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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本书作者安德罗施是一位卓有远见的政治家、企业家，担任过奥地利政府副总理、财政部长，对现状与未来都有清醒的认识。他居安思危，对奥地利的国民性、欧洲认同与国家意识的关系、民粹主义的影响、数字时代的变化等重大议题做了讨论，还附有纲领性的方案、对策性的设想，既有理论的价值，又有极高的实践的可能性。
2、本书数据详实，有理有据，提及人物、事件众多，篇幅不大，却包含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并非学术著作，却更具历史感与真实性。
3、作者对中国问题亦有观察，奥地利多面对的问题，我们也在遇到，本书所论，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有可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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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谁若在“二战”结束时穿过维也纳，看到的会是一个废墟上的城市：饥饿的人群，绝望的面孔，还有废墟中干活的妇女。但检视自1945年以来的历史，奥地利取得的成功令人难以置信：从一个贫困国家上升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然而这样的成功故事并不会自动延续下去：若躺在以往成就的桂冠上 ，后果将十分严重。
本书作者汉内斯安德罗施曾任奥地利前总理兼财政部长，是一位经历过“二战”、冷战以及欧洲一体化与本轮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有识之士。奥地利过往的历史，数百年来阻碍其前进的症结，数字革命下教育的重要性，欧洲福利国家进行改革的必要性，民粹主义和民粹思潮对欧洲的影响，欧洲认同与国家意识的关系……凡此种种皆成为他在本书中的关键性议题，本书可视为安德罗施对持续改革的纲领性呼吁。
中国与奥地利在国家大小、地理与政治制度上存在着各种差异，但两国历史却有着相似之处。同样历经动荡、内战、贫困与战后经济腾飞，对于中国，奥地利可以提供怎样的经验与教训？能确定的是：安逸时代必将终结，未来需要重新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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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汉内斯安德罗施，1938年4月出生于维也纳。1963年至1967年任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经济顾问。1970年至1981年任奥地利财政部长，当选时年仅32岁。1976年至1981年任奥地利副总理。1979年任经合组织公使。1980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主席。1981年至1988年任信贷银行总裁（奥地利当时最大的银行）。1994年至今，任奥特斯科技及系统技术股份公司监事会主席及最大股东。
任奥地利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期间，汉内斯安德罗施一直保持与中国的友好交往。2001年，奥特斯集团投资中国，成为奥地利在华最大的投资项目。2010年，奥地利内阁任命安德罗施担任奥地利2010上海世博会政府总代表，积极促进中奥两国文化经济交流。
在新闻评论和访谈中，安德罗施常对社会和经济发展阐述自己的观点。除本书外，著作另有：《2010上海世博会：奥地利与中国》（2010）、《奥地利：过去、现在和未来》（2010）、《汇率掌控和经济危机》（2009）、《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反应》（200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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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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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引言：一个无法自动延续的成功故事
1 改革的“上层”推动
2 君主时代的遗产
3 奥地利的邻国：德国和其他
4 民粹主义与民粹思潮
5 数字革命下的教育
6 如何延续奇迹
7 欧洲意识与国家自豪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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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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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个无法自动延续的成功故事“危机”是当今时代一个令人厌烦的词语。近些年来我们处处都会遭遇到难以估量的形形色色的危机：起先是2007年从美国发端的房地产危机，它导致了世界范围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并在很大程度上将一场潜伏经年的国债危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接着是欧洲的危机，欧洲原本正忙于为其货币联盟制定新的规则，因而需要新的机制；其间又出现了银行危机、希腊危机、塞浦路斯危机……
这个被滥用的词语所掩盖的远多于其揭示出来的问题。因果关系被淡化，权衡估量遭搁置，现实问题在历史上的归应关系消失殆尽。正因如此，近年来有关危机的醒目标题遮住了人们的视野。如果奥地利的年轻人去读历史书，就会意识到其实奥地利自1945年以来有着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历史，从一个贫困国家上升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谁若在“二战”结束时穿过维也纳，看到的会是一个废墟上的城市：饥饿的人群，绝望的面孔，当然还有废墟中动手干活的妇女。尽管经历了战争的惨重代价和巨大破坏以及长达十年之久的被占领地位，今天的奥地利在众多经济比较数字上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就富裕程度而言，我们是世界第11位，在欧洲甚至是第3位。在人均收入上，如果依据基尼系数来衡量，奥地利则是最为均衡的国家之一。在世界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维也纳属于生活质量最高的城市。
经历了经济危机导致的下滑之后，2012年奥地利的出口攀上历史新高，达到1235亿欧元。自2002年以来，奥地利连续实现经常性项目盈余，总额超过700亿欧元。与欧洲大陆其他实力强劲的国民经济体相比，我们在过去几年里发挥超常：甚至连荷兰都预计在2013年会出现自2009年以来的第三次衰退，而迄今为止奥地利国内生产总值仅在2009年出现过衰退。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惊人的上升势头和强劲发展？
与第一共和国的困境相反，那是一个“谁都不想要的国家”，它始终挣扎在多瑙君主国崩溃的震荡之下，而1945年之后的奥地利则对国家的生存能力具有绝对的信赖。在纳粹统治下，来自奥地利各个政治营垒的众多政治家们都在集中营里反思并厘清了思路：在达豪或者其他什么恐怖地点产生了其后第二共和国的领导人物：利奥波德·菲格尔、阿方斯·戈尔巴赫、弗里茨·博克、弗朗茨·奥拉、罗莎·约赫曼、卡尔·塞茨以及其他一些人。1934年的内战，奥地利法西斯统治下的经历，民族社会主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凡此种种导致了政治信念的转变，奠定了一种新的认知的基石。绝不允许忘记的是众多公民，尤其是犹太公民在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之后遭到杀害或者逃亡。一大批劫后余生者战后幸运地重归家园。
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1947年6月5日在其著名的哈佛大学讲演中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在经济上这是一个为挽救荒芜的旧大陆所实行的通过援助达到自助的巨大项目，尤其对奥地利来说是莫大的恩赐。在1948年到1952年间美国根据马歇尔计划总共提供了124亿美元援助，在全部受援国中奥地利人均受援额为第二，一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其中相当份额是以补助的方式而非需偿还的贷款。1945年至1955年间奥地利接受的援助物资总价值超过10亿美元。时至今日，欧洲复兴计划基金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仍然扮演着一个有益的角色。与经济相比，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心理效应，此外朝鲜战争也推动了景气繁荣。
在那铁幕关闭的艰难时代，从外交上来看，马歇尔计划意味着一个新的导向：第二共和国通过与西方经济体系结成一体，选择了外交与经济政策的新方向，抛弃了奥地利传统的东欧与东南欧的势力范围，全面地倒向西方。
鲜为人知的是，其实当时还是存在着选择另外一种方向的可能性：因为美国要求由美国占领当局主管分配援助物资和欧洲复兴计划基金，苏联及其卫星国便拒绝了马歇尔计划，而这一否决意味着对苏联在奥地利的占领区，即东奥地利有效，这也许包括维也纳。然而，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如同胡戈·波尔蒂施在其值得一读的关于欧洲的书《现在怎么办》中所描述的那样：美国国会通过了欧洲复兴计划法案的一项例外条款，即只有在奥地利的苏占区是由奥地利当局而并非美国占领当局来主管这一计划的实施。这样一来苏联的否决权就此失效，整个奥地利都能够参与马歇尔计划。年轻的第二共和国避免了一次被撕裂的局面。
伴随着外部援助的还有国内深思熟虑的整合过程。在1947年共产党退出政府之后开始执政的大联合政府以及其后设立的社会伙伴机制年复一年地站稳了脚跟。社会伙伴方案被吸收到从1947年至1951年的五个价格与工资的协定之中。对于遭到战争摧毁和拆除工业设备的奥地利经济来说，投资是绝对必要的。对此在社会伙伴中存在着共识。为了激励投资并推动经济增长，工资的增长应低于生产效率的提升。1947年的币制改革支持了这样的决定：由于战时经济的缘故奥地利家庭存有大量货币，为遏制通货膨胀趋势绝大多数货币量被冲销。1953年实施的削减债务措施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50年10月共产党和其他团体发动了反对第四个价格与工资协定的抗议行动，但是连这样的反对行动也根本无法动摇社会共识。奥地利始终坚持着多元、中立与法治国家的民主；这一点在1945年之后的奥地利各州、各个党派和利益团体中得以重新确立。同时这也表明奥地利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建立一个更大奥地利的中欧幻梦，而这一使命感早在20世纪初便已流行。只是在1989年东欧开放后，随着奥地利经济向其昔日世袭领地的积极扩张，这样的幻梦有点死灰复燃之苗头。
70年代中期确立的硬通货政策是改善奥地利竞争能力的关键性步骤。如果没有坚持先令的硬通货地位，奥地利在经济上也许就不可能超越那些类似的现代工业国家。奥地利，这样一个在君主帝国时代无论是在工业化还是世界贸易领域都是迟到者并逐渐地丧失了其作用与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十年里，以其外贸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来衡量，却成为居领先地位的出口国。
然而近年来形势在逆转。我们可以从众多国际区位排名比较中看出这种下滑的趋势。在最新的欧盟创新排名中奥地利位列第9，2009年我们还是第6位。在全球创新系数排位里我们最近仅为第23位，2009年则为第15位。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世界竞争力报告》同样将奥地利排在第23位，这就意味着奥地利在五年内排名下降了13位。在这份区位比较报告的“政府效率”一项里，我们在过去十年中排位急剧下滑。至于研发中心外移的危险，正是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对奥地利特别尖锐的评估。面对所有这样的排名产生的质疑，应有的态度是：这些数字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
早在70年代我们的成功故事的阴影已经开始显现。20世纪最大成就之一——福利国家过于庞大，它的实际效果日渐恶化。有关退休金法的“哈克勒规定”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该项法规本应让从事重体力工作的职业群体受益，但事实上它从未覆盖到这一群体，而只是让一些享有特权的公职人员得益。我们的补贴份额是5.4%，是欧盟平均水平的两倍；我们的转移支付份额为34%，是世界最高水平。许多在近几十年里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安逸享受，今天必须要彻底地反躬自问：永恒的终生年金不可能存在下去。
1956年，即社会保险综合法令生效之年，社保支出（即所有社会保险开支占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6%。1970年该项比例已达到21%，1990年达到26%，2010年则超过了30%。但是迄今为止还存在着贫困现象，这就令人无法理解了。对此只能做如下解释，这就是我们的社保体系在很大程上缺乏效率，那些真正的贫困者并没有抑或没有足够地获得覆盖，与此同时对那些滥用者又显得过于宽容。
尤为令人不安的是各种形形色色提前退休支出的过度增长。三十年前奥地利总共有5万名提前退休者，今天已有65万，面对这一状况，我们所津津乐道的低失业率数据恐怕就不那么值得庆贺了吧。自实行社会保险总法令以来，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了20岁，但有效退休年龄则从70年代中期的61岁下降到58岁。明眼人就会看出这其中产生的空白财政上是无法支撑下去的。60年代的人口出生数为13.5万，今天则为7.8万，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造社保体系，我们的年轻一代将无法承受这一负担。
不仅仅是在国内我们的福利社会已经走到或者可以说超越了临界点：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份额的25%，但是其仅仅占世界7%多一点的人口却消耗了50%的社会福利。其结果是造成了在全球范围竞争中的巨大弊端，对此政治家们至今仍束手无策。同时这也造成了欧洲内部众多群体之间的巨大不公，例如在公共部门与竞争领域的就业人员之间，在大量支取社会福利费用的一代人与不得不冲销这样的亏空的一代人之间。代际公正看来必须通过代际之间的合约重新塑造。即便是为了维护欧洲的社会安定也要修补这样的失衡状态。从希腊穿过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直到瑞典的暴力抗议已经足以提醒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避免这种事态发生在奥地利。
谈到业已取得的福利，我们应该回顾一下以下事实：“二战”以后在奥地利每周工作时间由48小时减少到38小时，而最低休假从两周增加到五周。1955年私人汽车拥有量为15万辆，电话为50万门（其中10万门为小区电话）。奥地利人均储蓄为105欧元。今天汽车的保有量是460万辆。从统计数字看每个奥地利人至少有一部移动电话。每个奥地利居民，从孩童到老人平均拥有1.9万欧元的存款。
我们尤其不应忘记的是，曾经拥有并不意味着对未来的索取：光鲜的经济数据是以往几十年史无前例的经济腾飞的结果，其中并不包含着对今后年代的保证。未来需要重新争取。
除了修复福利国家的紧迫性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领域在政治上早就引起重视但很少受到关注，这就是国家的教育与创新能力。以前几十年在经历了追赶进程之后从2008年起研发动力开始减弱，这一点可以从研发开支的停滞看出来。此项涉及未来的关键区位因素国际上的研究报告所揭示的数据对我们而言日趋不利。欧盟委员会以及经合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一种毫不含糊和令人羞愧的语气抨击了奥地利教育体系的效率。
经济界对日趋严重的专业人才短缺的抱怨，值得培训的学徒越来越少，此种现象在在都反映出上述的缺憾。同样的情景也出现在大学尤其是理工科专业。这都说明我们整个教育体系的改革已经被延宕，从幼儿园到中小学以及职业教育直到大学和成人教育都是如此。社会、经济、就业状况出现了如此强度的变化，继续抱残守缺就意味着对未来的背弃。
知识是未来的源泉，但如果不去挖掘知识的宝藏，这句至理名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不去开发和利用孩子们的天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承受不起的损失。教育并不仅仅有利于职业的提升，而且有益于塑造一个自我决策与自我实现的社会生活。正因为如此，教育改革的目的是实现最大的机会均等，与此同时必须确保通透的社会上升空间。没有机会均等就没有分配公正，没有一个有效率的教育制度就没有相应的经济效率。当然这也就要求具有相应的效益公正以及适当的效益结构。
一个有活力的创新文化——这是改善我们在全球竞争中的竞争力的关键前提——只能通过所有教育机构的互相配合才能实现。大学经费不足以及促使人才外流的研究氛围，类似这样的环境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我们必须采取政策措施，一方面削减社会福利和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的支出（尤其是通过提升效率），同时还要通过对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投资来促进创新并推动增长，只有这样才是走出困境的出路。
公共开支的窘境也是造成我们富裕生活的一大威胁。社会上一个流传很广的误解以为，是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倒闭、友邦保险公司几乎破产以及其后所采取的一揽子整治与救助措施导致了国家债务的产生。真相是：在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事件之后投资人改变了他们的意向，即不准备再投资来重组债务。国家债务，也包括私人家庭负债在此之前已经太高，或者说使用不当。只是当时在投资人中间的广泛共识是这样的债务风险还在可控范围。2008年以后这种信赖在持续动摇。而及时救助希腊本来可以阻止这种信任危机的蔓延。
以奥地利为例可以证明上述判断：1980年到1995年间国家债务从760亿欧元上升到1190亿欧元，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相应地从56%上升为68%。此后的十年略有下降，但代价高昂：通过剥离，变卖国有资产的一次性效应，变卖的份额为创纪录的44%以上。其中转移的债务（亦即所谓的影子债务）还根本没有包含在内。直到2009年债务总额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9%，超过了90年代中期的水平。2012年则上升到最高水平，即75%，绝对数额为2310亿欧元。而真实的国家债务因其缺乏透明度的剥离即“创造性的结算”远高得多。
对比如下：从90年代中期起，瑞典通过果断的结构改革将债务水平控制在40%以下，以此赢得了对未来投资的空间。瑞士目前的数据是47%。在前已提及的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区位比较报告里，这两个国家的排名分别高居第4位和第2位。我们应以这两个居领先地位的欧洲国家为榜样，才能将国家的所得更少地支付利息，更多地投资创新。
长期以来，对今后几十年发挥关键作用的众多政策似乎都在停滞不前，例如能源政策。奥地利早就从一个电力出口国变成进口国，其中包括占10%份额的核能。作为最环保与可再生的能源载体——水电建设始终停滞不前，这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占三分之一可开发的水力资源一直未加利用，导致了我们不得不以相对高昂的价格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占其消耗总量的85%。畸高比重的化石能源决定了环境污染程度不必要的飙升。连同能源消耗总量的上升，我们的人均消耗明显高于瑞士，如此一来便不足为奇，即我们在许多自动选择的京都议定书数据上都落于人后。更为荒谬的是，与8个邻国相比我们的汽油价格最低。最近我们又增加了高达1.20亿欧元的补贴数额，这种对往返交通的一揽子补贴原本就无疑过分且有误导作用，而且只能有利于居住在维也纳周边地区的中产阶层。
鉴于到达“石油顶峰”，化石能源的时代显然在逐渐地走向终结。瑞士历史学家达尼埃勒·甘泽在其《处于石油神迷中的欧洲》一书中准确地描述了这一态势：1999年1月每桶石油布伦特价格还是10美元，现在已经超过90美元，期间曾经达到150美元。国际能源署总干事田中伸男五年前就提到过“第三次石油危机”，与70年代的前两次危机不一样的是，这一次将不会很快克服。
在此期间，尤其是美国的能源状况通过页岩气开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区位条件以及地缘政治形势因此也产生了重大转变。有鉴于此，能源政策既不能显得惊慌失措，也不能采取民粹化倾向。而德国的“能源转折”即决定退出核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在世界的另一端——日本的福岛核电站因海啸而瘫痪。过去几十年里，奥地利也出现过这样的民粹主义行动：从海恩堡到多尔福谷，从考纳谷到萨尔茨堡针对一条380千伏电缆的抗议活动。
甘泽寄希望于更多地开发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水力、地热和生物能源。对此应细加分析：地处北方的地区应将重点放在风力，太阳能则更适合南方。中部地区水电最有效益。
奥地利已经拒绝了核电，但也阻延了扩建符合环保的水电，或者可以说耽误了改进能源效益的机会。拒绝核能的结果是高昂的环境代价，导致“生态脚印”日趋恶化，且不论其经济后果，即我们不得不高价进口越来越多的能源。建设新的水电项目的规划其实已经拟就，一旦实施还可以使国内经济大大受益，进而在当前危机形势下对振兴经济发挥重大贡献。
在生活中几乎所有领域里，持续的转变和旧有的确信与把握所造成的痛苦的损失已经成为时代特征。同数字革命一样，预测的气候变化的后果同样也难以估量。对很多人来说，这样的变革意味着生活基础的损失。政治承担着人道主义责任来引导社会做好应对这样的变革的准备并减轻其副作用，与此同时确保未来的竞争能力。因此，我们需要“2025议程”，以便为今后的巨大问题系统地给出答案。
我们在政治上何以显得如此应对无据，甚至一筹莫展，本书将对此做出分析。数百年来，在我们的国人中间流传甚广且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就会好起来”以及那种臣仆的国民性。天主教与君主专制传统以及自由主义被挤压，这些因素都使得奥地利人难以倾向改革，更谈不上形成两极化的公开争论。从过去那些失败的革命教训所得出的共同结论是：还是少折腾为妙，宁可寄希望于“上层”总会做些什么好事。
与此相反，人们始终坚信，连续性与可靠性总能带来希望；热衷于巴洛克时代并崇敬君主帝国就是这种基本保守性的表现。国家疆域的不断变更，对此将在本书《君主时代的遗产》一章中阐述，并未让我们产生出多少自我价值：面对较小的邻国我们有一种优越感，而面对大国则显现出一种自卑感。
国家及其居民绵延数百年的这种基本模式当然并不能理解为宿命。心态也并非一成不变。历史终究不能决定性地支配着当下。过去与现在从来不乏那种充满着自觉、决绝与勇气的精神闪动，向世界发出积极的信号。我们的人民具有勤劳与创造力，这是我们可以创造性地逾越过去留下的某些障碍的良好基础。在本书《改革的“上层”推动》一章中将以其他国家为例阐释成功改革的一些原则。
2012年11月，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期刊发表了标题为“奥地利奇迹”的一篇文章。文中赞扬了阿尔卑斯之国在欧洲危机之中保持着低失业率、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部门以及高度平均的家庭收入。我们应将这种外部观察同奥地利的成功传奇联系起来，同时还要为此担心，即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还是在依赖几十年前制定的结构措施来维持现状。后来那些没有采取的步骤，现在必须迅速补救，如此才能在全球竞争中经受考验。近些年来明显上升的工资成本业已发出足够的警告信号。本书最后两部分将清楚地表明，奥地利问题也就是欧洲的问题，而欧洲的问题总是奥地利的问题。因此，在揭示问题时不能受到国界的限制。
当前的事实是，世界经济在趋冷，欧元区尤为疲弱，这就使我们面临日本的命运。迄今为止在这场危机中奥地利虽未能幸免，但受到的冲击并不那么严重，因为它动用了或者说提前启用了自己的储备（如同养老金那样）。这样的抵押就短期而言收效要比长期更为恰当。
同样的情形包括欧洲也适用于银行部门。与此相反，美国则成功地为银行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再工业化并凭借页岩气开采所实现的能源自主，美国已经为经济复兴做好了比欧洲更为扎实的准备。而欧洲的金融危机在继续恶化，其解决能源供给的对策显得更为昂贵与不足，其里斯本战略——通过教育、研究与创新促进增长——的作用并未显现，虽然究其初衷来看当时和现在都算正确。但实现这一战略毕竟要创造相应的基础与框架条件。谁若否定了这一点，就会在不久的将来面临滑入黑洞的危险：如日本那般萧条。
我们的日子无疑比多数国家好过一些。但这样的境况并不能永续，而且也并没有好到令我们自我满足与沾沾自喜的地步。我们必须进行调整，做好准备以应对世界经济进一步疲软以及奥地利自身的增长下滑。必须让虚弱的公共财政变得更为有效，并削减庞大的公共开支。削减的数量要达到200亿欧元，为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7%，同时不必痛苦地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如此我们才能减少国家债务并为那些面向将来的投资留有余地。
在弗朗茨·格里尔帕策弗朗茨·格里尔帕策（1791—1872，奥地利戏剧家。他的悲剧很晚才被认为可能是奥地利舞台上最伟大的作品。——译者注的戏剧《哈布斯堡兄弟阋墙》中，马蒂亚斯大公爵的一句名言是“这是我们高贵门第的恶咒，凡事将就，迟疑不决且半心半意”。让我们看一下近年来的一些措施，就差不多会相信这样的恶咒是永恒的：诸如半心半意的在奥地利公共场所的禁烟令，或者是有关全国范围统一实施对青少年保护的无数次失败的尝试，抑或是实行拖延已久的教育体制改革。
然而并没有如此这般笨拙的决定论，它充其量只是一个借口。只要实实在在地实施，事物是可以改变的。即使现在播种，收获也要在十年以后：研究领域、教育领域、福利国家的改革以及能源政策概莫能外。而且，从任何意义上讲，即使未来那些适宜“来自下层”直接民主手段与倡议的行动，也更为需要政治上的领导。请不要忘记：谁若是在“二战”前出生都属于第一代，他们虽然经历过战争及其后果，但之后一直都享受着和平与富裕的生活。如此难以比拟的幸福同时也意味着使命与责任，要让后代们也能享受这样的生活。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告别幻境进入现实。
“若是有谁在催逼我们，那并非习俗力量”，在《哈布斯堡兄弟阋墙》中暴躁的马蒂亚斯演讲之后斐迪南大公试图逼他加速行动。而这却是在明白无误地提示安逸时代的终结：“时间在催逼：我们自身就是被逼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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