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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一本和齐邦媛《巨流河》、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齐名，并同时跻身台湾诚品书店畅销榜的好书。
2.央视名嘴白岩松、南周名记东方愚、中信书店品牌推广经理戴鸿斌都曾心情激动地为此书写下自己的读后感想。
3.如此多令人敬重的台湾名流聚集在此，袒露真心，自曝家史与心灵挣扎：我们有多少机会可以读到这样的好书。
4.在别处你见不到这么珍贵罕见的老照片：1960年的陈若曦和白先勇、三岁的蒋勋先生、幼时的“朱家三姐妹”（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
想了解现当代台湾史，最快的办法莫过于读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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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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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蒋勋、朱天心、林怀民、陈若曦、钮承泽等，回顾从一九四九到二零零九，以亲历与足迹动情讲述台湾六十年。这不是一段粗暴的历史概述，而是跌宕起伏、具体而微的人生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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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吴锦勋，台大哲学研究所硕士，成长于桃园乡下。从事新闻工作十五年。2007年，以《今周刊》上《翻山越岭，一堂一百二十公里的英文课》一文获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之“卓越专题特写奖”；2008年，以《商业周刊》上《一家公司，干掉一个王国》获吴舜文新闻奖之“深度报道奖”。
他的写作信念受到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启发：“用细如粉末的文字，重构这个世界的物性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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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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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季：我嫁了一个“共产党员”
胡乃元：老爸爸的星空图
星云大师：我听不懂妈妈的话
孙越：想家，那就好好唱歌吧
黄文雄：四二四那一天，我开了一枪。
第二部 裂变开始 融合初萌
陈若曦：政治运动是一种催眠术
蒋勋：台湾要把暧昧性扩大为丰富性
林怀民：“从容”的下一步
胡德夫：“美丽岛”还没唱完
郑崇华：一个流亡学生的绿能台湾梦
第三部 新的再生、新的梦想
朱天心：那一个谦卑的小水罐
钮承泽：“外省人”这三个字曾令我非常伤感
顾玉玲：以善意的容器，包容对待异己外来者
施振荣：品牌，台湾的新竞争力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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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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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后，
数百万的中国大陆人随着”国民政府”迁居台湾。
绝大多数这些人，
只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
为了下一代的一个安定的成长环境。
然而，在这下一代成长过程里，
却发现父母正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
这些少年，在这种不安的气氛里，
往往以组织帮派，来壮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
——杨德昌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片头语
1949年底，国共内战局势已定，国民党统治集团退居台湾。
当时，国际上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看得起台湾，迁台不久的国民党政权，外汇储备将近枯竭，濒临破产；美国也看衰台湾，美国国务院通知驻远东地区相关外交人员，台湾陷落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应提早因应。
1949年底一场古宁头战役，暂时撑出两岸对峙局面，让原本要下台的蒋介石，得以在1950年3月“复行视事”，就任“总统”。此时台海局势岌岌可危，眼看解放军就要跨海打过来了，没想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国际情势陡变，美国迅速改变对台政策，将台湾编入东亚反共防线之中，并派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维持了两岸隔海对峙的基本局势。
1951年，美国开始对台经济援助，前后15年，总金额达14.8亿美元，对台湾战后复苏帮助甚大。也就是在美国的护翼之下，台湾当局成为太平洋西岸坚定的亲美反共的右派政团。
外省爸爸与台湾多桑
从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后，约有二百万人从大陆先后来台。尤其在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仓皇撤台的外省人，逃难似的挤满台湾这小小岛屿的码头、机场，骨肉离散，挨挤在陌生的日式房舍。
时日愈久，原本以为来台湾避难、不久就走的人，逐渐开始担心得在这块土地长久待下去。生活在台湾，好比是在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里，豢养着“反共复国”的美梦。
这种坐困围城的心情，颇似《四郎探母》中的杨延辉，坐在番邦宫院自思自叹：“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浅水龙，被困沙滩；我好比弹打雁，失群飞散；我好比离山虎，落在平川！思老母不由儿肝肠痛断；想老娘不由人珠泪不干……”
老媒体人王健壮自小听他父亲哼唱无数遍“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随军队初抵基隆的孙越，以为就是平常移防，只是这次移得比较远，得搭船渡海，没想到一待六十年。
外省人有离散的哀愁，台湾人也有无法吐露的郁卒。
吴念真的矿工父亲有一次带着他走入深山野庙，面对眼前绵延的青山，忽然有感而发，用闽南语说了和四郎一模一样的话：“我就像一只雕仔，飞进笼子里。”给年幼的吴念真极大震撼。
这当然不只是指他入赘吴家的个人历程，而是一整个世代政治上的压抑。吴念真父亲有句名言：“阿伊呜ㄟ喔，一眠睹到ㄅㄆㄇ。”（ㄟ，汉语拼音ei音；ㄅㄆㄇ依次为b、p、m音。）笼中鸟何止一只，1950年初，国民党当局严禁日语，一整代接受日语教育长大的台湾多桑（日语，爸爸），不分闽、客、少数民族，担任公、教、写作、媒体等职业的本省人，一时间都变成了边缘族。
陈芳明的父亲成长于日据时期，战后为了养家，卖旧货、摆面摊、开碾米厂，最后开了一家小小的电气商店。他像很多台湾多桑一样辛苦工作，但始终闷闷不乐。多年后，陈芳明慢慢发现：“父亲从商，语言对他竟是一大羁绊，甚至阅读报纸也颇为吃力。参加公家机关的工程投标，总是因为自己破碎的北京话，而感到难以表达自己的想法。”
他父亲一辈子都在为北京话奋斗，但仍是残缺不全。陈芳明儿时眼中的父亲，白天里要面对商场讨生活的压力，晚上回家，喝了酒，就沉浸在美空云雀、小林旭、石原裕次郎的歌声里。
熟悉的语言都生锈了，失语之人，倾听异鸟鸣啭。
那压在心里的伤痕
原本，台湾人不是这么忧郁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受日本统治五十年的台湾，经历大轰炸，熬到这时，终于脱离殖民身份了。
黄春明的阿公、阿嬷守在收音机旁，听战败的日本天皇用断续残破的声音“玉音放送”，当天皇说到“我们无条件投降……”，他们高兴地大声说：“啊，假如这是真实的话，足万幸喽，足万幸喽！”而且一边欢呼，还一边掉泪。
台湾光复当时才十岁的黄春明，隔了六十多年回忆那时的情景，依旧眼睛发亮，声音里透着纯真的欢欣之情：“刚光复时，国旗是胜利喜庆的代表。很多当时开理发、裁缝店的福州人，把藏在家中箱子里压了很久的国旗拿出来挂。那国旗被压得太久了，皱纹很深，很难抚平。我们小孩子觉得好奇，跑去看国旗，结果我看到连吃饭都忘了回家。”
阿嬷在黄春明饿着肚子回家后，好奇地问他：“国旗长得什么样？”他就用纸画了一面国旗，但因忘了有几道光芒，便随便画了八道，阿嬷就找来红布、蓝布、白布，拼缝了一幅国旗，把它挂起来。好多小孩子也围过来，很羡慕地看他家的国旗。
1945年10月25日，日本政府代表在台北中山堂，向中国代表陈仪投降，中国政府正式接管台湾。
为了热烈迎接国民党政府，有人骄傲地在自家门口挂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像黄春明的阿嬷；也有台湾民众以无比热情学习新“国语”，像是陈若曦说，她爸爸当时曾修好了一台捡来的破收音机，大清早就叫醒孩子，要他们跟着广播学国语；更有人在祖父带领下，全家人拿出最好的衣物，穿戴整齐去码头迎接祖国军队；当年旅外台湾人回台人数达八万八千余人，好像对台湾未来充满信心。
一切都是因为要回到祖国了！
但是情况与台湾人的期望相去太远。到了1947年，也就是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的第三年时，稻米、木炭的价钱飞涨高达数百倍，通货膨胀像累积的民怨一样节节升高。台湾人失望之余，不得不怀疑自己当初支持回归祖国的热情，民心从“拼缝”国旗的热情、“足万幸喽！”的欢呼，转为深深的失望。
二二八事件，成为混乱接收必然的冲突。
事件后，画家陈澄波被推举为嘉义市和平使者，与代表们去水上机场和军人谈判，结果命丧枪口，无人敢为其收尸；而曾批评时政的台湾第一位哲学博士林茂生，被一群腰间佩枪的人带走，从此下落不明……看见国民党军人的残酷暴行，彭明敏的父亲彭清靠在失望心痛之余，更懊悔自己身上流有中国人的血液。
蒋勋说：“国民党过去在接收过程中非常粗暴，没有看出台湾的独特性。对待政治、文化，甚至母语的方式都很粗暴。”事件后，对于陈仪未以处置二二八事件失当定罪，竟以“亲匪”罪枪毙，陈若曦认为明显失策。
这种粗暴，令很多台湾人对于国民党政府“光复”台湾的说法抱持相当的怀疑，如客家籍文学大佬钟肇政就认为，这不是台湾“光复”，而是“降服”。两词在客家话听来音调接近，但意义截然不同。
1949年有来台的人，有离开的人，更有回不来的人。
日据时代，坚持留辫子、穿唐装的雾峰望族林献堂，不畏日本统治者的压力，致力于推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并成立台湾文化协会等，被视为当时民族运动的领袖之一。这样一位衷心期盼回归祖国的台湾人，在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后，反而受到相当程度的迫害，终于在1949年逃离台湾，隐居东京，七年后客死于他终身反抗的日本。
还有战争末期被征调去为日本卖命的台籍日本兵，他们或在国共内战中直接在大陆战场被国民党军队接收，之后滞留大陆；也有被征召到南洋战场担任看管盟军俘虏的监视员，日本投降后他们变成战俘，不是被判刑就是送上绞刑台。幸存之人等到服完十多年牢役，到日本索讨赔偿，才发现他们已是无国籍之人，回台后，政府也不闻不问。同是台籍日本兵的许昭荣，为老兵权益奔走多年，2008年5月20日当天，在旗津“台湾无名战士纪念碑”前，抗议政府漠视自焚身亡。
除了语言、文化表述权外，还有台湾人参政权的剥夺。虽然国民党当局在美国压力下，开放“局部”民主，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县以下民意代表、行政长官及省议会得以直选，但“中央政府”仍是国民党政府的禁脔。
南方朔认为，当国民党带着二百多万人，挤到一个小地方来，自然压缩了本地人一两代出头的机会。他分析：台湾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机会参政，“中央政府”只能补几个台湾人当官做样板。很多本省籍人士进不到统治上层，这矛盾太大了，也是民进党之后可以带动气势的原因，这是我认为两蒋所犯的最大错误。这矛盾如果能早点解决，台湾问题就不会那么严重。
一座集体压抑的大牢笼
南方朔将1950年到1975年的蒋介石统治时期，界定为“硬性威权”时期。在“硬性威权”之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除了特殊阶级外，所有的人好像都被一个大笼子罩着，那是一个普遍压抑的年代。借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某句对话，这是一个”活人都会被屁憋死”的压抑时代。
有了过去国共内战的经验，且在朝鲜战争后致力于扮演美国反共盟友的台湾当局，自然不容共产主义思想有任何一丁点的渗透，于是在岛内展开坚壁清野的扫荡，即所谓的“白色恐怖”。
1949年初发表《和平宣言》的杨逵，呼吁台湾当局从速准备还政于民，确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思想、信仰的自由，并释放二二八事件政治犯。言论一出，杨逵即被送到火烧岛（绿岛）“思想改造”十二年。宣言不过六百多字，杨逵曾自嘲这是“全世界最昂贵的稿费”。
1950年5月13日，情治人员进入台大医学院，把涉及左翼读书会的内科主任许强、眼科主任胡鑫麟，以及胡宝珍、苏友鹏等医师统统带走。胡鑫麟为小提琴家胡乃元的父亲，侥幸未死，遭囚禁火烧岛十年。
之后，还有前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被捕，行刑前，伴随脚上铁链的拖曳声，他还唱着日本昭和时期流传的《幌马车之歌》：“黄昏时分，远远地在树叶飘落的并木道上，目送你的幌马车离去。去年的离别竟成永诀……”
季季的前夫杨蔚，是1949年前后潜入台湾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后遭逮捕监视，日后牵涉了1968年作家陈映真的”民主台湾联盟”案，为台湾文艺界一次巨大的白色恐怖案件。
奥美广告董事长白崇亮，父亲白克是台湾闽南语片第一代导演。白崇亮十二岁那年，爸爸被拉到警备总部，在狱中遭严刑逼供，不久便以“通谍，受海外共产党资助拍片”的罪名，被处以极刑，成为白家永恒的伤痛。
左翼势力之外，1949年与胡适、傅斯年在台湾共同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的雷震，原本很受蒋介石倚重，但在1960年，因与台、港党外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介石三连任“总统”，并鼓吹成立反对党以制衡，竟在该年9月被当局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罪名逮捕，判刑十年。
一同受牵连的还有前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他曾写文章呼吁众人，不要有马上回大陆的心理，被视为散布“反攻无望论”，遭到整肃。1966年，殷海光遭解除教职，不久即抑郁而终。
已故作家柏杨因翻译一幅大力水手漫画，画的是卜派父子漂到荒岛，轮流当总统。柏杨将卜派的对白“Fellows”翻译成蒋介石习惯的开场白“全国军民同胞们”，结果被以叛乱罪唯一死刑起诉。
幸而在国际势力营救下，柏杨免于一死，但遭囚禁九年零二十六天。出狱当天，他走到台东一家皮鞋店，迟迟不敢进去，看着玻璃橱窗反射的身影，有如一缕幽魂，“没有喜悦，没有欢悦，只有一种恍惚的哀伤”。他出狱之后，老家换了主人，妻子成为别人的妻子，与最爱女儿佳佳之间的亲情，毕生无法缝补。对无数像柏杨这样的受难者而言，人生不是换双新鞋就可以重新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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