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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2008，p.25.票据的流通性，是票据的核心内容， Joseph J. Norton, World Trade and Trade Finance, The Foundation Press,2005, p.6.也是票据制度的核心原理。 胡德胜、李文良：《中国票据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为保证票据的流通性，在立法上就需要做到保障票据权利取得的迅捷性和确实性。 郑玉波：《票据法》，三民书局1973年版，第7~9页。票据法上规定票据是要式证券，票据依背书或交付转让，目的在于实现持票人取得票据权利的迅捷性；为保证持票人权利的确实性，票据法要求票据应是文义证券、无因证券，采取票据行为独立原则，采用善意取得制度，限制人的抗辩，适用公示催告和除权判决程序，设有参加承兑和参加付款制度、追索权制度、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对欺诈性签发票据的行为设有刑罚制裁。 郑玉波：《票据法》，三民书局1973年版，第7~9页。由此而言，票据流通性可谓票据制度的第一原理。 与票据流通性相对的是票据的安全性。票据流通性在于保护票据的受让人，使其乐于接受票据；票据的安全性在于维护票据债务人的利益。 王文宇、林育廷：《票据法与支付工具规范》，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70页。票据法关于要式性、背书必须连续、票据金额不得涂改、票据债务人的恶意抗辩制度、短期时效的规定即在于保障交易安全。票据的流通性和票据的安全性是票据法的两大基石，二者在一般情形下，处于对立的地位。票据越是适于流通，票据安全性相对就降低。 曾世雄等：《票据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因此，票据法的立法必须在这两个原则中寻求平衡点。 但一方面，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制定票据法时，由于中国民众对于票据还不是很了解，票据信用相对较差，全国性的票据市场制度还没有形成。因此，票据立法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票据的安全性上。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票据基础关系与票据关系结合，不承认票据的无因性。二是对票据记载事项和签章严格管理，不承认空白授权票据。三是赋予银行强势的市场地位和管理资质，扭曲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限制商业票据的签发，以银行信用取代商业信用。四是在票据转让中，不承认完全背书之外的交付和空白背书转让票据的规定。以上所列为其中之荧荧大者，其他注重票据权利安全的规则在《票据法》中可谓不可胜数。 另一方面，票据安全分为票据权利的安全和票据交易的安全。前者是静的安全，是票据利用的安全，是票据债务人的安全；后者是动的安全，是交易的安全，是票据交易人的安全。在现代商业社会，关注动的安全是任何立法所不可忽略的重点。 郑玉波：《现代民法基本问题》，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1~7页。其根据在于，商品的流通和商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脱离了乡村社会的熟人规则。忽视动的安全，既不能促进票据流通，也导致交易人之间必须花费成本了解前手甚至前手的前手的权利状况。《票据法》不承认止付后票据的善意取得制度，不认可票据金额等事项的更改，对票据签章做过于严格的规定，不承认票据的表见代理制度，不承认空白背书中被背书人空白的补记，等等，过于关注票据权利安全，忽略了票据交易的安全，间接影响和阻碍了票据的流通。 《票据法》通过限制票据的流通性来实现票据的安全性，通过牺牲票据的迅捷性实现交易的确实性，通过剥夺当事人的便利性实现票据制度的稳定性。过于关注票据的静的安全，导致出票款式严格，票据权利转让程式复杂，票据动辄无效。如此，社会民众又怎会乐于接受票据，票据的流通性又如何能够实现，票据功能如何得以发挥？票据法的宗旨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票据法》的修订目标不在于强化票据的安全性，而是实现票据流通性的适当回归，在票据流通性和安全性之间谋求平衡。围绕票据流通性这一核心，以票据最大有效性原则为基本指导方针，循因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文义性、独立性，修正违反这些原则的条文，增订符合现有社会经济形势要求的条文，全面修订《票据法》，实现金融创新。 三、《票据法》修订的主要方向 《票据法》的修订应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票据的功能。只有正确认识票据功能，才能在制度上有效地体现票据功能；只有充分发挥票据功能，《票据法》的修订和完善才具有真正的意义。《票据法》虽然承认票据支付、汇兑的功能，但限制了票据的信用功能，不承认票据的融资功能。因此，只有站在充分发挥票据功能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科学、现代，符合国际票据立法趋势的票据法。而要实现和充分发挥票据功能，就需要建立、修正和完善票据法的相应制度。 （一）坚持票据的流通性，通过票据活络经济 促进票据流通，“在于设法使人乐于接受票据。因若能使人乐于接受票据，则票据自然不翼而飞，不胫而走，虽欲其不流通也，亦不可得矣”。 郑玉波：《票据法》，三民书局1973年版，第7~9页。而促进流通的方法就在于保护受让人取得权利的确实和迅捷。 1. 完善出票记载事项。其一，废除某些强制记载事项，鼓励放开任意记载事项，赋予当事人一定的自由度，如允许在票据上记载汇率、利率、利息、分期付款等文句；其二，废止一些不必要的限制，增订有关促进票据流通的条文，如废止汇票、本票必须记名的规定，允许无记名票据的存在，承认空白授权票据，实现票据交易的便捷性；其三，放宽签章的限制，不以本名为限，以足以认定为标准，允许以别名、笔名、艺名、姓名缩写等进行签章；其四，票据的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三个重要事项应当允许更改；其五，票据记载金额大小写不一致时，不应简单认定为无效，而应当按照国际票据通行惯例进行认定，也就是数字服从文字，小写服从大写，同种类、多数据表达的以最小数字为准。 2．完善票据的转让制度。其一，承认空白背书和交付在票据转让中的意义，实现商事交易的迅捷性；其二，承认背书涂销制度；其三，厘清票据背书与债权转让的关系，明确非转让背书的效力，如质押背书与票据质押的关系，委任背书与期后背书的效力，实现民商事法律的协调。 3．确立票据最大有效性原则，修正与此相抵触的条文。从立法上最大限度地确保票据有效，增强企业和个人接纳票据的信心，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强票据的流通性。例如，废止《票据法》第10条，确认票据的无因性；又如，废止《票据法》第30条，承认汇票和本票的空白背书效力；再如，废止《票据法》第43条，保证持票人对附条件的承兑有效力选择的自由。 （二）兼容国际和国内票据实践，服务经济和经贸来往 票据是支付工具、汇兑工具、信用工具和融资工具。工具的属性在于为经济服务，为经贸往来服务。为经济服务重在体现票据在国内的有效利用，体现民众对票据的期待；为经贸往来服务，一方面在于促进国内经济交往，另一方面便利国际经济往来。票据法的商法特性决定了《票据法》的修正不能过度迁就本国的票据实践，要做到适当保留中国既有的票据传统，借鉴国际票据立法的有益做法，在特定制度上与国际做法衔接，也要废止与票据法观念不符合的传统做法。画地为牢，只会妨碍本国与国际间的经济往来，而难以达成《票据法》“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任务。 参见《票据法》第1条。 1. 传统制度与国际票据立法的协调和融合。第一，吸纳传统立法上具有的制度，如支票保付、远期本票等；赋予支票以一定的信用职能，确认远期支票的法律效力；明确票据代理的文义要求，增加票据表见代理的内容；厘清票据基础合同关系，规范付款银行不当拒付、止付后付款、委托撤销后付款和期外付款行为。第二，将中国传统的挂失止付制度与西方舶来品公示催告、票据诉讼制度相衔接，既保留中国特色，又不致增加当事人的讼累；既消除这三者之间的职能重叠，又填补这三者之间的空白地带。第三，修订转账支票制度，与国际接轨，使其发挥与划线支票同等的保障支付安全的功能。 2. 基于市场主体平等地位，建立符合票据法理念的票据规则。回复银行的市场主体地位，构建平等的票据法观念。弱化银行在《票据法》上的独特地位，适度修正以银行信用为中心的票据体制，发展和推动商业信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全面承认商业票据，承认远期本票，在出票人资格上取消准入限制；第二，明确出票人与承兑人在时效上的差别，取消银行作成拒绝证书的强制性义务，承认一部付款，厘清银行内部管理规定与票据法适用的关系，界定银行结算规则的效力范围，建立银行与其他民商事主体在票据法上权利的平等性；第三，区分付款人与承兑人的票据责任，修订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在票据法上的责任制度等，实现银行与其他民商事主体在票据法上责任的一致性。 （三）回应信息技术的要求，利用现代科技促进票据流通 现代科技促使票据的应用更为广泛和普及，也更为迅捷和便利。电子票据制度实现了票据的无纸化发展；支票影像技术和电子提示制度缩短了票据权利实现上的物理空间距离，也为票据的全国信用市场的建立和支票的全国范围内的流通和结算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国际上电子支票制度、票据影像技术和电子提示制度的成熟运作都可以为未来我国建立票据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制度建设上的助力。 1. 建立票据全国信用体系。培育和发展商业信用，提倡和推广商业票据，改变传统的以银行信用为核心的票据法制度。通过对票据出票、背书、承兑、保证全过程实行签注制度，建立良性的票据信用机制。 2. 推广票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结算，完善票据影像交换制度，逐步废止区域性票据的使用。在票据需要实体运输的年代，支票较短的提示期间使得其很难在全国范围内流通。但在票据影像交换技术发展的基础上，这一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尽管中国人民银行颁行了一些行政规章，但这些规章对替代票据与实体票据之间的关系、替代票据的法律效力、票据截留的条件，以及使用票据影像者的法律责任或者没有规定，或者有规定但不合理；更为关键的是，票据影像交换没有得到《票据法》的支持，在具体操作上因与《票据法》存在冲突而难以推广。 3. 适应电子化交易的要求，规定电子票据，创立系统的电子签名、电子提示制度，规定电子票据特殊的转让规则。当前，学界对于电子票据的认识还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电子票据对于支付和结算制度已经产生也必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我国从2009年10月开始上线电子商业汇票，截至2013年年末，我国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参与者共计359家，较2012年年末增加18家。2013年，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出票52.09万笔，金额15，864.3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0.93%和69.06%；承兑53.47万笔，金额16，257.7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1.45%和68.87%；贴现13.43万笔，金额6404.7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2.39%和64.91%；转贴现25.09万笔，金额19，509.6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9.14%和199.27%。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2013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载http:www.pbc.gov.cnimage_publicUserFilesgoutongjiaoliuuploadFile2013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pdf，2014年2月27日访问。由于《票据法》规定票据的纸质载体、签章制度、提示制度与电子票据格格不入，相当学者认为电子票据是一种书面形式应当肯定，《票据法》应当对此予以反映。美国21世纪支票交换法、我国台湾地区电子票据制度，在实践中的卓有成效应为我们正视。我国的《电子签名法》只是解决了电子票据的安全性这一技术性的问题，而对于电子票据的性质、流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问题，只有将其纳入票据法中才能得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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