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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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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档案事业史（第三版）》是“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2013年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外国档案事业史（第二版）》的最新修订版，是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档案学专业本科生课程“外国档案事业史”的配套教材。教材采用“纵横交融、点面结合”的视角，既从纵向角度系统阐述外国档案事业的历史发展进程，又从横向角度重点评述各大洲代表性国家档案事业发展的最新特色和成果，研究内容富于前沿气息，框架结构逻辑紧密，内容编排富有特色。此版还增加了附录部分“国外档案新闻集萃及从新闻视角看国际档案界”，即时展示国外档案事业的最新内容。本教材在全国同类教材中处于领先地位，是全国众多高校档案专业本科生学习“外国档案事业史”课程一致选择的教材，也是学界公认的外国档案事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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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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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霄羽，管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国外档案管理及档案社会化服务研究。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所获奖励包括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含重大）项目4项、省部级项目6项。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6部，主编教材5部。代表作有《魂系历史主义——西方档案学支柱理论发展研究》、《文件、信息商业化服务机构建设研究》、《社会转型期档案利用政策研究》、《档案社会化服务的概念解读》、《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电子文件时代的修正与发展》、《国外档案利用服务社会化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特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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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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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生篇 奴隶社会时期（约公元前3500—公元476年）
第一章 档案的产生与档案机构的出现
第一节 档案的产生
第二节 档案机构的出现
第二章 档案管理活动的萌芽与档案法规、档案教育的起源
第一节 档案管理活动的萌芽
第二节 档案法规和档案教育的起源
发展篇 封建社会时期（公元476—1789年）
第三章 档案载体的变革与档案机构的丰富
第一节 档案载体的第一次变革
第二节 档案机构的丰富
第四章 档案管理活动的发展与档案学理论的萌芽
第一节 档案管理活动的发展
第二节 档案学理论的萌芽
变革篇 近代时期（1789—1917年）
第五章 近代变革的起点——法国档案工作改革
第一节 法国档案工作改革的专业背景与主要进程
第二节 法国档案工作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49…
第六章 档案机构与档案管理活动的变革
第一节 档案机构的变革
第二节 档案管理活动的变革
第七章 档案法规和教育的变革与档案学的正式形成
第一节 档案法规和档案教育的变革
第二节 档案学的正式形成
成熟与完善篇 现当代时期（1917年至今）
第八章 档案事业格局的定型与档案机构的发展
第一节 档案事业格局的定型
第二节 档案机构的发展
第九章 档案载体的第二次变革与档案管理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节 档案载体的第二次变革
第二节 档案管理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第十章 档案法规的成熟与档案教育、档案学的发展
第一节 档案法规建设的成熟
第二节 档案教育的发展
第三节 档案学的发展
第十一章 文件管理的成熟与完善
第一节 文件管理概述
第二节 文件管理的理论基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
第三节 文件管理的机构设置——文件中心
第四节 文件管理机构新发展——商业性文件中心
第十二章 国际档案合作的成熟与完善
第一节 国际档案合作的起步
第二节 国际档案合作的发展和成熟
第三节 国际档案合作的主要活动和项目
第四节 国际档案合作的主要成就
现实特色篇
第十三章 欧洲代表性国家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
第一节 西欧国家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
第二节 东欧和中欧国家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
第三节 南欧国家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
第四节 北欧国家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
第十四章 美洲代表性国家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
第一节 北美国家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
第二节 拉美诸国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
第十五章 亚洲代表性国家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
第一节 东亚国家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
第二节 南亚国家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
第三节 东南亚国家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
第十六章 非洲和大洋洲代表性国家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
第一节 非洲国家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
第二节 澳大利亚档案事业的现实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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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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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档案的产生与档案 机构的出现
【本章提要】
外国档案的起源时间为奴隶社会，起源地点为古代东方。古代东方作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是最早产生文字和国家的地方。18世纪末以来在此进行的考古活动所发掘出来的大量档案，有力地证明了古代东方是最早产生档案的地方。奴隶社会时期档案的类型，从载体角度划分主要有石刻档案、泥板档案、纸草档案、棕榈叶档案、羊皮纸档案、蜡板档案、金属档案、桦树皮档案和木简档案九种；从内容角度划分主要有宗教档案、皇权王位档案、经济档案、军事和外交档案、法典档案、科学文化档案六种。古代东方也是最早出现档案机构的地区，但奴隶社会时期的档案机构均以收藏和保管档案为职责，严格说来只是一种档案库。考古证实，奴隶社会存在过多种类型的档案库：古代埃及主要有法老档案库、宰相档案库和神庙档案库；古代两河流域主要有神庙档案库、王宫档案库、王国档案图书馆和私人档案库；古代希腊主要有王宫档案库、城邦档案库和王国档案图书馆；古代罗马主要有预言书档案库、贵族档案库、平民档案库、国家档案库和皇帝档案库。皇帝档案库是奴隶社会档案馆库发展到顶峰的标志。
第一节 档案的产生
档案的起源和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祥和进步程度密切相关，反映了人类记忆的发展脉络和水平。档案作为档案工作的物质基础、档案管理的基本对象和档案学研究的基本概念，无疑是考察外国档案事业历史进程的起点。因此，考察档案事业的历史进程，必须首先从档案本身入手。
一、档案的起源和发现
研究档案事业的历史进程，首先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人类社会何时何地有了档案，即“档案起源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中外档案学者的认识有相同点也有差别。
我国档案界关于档案起源的观点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一是认为早在原始社会，人们以原始记事方法形成的记录，如结绳、刻契、编贝、结珠等就是档案；二是认为在国家出现之前的原始社会后期，人们发明了文字并用之记录社会活动，保存下来的文字记录就是档案；三是认为进入奴隶社会才开始有了档案，因为文字的产生和国家的出现是档案起源的两个必备条件，只有当国家出现后需要用文书作为内部管理和对外交往的工具时，才产生了档案。
与我国相比，国外档案学者尽管没有把档案起源作为一个专门的理论问题加以研究，但他们大多也认为档案的产生是与国家密不可分的。例如，意大利早期档案学者皮斯多莱兹在研究欧洲档案史的专著中指出，档案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渊源，它的发展是与各国社会及政治组织的形成相并行的。又如，苏联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现为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历史档案学院）编写的教材《古代世界的档案和档案工作》指出，档案作为国家组织和文化的因素之一，应从产生国家和文献的那个结构，即奴隶制结构开始进行研究。此外，《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档案”条目指出，苏联最古老的档案发现于外高加索的乌拉图奴隶制国家，内容是乌拉图国王治理政治和经济的措施的记录。这些材料表明，国外档案学者把档案起源的时间大致确定在人类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关于档案起源的地点，他们依据考古发掘的材料，大多认为是在古代东方奴隶制国家。
古代东方（The Orient）是对古代亚洲、非洲东北部各奴隶制国家的总称，是一个兼有地理和历史含义的概念。从地理含义而言，它包括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尼罗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黄河流域曾经出现过的国家，其中既有至今沿用其名的埃及、印度等国家，也有今天不复存在的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赫梯等国家，还有民族含义已有较大演变的巴勒斯坦、叙利亚和波斯（今伊朗）等国家。从历史含义而言，它是指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四大文明古国尽包含在其中。这些地区的多数国家被后来兴起的古代罗马帝国占领或吞并。
古代东方大约是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初，因青铜器的使用和农业灌溉的发展，跨入阶级社会，形成了奴隶制国家，它们是最早的文明古国。随着国家的形成，为了管理农业、组织商业活动和应付战争等多种需要，国家开始要求集中管理权，并要求有文字记录作为内部行政管理和对外交往的工具。而这一时期，古代东方已经出现了文字，主要包括象形文字（Hieroglyph）和楔形文字（Cuneiform）两大体系，它们都是由象形符号演变和发展而来。如前所述，文字的产生以及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是档案起源的两个必备条件。前者为档案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后者则提供了迫切需要。古代东方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应当是最早产生文字和国家的地方，因此被看作档案的发源地也是顺理成章的。
最早的档案主要是通过考古方式发现的。早在1472年，一位名叫彼得洛·瓦勒的意大利商人将在中东经商时得到的古代波斯（Persia）波利斯王宫（Polis Palace）遗址出土的泥板档案的拓片带回欧洲，欧洲一些历史学家对这些拓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西方国家陆续前来中东发掘古代文字遗物。但真正引发考古发掘档案热潮的还是18—19世纪之交“罗塞达石碑”（Rosetta Stone）的发现以及碑文的解译成功。1798—1799年间，拿破仑（Napoleon）派遣军队远征埃及，发动了一场著名的战争。对于拿破仑而言，埃及这个遥远的国家不仅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更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的神秘国度。他希望在远征的同时，也对埃及文化进行研究。因此，他带了一支由167名学者组成的随军考察团，这是世界上第一支大型考古队。学者们发掘出大量古代遗物，包括士兵博卡在罗塞达城附近挖战壕时发现的一块刻有三种文字的石碑。不过，对碑文进行研究并做出重大贡献的却是一位从未踏上过埃及土地的法国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 Francois Champollion）。他花费了14年时间研究罗塞达石碑所记录的古埃及象形文字，最终于1822年成功地解译了其内容，得知它是公元前196年埃及祭司为法老托勒密五世立的歌功颂德碑。罗塞达碑文的解译成功，使西方学者们相信古代东方国家一定埋藏着丰富的文字遗物。因此整个19世纪成为考古盛行的时期，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美国等国家纷纷派出考古队前往古代东方进行发掘，不仅使大量古代历史文物（包括档案）重现于世，还发现了相当一批不同类型的古代档案库。
在古代东方进行的考古发掘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发掘地点集中在古代埃及和古代两河流域。在古代埃及比较重要的发现是1885年在开罗（Cairo）以南发现了泰尔·埃尔—阿玛尔那（Tel el Amarna）档案库，这是由古代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AmenhotepⅣ）建立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档案库中发掘了约360块泥板档案，其中主要是与古代两河流域一些国家的往来文书。
在古代两河流域比较重要的发现有三处：一是19世纪中期英国考古队在尼尼微（Nineveh）古城（今伊拉克摩苏尔市）遗址发现了古代亚述国王阿树尔巴尼帕尔（Ashurbanipal）的档案图书馆，从中发掘了约25 000块泥板档案，包括法典、王室经济报表、天文观测记录以及医学、数学和文学类著作。二是1877年法国考古队在拉伽什（Lagash）古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遗址发现了一个神庙档案库，从中发掘了约50 000块泥板档案。三是1975年意大利考古队在埃勃拉（Ebla）古城（今叙利亚阿勒坡附近）遗址发现了一座王宫档案库，从中发掘了16 500多块泥板档案。这些泥板档案上的文字多为楔形文字。
上述考古活动发掘出来的大量档案记录了古代东方各奴隶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有力地证明了古代东方是最早产生档案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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