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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共和国记忆

書城自編碼: 2520090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中國史
作者: 李菁
國際書號(ISBN): 9787506078054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01-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150页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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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同样是《三联生活周刊》品牌栏目“口述”结集,《共和国记忆》作为 “有历史就有传奇”丛书的第二部作品,沿袭了第一部《走出历史的烟尘》的风格,经由作者李菁大量扎实的采访及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带领读者回顾了共和国建立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面孔与往事,呈现出你我所不知道的共和国记忆。
毛泽东、周恩来、李先念、刘伯承、陈毅、彭德怀、陈赓……这些广为人知的建国领袖,在政治生涯之外,又有怎样细腻的人文情怀与感人的生活细节?“九一三”事件、毛岸英之死、尼克松首次访华……这些共和国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动人细节?《共和国记忆》以口述的方式为读者提供了亲历共和国重大历史瞬间的机会,用珍贵史料勾勒了一幅不同寻常的记忆画卷。
內容簡介:
毛泽东的私人医生、“九一三”事件的直接处理人、见证尼克松访华的首席翻译官……他们眼中的大时代及真实的历史人物、事件是什么样?
《共和国记忆》一书中,作者采访了建国以来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及重要人物的后代、身边工作人员,独家披露诸多珍贵史料,连贯来看便是一份珍贵的共和国历史档案。
關於作者:
李菁,1973年出生,199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现为《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已出版《往事不寂寞》《活在别人的历史里》《记忆的容颜》《走出历史的烟尘》等书。
目錄
面孔
红墙医生:我眼中的毛泽东
西花厅岁月: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
李先念:从乡村木匠到共和国主席
“军神”刘伯承片断
陈毅的五种身份
朝鲜战场上的彭德怀
传奇陈赓
“敌营”12年——父亲熊向晖的情报生涯
往事
毛岸英之死
魂断大漠:我亲历的“九一三”
1976年,中国政治大地震
基辛格的“波罗行动”
1972,尼克松:跨过最辽阔海洋的握手
1979,美国的邓小平旋风
內容試閱
《贴身医生眼中的毛泽东》
口述人:王鹤滨
遥不可及的红墙,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总是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一代伟人毛泽东,则无疑是外界种种传奇想象中的主角。而对于曾在那里工作过四年、与毛泽东有过“零距离接触”的保健医生王鹤滨来说,这些神秘,不过是种种平凡而鲜活的记忆构成的真切回忆。
在北京甘家口附近一处普通的居民楼里,已近90高龄的王鹤滨正和家人安静地享受着他的晚年生活。也许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身边的这位普通老人,曾是建国后毛泽东的首位保健医生。在主席身边四年多的他眼中的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也是一位普通的丈夫和父亲。
初见主席
1943年,我还是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的一名学生,9月的一天,我们正在窑洞里复习功课,忽然看见一辆美式吉普车开进柳树店的山沟,停在礼堂前的空地上。当一个身影从车上走下时,离得最近的几名同学一下子认出来人是谁,立即响起一阵欢呼:“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
“当、当、当……”学校的集合钟声响了起来,我们整队到大礼堂前听毛主席讲话。我们一共四五千名学生,有的带着草垫子,有的带着小板凳什么的,很快把礼堂挤得满满的。当毛主席那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礼堂门口时,同学们立即热烈地鼓起掌来,然后,随着掌声一齐欢呼:“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主席前面就是一个小桌子搭的讲台,卫士给他倒一杯茶放在那儿,我坐在第一排,一伸手就可以碰到桌子。毛主席穿了一身旧军装,那条裤子上有一个长方形的大补丁,十分显眼。这种战士装束,让我们感到非常亲切。他微笑着举起双手,手心向下轻轻按了几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枪是可以杀人的!”主席的开场白一下子就抓住了全场所有同学的心,大家都屏息静听着他的演讲。“同志们,我们革命党人认识这个真理,代价却是极其惨重的……”主席非常善于演讲,他思维清晰,中间不断抛出问题,紧紧抓住我们。
“我们的枪从哪里来?”他问。
“兵工厂。”大家在底下七嘴八舌地回答。
“那我们的兵工厂在哪?”稍顿片刻,他自问自答:“我们没有兵工厂,我们的兵工厂在南京呢。”
“我们的工厂在南京,那怎么运来呢?”他的一问让大家又陷入沉思。
“是运输大队长蒋介石给我们运来的。”大家恍然大悟哄堂
大笑。
主席又说:“这个运输大队长很负责,他运的枪炮我们都收到了,但不给他收条。”主席话音一落,全场立即发出了阵阵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们学校也下了山。那时军委卫生部刚成立,到学校挑选两名学生,我被挑上了,来到了中央门诊部,成了这里唯一的眼科医生。
1946年6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任务:给毛主席检查眼睛。一大早,我手提工具箱,跟在当时任军委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暲后面,到了主席驻地所在的王家坪。当时江青正在窑洞外散步,她个子很高,长得很清秀,在延安那些女同志当中显得很突出。江青比较爱美,虽然她和大家一样穿着灰色的旧军装,但她在腰上束着腰带,一下子把腰显了出来。她脚上穿着一双白布条打成的新布草鞋,鞋尖上还各系着一个粉红色的毛绒线头,像京剧里的刀马旦。那时候,江青也不担任什么职务,大家对她除了有几分好奇之外,也没什么不好的评价。
毛主席正在窑洞里忙着看文件,身上仍穿着褪了色的灰色军装,但比起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显得有些疲倦。傅连暲笔直地站在主席前,用较低而平缓的语音向主席报告了来意,我这时才知道,原来主席并不知道我要来,傅连暲怕事先告诉他,被他拒绝,所以只好采取了“突然袭击”的办法。主席也只好同意。他一边接受检查,还一边看桌上的文件。
检查时,只有五六岁的李讷(注:毛泽东与江青之女)从寝室跑出来,抱着主席的腿喊“爸爸”,主席见到她很高兴,表情放松了很多。邓子恢走了进来,摸着小李讷的头说:“哟,我们的小公主,长大了谁敢娶你呢?”那个场景,就像普通老百姓的家庭一样,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
这就是我前两次见到毛主席的场景。那时,我从未想到,有一天,我会成为主席的保健医生,更近距离地走近伟人。
走进“红墙”
1949年3月,我随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一起从西柏坡一路颠簸进了城,后来到了香山门诊部上班。8月下旬的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负责人罗道让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郑重地跟我说:“上级决定派你到中南海去做毛主席的保健医生,让我与你谈谈,看你有什么意见?”我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决定,又激动又紧张。罗道让鼓励我一番,然后让我进城,到中共中央保健局傅连暲那里报到。
傅连暲的办公室在弓弦胡同2号,我一进门,他立即热情地跟我握手:“鹤滨同志,派你去给毛主席做保健医生,责任重大……”他又叮嘱了我一番,最后说:“鹤滨同志,你是我派到主席身边担任保健医疗工作的第三位医生了。”听他一番话,我不禁好奇地打听起我的前任的情况。傅连暲语气沉重起来:“我给毛主席派去的第一位医生是我的女婿,他和我的女儿在反AB团时,被当作AB团分子错杀掉了!”
傅连暲平静下来后,提笔写了一封推荐信,然后拉着我直奔中南海。我之前想好了一大堆见面时要说的话,但一见到主席就紧张得一句也说不出来。主席正好有事要外出,他微笑地跟我握了握手,说:“王医生,你到我这工作不要拘束啊。”就这样,我开始了在主席身边数年的工作。
上任伊始,我就接受了一个小考验。开国大典前的一些日子里,宴会很多,我被公安部任命为检验室主任,检查各种食物是否有毒。多年的革命终于成功了,谁能不兴奋?但又要保证领导人既安全又顺利地完成这次宴会,国宴开始前,中央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和副处长李福坤把我叫过去:“鹤滨同志,不能让中央领导同志因饮酒过多而不能登上天安门,无论如何不能醉倒一个。你要想想办法!”我“被逼无奈”,终于想出一个办法:用茶水代替葡萄酒,用白开水代替白酒,这个方案得到了中央副秘书长杨尚昆的首肯,于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立即动起手来,用刚倒完的空酒瓶子,迅速地装满几瓶“特制茅台”和“通化葡萄酒”,然后把这些“特酿好酒”斟进首长们的高脚杯中。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中,刘少奇的酒量大概最小。他喝了我们的“特制酒”后,马上明白了什么,满意地转过头来,向我微微一笑。我正得意呢,忽然看见他又端着“茅台”向一位苏联老大哥敬酒,没想到对方按照苏联礼节,非要喝换杯酒,他拿过酒杯一饮而尽,马上皱了眉头,双手一摊,哇啦哇啦地说了一大串,可是当时没有翻译,我们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我们怕被识破,赶紧给“老大哥”斟满了一杯茅台,这才化解了“危机”。
周总理是能喝几杯的。当他喝了一杯“特制”的茅台后,马上用严厉而疑惑的目光向我这位“临时招待员”扫了一眼,然后马上看周围的客人,见大家并无任何反应。因为事先来不及向总理汇报此事,可能引起了他的误会,这时他的秘书走过去,对他耳语了几句,总理的眼光又变得柔和起来,算是谅解了。而毛主席喝下“特酿酒”后没有动声色,好像什么也没察觉,大概是精神太专注集中了。这样,国宴下来,首长们个个都是“海量”,一个也没有醉,我们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我调任主席的保健医生时,傅连暲对我说:“现在派到首长身边工作的医生还不多,所以除了担任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外,你还得兼顾其他书记的保健任务。”所以,在任弼时病故之前,我实际上也是中央五大书记的保健医生。
有一天,主席在临睡前把我叫到紫云轩他的起居室:“王医生,你代表我去看看林彪同志,他长期身体不好,你代表我去问候一下。”我让傅连暲带着我去林家住宅,林彪夫人叶群出来迎接我们。林彪的卧室有一道很厚的墙,里面还挂着一道又厚又重的棉门帘,我们跟着叶群一个个小心翼翼地“钻”了进去。
一进林彪的卧室,我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卧室的顶棚上贴满了白纸条,林彪蜷缩在床上,眼睛死死地盯着从屋顶上垂下来的纸条,仿佛根本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到来。叶群向他做了简短的介绍之后,林彪有气无力地说了句:“感谢毛主席。”然后眼睛又死死地盯着上方。我后来才知道,林彪在卧室贴纸条,是为了监测室内是否有气流吹动。如果他感到有风,就马上会觉得发冷、打喷嚏、发烧。当时他正在服中药,中医专家会诊之后,都会开一个处方,林彪逐一审看每一个专家的处方,然后自己重写一个新处方,因为他自己看过不少中医和中药的书籍。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一个问题迷惑不解:林彪的病,心理因素究竟占多大
成分?
平凡岁月
有人问我:你在毛主席身边工作那么多年,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他非凡的精力。
主席习惯于晚上办公,下午3点左右是主席一天工作的开始时间。有一次,主席在写字台上连续工作三天三夜,任凭周围人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我也横下一条心,想这天晚上就舍命陪君子一回。
主席在那里办公,我就在旁边坐着看他,主席看了看我,微笑了一下,他大概也知道是我想陪陪他,我们都没说什么。但我看着看着眼前就开始模糊了,我想,我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呢?主席工作连间断都没有,我就困了。于是我就拿手拧自己,开始拧到疼一点,眼睛睁一睁,以后再怎么拧也无济于事,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恍惚中感觉肩膀上有什么东西沉乎乎地压着,暖烘烘的。后来我下意识地睁开眼睛一看,是主席的军绿色大衣,是他给我盖在身上了。看到我醒,主席冲我点点头,我很是羞愧,我本来想看看有什么空隙拉着他在院子里散散步,换换空气什么的,结果我自己先睡着了。
主席喜欢躺在床上看书,他的双人床一半用来放书,一半用来睡人,他和书似乎已经融为一体。他床上的那些书多是线装的,看过的书几乎都夹着密密麻麻的白纸条,上面有的可以看到主席自己写的铅笔字。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主席的书是千万不能碰的,主席对书特别有感情,夏天,他在院子里坐着休息的时候总是拿着书看,外出的时候也总带着书。
我在主席身边工作三年多,一直不知道他的生日是哪一天,也没看到过有何祝寿的活动。1952年12月26日,主席睡醒后,让值班卫士把我叫去陪他吃饭,和往日一样,餐桌上摆了酱菜、辣椒、腐乳等,还有一碟酱牛肉,餐桌中央放着一个白色的搪瓷小面盆,里面盛着刚刚煮好的面条,还有一盅斟好的葡萄酒。
主席从起居室里走过来,照例用手势招呼我坐在他的一旁,然后举起那一盅葡萄酒说:“王医生,来,干杯!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赶紧站了起来,说:“祝主席长寿!”主席说:“咱们不祝寿,祝寿不会使人长寿,吃面条汤可以吧?人呢活一百岁就不得了了,哪有什么活万岁的?”
我想起几天前,在办公室门口碰到叶子龙,他正向主席请示,问兄弟党和外国首脑发来的祝寿电报怎么办,主席不假思索地回答:“收下来,都不见报。”“如果人家问,为什么没有在报纸发表他们的电文,就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习惯。”主席又叮嘱了叶子龙一句。主席的59岁生日,就是这样过的。
1953年夏的一天,主席叫我过去,问我把他的伙食费用开支压下来多少,之前主席已跟我说过三次,但我都没有执行。他来做我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我和杨开慧,还有一个孩子(指毛岸英),加上保姆,一家四口,每个月还有节余。那时官没现在大,现在花这么多钱不应该。”我的身份是中央办公厅任命的主席秘书兼医务室主任,我只好布置下去,从让孩子们定时、定量吃水果开始。
压缩开支第一步还没开始,第二天我一上班便看到江青站在院子里等我,一看到我她就问:“吃水果有没有好处?有好处你为什么不让卫士给孩子吃?”我向江青解释一番,但她还是坚决地说:“不行!”因为生气,声音都有些发抖。这一天,中办主任杨尚昆来毛主席这儿汇报工作,我赶紧向他汇报了这一风波。杨尚昆想了一下说:“鹤滨同志,主席的伙食标准不要再往下压了,有亏空我来补。”我后来才知道中央也有困难户,有一次杨尚昆来找主席,说小平同志孩子多,生活有困难。主席说:“那就救济救济,给他点补助吧!”
江青当时在中宣部任电影处处长,不怎么上班,那时还比较随和,我们都喊她“江青同志”。她有时喜欢打牌,汪东兴、叶子龙和一位机要秘书罗光禄陪她玩,她喜欢和罗光禄搭档,罗光禄人很老实,玩牌也很认真,怕人家偷看到他的牌,每次都把牌捏得紧紧的。他们赢的话,江青就高兴地哈哈大笑,喊“罗子”。
有一次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江青住的松寿斋。我去的时候主席在睡觉,我就转到南院去看江青。她正在听手摇留声机,这种东西比较少见,所以我印象很深。留声机里正在放:“王老五,命运苦,衣服破,没人补……”我知道她过去演过戏,不知道她是否在回忆以前的岁月。
有一次她从苏联疗养回来,可能怕干扰主席休养,有一天躲在孩子们的房间里看照片,看见我去,就喊我一起看照片。照片上她穿着件白衣服,草坪后面是一大片橡树,江青说:“是我设计好的,让别人按快门。”我想她可能受俄罗斯传统油画的影响,才这样设计的吧。我由衷地称赞说:“真漂亮!”江青听了特别高兴。
有一次黄敬从前门大院里走过,江青问我:“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说不知道。她说:“他叫黄敬,年轻时还挺漂亮的,现在胖得不像样。”我们后来跟主席去天津视察过两次,主席还到黄敬的家里看望过他。因为黄敬生病,是他夫人接待的。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江青在年轻时曾同黄敬有过恋爱关系,只是感觉江青的语气也很轻松,没有什么怨恨的味道。
毛家的孩子们
我见过毛主席的四个孩子,他们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到毛岸英和毛岸青是在1946年。那是初夏的一天,中央门诊部组织医生和护士到杨家岭,为刚从盛世才监狱里放出来的同志检查身体。走到村口时,我远远地看到树荫底下坐着两个年轻人。他们都穿着紧身的西服、戴着黑色的礼帽,这身装束在当时显得极为特殊。我好奇地问护士,这两人是谁。护士说,是毛主席的两个儿子,肤色白一些、方脸盘的是毛岸英,黑一点的、鸭蛋脸的是毛岸青。他们不久前刚从苏联回来。
一个月后,我受命给毛岸英检查眼睛。他此时的装束,已经和我们大多数一样,穿着灰色的旧军服。岸英的眼睛有些近视。查完后,岸英说:“来之前,以为你是个老头,苏联医生都是大胡子,你这么年轻就当医生了,真羡慕你!”岸英的汉语说得很好,只是稍带一点点口吃,可能与长期不说祖国的语言有关。
1946年秋,由于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机关转移到山西临县。1947年2月,过春节,大家组织开联欢会。毛岸英和孙维世搭档跳舞,孙维世嘴有些大,但长得很漂亮。岸英会表演俄罗斯传统男青年的舞蹈,蹲下、跳起来、伸出腿,但在广场的空地上,孙维世比较活泼奔放,毛岸英相比较有些羞涩。晚上,他们在广场上借着星光,把手一举,跳起踢踏舞,那是我们第一次看俄罗斯舞蹈,都很羡慕这对年轻人,毛主席看得也很高兴。
1948年,我们又到了河北平山县,都在中灶食堂吃饭。毛岸英和于光远、王惠德、何理良(注:黄华夫人)等一群年轻人在一起,他们都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有一天,不知毛岸英说了一句什么话,引得于光远、何理良哈哈大笑,毛岸英停下吃饭的动作,把筷子把碗里一插,看着他们笑,然后说:“难道我的话说错乎?”他这样一说,大家笑得更厉害了。于光远向他解释:“你没说错话,但你说的不伦不类。”原来毛岸英跟着他们学习古汉语,毛岸英一听,也不好意思地跟着笑了。
1950年的一天,在菊香书屋院子里,叶子龙正拿着文件要进主席的办公室。在门口他看见我说:“岸英牺牲,主席还不知道此事,周总理批示暂时保密。”我一下子也震惊了……没过几天,我到菊香书屋院里时,正好看到叶子龙从主席办公室里走出来,打了个照面。叶子龙很沉痛地说:“没办法,岸英牺牲的事,毛主席知道了。”我问他主席是怎么知道的?他说主席看传来的电报,翻译得不好,问叶子龙,毛岸英的中文怎么越来越不像话?不行的话把他调回来!迫不得已,叶子龙向主席通报了此事,主席听后半晌没有说话……
毛岸青到了北京后,我与他接触也多了起来。他比岸英回去的次数多,岸青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人民日报》第一版的好多大块文章都是他翻译的。带他的老师是延安时期的一位俄语专家,但那位专家发现岸青的情绪不太好。后来可能因为专家把毛岸青的名字划掉独自领了稿费,岸青的情绪受到刺激,病情加重。那位专家后来被留党察看,扫大街。
毛岸青只比哥哥小一岁。有一次我在主席那工作结束后,刚要离开,主席把一个大信封递给我,语气低沉地说:“王医生,你拿去研究分析吧!”我把鼓鼓的大信封拿回宿舍,原来是岸青写给父亲的信,信中详细地叙述他的思想活动,描述着他脑子里有一个“小家伙”,他时而与这个“小家伙”作各种斗争,时而又与“小家伙”和好,谈谈笑笑。看那封信纸已被揉搓的样子,说明主席反反复复不知看过多少次了。我的心情也沉重起来。
岸青的病情加重,住在中南海的时候,他总是想往湖里跳。我跟他谈,他说:“我脑袋里有个‘小家伙’,我一走到湖边,他就跟我说:‘下去,下去!’他总叫我,我嫌他烦,让我跳我就跳吧!”以后他一出门,就有两个人高马大的卫士跟着他。我向主席汇报,他说:“那怎么办?”岸青的病情后来又有些恶化,他见了我也不理睬,完全像看陌生人一样,我知道,他是完全被“小家伙”控制了。
过了一段时间,主席问我:“岸青的病怎么样了?”我如实汇报,并建议将他送到医院治疗。听了我的话,主席沉吟了半天后说:“王医生,我本来不想为了自己的儿子麻烦苏联政府……我再考虑一下吧!”后来,主席还是决定把岸青送到苏联治疗。
1954年11月,经主席同意,我来到苏联莫斯科留学。当时毛岸青住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我请使馆的一位同志带我去医院看他。岸青住在一个大单间里,这里条件不错,没有精神病院通常有的栏杆和铁窗之类的。我到了后,苏联医生用俄语大声喊:“郭良(岸青在苏联时用的名字),你的中国朋友来看你来了!”
我进了屋,岸青正在凳子上用彩色铅笔画一朵花。我说:“岸青,我来看你,你认识我吗?”
“认识,你是王医生。”他看了我一眼,淡淡地说。我问岸青最近怎么样,他告诉我,那个“小家伙”还在他脑子里捣乱,躲也躲不开,甩也甩不掉,没有他又觉得很寂寞。岸青的状态比在国内时好很多,已无狂躁的表现,但尚未达到生活自理的程度。
我希望岸青能给主席写封信,然后我连同那幅画,一起寄给主席。岸青很快画完了那些小花,但没有写信,看来还没有恢复到那种程度。回到大使馆后,我把见面的情况、岸青的病情写了封信给主席,信里装上岸青的画,请使馆转交,后来收到了江青的回信,表示感谢。
我从苏联留学回来,1958年6月,苏联的一位医生和护士专门护送毛岸青回国,保健局长史书翰要我陪苏联专家,我们与苏联专家一起将岸青送到大连疗养。后来听说他和邵华结了婚,在后来的很多场合我又见过岸青,但他不怎么说话。
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时,李敏(毛泽东与贺子珍之女)与李讷还都是小姑娘,李敏比李讷大几岁,姐妹俩的关系很好,经常一起打打闹闹。李敏可能长期不在父亲身边生活,比较敏感,而李讷从小在父亲身边长大,和主席很亲近,主席也特别喜欢李讷,我不止一次看见她抱着主席的头,学着大人的口吻,撒娇地说:“爸爸真有办法,娶了那么漂亮的婆姨!”她那时只有八九岁,一定是听了大人的话,才会这样说。
李敏、李讷后来进入师大女附中上学,主席让我带她们去。报名有一项是家长签名,我犯了愁,把表拿回去准备让主席签好后再送回去,哪知主席连表也没看,说:“你带去的就你签吧!”她们的家长一栏里,就成了“王鹤滨”。
江青在我面前曾几次说过这样的话:“王医生,让李敏回到她妈妈那去吧。”我没有做任何回应。到了1963年,已经结婚生子的李敏还是不得不搬出中南海。1975年,我在北京医院见到了李敏,我让她转达对主席的问候,李敏回答说,她也好久没有见到父亲了,让我写信,由她来转交。主席去世后,我到李敏家吊唁,顺便问她主席生前是否收到我的问候。李敏有些歉疚地回答:“那时,我爸爸病得很重,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我又不好意思对你说,才撒了个谎,叫你给他写信……你的信,我没有办法交给他,一直放在我这里……”
1985年4月,在参加李伯钊遗体告别仪式时,我见到了李讷。她正同王光美在一起,王光美微笑地跟她说着什么。见到我,李讷仍像孩时那样喊我“王叔叔”,只是她的体态、肤色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穿着也十分朴实,眼前的李讷,早已不再是记忆里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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