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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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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陈序经先生有关社会学、中西文化观、教育主张、乡村建设、政治学、疍民与海南、暹罗与越南等方面的散见于报刊之中的论文，从多角度展示其学术、思想及其内在理路，为读者明晰中国近代学术与思想的知识谱系，体悟哲思，理解一代哲人，甚至理解一个时代，提供了一个思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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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人物简介
陈序经（1903—1967），海南文昌人，中西兼通的大师级学者、教育家。1922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1924年转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1925年留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政治学、社会学。1928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受聘于岭南大学社会学系。1929年至1931年于德国柏林大学、基尔大学研修。1934年转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1938年执教西南联大。1946年任南开大学教务长、经济研究所所长。1948年出长岭南大学。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任中山大学副校长。1962年兼任暨南大学校长，1964年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研究专长广涉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教育学、乡村建设、少数族群、东南亚等方面，曾引发中西文化、乡村建设、教育问题的三次论战。
编者简介
田彤，1966年生，辽宁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与民国史，主持或参加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多项。著有《转型期文化学的批判——以陈序经为个案的历史释读》、《民国劳资争议研究（1927-1937）》等。与章开沅教授合著的《张謇与近代社会》一书获湖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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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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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社会历史的文化阐释
进化的程序（1925）
贫穷的研究（1925）
社会学的起源（1937）
再开张的孔家店（1928）
孔夫子与孙先生
——欧洲杂感之一（1930）
东西文化观（1931）
中国文化之出路（1934）
再谈“全盘西化”（1935）
从西化问题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信仰（1935）
读十教授《我们的总答复》后（1935）
全盘西化的辩护（1935）
一年来国人对于西化态度的变化（1936）
东西文化观（下）（1936）
抗战时期的西化问题（1941）
广东与中国（1941）
我怎样研究文化学
——跋《文化论丛》（1946）
南方与所谓固有文化（1946）
南方与西化经济的发展（1946）
研究西南文化的意义（1948）
对于现代大学教育方针的商榷（1932）
对于勒克教授（HRugg）莅粤的回忆与感想
——再谈现代大学教育的方针（1932）
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1933）
师范学院的存废问题（1942）
论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1947）
与胡适之先生论教育（1947）
公论耶？私论耶？（1947）
论发展学术的计划（1947）
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1934）
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1936）
乡村建设理论的检讨（1936）
乡村建设运动的史略与模式（1937）
乡村建设运动的组织与方法的商榷（1937）
乡村建设的途径（1943）
春秋战国政治哲学的背景（1929）
利玛窦的政治思想（1935）
中国妇女运动过去与将来（1942）
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1944）
宪政选举与东西文化（一）
——评梁漱溟的《预告选灾追论宪政》（1947）
宪政选举与东西文化（二）
——评梁漱溟的《预告选灾追论宪政》（1947）
宪政选举与东西文化（三）
——评梁漱溟的《预告选灾追论宪政》（1948）
宪政选举与东西文化（四）
——评梁漱溟的《预告选灾追论宪政》（1948）
蛋民的起源（1935）
蛋民在地理上的分布（1935）
蛋民的职业（1936）
蛋民与政府（1936）
政治经济上的琼崖（1946）
进步的暹罗（1937）
暹罗华化考（1938）
暹罗与日本（1939）
暹化与华侨（1940）
暹罗的人口与华侨（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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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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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社会历史的文化阐释
在近代学术与思想的谱系中，陈序经是一位中西兼通的大师级学者。
陈序经祖辈世居海南文昌县清澜港瑶岛村，家族中颇多南洋华侨。其父陈继美长期客居南洋经商，经营种植园。陈序经1903年9月1日出生，4岁入私塾启蒙，7岁随父赴新加坡读书，10岁返乡先后入读文昌汪洋致远小学、文昌县模范小学。1915年随父居新加坡，就读育英、道南、养正等学校及华侨中学。其父不愿子弟长期接受殖民教育，1919年底遣陈序经归国。翌年插班四年制广州岭南中学初中三年级。1922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因不愿入基督教，1924年转学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就学期间，陈序经已展露学术潜力，1925年在校刊《复旦》发表论文《进化的程序》、《贫穷的研究》。生物进化论、社会进化论，即由此开始或明或隐地影响其一生的学术与思想旨趣。同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按其父意愿留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政治学、社会学。越明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28年完成学位论文《主权可分论》，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受聘于岭南大学社会学系。1929年再赴德国柏林大学研习政治学、主权论、社会学，次年在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院研修。期间，参加由柏林高商学校举办的德国社会学会第7次会议。1931年因病返国，继回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讲授过中国政治思想史，曾在中山大学、神学院分别开设政治学、中国文化史。发表《东西文化观》一文，借用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等基本理论，明确提出“全盘西化”论。1934年转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兼商学院教授，开设社会学、乡村社会学；并策划工业发展对社会的影响的调查。研究重点在文化选择、疍民研究、乡村建设运动、南洋问题诸方面。1937年8月因日侵华转赴长沙筹建临时大学。1938年执教西南联大，任法商学院院长，主讲主权论、现代政治学、社会学原理、文化学、华侨问题；并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兴趣包括南洋、西化、教育、地方文化、乡村建设等问题，完成20册的“文化论丛”。1944年6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访学一年，1945年1月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1946年8月南开大学复校，任教务长、经济研究所所长、政治经济学院院长，被张伯苓倚为“左右手”。是年有关疍民、乡村建设的论文，分别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大东书局结集出版。1948年校长张伯苓长考试院，南开大学组织校务委员会处理校务，陈序经为委员。同年岭南大学美国基金会鉴于陈氏的教育思想、行政能力、学术地位及广泛的社会关系，特聘陈氏接替原校长李应林，8月出任岭南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一年后接替李应林出任校长，重组医学院，建立商学院。在国民党实施“抢运学人”计划时，劝服大批知名学者留校，拒绝岭大迁港，并动员留美的西南联大学生到岭大任教。这一时期除延续原有学术兴趣外，尤为关注宪政，呼吁扶植工商业发展。出版《越南问题》、《大学教育论文集》等专论。1952年院系调整，岭大并入中山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筹建东南亚研究室。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任中山大学副校长。1950年代重点研究民族史，完成《匈奴史稿》、有关东南亚古史研究系列论著，撰写《泐史漫笔——西双版纳历史释补》。1962年兼任暨南大学校长。1964年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序经历任广东省文教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届广东省政协常委及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中以“反动学术权威”、“里通外国”、“美帝文化特务”、“国际间谍”等“罪名”，被迫接受专案审查。1967年蒙冤离世，1979年始获平反，恢复名誉。
陈序经知识博洽，学养深厚，思想独到，视野宏阔，论域广涉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历史学、教育学。其学术大多并非仅“为学问而学问”，内中条贯毫不妥协的“慷慨国事”的“儒侠”哲思。学术的动力、终极关怀源自其思想，思想的升华得益于其学术实践。学术与思想融通一体，而社会进化论、民主平权观念又是两者的基础与核心。
陈序经的知识结构主要为社会学与人类学。陈序经自幼至18岁前侨居新加坡，备感“洋人”统治的殖民地比国内“有条有理”，开始了对社会问题的最初思考。20岁后学于沪上，华洋两界的反差、下层民众的困难，刺激陈序经从学理上探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贫穷的根源。由于先修生物学，再转社会学，他既洞悉生物进化论与社会进化论的本质区别，又强调两者的共性。在《进化的程序》中，陈序经认为:“进化论的价值，就在乎主张世界在时间上的秩序与空间上的秩序一样。”揭示从自然环境到人类社会，都在“有秩序地变”。在他看来，自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叶，“进化论发达的程序”，先天文，次地质，次生物，终至社会。而人类进化程序即由“人类的原始”、“人类个体进化”，到“人类社会进化”（内分“野蛮时代”、农业发达的“半开化时代”、工艺发达的“文明时代”）。他始终坚信，正如“高等的生物，是由下等生物变成的；文明的社会，是由从前的野蛮的社会变来的”。此后无论陈序经学术思想如何豹变，这种线性进化论，规范着其历史观与认识论。
陈序经以为“贫穷是人类的苦难”，“贫穷是一切社会病态现象中最根本的原因”。接触社会学之初，他即开始试图解析人类社会贫穷的原由。征诸西方学说、中国现实状况，陈序经指出社会贫穷根源于：个人性格、习惯、教育程度、立法司法缺陷、赋税苛重、阶级上相压制、工价低廉、职业不稳定等。对中国而言，“很重要的原因”是天灾、战争。陈序经注重社会、职业分层，疏于对社会结构、功能分析，因此他对于“除贫的根本方法，只好候诸社会学专家去研究”。
入读伊利诺伊大学，问学于著名社会学家海夷史（Edward CHgyes）教授，接受海氏主张从因果关系、社会生活的统一、心理、伦理的角度切入社会的研究法则，由此毕生注重社会变迁的因果关系、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张文化不可分论，视伦理为文化层累的最后阶段，乃至践行社会调查，积极讨论社会问题、教育问题。陈序经不宗社会学的一派、一脉，但对孔德较为推崇。在他看来，“社会学之所以能够发生，是由于人们能够感觉到经验是有连带的关系的，是整个的”。35岁时，陈序经发表《社会学的起源》一文，全面总结欧美社会学发展史，指出孔德不是社会学唯一创始者，但接受孔德的“静的社会学”、“动的社会学”，既重视社会组织与秩序，又重视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研究，并力图将社会学从哲学特别是历史哲学中抽离出来，建立有别于自然科学的“实证”的社会学。正因如此，他在1948年中国社会学社广东分社第九届年会上，仍呼吁以西南社会为始基建立富于中国国情、民性的社会学。
陈序经最有争议而引领东西文化论争潮头的学术思想，无疑是1930年代提出的“全盘西化”论。因华洋生活经验，陈序经怀疑中国文化，“感到西化的必要”。1928年发表《再开张的孔家店》，表面抨击孔祥熙提议保护孔林、孔庙，实质却指出“全盘西化”的必要性。1930年发表《孔夫子与孙先生》，借助在新文化中遭声讨的孔子，质疑孙中山承袭孔子之道德、同情其政治理念而“全盘效法”西方物质文明的“中体西用”的合理性。1931年在《东西文化观》中，批驳复古派、折衷派，正式提出“全盘西化”论。1934年发表《中国文化之出路》后，引发广东地区中西文化论战。1934年年底《文化建设》月刊也开始关注这场论战。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五四以来的又一次中西文化大论战由此而生。陈序经一面应战张磬、吴景超异议，一面发表《再谈“全盘西化”》，不顾胡适、张佛泉的同情论调，将其列为折衷派，毫不妥协地主张目标与结果的“全盘西化”。在《从西化问题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信仰》、《读十教授〈我们的总答复〉后》中，强调尽管在文化是否可分等方面难达共识，但吴景超、张佛泉、胡适等已承认全盘西化的“趋向”，王新命等也骨子里“已经有意或无意地趋在这条路上”，“全盘西化”论稳操胜券。1935年、1936年分别发表《南北文化观》、《东西文化观》，深化《中国文化之出路》的主题。同时，再发《全盘西化的辩护》，反对胡适、严暨澄、张东荪等以“充分”、“尽量”代替“全盘”，以“现代化”、“世界化”代替“西化”的主张。1936年，发表《一年来国人对于西化态度的变化》一文，回顾1935年来文化讨论的社会背景与论点，指出：除前述“同情或趋于全盘西化论者”外，尚有沈昌晔、区少干、郑昕等；近于或赞成全盘西化论者“占了优势”，复古派也是“死老虎”，折衷派“很少有人相信”。
抗战时期张申府、冯友兰、贺麟以哲学观点解释“西化”，陈序经本着“全盘西化”可以“持久抵抗”敌人、建设“强有力的国家”的主旨，1941年在《抗战时期的西化问题》一文中与前者“分合”、“共殊”、“体用”观相辨析，指出三者实质已“说出全盘西化的理由，已偏于全盘西化的主张”。同时，在《广东与中国》（1941年）、《南方与所谓固有文化》（1946年）、《南方与西化经济的发展》（1946年）、《研究西南文化的意义》（1948年）诸文中，继续发挥《南北文化观》之主旨，倡导西南承继西化传统而为现实“全盘西化”的先导，进而复兴中国。
陈氏“全盘西化”论，绝非率尔操觚之论，而有其内在文化学理论支撑。留美时，常用“文化学”一词，或谈论其含义。1928年将“文化学”带入岭南大学，且认为“文化学是自有其对象，自有其题材的一种学问”。留德时，有意搜求文化学材料。此后10年，因兴趣、工作需要，他主要开展社会学、政治学、工业调查等研究。这期间虽未专注文化学理论的阐释，但所发表的有关文化论战言论均以西方文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时境观”、“文化圈围”、“文化不可分论”、“一致与和谐”、“文化重心”、“文化弹性”为根基。抗战全面爆发后，因资料散失、调查区域为日军占领，陈氏主权观念、社会调查工作被迫中辍，其研究重心转向文化学。自1938年下半年始，在西南联大主讲文化学，编拟文化学系统大纲。陈氏在1940年秋至1942年秋两年中全力写作，终于完成200余万字、20册的“文化论丛”。除《文化学概观》4册公开出版外，余者《西洋文化观》2册、《美国文化观》1册、《东方文化观》1册、《中国文化观》1册、《中国西化观》2册、《东方文化观》6册、《南北文化观》3册均未发表。《文化学概观》系统阐述文化学的主要概念、基本理论，其他部分都为文化学体系提供历史经验，并且尝试文化学理论的应用。1946年陈氏发表《我怎样研究文化学》一文，自述构建文化学的内在动因及其体系的设想。
陈氏文化学自成体系，且独具实践性，即一方面文化学得益于实证研究，另一方面文化学也为具体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两方面相得益彰。这种特性不仅体现在陈氏文化观中，而且体现在其教育、乡村建设、政治、疍民、南洋等方面的研究中。
1932年5月19日，广州教育专家召开会议，决议“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同时多设职业学校”，陈氏发表《对于现代大学教育方针的商榷》，以“大学的目的是求知”予以反对，并指出文、法科也有实际功用。此次广州教育方针出台，受到4月间来粤游历的美国哥伦比亚教育学院勒克教授的某些影响。为消除其负面影响，陈氏发表《对于勒克教授（HRugg）莅粤的回忆与感想》，指出勒克不了解中国有关状况，仅通过对中国名流调查即断定中国需要部分的西化，其非科学的统计方法只能产生错误的结论。文化的改造既然错误，其教育的改造也不免错误。何况勒氏是从事“大学以下教育的人”，根本不懂大学教育原理。5月31日天津《大公报》刊载陈果夫在中政会提出的改革教育的初步方案。陈果夫明确提出暂行停办文、法科十年。到7月下旬，有关讨论文章在《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栏即刊出十余篇，且延及北方。蒋廷黻、刘廷芳支持陈氏观点，另有论者对陈氏加以指摘。陈氏发表《敬答对于拙作〈对于现代大学教育方针的商榷〉之言论》，批评对立派不了解大学教育本质，更提出“20世纪世界，好多重要的世界问题，已变成中国的问题了；同时，好多重要的中国问题，也成了世界的问题”。中国教育也需学习西方，发展真正的大学教育。陈氏还主张教育宗旨的现代化。1933年2月徐旭生发表《教育罪言》，以为现行教育制度与社会“完全不适合”，“由无限农村组成的中国，应该创造出来一种农村的教育”。1933年陈氏再发《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指出：主张教育“中国化”者，以为西方教育不合中国国情，而国情也非一成不变，“现代化的国情是现代的环境，并非中国所独有”；如果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停止所谓教育的“中国化”的复古运动，彻底采纳西洋教育。
接继教育的中国化与现代化论争，1940年大学教育方针及计划论战再起。抗战胜利后，大学复员中，教育部将南开大学等私立学校改为国立，陈氏发表《论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指出：政府应补贴办学成绩较好的私立大学，同时保留国立、私立大学制度，以保持各种办学风格。强调教育当局从教育方针、院系设置、课程编制，到校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的委任等行政干预，根本上是“反于大学教育的目的”。1947年9月胡适发表教育十年计划谈话，略谓：取消留学派遣，政府以此经费，在五年内重点培植北大、清华、浙大、武大、中央大学等5校。以为以大量外汇供学生“镀金之用”，“等于不承认自己学术独立”。陈氏发表《与胡适之先生论教育》首先问难，认为胡适选定5所大学的标准是凭“偏私”，极力维护留学政策。胡适再发表《争取学术独立十年计划》一文申说。一时间平津地区学者纷纷加入讨论。陈氏在论战中稍处弱势，又发表《公论耶？私论耶？》、《论发展学术的计划》，指出：学阀意见非“公论”，即使胡适计划得到蒋主席、教育部朱家骅部长的赞同，也不能谓为“社会的公论”，只能称为“政府的言论”。而“专仰政府的鼻息，以讲学求独立”，“是一个致命伤”。并且反对胡适“学术独立”说，指出在“学术水准很为落后的时间之下”，应将“独立”改为“并立”，即“与欧美的学术并驾齐驱，或是进一步地去驾而上之”，并重申应鼓励各校发展自身特色与学科优长。要实现“学术独立”，大学需要引进有真学识人才，且更需要无私心、学品高尚、能以教育为终生事业的领袖负责教育行政机构。
陈序经运用文化学理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引发乡村建设运动的集中讨论。乡村建设运动于1926年展开，到1936年告一段落。内中约有一千余政府、民间团体及一万余农学会，在北到河北、南至广东、西到四川、东至浙江的广大范围内，进行从理论到实践的探讨和实验。尽管轰动有时，但乡村建设运动几乎全军覆没。与之相伴，反对之声从未停止过。1934年梁漱溟在定县召开的乡建工作讨论会上，主张融合西洋都市文明（工业文明）与中国乡村文明（农业文明）而成一新文明，实现中国民族自救。陈氏撰文《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指出：西洋文化既不只是都市文化，中国文化也非只是乡村文化。作为现代西洋文化特质的科学与民治，“差不多完全是都市的产物”。西方都市的发展，差不多就是乡村的发展。反之，中国乡村文化，造成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停滞。乡建的目的其实就是西洋化，但用中国乡村文化调和西洋都市文化则根本行不通。1936年陈序经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表示对乡建前途“颇感觉悲观”。他指出：乡村建设“工作与方法好像都不能名实相符”，还未超出空谈计划与形式组织的范围，“对于乡村，对于农民，精神方面固少有建树，物质方面更少有改造”；乡村建设“目标是救济乡村农民”，而乡村建设却“养出”“思想浮躁”、未能真正深入农村、“吃乡建的新阶级”。此文发表触发“众愤”，《独立评论》、《民间》半月刊、《文化与教育》旬刊、《政问周刊》均发文，告劝陈序经不要再给乡村建设泼冷水、迷惑青年人的“心思”，而应予以善意的鼓舞。陈氏发表一系列文章，回应批评。在《乡村建设理论的检讨》中，坚持文化进步说，指斥乡村建设者违背文化演进趋势，恢复以农村为代表的业已毁损的传统文化，是不折不扣的文化复古论；并指出乡村建设领袖提倡新教育、新科技与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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