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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选编者约翰·皮尔格是一位知名记者，他曾两度荣获英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年度记者”，还曾荣获“年度国际记者”和“联合国媒体和平奖”等众多奖项。
2.《别对我撒谎》收录了23篇调查性新闻报导的扛鼎之作，涵盖过去50年来意义重大的事件、丑闻与抗争，每一篇作品都深入官方缄默之墙的后方，披露令人坐立难安的重大真相。
3.选编者约翰·皮尔格为每一篇报道写有长篇导言，选编本书的用意在于向那些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致敬。他们包括挖掘越南美莱大屠杀案件的西摩·赫什、直探洛克比空难真相的保罗·富特、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第一位赶到当地的西方记者威尔弗雷德·伯切特，以及其他诸位英勇的记者，他们揭露了不公不义、恶行劣迹、滥用权力等。
4.本书初版曾受到甘阳、白岩松、闾丘露薇等知名人士鼎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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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别对我撒谎》收录了历来调查性新闻报导的扛鼎之作，涵盖过去五十年来意义重大的事件、丑闻与抗争，选录篇章依写作年代编排，类型包括新闻报导与专论、电视节目底稿与专书节录，每一篇作品都深入官方缄默之墙的后方，披露令人坐立难安的重大真相。
从玛莎·盖尔霍恩笔下的纳粹死亡集中营达豪，到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之后的血腥杀戮，一路走来，读者将深入理解不公不义如何蹂躏越南、柬埔寨、东帝汶与巴勒斯坦等地的人民。皮尔格为每一篇报导做了详尽的导读，针对作者提出个人的独到见解。同时皮尔格也为全书写了一篇绪论，他大声疾呼：本书全力表彰的调查报导，正面临诸般恶势力从新闻界发动的颠覆威胁，这些恶势力正是调查报导要口诛笔伐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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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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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皮尔格在澳大利亚悉尼长大。他既是一位战地记者，又是作家和电影人，曾两度荣获英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年度记者”。皮尔格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最令人瞩目的报道作品发自束埔寨本书中有节录和越南。皮尔格还曾荣获“年度国际记者”和“联合国媒体和平奖”等众多奖项。他的纪录片曾经获得法国 “无国界记者”大奖、艾美奖，以及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颁发的“理查德·丁布尔比奖”。2003年皮尔格以30年来揭露真相倡导人权的成绩而获“苏菲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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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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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真相与救赎之道陈保平
译者序（牟磊
致谢
文本说明
序（约翰·皮尔格）
玛莎·盖尔霍恩
达豪 （1945年）
威尔弗雷德·伯切特
原子瘟疫 （1945年）
爱德华·默罗
麦卡锡主义的威胁（1947年—1954年）
杰茜卡·米特福德
美国式死亡 （1963年）
西摩·赫什
美来屠杀案 （1970年）
约翰·皮尔格
零年 （1979年）
京特·瓦尔拉夫
人下人 （1985年）
布莱恩·图希 玛丽安·威尔金森
帝汶文件（1987年）
马克斯·迪普雷 雅克·波夫
种族隔离行刑队揭秘 （1988年—1994年）
保罗·富特
洛克比空难真相的大骗局（1989年—2001年）
罗伯特·菲斯克
恐怖分子 （1990年2001年）
索马斯·米尔恩
打击矿工的秘密战争（1994年）
阿米拉·哈斯
重围之下（1996年）
菲利普·奈特利
沙利度胺丑闻: 我们错在哪里（1997年）
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
车臣：肮脏的战争（1999年—2002年）
琳达·梅尔文
被欺骗的人民（2000年）
格雷格·帕拉斯特
总统职位是怎样被偷走的（2000年—2001年）
马克·柯蒂斯
百万人大屠杀的帮凶（2003年）
约翰·皮尔格
报道伊拉克的真相（1998年—2004年）
费莉西蒂·阿巴思诺特
伊拉克：无休止的战争 （1998年—1999年）
乔伊·戈登
冷酷的战争：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经济制裁（2002年）
理查德·诺顿－泰勒
捏造的借口（2002年—2003年）
罗伯特·菲斯克
伊拉克血腥死亡中的又一天（2003年）
乔·怀尔丁
见证费卢杰（2004年）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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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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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约翰·皮尔格）
任何一个读过历史的人都能看到，不服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美德。
——奥斯卡·王尔德
本书封底上有我特别钟爱的一段话，出自美国记者奥尔曼（T. D. Allman）。在他看来，“真实客观的新闻不仅要准确记录下事实，而且要准确表达出事件的意义。这样的新闻不仅在当时令人信服，而且足以接受时间的考验；不仅因为其消息来源可靠而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且将会在历史的演进中接受证明。10年、20年、50年后，这些新闻报道仍然能为有关事件提供真实而睿智的镜鉴”。
奥尔曼的这番话是为了纪念威尔弗雷德·伯切特（Wilfred Burchett），这位记者非凡的职业生涯常常是硝烟弥漫，其中包括了被誉为“世纪独家新闻”（the scoop of the century）的那次报道。1945年，盟军占领日本，成百名随军记者被牵到戏剧性的盛大投降仪式上，伯切特却没有去，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摆脱了狗链”，开始了冒险的行程——奔赴一座已经铭刻于人类意识深处的城市：广岛。在原子弹爆炸后，伯切特是到达广岛的第一位西方记者，他发表于伦敦《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头版的报道有一个预言家式的标题：“我写下此文，向世界发出警告。”
伯切特警告的是核辐射的毒性，而占领军当局一直否认毒性的存在。伯切特遭到了声讨，很多同行记者也加入了异口同声的谴责之中。伯切特孤军奋战，勇敢地揭示了核战争的恐怖全景。正如1983年伯切特去世之际奥尔曼所言，伯切特的报道被“历史的演进”证明准确无误。本书也收录了伯切特的这篇电讯。
奥尔曼的赞美适用于本书收录的所有文章的作者。对我来说，选编本书是极大的荣幸。本书中这些记者的重量级都和威尔弗雷德·伯切特、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詹姆斯·卡梅伦（James Cameron）、爱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等人不分伯仲，重新给予这些“被遗忘的”作品以荣耀，这是个机会，也是一记警钟，它提醒我们，人类最高贵的斗争之一就是抵抗强权和反抗强权对历史的操控。伯切特笔下广岛的意义，盖尔霍恩对种族灭绝的披露，卡梅伦对越南反美战争的报道，连同当代新闻记者，像保罗·富特（Paul Foot）、罗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琳达·梅尔文（Linda Melvern）和索马斯·米尔恩（Seumas Milne）等人的作品，不仅昭彰了正义，也让当权者有所忌惮。这正是新闻至高无上的使命。
……
我钟爱的另一段话出自伟大的爱尔兰丑闻记者克劳德·考克伯恩。“任何消息在未经官方否认之前，”他写道，“都不能轻易相信。”说谎是政府的日常工作之一，这是新闻媒体课程从未教过我们的一个事实。如果媒体课程中说起过，那么在政府谎言证据成堆的今天，很多年轻记者相信的玩世不恭哲学也会起作用的，因为记者从来就不会被引向读者、听众和观众的对立面，而是指向虚假的权威。
见不得人的当权者最憎恨尽职的记者：因为他们推开幕布，窥探冠冕堂皇背后的真相，搬起重重压着的巨石。来自权力上层的辱骂正是记者们的荣誉勋章。当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oardeasting Corporation, BBC）拒绝播放詹姆士·卡梅伦在战时北越拍摄的新闻记录片的时候，卡梅伦说：“他们背后骂我被愚弄了，可是真正让他们懊恼的是，‘愚弄’我的不是他们。”在今天这样一个大公司化的“多媒体”时代，媒体已经被少数几个权力人物运作成了利润的奴隶，很多记者已经变成宣传机器的一部分，却浑然不知。对那些和他们沆瀣一气的人，权力赏给一点微薄的褒奖：共进晚餐的机会，可能甚至是一个大英帝国勋爵的爵位。记者中最为苟安的那些最终成了发言人的发言人，新闻官的新闻官，在法语里这样的人称作“fonctionnaires”，即“机关公务员”。在这本书里我们要赞扬的是那些光荣的特例们，正因为他们蔑视威权，才得以向读者警示了生死攸关的神秘真相。
……
除了爱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的广播稿之外，本书收录的都是印刷发表的文章。报纸曾经是公众资讯最主流的来源，30年间电视已经继承了这一衣钵。广播电视新闻在时效性上具有强大的力量，这也带来了一种新闻界前所未闻的管制方式，它阴险、含蓄，还藏在“无偏见”、“平衡”和“客观”这样的委婉术语的外衣下。
彼得·瓦特金斯（Peter Watkins）是独树一帜的视觉新闻先锋之一。他震撼人心的作品《战争游戏》（The War Game）在影像上创造出英国遭受核弹袭击的场面，堪称是威尔弗雷德·伯切特“向世界警告”的胶片版。1965年他应BBC之约创作了这部影片，但旋即又遭禁播。BBC的总监伊安·特里托万勋爵称这部新闻片将会妨害到“精神承受力有限的人和独居老年人”的权益。公众全然不知，时任的BBC董事会主席诺曼布鲁克爵士是前任的内阁秘书长，他早已写信给他在内阁的继任者伯克·特兰德勋爵，邀请政府审查管制这部影片。《战争游戏》这部影片，他写道：
并不是特意要做宣传之用，其本意是想要作纯粹的事实陈述，全片基于对官方材料的认真研究之上。我看过这部影片，可以说它制作得相当严谨。但是影片主题危言耸听，必然会招致惊慌，在电视上播放此片将极大影响公众对核威慑政策的态度。有鉴于此，我不敢贸然让BBC独自承担责任来决定播放本片与否。
于是他们达成了一致，《战争游戏》被放置了21年，影片最终面世的时候，演播室主持卢多维奇·肯尼迪只推说影片刚刚制作的时候因为“太过骇人，太过使人惊慌”而未获播映。骗局仍在继续。
瓦特金斯的电影展现的正是英国全部人口面临的危险，因为英国拥有地球上人均最多，也是每平方英里最多的核基地。这件事情被隐瞒得相当成功，乃至于从1965年到1980年，议会一次都没有讨论过核军备竞赛问题，这可是人类面对的最为紧迫和危险的争端！与此同时，媒体也一直缄默不语，“新闻会客室制度”为这种沉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记者们要么被引开到别的话题，要么只能听到新闻简报，这些简报完全就是在演练当众撒谎。国防部公布说只有12个核基地，“一个不多”。直到1980年这个谎言才被揭穿，《新政治家》杂志（The New Statesman）的邓肯·坎贝尔（Duncan Campbell）披露英国拥有135个核基地，每一个可能都是苏联瞄准的目标。
1982年的福克兰群岛战争让英国新闻界露出了马脚。那次随军采访的记者们都曾经为自己“秉笔直书，以为后鉴”的客观态度辩护过，可就在从南大西洋返航的路上，他们直言不讳地夸奖了自己为了女王和国家的事业所表现出的主观态度，仿佛这场战争事关国家存亡，其实根本就不是。如果他们还有什么抱怨的话，那就是他们觉得没有被充分允许“和英国军队并肩战斗”，否则他们也会打赢“宣传战”（在1991年海湾战争和1999年北约袭击南斯拉夫之后，也同样有记者这样抱怨过）。
在福克兰群岛战事期间，BBC每周评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表明，所有的报道必须按照适合“公众感情承受度”的标准重新修改，BBC的报道还将干预到政府政策的颁布，因此无偏见的报道方式被认为是“不必要的麻烦”。这不奇怪。约翰·里思爵士，BBC的创始人早就定下了规矩，凡在当局受到威胁的时候，“无偏见”的报道原则都应暂时中止。1920年代BBC刚刚开始广播不久后他就为这一条规定作了示范，在总罢工期间，他私下里帮鲍德温的托利党政府撰写了宣传报道。
80年之后，2003年，传统的右翼新闻界和布莱尔政府一起再次唱响了他们的口头禅：BBC的新闻报道“有反战倾向”。多么讽刺啊！因为情形恰恰相反。德国波恩一家名为“传媒趋向”（Media Tenor）的媒体研究机构公布了他们对世界上最大的几家广播电视公司有关伊拉克战争报道的研究分析，他们发现BBC所允许的异见报道是其中最少的，比美国的所有电视台都少。有关反战游行的报道仅占BBC报道的2％，可反战游行恰恰反映了英国大部分民众的意见。
也有可敬的例外情形脱颖而出。积极进取的《独立报》（The Independent）、时有佳作的《卫报》（The Guardian）和改头换面的《每日镜报》（The Daily Mirror）都揭露了布什和布莱尔所发动战争的本质：一场无缘无故的血腥杀戮。《每日镜报》声援了挤满伦敦大街小巷的200万示威人士，这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示威游行，而《每日镜报》的声援，连同大胆、详尽而深邃的报道，也堪称史所罕见。小报也应该是真正的报纸，《每日镜报》重新夺回了被默多克的《太阳报》糟蹋的尊严，相比之下后者是那么虚弱和混乱。然而当巴格达陷落的时候，《每日镜报》也结巴了。据说有“爱国”读者提出了反对意见，发行量也开始摇摆不定，于是新的管理层又命令报纸重新回到毫无信仰的管家们和没脑子的名流们当中去，报纸重拾的荣光也只能是灵光乍现了。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一个新的委婉语出现了：“随行报道”（embedding）。当年五角大楼的语言杀手们把确切明了的“平民伤亡”（civilian casualty）胡诌成“附带损伤”（collateral damage），“随行报道”这个词的发明者正是他们的嫡传弟子。“随行报道”可不是光用于指记者和军队同吃同住这么简单。BBC的时政编辑站在唐宁街10号门口报道巴格达陷落的消息时，简直像在晚间新闻上作胜利演讲一样。他对观众说，托尼·布莱尔“曾说过他们将兵不血刃地拿下巴格达，而且最终伊拉克人会庆祝他们进城。事实证明，在这两点上他都说对了”。现在的研究结果是，巴格达死亡人数高达55000人，其中包括将近10000个平民，这还是保守的估计。这本书中一篇罗伯特·菲斯克的作品就是他在2003年9月作的一个调查报道，报道中说，由于美英对伊拉克的占领，每星期至少有500个伊拉克人死亡或被杀害。显然这就叫“兵不血刃”。那2001年9月11日在纽约发生的3000人大屠杀呢？也一样吗？让真正光荣的记者们鹤立鸡群的首要一点就是他们对生命赋予的平等价值，无论何时何地。他们所说的“我们”，是整个人类。
在美国，宪法保障了世界上最大程度的新闻自由，可是对天赋人权这一观念的压制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就像越南人和其他所有保卫过自己祖国的人们一样，伊拉克人是非人类：最糟的时候，他们会染上病、受虐待、受折磨、被追杀。一篇刊发在纽约《每日新闻》（Daily News）显著位置的来信说：“每一个美国大兵阵亡，都应该有20个伊拉克人偿命。”《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可能不会发表这样的文章，但是在鼓吹萨达姆武器库谎言的时候，这两家报纸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新闻自由受到的颠覆性的威胁从来都没有这样巨大而又难以辨别。大型公关公司大幅占据媒体的内容版面，手法含沙射影，信息迂回曲折，这些公关公司都是政府和其他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阶层所雇用。他们瞄准的是意识形态领域：从社团主义直到战争。这是另一种“随行报道”，在军事圈中又称之为“信息主宰”，与其他要素一起构成所谓的“全方位主宰”：在全球范围内掌控陆地、海洋、天空、太空与信息，这正是美国公然宣布的政策。媒体分析家戴维·米勒（David Miller）指出，其终极目标是“让信息控制和媒体传播成为一体”。
“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形势？我们怎样自卫？”伊格纳西奥·拉莫内问道。“答案很简单，我们必须创建一个新的等级，第五等级，这能让我们汇聚公民力量来对抗媒体统治者的新联盟。”他提议成立一个包括新闻记者、学者、报纸读者、广播听众、电视观众在内的国际协会，以此来“制衡”大公司，实行监督、分析和批判。换而言之，让媒体也和政府、贪婪的大公司、国际金融机构一样，本身成为一个民众行动的目标。
我个人的观点则是，在切近的未来，可以寄望于正在浮出水面的samizdat，这个词原指前苏联时代后期出现的“非官方”媒体。在现今的科技水平之下，“非官方”媒体的潜力巨大。在互联网世界里，最好的“另类”网站已经能吸引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乔·怀尔丁（Jo Wilding）从被围困的伊拉克发出的勇敢报道正是一个经典范例。怀尔丁并不是哪家媒体的特派记者，她是新一代的“公民记者”。在美国，类似俄亥俄州托雷多（Toledo）的《刀锋报》（The Blade）之类的许许多多独立报纸，还有“太平洋电台”（Pacifica Radio）与“要民主！”（Democracy Now!）这样建立在社群基础上的独立广播电台，都已享有盛名。
正是这种形态的媒体网络唤起了无数人的觉醒。我的一生至今从未见过今天这样，全世界各地人民如此强烈地意识到了那些瞄准着他们的政治力量，也意识到与之抗衡的种种可能性。“世所未见，惊天动地的公众道德展现”，作家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这样描述2003年2月燃遍全球的反战怒火。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也让我们满怀乐观。因为现在世界上有了两个超级强权：华盛顿的军事财阀强权，以及公众舆论的强权。后者总应该是真正的记者的坚强后盾。这一点也不夸张，人类的自我更新并不是罕见的现象；一场运动已经兴起，比以往更多样化、更积极、更国际化、更能容忍歧异，而且发展得更为迅猛。我将这本选集题献给我最优秀的记者同仁们，今天的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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