华主任秘书，国家计划委员会生产技术室组长，国家经济委员会重工业局处长、副局长、局长等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8年6月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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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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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1
华国锋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
粉碎“四人帮”36 小时后，谷牧奉令派出八人小组秘密飞往上海7
“四人帮”经营上海十年之久，余党黄涛、陈阿大嘴脸16
“四人帮”上海余党打探北京消息,策划武装暴乱,派人监视八人小组26
不辱使命,曹大澄拿到情报；华国锋速调徐景贤、王秀珍到京36
及时传出的情报让中央迅速决策，预谋中的上海叛乱胎死腹中41
“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在上海传开之后44
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解决上海问题对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说：“只要把上海的问题解决了，其他各省市的问题就好解决。”48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议，华国锋谈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51
马天水脸涨得通红，提出两条要求。华国锋派苏振华、倪志福做马天水工作54
华国锋召徐景贤、王秀珍来京恰逢其时58
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情绪抵触，几天后都坐不住了61
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接管上海的中央工作组人选64
中央政治局再做工作，王秀珍、徐景贤交代策划武装叛乱问题67
“四人帮”上海余党再次预谋武装叛乱，华国锋不战而屈人之兵70
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研究解决上海问题的方针政策80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组建中央工作组经过工农干部知识化的典型，有谋有勇的苏振华上将83
1975年苏振华反对“四人帮”夺军权、夺政治局权86
苏振华面见叶剑英、华国锋，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四条建议93
工人领袖倪志福亲自参与抓“四人帮”余党行动98
毗邻上海，身陷复杂政治局面中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彭冲101
严佑民说：“责任由我一个人承担。”华国锋说：“我们要留你。”109
余秋里推荐林乎加，谷牧推荐韩哲一、王一平、杨西光加入中央工作组112
进驻上海前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紧急会议114
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摧毁“四人帮”在上海帮派体系中央工作组连夜找马天水等三人谈话，接管康平路上海写作组116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与廖汉生、张挺谈话，向王一平、韩哲一了解情况120
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苏振华、倪志福汇报。邓小平说：“阿丕告诉我，你们干得很好。”126
曹大澄在张春桥办公室发现枪支。中央工作组进入工交组摸底129
中央任命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上海市委第一、二、三书记136
以深挖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作为解决上海问题的突破口139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召开中央工作组全体人员大会142
苏振华微服私访工人民兵情况。华国锋批示：可以让民兵游行150
中央工作组成员在上海日常工作情况155
加强外事工作，派赵行志到上海161
第一次全市揭批、清算“四人帮 ”及上海余党反革命罪行大会在市委领导下成立领导小组，注意使用、团结上海当地干部163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第一次做检查166
小组会背对背，工交口 120人中型会议，当面揭批马天水184
上海区县局党员干部大会对“四人帮”、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更深揭发189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继续补充揭发、交代201
北京下发揭批“四人帮”的36件材料215
工交组揭批“四人帮”及黄涛、陈阿大。上海生产稳步上升对黄涛、陈阿大等人第一次面对面的揭发批判218
第二次面对面揭发批判黄涛、陈阿大238
依靠上海当地干部，起用韩哲一240
上海生产稳步上升243
清查“四人帮”上海帮派体系，平反冤假错案，调整领导班子清查工作全面展开250
贯彻中央第23、24号文件，严佑民负责，树立三个平反冤假错案典型252
清查同“四人帮”纂党夺权阴谋活动有关的十二个大事件264
调整领导班子四原则271
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上海工作汇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的汇报。叶剑英与华国锋的讲话275
拨乱反正，倡导尊重劳动、尊重知识，率先召开两个座谈会283
中央工作组成员陆续离沪。苏振华回海军，倪志福回北京市委286
倪志福、彭冲谈苏振华作风、品格288
进一步揭批“四人帮”，全面复查，否定“ 一月革命”1977年3月到1978 年5月，上海召开全市第二次至第五次揭批“四人帮”大会292
对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开始大规模复查325
1978年12月对“一月革命”做出否定331
尾声
苏振华英年早逝，魂归南海334
倪志福连选为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全国
总工会主席15年335
彭冲跻身于国家领导人，连任三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参与起草制定200部法律336
第一个离开上海市委的林乎加先后担任天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337
“一身正气可驱邪，拳拳丹心总为民”的严佑民338
“一生正直护公平，两袖清风感人心”的王一平339
“芝兰生于深谷，不因无人而不香”的赵行志341
中央工作组其他成员后续情况342
“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被陆续判刑347
大事纪（1965年11月—1983年春）351
人名索引376
参考书目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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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辱使命，曹大澄拿到情报；华国锋速调徐景贤、王秀珍到京
10月7日晚，王一平接到谷牧电话之后，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推门来到阳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十年、十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上海是“四人帮”经营十年之久的地方，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怎样动作呢？他在阳台上来回踱步，不停地思索。他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长期在上海市委秘书处工作的李庸夫。李庸夫是华东局公安部部长梁国斌的秘书。1965年梁国斌任上海市委书记，李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直接在秘书长王一平的领导下工作。“文革”后，张春桥将梁国斌抓了起来，1969年将李庸夫全家下放到黑龙江呼玛县带上海知青。王一平分管知青工作，两人一直有往来。下放干部互相称戏为“荒友”。后来李庸夫想办法从黑龙江回到上海，在一个区里做调查员，住在淮海路，离康平路、武康路不远。
1976年8月下旬，马天水根据王洪文指示，开始在上海发枪，他们也知道这是见不得人的，既不征求警备区司令周纯麟的意见，也不敢让其他人发觉，偷偷摸摸地进行。在市总工会工作的女同志张伟强发现后，将此情况告诉北大荒的“荒友”李庸夫。李庸夫立即与老领导王一平商议。李庸夫是张春桥注意的人，不便去北京，便找到在上海警备区的老乡李兴先，让李兴先的爱人顾宗芳以给孩子看病为名，连夜将情报送到北京，经王一平介绍交给谷牧。从此李庸夫更加注意收集市委动向。他找曾在黑龙江工作过的“荒友”了解情况。因为这些人都是从上海市各单位抽调的，回到上海后，又都分配在市委、革委会各个单位工作。1976年12月，李庸夫和严晓彬谈话。2002年6月，严晓彬访问李庸夫夫人郭淑芳。2002年6月，严晓彬、李少南访问张伟强。王一平想起的另一个人，是市委常委、办公厅主任张敬标。“文革”前张敬标曾任组织部的一个处长，在王一平领导下工作。他虽然投靠了“四人帮”，成为马徐王的核心成员和骨干，但也尊重王一平，有时登门看望老首长。
王一平密切关注着上海的形势。10月8日深夜，徐景贤下了第一、二个叛乱的命令后，民兵开始集合、持枪上街巡逻。王一平很快得到消息，凭着丰富的政治经验马上断定徐景贤、王秀珍已经知道“四人帮”被抓，有异动，可能要暴乱。他当机立断拿起电话给康平路市委办公厅打电话，找张敬标。此时徐景贤、王秀珍带人已分别进入第一、二指挥部，只有张敬标留守康平路市委办公厅。张敬标一听是王一平的电话，拒绝接听。
王一平从张敬标拒绝接听的行动中，推测事态严重。要不要再打电话呢？再打电话可能惹祸上身，甚至是杀身之祸。王一平思考片刻，又一次拿起电话。他发了脾气，张敬标才不得不接。一开始对方很害怕，什么也不肯说。在王一平严厉追问下。才不得不承认是要暴动。王一平要求见面，不容回绝，张只好同意，约在康平路100号李干辉家里。张与李是儿女亲家。李庸夫之子李少南转述其父的回忆。李干辉是1925年的共产党员，曾任上海组织部副部长、副秘书长，1974年3月病逝。王一平到他家不会引起别人注意。况且，100号内有几栋公寓式的楼房，原是华东局的宿舍，住的老干部很多，离武康路很近，王一平的出入不会引人注意。
大约9日上午，见面后，王一平晓以大义，陈明利害。张敬标不得不详细地汇报了徐景贤、王秀珍10月8日以来的策动暴乱的内容，并将文件副本交给王一平。2008年年初采访谷牧长子刘念远；王时驹：《怀念父亲王一平》。从此，张敬标的态度发生变化。在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后，王洪文的小兄弟要叛乱，他提出等马、徐、王回来再说。为此，后来清查时，张敬标得到宽大处理，经中共中央批准，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和降低工资两级（由11级降13级）处分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中共上海党史大典》，第28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张敬标病重住院，特别想见王一平。王一平闻讯赶到医院。张敬标握着王一平的手，感谢老首长当年的挽救政治生命之恩。
王一平、李庸夫为人低调，从不炫耀自己当时的功劳。随着他们去世，一些历史细节已不复再现，绝非王一平所说“打了两次电话”1984年12月12日王一平：《立此存照——1984年12月12日在市委整党中的书面发言》。那么简单。笔者采访过几百个老干部，发现他们事后的回忆、描述，与职业、经历有关。做大事的人、做决策的人，叙述起来往往如同他们做工作报告一样，三言两语，高度概况。而做具体工作的人，关注细节多些。搞文学创作的人观察细致，讲起过程来对各色人物的表现描述得活灵活现。
10月9日下午3时左右，曹大澄匆匆来到武康路4号二层找王一平。进门便看见清瘦、儒雅的王一平正和一人在桌边谈话。王一平对曹大澄说：谷牧同志在今天你们所乘的飞机落地之后来过电话。我本想把10月8日晚上上海市委宣布全市进入一级战备的情况，向他反映。他阻止我，说电话里什么都不要讲，我派曹大澄找你去“接头”。谷牧用山东荣成话拖腔说“接头”两字，王一平心里已有数了。
曹大澄拿出黄胃所作《四蟹图》，画上题诗句为“蟹肥酒香秋光好，看尔横行到几时”。王一平看罢此画，笑笑说：“我明白了。”
王一平介绍屋内那位客人：“自己人。”
这位客人也笑眯眯站起来自我介绍：“我叫李庸夫，十八子李，庸庸碌碌的庸，人字捅破天的夫。”
王一平介绍说：李庸夫同志是我们的人，他长期在上海市委秘书处工作，“文革”前他是原上海市委分管政法书记梁国斌同志的秘书，后留在市委秘书处，徐景贤听聂元梓聂元梓（1921—）女，河南滑县人，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60年起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66年5月25日写了大字报，成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将校系200名干部、教授、教师、学生诬陷为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反革命，私设黑帮大院，对这些同志进行残酷迫害。积极参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九大中央候补委员。1978年4月被开除党籍，1983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传达《炮打司令部》即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称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认为从6月中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天“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没有点名，矛头指向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大字报的矛头所指，遂聚众造反成立“造反兵团”，在上海市委“后院放火”。李庸夫参加徐景贤当头头的“造反兵团”，他憨厚老实，办事踏实，话语不多，深得徐景贤信任。当他看到徐景贤、王秀珍一伙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等一批为中国革命献身的老革命，而上海滩的地痞流氓阿飞瘪三，夺权窃居高位，感到“文革”是一场政变，是新版“升官图”。李庸夫身为秘书处负责人，举凡上海市委会议的原始记录，张春桥、姚文元的重要指示，都归他负责整理存档，他掌握上海马、徐、王三书记和北京四首长的大量核心机密。2010年5月采访曹大澄。
王一平的介绍与李庸夫的真实情况并不完全相符，可见当时环境之凶险，形势之紧张。稍有闪失，前功尽弃。
曹大澄向王一平、李庸夫传达了10月6日中央政治局决定逮捕“四人帮”事，扼要介绍自己前来的目的、任务。
王一平、李庸夫即向曹大澄提供了10月7、8两日，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内容及行动细节。此时，距离徐景贤、王秀珍密谋武装叛乱不到24个小时，材料即落入谷牧派出的上海先遣小组手中。
曹大澄和王一平、李庸夫谈话结束时，从屋里走出一位年长者，上海交通局张局长。王一平问：你都听到了吧。他笑着点点头。上海多数同志 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早就不满，大家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都很高兴。
王一平对曹大澄说：“我这里目标太大，你以后和李庸夫联系。”当即李庸夫和曹大澄商定了下次见面地点，就在附近延庆路的画家程十发家。2014年6月6日采访曹大澄。
曹大澄立即赶回衡山饭店，向徐良图汇报，李景昭也在座。形势严重，刻不容缓，徐良图对曹大澄说：“你今天就坐飞机回北京，当面向谷牧同志报告。”李景昭说：“我回北京。曹大澄对上海人熟，继续了解情况。”
王守家买好票，当晚送李景昭上了飞机。这天是1976年10月9日，星期日。
李景昭回北京的事情马上引起“服务员”的注意。第二天他们就问王守家：“你们刚来就回北京？上午来，晚上走，他回北京干什么去了？”王守家回答：“他回去拿东西。来时，落下东西了。”
李景昭乘晚上飞机回到北京，立即将王一平、李庸夫收集的情报交给谷牧，由谷牧秘书胡光宝编写成《上海来信》第一号，连夜送交华国锋、叶帅等中央领导。华国锋、叶帅得到上海小组的报告，当晚决定速令徐景贤、王秀珍来北京。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怀疑，华国锋决定由马天水打电话通知他俩，并派了中央办公厅一人与周纯麟一道坐车去京西宾馆。来到京西宾馆，中央办公厅来人把中央批示给马天水看。马天水看完后，就与那人一道给上海挂了电话，让徐景贤、王秀珍立即到北京来。周纯麟：《周纯麟回忆录》，第575—57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上海这边，徐景贤、王秀珍接到北京开会的通知，连忙和冯国柱、王少庸、黄涛、张敬标4个常委与王洪文秘书廖祖康、萧木开会研究。冯国柱，老谋深算，提出：可能有问题，是否不去人，或者去一个人。廖祖康、萧木也说：不要去。果然正如华国锋预料的那样，徐景贤和王秀珍很听马天水的话。所以徐景贤、王秀珍商量后坚持要去，说：这是马老通知的，（我们）两人不去不好，去了一定打电话回来，如果没有电话就是出事了。并说：我们走后，你们几位就在康平路集体值班，注意各方面的动向，有问题在一起研究。王秀珍又打电话给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我和徐景贤要去北京开会，你那里不要动，有事要请示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要听他们的指挥。我们去开会一二天回来。1976年11月6日王秀珍检查材料。
10日晚，徐景贤、王秀珍乘专机到了北京。华国锋决定由周纯麟、马天水向他们传达“四人帮”被隔离的情况。徐景贤、王秀珍听了传达，知道大势已去，马上要求与上海通一次电话，说“可能出事”。打电话的内容经过书面请示中央办公厅同意后，徐景贤当晚即打了电话，告知冯国柱：“我们已经平安到达，一切等我们回来以后再定。”不让黄涛、陈阿大等王洪文的小兄弟轻举妄动。以后，11日、12日，每晚都由王秀珍、马天水打一次电话给上海，告知“一切要等我们回来再定”。11日还通知上海的宣传口径要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为准。但是，黄涛和廖祖康、萧木、陈阿大等王洪文的小兄弟继续活动，12日再次布置武装叛乱。1976年11月4日徐景贤检查材料。
因谷牧派出的八人小组，及时掌握了上海动向，使华国锋、叶剑英能不费一枪一弹，一个电话调走徐景贤、王秀珍两人，打乱了上海武装暴乱的部署。
1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接管上海。
12日晚，中央政治局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经过几日教育，马天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果断措施。徐景贤、王秀珍交代在上海调动了民兵的数字。并说，坚决和“四人帮”划清界限，决心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中央决定让他们回上海，向干部群众传达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的精神并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一招很厉害，一石四鸟：既给马、徐、王一次机会，考察他们对中央的决定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又可以稳住“四人帮”上海余党；更便于放手发动上海群众起来揭批“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又为中央派工作组到上海争取了时间。
对此，1977年1月6日华国锋说过：“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要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来京时，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教育，给他们时间，等待他们觉悟。”王守家出差上海工作笔记。
华国锋决定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第二天回上海，但没确定回上海时间。这要看上海的局势变化。
及时传出的情报让中央迅速决策，预谋中的上海叛乱胎死腹中
曹大澄和李庸夫的见面地点都是双方临时约定。为了保证曹大澄的安全，徐良图派王守家、陈斐章保护。他们三人坐一辆汽车，快到接头路口时，提前下车，曹大澄走在最前面，中间是陈斐章，王守家随后，三人相隔十几米。曹大澄一趟一趟出去和李庸夫联系。中央派人到上海来一事极大地鼓舞了李庸夫和市委反对“四人帮”的同志，他们源源不断地将收集的材料提供给曹大澄。
更难的是怎样才能将上海最新动向最快速传递到北京？曹大澄、王守家等在衡山饭店试验用密写的方式写信，到了北京那边用碘酒一抹就显出字来了。一次听说上海四个市区轮流检查邮件，徐良图只好派王守家和陈斐章坐火车到苏州寄信，刚到火车站，王德瑛赶来叫他俩回去，说不用送了。回到衡山宾馆才知道时间来不及，已另想办法找到可靠人打了电话。
除曹大澄外，工作组其余人也在执行“抓革命促生产建设调研和督促”的任务，分头到各个工厂了解生产情况。一方面掩护秘密使命，麻痹、迷惑对方；另一方面突破“四人帮”上海余党的封锁、监视，更广泛接触干部、群众，直接观察社会动向，了解更多政治、生产情况。王守家等12日上午到自行车三厂，下午到钟表元件厂、新跃仪表厂。13日上午到汽轮机厂、下午到吴泾化工厂。14日上午到上海港口、港务局。15日上午参观万人体育馆、普陀区中山北路住宅。16日听冶金局汇报。一天跑几个单位。王守家出差上海工作笔记。在路上见民兵持枪各处巡逻，街道上堆着沙包。工厂门口停着卡车，民兵持枪坐在卡车上，随时准备出发。形势紧张，一触即发。
10月13日清晨，大家正在吃饭，王一平、李庸夫突然来到衡山饭店。这是十分反常的。徐良图急忙将他们迎进屋内。王一平、李庸夫告诉徐良图，王洪文的小兄弟10月12日决定今天（13日）下午5时发动武装叛乱。要逮捕一百名上海老干部和过去反对过“四人帮”的人，加上北京派来的徐良图一行8人。武斗暴动打响第一枪后，先枪毙这108人。2011年5月采访王守家、曹大澄。
情况万分紧急，一旦武装叛乱得逞，动了枪，开了火，对全国局势必然发生重大影响，要速报中央。时间紧迫，只剩七八个小时了，如何将这份重要情报送到北京呢？王一平在上海工作时间长，和各方面联系广泛，提出可以借用部队备战的红色电话机，用电话传往谷牧办公室。王一平同江湾路一号总后驻沪办事处领导联系时。这边曹大澄、陈斐章已将情报整理成简报。随后，李庸夫陪曹大澄去了江湾路一号。曹大澄在电话这边念，谷牧秘书胡光宝在北京那边记。
谷牧10月13日的日记为证：
今天发走了上海问题第三、四、五号，三号是曹大澄军用电话打来的，四号是密码来的，五号是（王）西萍亲自跑回来的。李伯宁（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也坐飞机回来了，谈的情况和西萍谈的一样，没有另写报告。谷牧：《谷牧回忆录》，第28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
中央接到三号上海紧急来信，于13日上午9点，立即派专机送周纯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四人回上海。将近中午，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时，只有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三人前来迎接。黄涛没有到机场，因为他正忙着打电话通知区、局工会，要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了。情况紧急。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以吹风方式迅速扩散到基层工会去。
冯国柱、王少庸提出要到丁香花园去开会。周纯麟感到，此时最要紧的事是要尽快掌握部队情况，坚持要先回家。但是冯、王等并没有通知警备区，警备区没有派车来接周纯麟。在周纯麟的坚持下，他们才用王秀珍的车把周纯麟送回去。一到家，周纯麟立即把政委请来，询问部队情况。政委说，南京军区已传达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警备区部队已按南京军区的指示，作了调整和部署。周纯麟紧张的心情才有所缓和。周纯麟：《周纯麟回忆录》，第57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下午，在锦江饭店召开市委常委和列席常委（指王洪文的小兄弟）会议。马天水、徐景贤通报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情况，然后表态。王秀珍也表态，说听了中央传达毛主席生前批评“四人帮”的指示后，认识有所转变。
还没有等马、徐、王讲完，会场就乱成一片。有的放声大哭。有的说这是宫廷政变，有的叫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是叛徒，有的说这些材料都是假的。
黄涛说：“就凭这些能够把‘四人帮’打倒？”
周纯麟当即指出：“不能这样说！中央讲得很清楚，‘四人帮’是‘四人帮’，上海是党的发源地，上海人民是听中央话的，你们哪一个不听中央的话，自己硬要往圈子里面钻，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是要负责任的！”
他这一说，立刻引来一片叫骂，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神气了。有的甚至卷起袖子站起来要打他。
周纯麟一拍桌子，大声喝道：“我不参加这个会了！出了事情，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说完警卫人员护着他就起身离去。周纯麟：《周纯麟回忆录》，第579—58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13日晚8时，在锦江饭店小礼堂，马天水又向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市公安局、市民兵指挥部头头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主要精神。
因为及时掌握了上海的动向，中央只派回周纯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四个人，预谋中的武装叛乱便胎死腹中，保障了上海的安全和稳定。这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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