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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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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下的亚洲研究（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文集2004－2014）》是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10周年所庆纪念文集，不仅包括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各研究人员的学术成果，也包括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副院长江瑞平的最新研究成果。全书内容广泛，涉及全球治理、东亚地区合作、中日关系、中日韩合作、第二轨道进程、东盟地区安全、中国崛起等问题。此书对我国东亚政策的规划与制订具有较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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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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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是直接为中国外交决策服务的智库，是东亚思想库网络和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的中国国家协调单位，设有首家官方认可的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发展定位是“全球视野下的亚洲研究，学术根基上的高端智库”。本书为纪念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特别出版，收录了亚洲研究所成立十年来主要领导和研究人员的代表作。作者包括外交学院前院长、东亚思想库网络前中国国家协调员吴建民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东亚思想库网络和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中国国家协调员秦亚青教授，外交学院副院长、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江瑞平教授等。本书中的论文大多发表在国内社会科学与国际政治类核心期刊，研究内容涵盖国际关系理论、政治经济学、安全研究以及亚太地区重要国家的国别与对外政策研究，分为理论构建、全球视野、地区焦点、安全合作、伙伴探究和中国对策六个部分，具有重要学术和政策价值，已经在国内外相关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次结集出版既是亚洲研究所十年来的成果总结，更是希望能推动亚洲地区学术与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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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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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外交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东亚思想库网络中国国家协调员，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中国国家协调员。出版著作多部，发表文章近百篇，在国内外国际关系理论学界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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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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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 秦亚青
管控分歧，发展合作，走向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 吴建民
一、理论构建
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 秦亚青
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 秦亚青
第二轨道进程：清谈、非正式网络与社会化
——以东亚思想库网络为例 魏玲
批判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际秩序研究 韩志立
二、全球视野
美国与东亚安全的区域治理
——基于公共物品外部性理论的分析 郭延军
奥巴马的国际战略变革 韩志立
三、地区焦点
东亚合作与中日关系的互动：困局与对策 江瑞平
中日韩合作中的经济互利与政治互信问题 江瑞平
东亚区域合作的双层构架分析 苏浩
“东亚共同体”与东亚集体身份兴起的情感动力 季玲
四、安全合作
小行为体与国际制度
——亚信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与亚洲安全 魏玲
历史、实践与东盟安全合作进程 季玲
东亚粮食安全合作困局与中国的角色 崔海宁
五、伙伴探究
印度对华认知变化与谨慎平衡政策
——基于《不结盟2.0》报告的解读 吴琳
战略戒拒与战略调适：日、澳对中国崛起的反应 苗吉、李福建
日本与东亚合作 苗吉
解读《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 李福建
六、中国对策
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
——中国与东亚地区合作 秦亚青、魏玲
东亚“开放区域主义”的演进与中国的作用 苏浩
权力流散与利益分享
——湄公河水电开发新趋势与中国的应对 郭延军
东亚粮食安全合作困局与中国的角色 崔海宁
冷战后中国周边政策的历史演进 吴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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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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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区域合作的双层构架分析
苏浩
东亚区域合作一体化进程已经启动十多年了。东亚国家已把区域合作的长远目标确定为建立东亚共同体。目前，“10+3”（或称“东盟+3”）和“东亚峰会”已成为两个东亚区域合作的宏观框架。“10+3”合作机制的地位通过东亚国家的共同努力得到了巩固，机制内的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合作内容在逐步深化。“东亚峰会”则使东亚区域外的国家也能够参与到东亚合作的进程中来，甚至吸引了美国的兴趣，使得东亚合作的影响大大扩展了。可是，“东亚峰会”的召开也冲击了由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次区域合成整体构架——“10＋3”东亚合作框架的稳定，而峰会自身又缺乏强大的凝聚力，似乎难以形成一个整体的构架。因此，两个机制的并存，让东亚国家在推动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感到有些迷失，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可持续性产生怀疑，甚至对东亚区域的认同都产生了不确定性。这样，东亚区域合作是否还能发展下去，东亚峰会的作用是什么，未来还有没有必要建立东亚共同体。这一切似乎成了一个不定之数。
上述问题的存在，明显体现了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复杂性和艰难性。要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区域主义的理论做出进一步的探讨，客观而理性地认清东亚区域国际关系的现实，把理论和实践进行有机的结合，从新的视角对东亚区域合作双重机制并存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在本文中，笔者将对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的特殊状态进行分析，基于东亚开放区域主义的理念，提出一个“胡桃”结构的分析模型，建构一个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的独特的认知框架，以便从学术的角度为东亚区域合作的机制化建设提供一种政策思路。
一、引导东亚合作的“开放区域主义”
当前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世界各主要区域在不同程度上已经开始了一体化的进程，其重要的标志是这些地区都纷纷建立起了由国家主导的地区性国际合作组织。区域主义的发展已成为当今国际关系舞台上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东亚区域也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开始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这一进程是在一种“开放区域主义”的理念支持下开展的。应该说，这一理念虽具有强烈的东亚特色，但它绝不是东亚所特有，而是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意义。
事实上，自二战结束以来，区域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80年代的“传统区域主义”（traditional regionalism），它以欧洲区域合作和欧共体的建设为代表；第二个阶段则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它以亚太地区的跨区域合作和欧洲与东欧及非洲的跨区域合作为代表；第三个阶段可以称为“开放区域主义”（open regionalism），它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出现的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理论升华。“开放区域主义”强调以世界各个区域性一体化框架为基础，通过建立相互间开放式的多层次合作构架，建构一种全球性区域间合作（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网络。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应该是“开放区域主义”的突出代表。
就亚太地区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区域主义的现象有着突出的表现。其明显的表象就是一系列跨区域性的多边合作机制的建立。如1980年建立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PECC），1989年建立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1994年分别建立半官方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CSCAP）和第一个官方安全对话机制的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ARF），等等。上述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和安全对话机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其成员国包括了东亚、北美、南太平洋、甚至南美洲国家，从而形成了几乎覆盖整个太平洋地区（the Pacific rim）。鉴于此，美国学者诺曼帕尔莫（Norman D. Palmer）在分析这种过去还没有出现过的合作机制时，于1991年便首次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以区别此前传统的旧区域主义（old regionalism）。“新区域主义”的突出特点是跨区域性，即地区合作应超越单一地区，实现跨区域国家间的合作与融合。
总体来说，亚太地区的新区域主义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普遍性。与传统区域主义基本上在欧洲推行不同，新区域主义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化背景下形成的，世界各个地区都奉行区域主义的理念，推动地区合作的广泛展开，从而使得多个地区同时开始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亚太地区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第二，包容性（或多样性）。地区内的一体化过程是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和文化宗教国家间进行的。第三，多元性。亚太地区合作机制建设的突出特点是“两个轨道”并行，即政府间组织、半官方机制和非政府共同参与。第四，跨区域性。与旧区域主义的内向性（inwardturning）相比，它更具外向性（outward），对外联系加强了地区的地位而不是削弱它。这样的世界是一个跨地区性的（transregional dimensions），而不是地区系统regional system所构成的。 因此，这被称为“开放区域主义”。 第五，多层次性。地区化的过程体现出一种从小区域逐渐扩大的散射式的层次，使得地区内呈现多种层次的合作机制的并存。“新区域主义”为人们认识冷战后相互依存的国家间关系提供了宽阔的视野，同时也为不同地区的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提供了政策选择。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新区域主义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建立直接的经济关系提供了契机，它促进双方通过贸易投资合作，进行技术交流，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得到提升。所以，有的中国学者认为新区域主义对旧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强大的冲击，孕育着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趋向与契机。
上述“新区域主义”具有两个重大效用，第一，通过所谓“深度一体化”，促使发展中国家改变自身，通过政治经济体制的调整改革，接受优势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而被纳入到区域一体化体制中。因此在包容的多样性中却表现出同质性倾向。第二，发达国家通过跨区域的所谓“开放式区域主义”方式，利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措施，扩大自身经济利益，主导整个地区经济，甚至地区的政治和安全事务。鉴于这种巨大的效用，西方学者往往对“新区域主义”给予十分肯定的评价。他们还将这种“开放式区域主义”作为新区域主义的积极因素加以强调，认为这一概念有利于促进贸易集团的对外自由化，即在成员国之间实行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应减少对非成员国的进口壁垒，从非成员国进口的自由化程度不应高于成员国间的进口。此外还可以有三个标准：1、成员开放（Open membership）：任何机制外的经济体只要满足标准便可加入贸易集团；2、非禁止性条款（Nonprohibition clause）：一项贸易协定可以允许任何成员单方面地将其互惠自动延及非成员方；3、选择性自由化和开放的互惠（Selective liberalization and open benefits）：成员方可以基于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将自由化集中于它们在世界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领域，从而不必再给非成员方以特惠待遇。 因此，总体来说，“新区域主义”的核心应该是由发达国家倡议和主导，建构一种以发达国家利益为导向的跨区域性的合作构架。这种政策理念可以称为“跨区域主义”（Transregionalism）。
西方国家正是在这种以“跨区域主义”为核心的“新区域主义”的作用下，深度卷入了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在的地区。这种跨区域性合作框架虽有利于将这些发展中国家引入全球市场从而促进它们的经济发展，但同时居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和金融等领域的活动被发达国家所主导，加重了它们经济的脆弱性。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后来的拉丁美洲国家金融及社会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对于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来说，这种“新区域主义”具有受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消极含义，并不完全符合它们的利益。 而其中的所谓“开放式区域主义”其实是“新区域主义”的基本内核，与后来在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构成的区域中所实行的“开放区域主义”有着明显不同的内涵。
“新区域主义”的弊端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也催生了“开放区域主义”。为了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保障并扩大自身利益，东亚国家开始探寻地区合作的新路子，形成了具有东亚特色的“开放区域主义”，从而实现了对“新区域主义”的超越。
对于东亚国家普遍接受的“开放区域主义”，可以给它做出如下的定义：开放区域主义是指以特定区域为基础并借助区域外影响力和作用力来推动一体化进程的一种区域合作理念和政策主张。具体来说，开放区域主义要求一定的区域内国家间在相对较为明确的地理范围内开展合作与整合。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区域不应也无法与区域外国家和其他区域分离开而单独实现区域整合，这就需要建构一种多层次和多维度的跨区域Transregional和区域间Interregional合作以实现区域一体化，开放区域主义的特点首先是传统区域主义的某种程度的回归，因为它注重地域性，主张区域合作需要特定的地理范围，而非区域的泛化。但这种以特定地域为基础的合作机制建设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对区域外国家和组织开放的。
我们可以将东亚区域主义定义为“开放区域主义”，它具有三个基本要素。其一，相对明确的地域性。东亚国家基于内部自然融合的作用和面对世界其他区域的一体化压力，逐渐形成了较为明确的东亚地区意识（regional awareness），并形成了地区认同感（common awareness consciousness），从而决定共同推进东亚一体化，建立东亚共同体。因此，“开放区域主义”首先要求有相对明确的地域范围作为一体化的平台。这是某种程度的传统区域主义回归。当然，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是在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多层性的基础上推进的，突出地体现出一种包容性（inclusiveness）。也就是说，东亚地区化是在承认多样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地区整合体，将形成一个多样性中的统一体（Unity with Diversity）。
其二，内部的开放。东亚国家在推动东亚地区合作中十分强调“一致性”、“舒适度”以及“协商”与“合作”，这决定了东亚合作机制的观念开放、进程开放和体制开放。所谓观念开放，指的是，东亚各国处于一个平等互敬的大家庭中，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只要能够提出符合本地区整体利益的建议，便可以得到鼓励和支持。这就是一种开放式的观念主导模式。所谓进程开放，指的是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并不要求成员方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处于同一水平。所谓体制开放，是指东亚国家反对大国以自身利益主导地区合作而危及小国利益，反对一些国家将自身需要强加于别国而损害整体的协调，反对国家间相互激烈竞争与对抗而破坏地区的稳定与和谐。在东亚合作进程中，中日韩三国都愿意支持东盟的主导作用，实力相对较弱的东盟所保持的这种特殊地位，保障了东亚合作机制的有效和稳定。
其三，外向的开放。东亚国家在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并不排斥地区外组织和国家，相反对它们以某种形式的参与持欢迎的态度。迄今为止，东亚国家以东亚地区为基础已经与地区外国家和组织建立了一系列的多边合作机制。以东亚区域合作为导向的“东亚峰会”（东亚国家与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合作论坛，可能今后还会有其他与东亚关系密切的国家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亚国家与其他环太平洋国家的合作机制）、“亚洲外长对话会议”（东亚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对话机制）、“亚欧会议”（东亚与欧盟的合作机制）、“东亚拉美合作论坛”、“亚非次区域组织会议”（东亚与其他亚非国家的协调机制）。还有国家之间的跨区域性的安排，如2005年形成并为美国所接受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构架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可见东亚国家几乎与整个世界其他地区都建立了对话与合作的平台。
东亚“开放区域主义”所决定的东亚区域合作模式，既吸纳了传统区域主义的合理因素，注重地区性，强调一体化应在特定地区内进行；同时又将新区域主义的意义加以深化，强调内部的包容性，并容纳地区外国家以某种形式参与，从而实现了对“新区域主义”的一种超越，将区域主义的发展推向了第三个阶段。
由于东亚区域在地缘上有其明显的特性：南北布局的分散性，海陆相兼的二元性，地域广阔的跨区域性，大洋两岸的联系性，政治经济文化的多样性。东亚国家在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必须秉持符合上述特性的“开放区域主义”，即在相对明确而稳定的地域基础上，通过区域内国家间机制化的合作，并与区域外大国间的协调，实现区域内的整合。简单地说，即建构一种内在的包容和外向的开放的多层次区域整合构架。应该说，东亚国家在区域合作进程中所秉持的“开放区域主义”，是立足于区域来处理与区域外国家和其他区域的关系。这种特点可以称为“区域间主义”Interreg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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