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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从穷苦孩子到学术大师，
从德国到北大再到牛棚，
从红衣少年到白发先生，
季羡林坦述九十年风雨人生。
2008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季羡林自传》一书，出版后产生很大社会影响。季羡林先生将此书送给温家宝总理。温家宝总理高度评价此书。
2008年，当代中国出版社社长周五一在三零一医院拜见季羡林先生。季先生看到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自传》，亲自在书中题词，并高兴地说：“没想到我老了竟然还成了畅销书的作者了。”
季羡林先生愈行愈远，而他的人生智慧对读者的影响却愈久弥深。当代中国出版社隆重推出《季羡林自传（典藏本）》，双色印刷，精编精选，典藏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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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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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自传（典藏本）》畅销近10年，是季羡林生前亲自授权、审定的版本。当代中国出版社为了表达对季羡林先生的纪念，隆重推出双色精编典藏本。《季羡林自传（典藏本）》是作者季羡林先生用自己的笔，讲述了他从山东临清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一步一步成长为学贯中西、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的人生历程，记述了他九十多年来所遇到的人和事，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展示了他个人的奋斗经历和情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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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6日，山东清平人。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1935年入德国哥根廷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1946年被胡适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务。
季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翻译家和散文家。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等。范围之广，国内外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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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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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的童年
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
最穷的村中最穷的家
父辈们
每天最高的享受
开始认字
离开故乡
第二章 小学记忆
还有一件小事，就是滚铁圈。我一闭眼，仿佛就能看到一个八岁的孩子，用一根前面弯成钩的铁条，推着一个铁圈，在升官街上从东向西飞跑，耳中仿佛还能听到铁圈在青石板路上滚动的声音。这就是我自己。
进入一师附小
做过一次生意
转入新育小学
新育小学的校舍
新育小学的教员和职员
在新育小学学习的一般情况
看捆猪
看杀人
九月九庙会
看戏
学英文
国文竞赛
第一次“造反”
偷看小说
蚂蚱进城
想念母亲
第三章 中学时光
我当时并不喜欢念书。我对课堂和老师的重视远远比不上我对蛤蟆和虾的兴趣。每次考试，好了可以考到甲等三四名，坏了就只能考到乙等前几名，在班上总还是高才生。其实我根本不计较这些东西。
进入正谊中学
我的几个老师
考入北园高中
在北园高中的生活和学习
在济南高中
荣誉感继续作美
要革命
上国文课
毕业旅行筹款晚会
第四章 清华学子
我在清华四年，有两门课对我影响最大：一门是旁听而又因时间冲突没能听全的历史系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一门是中文系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是一门选修课。这两门不属于西洋文学系的课程，我可万没有想到会对我终生产生了深刻而悠久的影响，绝非本系的任何课程所能相比于万一。
报考邮政局
考入清华大学
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对我影响最大的两门课程
第五章 教书谋生
回济南后，在我的母校——济南高中当国文教员。当我走进学校大门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可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我终于抓到了一个饭碗，这简直是绝处逢生；惧的是我比较熟悉的那一套东西现在用不上了，现在要往脑袋里装屈原、李白和杜甫。
回母校当国文教员
小小一招
又长了一番见识
“拿到了没有？”
第六章 去国途中
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酸、甜、苦、辣，搅和在一起，但是绝没有像调和鸡尾酒那样美妙。我充满了渴望，而又忐忑不安，有时候想得很美，有时候又忧心忡忡，在各种思想矛盾中，迎接我生平的第一次大抉择、大冒险。
天赐良机
在“满洲”车上
在哈尔滨
过西伯利亚
在莫斯科
第七章 德国十年
终于又来到哥廷根了。这以后，在不安定的漂泊生活里会有一段比较长一点的安定的生活。我平常是喜欢做梦的，而且我还自己把梦涂上种种的彩色。最初我做到德国来的梦，德国是我的天堂，是我的理想国。
初抵柏林
哥廷根
道路终于找到了
怀念母亲
两年生活
章用一家
汉学研究所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完成学业，尝试回国
大轰炸
在饥饿地狱中
山中逸趣
烽火连八岁，家书抵亿金
德国的老师们
学习吐火罗文
女房东
反希特勒的人们
伯恩克（Boehncke）一家
迈耶（Meyer）一家
纳粹的末日——美国兵进城
盟国
优胜记略
留在德国的中国人
别哥廷根
第八章 滞留欧洲
我在这里生平第一次见海。我常嘲笑自己：一个生在山东半岛上、留洋十年而没有见过海的人，我恐怕是独一份儿了。现在我终于洗刷掉这个嘲笑，心里异常兴奋。而大海那种波涛汹涌、浑茫无际的形象，确使我振奋不已。
赴瑞士
在弗里堡（Fribourg）
同使馆的斗争
从瑞士到法国马赛
第九章 游子归途
上海，这真是中国地方了。自己去国十一年，以前自己还想象再见祖国时的心情。现在真正地见了，但觉得异常陌生，一点温热的感觉都没有。难道是自己变了么？还是祖国变了呢？
船上生活
在西贡
回到祖国的怀抱
第十章 在北京大学（1946～1948）
当时的东方语言文学系，教员不过五人，学生人数更少。如果召开全系大会的话，在我那只有十几平方米的系主任办公室里就绰绰有余。我开了一班梵文，学生只有三人。其余的蒙文、藏文和阿拉伯文，一个学生也没有。
思想斗争
终于找到了学术上的出路
出路的表现
出路主流中的一个小漩涡——《浮屠与佛》
第十一章 在北京大学（1949～1965）
我作为一系之长，一度成为一部分学生攻击的对象，甚至出现了几次紧急的场面。幸而教育部一位副部长亲自参加了处理工作，并派一位司长天天来北大，同我一起面对学生，事情才终于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我也就算是过了关，从此成了“逍遥派”。
眼前充满光明
陷入会议的漩涡
批判的狂潮汹涌澎湃
1950年至1956年的学术研究
政治运动
1957年至1965年的学术研究
第十二章 在北京大学（1966～1977）
在牛棚里已经待了一段时间。自己脑筋越来越糊涂，心情越来越麻木。这个地方，不是地狱，胜似地狱；自己不是饿鬼，胜似饿鬼。如果还有感觉的话，我的自我感觉是：非人非鬼，亦人亦鬼。别人看自己是这样，自己看自己也是这样。
从社教运动谈起
1966年6月4日
对号入座
快活半年
自己跳出来
抄家
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
千钧一发
劳改的初级阶段
大批斗
太平庄
自己亲手搭起牛棚
牛棚生活
牛棚转移
半解放
在延庆新华营
完全解放
翻译《罗摩衍那》
一个小插曲
一幕闹剧
恢复组织生活
第十三章 在北京大学（1978～1993）
在这样优越的政治大气候中，我的学术研究工作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了。从1978年一直到今天的20年中，我的研究成果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远远超过这以前的四五十年。
政治环境
我这一阶段的学术研究
第十四章 耄耋之年
像我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差不多就是文不如司书生，武不如救火兵。手中可以耍的只有一支笔杆子。我舞笔弄墨已有70多年的历史了，虽然不能说一点儿东西也没有舞弄出来，但毕竟不能算多。我现在自认还有力量舞弄下去。我怎能放弃这个机会呢？
死的浮想
辞“国学大师”
辞“学界（术）泰斗”
辞“国宝”
“夫子自道”
对未来的悬思
难得糊涂
我不能封笔
附录·季羡林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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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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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的童年
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
最穷的村中最穷的家
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刚刚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神州大地，一片混乱，一片黑暗。我最早的关于政治的回忆，就是“朝廷”二字。当时的乡下人管当皇帝叫坐朝廷，于是“朝廷”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别名。我总以为朝廷这种东西似乎不是人，而是有极大权力的玩意儿。乡下人一提到它，好像都肃然起敬，我当然更是如此。总之，当时皇威犹在，旧习未除，是大清帝国的继续，毫无万象更新之象。
我就是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于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改临清市）的一个小村庄——官庄。当时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也包括北方其他省份）穷。专就山东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我们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
父辈们
我们家据说并不是一向如此。在我诞生前似乎也曾有过比较好的日子。可是我降生时祖父、祖母都已去世。我父亲的亲兄弟共有三人，最小的一个（大排行是第十一）送给了别人，改了姓。我父亲同另外的一个弟弟（九叔）孤苦伶仃，相依为命。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两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活下去是什么滋味，活着是多么困难，概可想见。他们的堂伯父是一个举人，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物，做官做到一个什么县的教谕，也算是最大的官。他曾养育过我父亲和叔父，据说待他们很不错。可是家庭大，人多是非多。他们俩有几次饿得到枣林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最后还是被迫弃家（其实已经没了家）出走，兄弟俩逃到济南去谋生。“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一位臭名昭著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惹得她大发雌威，两次派人到我老家官庄去调查，一心一意要把我“打成”地主。老家的人告诉那几个“革命”小将，说如果开诉苦大会，季羡林是官庄的第一名诉苦者，他连贫农都不够。
我父亲和叔父到了济南以后，人地生疏，拉过洋车，扛过大件，当过警察，卖过苦力。叔父最终站住了脚。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让我父亲回老家，叔父一个人留在济南挣钱，寄钱回家，供我的父亲过日子。
每天最高的享受
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举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欢我。我三四岁的时候，每天一睁眼，抬腿就往村里跑（我们家在村外），跑到奶奶跟前，只见她把手一卷，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递给我。我吃起来，仿佛是龙胆凤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这白面馒头是她的两个儿子（每家有几十亩地）特别孝敬她的。她喜欢我这个孙子，每天总省下半个，留给我吃。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
大概到了四五岁的时候，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每到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拾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勤之余，可以捡到一小篮麦穗或者谷穗。晚上回家，把篮子递给母亲，看样子她是非常喜欢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她把麦粒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吃完了饭以后，我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赶着我要打。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我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
现在写这些事情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是不折不扣的身边琐事，使我终生受用不尽。它有时候能激励我前进，有时候能鼓舞我振作。我一直到今天对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对吃喝从不计较，难道同我小时候的这一些经历没有关系吗？我看到一些独生子女的父母那样溺爱子女，也颇不以为然。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花朵当然要爱护；但爱护要得法，否则无异于坑害子女。
开始认字
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学着认字，大概也总在四岁到六岁之间。我的老师是马景功先生。现在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有什么类似私塾之类的场所，也记不起有什么《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书籍。我那一个家徒四壁的家就没有一本书，连带字的什么纸条子也没有见过。反正我总是认了几个字，否则哪里来的老师呢？马景功先生的存在是不能怀疑的。
虽然没有私塾，但是小伙伴是有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个：一个叫杨狗，我前几年回家，才知道他的大名，他一字不识；另一个叫哑巴小（意思是哑巴的儿子），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他姓甚名谁。我们三个天天在一起玩儿水，打枣，捉知了，摸虾，不见不散，一天也不间断。后来听说哑巴小当了山大王，练就了一身蹿房越脊的惊人本领，能用手指抓住大庙的椽子，浑身悬空，围绕大殿走一周。有一次他被捉住，是十冬腊月，赤身露体，浇上凉水，被捆起来，倒挂一夜，仍然能活着。据说他从来不到官庄来作案，“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是绿林英雄的义气。后来他终于被捉杀掉。我每次想到这样一个光着屁股游玩的小伙伴竟成为这样一个“英雄”，就颇有骄傲之意。
离开故乡
在故乡只待了六年，我能回忆起来的事情还多得很，但是我不想再写下去了。已经到了同我那一个一片灰黄的故乡告别的时候了。
我六岁那一年，是在春节前夕，公历可能已经是1917年，我离开父母，离开故乡。是叔父把我接到济南去的。叔父此时大概日子已经可以了，他兄弟俩只有我一个男孩子，想把我培养成人，将来能光大门楣，只有到济南去一条路。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否则我今天仍然会在故乡种地（如果我能活着的话），这当然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事也会有成为坏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中间，我曾想到：如果我叔父不把我从故乡接到济南的话，我总能过一个浑浑噩噩但却舒舒服服的日子，哪能被“革命家”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只脚还要永世不得翻身呢？呜呼，世事多变，人生易老，真叫做没有法子！
到了济南以后，过了一段难过的日子。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离开母亲，他心里会是什么滋味，非有亲身经历者，实难体会。我曾有几次从梦里哭着醒来。尽管此时不但能吃上白面馒头，而且还能吃上肉，但是我宁愿再啃红高粱饼子就苦咸菜。这种愿望当然只是一个幻想。我毫无办法，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叔父望子成龙，对我的教育十分关心。先安排我在一个私塾里学习。老师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儿，面色严峻，令人见而生畏。每天入学，先向孔子牌位行礼，然后才是“赵钱孙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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