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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900年战火在紫禁城和圆明园肆虐时，晚清的栋梁曾国藩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前辞世，李鸿章也已不复当年智勇，掌控大权的慈禧老佛爷出逃西安，北京在列强的枪炮下痛哭。
亲历战争的作者说：“我会抵住诱惑，不带主观色彩去形容，而是客观地介绍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时刻：身着卡其色军服，浑身湿透，衣服上还带有污泥的盎格鲁-撒克逊士兵在盖斯利将军和查菲将军的率领下，强行通过了北京城墙下的水关门。”
同样是侵略的亲历者的瓦德西写的《瓦德西庚子回忆录:八国联军统帅拳乱笔录》，同样说是主观、公正的态度来讲述历史，但是都难掩侵略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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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作者为清朝末年天津卫理公会英国传教士宝复礼，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他任美军情报官。本书所写内容是宝复礼的亲身经历，采用了叙述性的语言和少许的主观判断对那段历史进行了讲述，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经历和见闻比较详细地展现在大家面前。
本书的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八国联军对天津和北京的侵略过程，从中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列强的残暴和中国百姓承受的灾难。第二部分为《辛丑条约》的全部条款，以附件的形式附于第一部分之后。同时，本书中还插入了大量清末时期的照片，主要以北京城门，以及八国联军行军和屠杀中国军民的照片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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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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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复礼，又名宝复理（Brown Frederick），英国人，生于1860年，英国来华传教士。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是出名的“带路党”，为侵华联军做向导、收集情报、审讯俘虏等工作。主要代表作包括：《义和团和其他关于中国的回忆》《三十年后中国之觉醒》《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以及《天津的宗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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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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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战争爆发的深刻背景
第二章 前往天津的历险
第三章 围攻天津
第四章 罗伯特赫德爵士的电文
第五章 北仓、杨村之战
第六章 行军
第七章 攻克北京
第八章 救援公使馆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附录四
附录五
附录六
附录七
附录八
附录九
附录十
附录十一
附录十二
附录十三
附录十四
附录十五
附录十六
附录十七
附录十八
附录十九
附录二十
大事记一
大事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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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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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行军
到目前为止，这次行军已经前进了25英里，长达48个小时。对一个行军人数达2万的军队来说，这长达两天的行军是异常艰难的。这仅仅说的是前进，还不包括一路上不时地准备战斗，以及太阳的炙烤或者沙尘飞扬的天气。所有人都已经精疲力尽了，那些中国俘虏趁机逃跑了。于是，我们决定让士兵们休息、整顿一天。
休息并不意味着情报部门跟侦察兵同样能闲下来没有事情做。我们停在这片水域上，发现这条河在不远处好像有一个出水口，这就是我们的船几乎搁浅在河上的原因了。几年前，即使从北边的杨村远远地看，我们仍然能看到这条河的潮汐之景。那时，我们从未想过这条河会慢慢干涸，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
令我们担心的是，中国人为了阻止我们从这条河上出去，他们已经挖开北边的河堤让水流出，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个似乎是我们所面临的情况最有可能的解释。中国人越能尽可能多地挖开西摩尔海军中将船队前后的河堤，就越有可能阻止船队向北京进军。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会改变河流走向，让河水流入那些地势低洼的村庄。他们会这么做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无疑会给我们造成极大的阻碍。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我们无法继续行军。
那些枪炮已经安置在船上了，而船却搁浅在河床上。沿着河堤骑行检查了河水可能的上升与回落，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河水的回落是由于50英里开外的海潮的原因。很幸运，事实证明我的结论是正确的。后来，我们发现中国人并没有挖开前方的河堤。
耳边不时传来“快走”的叫喊声。事实上，这是盟军在催促中国俘虏前进。这些中国俘虏充当伤员们的奴隶。他们作为队伍的第二防线继续向前行走，我们已经做好星期三前进的准备。
英军的构成比较复杂，有锡克教信徒、拉其普特人、帕塔安人、孟加拉骑兵，还有旁遮普人，这些都是印度人，他们都戴着头巾。队伍中还有300名威尔士步兵，300名海军陆战队，海军旅还有一支野战炮兵团，他们是队伍中唯一的白种人。队伍中还有一名最有趣的士兵，他叫魏海伟，是一名英籍华人。当他跟随中国俘虏前进时，手里总紧握着一把刺刀，让人不由觉得他是队伍里最卖力的一名士兵。尽管我认为这支队伍在攻打天津的时候做出了英勇的贡献，但他们无疑是所有参战队伍中身上的着装最为华丽的一支。另外，美军、日军、俄军和法军均是身着艳丽的服装参加战争的。
8月8日白天，同盟军开始穿越浮桥向河流西岸进军，离开由西摩尔海军中将引导的路线后，我们选择了一条英军曾在1860年走过的路线。事实上，那个时候的人们所做的调查，已经为我们的这次行军提供了基本的地图信息。队伍中一共有四名测量员随军远征，但是他们的工作量并不大。他们只负责在地图上标记标识，不过，随军地图上已经标出了村庄、道路、井水、路线的名字。
1860年，当时法国军队在白河的东岸行军，他们的盟军英军在白河的对岸行进。那次行军中，法军一定掠夺了附近的村庄。正是由于当年他们这些的行为，使得之后的40年间凡是路过这里的外国人都会遭到当地百姓的谩骂，甚至有比谩骂还厉害的反应。现在，40年过去了，五国盟军正在沿着白河的西岸，朝着北京的方向一步步挺近。
上午11点，队伍里传来停止前进的军令。于是，我们在附近的井水旁边休息，并下马整顿。当我一边喝水一边喂马饲料跟水的时候，在一个篱笆后面我看到了一个中国人。我用中国话和他打了个招呼后，他走了出来，对我说：“我其实一点都不怕英国人。”接着又说：“40年前我就在这里遇到过英国人，他们并没有伤害我。因此，我想着我应该相信他们，用不着逃跑。”不过，其他居民都逃走了。
从交谈中，我得到了一些关于撤退的中国士兵还有他们枪支状况的信息。当时负责指挥杨村之战的有三位中国将军，分别是：孙庆、李秉衡还有马将军。李秉衡将军当时率领的是“京郊武卫军”，但他的军队遭到我军的围截，损失惨重，士气大跌。杨村之战后，在天津的直隶总督裕禄开枪自杀，他的尸体被运到了北方。慈禧太后曾下令要求他重新夺回大沽口和天津，可惜他无法完成这一使命。另外，他发现自己很快就要被外国联军打回北京了，想到自己的脑袋保不住了，与其让慈禧太后惩处自己，不如自己结束生命。
我们之间的谈话很愉快，尽管当时听到了军号声，但我并没有注意到军队已经开始重新上路。那天，部队中殿后的是孟加拉骑兵，当时他们是唯一还在值班的部队。当一名印度指挥官冲我喊道：“快跟上，先生。当心被中国人抓住。”我才恍然从谈话中醒过来。
这是我第一次担心自己被抓为俘虏。不敢再耽误时间了。临走时，我向我的那位中国朋友匆忙地挥了挥手。然后，我骑着马，向前方的部队飞快地赶了过去。飞奔途中，我感到心里一阵隐痛，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他们拖着不堪重负的脚步在烈烈骄阳下行进。即使在阴凉处，温度计显示温度已经达到了华氏120度。
直到开始下雨，华北地区的酷暑才渐渐消减下去，天气也不再令人烦躁不安。这个时候的空气有点潮湿，温度也让人觉得舒服多了。通常这种气候环境下，居住在这里的北方人出门都会携带雨伞。当然，我们是不可能携带雨伞的。因此，无论是骑马或者步行前进，我们都只能最大程度地去适应这种不舒服的天气。
我感觉热量全蹿到我的脊梁骨上。于是，我骑马走到一棵树下。我卸下马鞍找了一个阴凉处休息了一会儿。
队伍中的一个医生骑着马向我走来，询问我是否身体不舒服。我明确地告诉他我没事。我可不想“掉队”。于是，我又装上马鞍，骑上马背，继续前进。
下午4时，我们抵达了蔡村。此时，先遣部队已经搭建了营房。迫切地洗了个澡和喝了几口茶后，我们感觉重新焕发了生机，许多士兵纷纷跳到白河里洗澡。几名高级军官穿着内裤，也参与到了这次戏水活动中。
不过，我却没那么悠闲，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必须去一趟总督府，对那里的文件进行研究。其中一些文件确实很有价值，值得保留下来，然而日军把那里的文件弄乱了，他们很难发现那些文件的真正价值。
这次我们抓了许多囚犯。其中一些是清政府的正规军，一些是身着统一制服的义和团士兵。美军和英军是按照文明国家之间的作战规则，对抓来的俘虏进行处理，尽管我们很了解和我们战斗的敌人，他们是一批既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也不能为我们提供期望的住处的家伙。
通常，我们会以12人或者20人为一组把他们安排为纤夫或者推车手。他们干活的时候会有士兵在一边监督，士兵们手里紧握着刺刀，一旦发现任何想要逃跑的犯人立刻杀死。许多被抓的中国俘虏都曾杀过我们的同胞，按照战争规则，处理这些俘虏的方式让我们的某些士兵颇感不爽，尤其是对于那些曾经当过中国人的俘虏，并且亲眼目睹自己的同胞被斩首的士兵。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中一些俘虏绝不会这么幸运地能接受“正式的”投降，他们只会落到日军、俄军和法军手里，遭受无情的虐待，这些军队不会像我们这样对待俘虏，心中尚存一些良知。我需要完成任务中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审查这些俘虏，并从他们身上获取有用的信息，进而汇报给军队的情报部门。
魏海伟的部队负责看守英军抓获的中国俘虏。让我们觉得奇怪的是，为何魏海伟的部队和自己的同胞对着干呢。如果被抓的中国人和他的部队是来自一个省份的，也许才不会这样窝里斗。但是这些被抓的中国俘虏都是来自大都市，而魏海伟和他的部队来自山东省，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任何联系。
星期四这天的行军很艰难，主要表现为：一是酷暑难耐的天气，二是发生的骑兵战役。五国军队兵合一处，日军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在不足六英尺宽的路面上，到处可以看到很深的车辙。整个行军过程异常缓慢和艰难。早上几乎刚开始行军，没过一小会儿军队就停止前进了。
从队伍停下来的这个地方，我们向远处观望，发现前方是一条长长的峡谷，很显然，美国的四轮大马车过不去。然而，“众人拾柴火焰高”，困难总是能克服的，没过多久队伍又开始向前行军了。
由于路上耽误了不少时间，这次行军原本计划只用时五个小时，但实际上却花费了八个小时。天气热得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据士兵汇报，一天行军下来，大概有300名士兵因中暑而倒下，还有10匹马中暑死掉了。
这天行军负责打头的是孟加拉骑兵。当我们即将完成今天的行军时，却发现前方的道路已经被中国的部队堵住了。距离有“津门首驿”之称的重镇河西务两英里外的地方，中国骑兵跑到我们队伍的前面，拦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孟加拉骑兵布好了阵式，接下来一场恶战在所难免。中国步兵受命分布在外层，但是此刻他们忙于吃晚饭。他们看起来消极应战，朝我们打了几枪后，就撒腿逃跑了。还好我们的步兵没有被安排在队伍的最外层。
骑兵遭受酷暑的程度远不如步兵所遭受的厉害。步兵们必须匍匐着身体，向他们的营地行进。这场骑兵战役中，我们损失了几匹战马，但是中国军队的损失要比我们惨重得多。战场上，他们牺牲了许多士兵。就连他们的孙将军、马将军两位重量级将军都被我们俘虏了。
骑兵之战结束了，中国的军队败退了，我们占领了他们的营地。他们的灶台还生着火，灶台上留下大量已经蒸熟的大米。我们还发现熔炼锅，里面放着已经熔化了的铅金属，看来这是用来制造子弹的，这说明敌人的弹药已经不足。
中国士兵在这里挖掘战壕，战壕有30英尺宽，12英尺深，战壕的一侧通往河流的下游河岸。另一侧则绕着城镇，战壕对面是一块高地，中国军队本打算把这里当做一个要塞。但不幸的是，他们没有料到我们的部队来得这么快，那时他们的枪都还未握在手里。
实际上，他们的战壕都没有完全挖掘好。盛土的篮筐、铁锹、铁锄凌乱地摆放在战壕旁边，就好像他们看到我们部队杀过来，纷纷扔下逃走似的。他们的要塞至少还得再用一周的时间才能完成，而我们的战略目标就是整个行军过程中不让敌人有时间挖战壕。为了保持行军的速度，我们对这次行军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我们的军队表现很好。激励我们的是，我们迫切想解救我们的同胞，他们现在正被困在北京，正在苦苦等待我们的救援。
我们现在已经行走了一半的路程。这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军火库。这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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