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中国梦”与中美关系：软实力建设与合作型外交第 一 章
“中国梦”与中美关系：软实力
建设与合作型外交“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中华民族之复兴，并不是要回到中华民族历来引为自豪的汉唐盛世文明状态，其全新境界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梦的建设应该包括三方面具体内容：一是从中国历史发展角度，讲述中国梦的探索历程，解释为什么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习近平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参见：“‘中国梦’，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人民日报》，2012年12月9日,第3版。二是从中国融入世界角度，说明中国梦虽然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但它并不排斥其他文明成果，相反，中国梦呈现一种包容的精神状态，体现着中国改革开放、锐意进取的时代特点，反映了中国努力为人类共同发展做出贡献的真挚愿望；三是从中国梦的应有内涵来看，中国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追求承载了中国要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沉重使命。中国发生的深度变革，是紧紧围绕十八大确定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展开的。通过顶层设计，中国将从道路选择、理论体系、制度文明等方面凝聚力量，攻坚克难，以确保法治中国、市场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和美丽中国总目标的落实。从中国软实力建设和民主转型的角度来看，中国梦不仅是一种有形表象和国家行为，更代表着一种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中国梦的提出，使中国外交的发展动力有了从“外需”到“内需”的根本转变。中国梦对中美关系意味着机遇和发展。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强调中美“和而不同”与包容互鉴的相处之道，这对中美管控分歧、加强合作至关重要。一、“中国梦”与中国软实力建设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重要里程。2013年6月8日，习近平与奥巴马会晤时也表示：“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参见：“中国梦与美国梦相通”，2013年6月9日，http:newsxinhuanet comworld20130609c_124836150_2htm。从内涵上来看，中国梦首先意味着中国将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梦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中国梦的提出，更加具体明确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蓝图和路线图以及时间表，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的2020年要实现中国的小康社会，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的2049年要实现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目前在有关中国梦的世界对话讨论中，不少观点集中在如何加强并借助国际媒体进行传播，通过国际公关手段，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梦的内涵等技术性思路，缺乏从软实力内在形成的逻辑角度对中国梦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能遇到的国内、国际障碍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探索。鉴于仍有不少外国评论特别是美国评论对中国软实力建设提出种种质疑，一些人偏爱把中国国际形象的问题归结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对“民主能否也能在中国实行”抱有很大疑问。美国学者提出的部分观点可见有关论述可见Andrew JNathan，“Beijings Authoritarian Acrobatics”，WSJcom，相关链接：onlinewsjcomarticleSB124404984017381901html；另见James Mann，“The China Challenge:A Shining Model of Wealth Without Liberty，”washingtonpostcom，相关链接：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2007051801640html。我们必须对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要素即中国特色的民主建设持更为坚定的态度。笔者认为，在不走老路、邪路的前提下，中国需要坚持渐进改革和制度创新，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信条和民主体制，逐渐削减自身的“软实力赤字”，综合保障实现中国梦所追求的最根本的目标，即人民的民主自由和社会的公正进步。而要提升中国梦的世界吸引力，我们必须正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人民日报》社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人民日报》，2006年8月24日，第1版。同时推进国内民主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发展。换言之，中国首先要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稳步推进国内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建设。众所周知，软实力是“塑造与影响他人偏好的能力”，Joseph 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lic Affairs ,2004，p31其来源有三个主要方面：“对他人的文化吸引力、在国内外所实践的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的合法性与道义权威。”Ibid，p5，p11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可以把中国的软实力建设的内容理解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文化的感染力、外交的说服力以及领导人与国民形象的魅力和亲和力。詹得雄：“软实力对中国的启示”，《参考消息》，2004年7月1日，第15版。进一步说，中国的软实力建设不仅包括依靠文化价值、生活方式和商业等手段来创造出无形的影响力、通过道义上的主导去赢得朋友、影响他人的能力的提高，“追寻软实力 超越硬实力”，香港《亚洲周刊》，2004年8月22日。还要包括通过整合国内政治资源、改造政治体制和优化外交手段的方式来提高中国民主模式的吸引力等关键内容。要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即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有形表象、精神内涵和国家行为及其结果的总体评价”，朱凯兵，成曦：“论中国国际形象的定位、塑造和展示”，《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48页。我们不能忽视中美关系中的制度因素，也就是在民主问题上的争论。毋庸讳言，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中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民主情结”。长期以来，这些国家大打“民主牌”，令中国十分被动。对中国国内政治发展的误读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这些国家在中国问题上的政策辩论。具体来说，这些国家用多党制﹑大选﹑议会民主等自己所熟悉了的坐标来判断中国的发展，或多或少对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持有怀疑和偏见。以美国为例，从两国交往之初传教士希望中国基督教化，到新中国成立引发美国国内“谁丢掉了中国”的辩论，再到美国对“六四事件”所作出的过激反应，均可窥见美国力图按照自身的想象改变中国的强烈愿望。当前，美国国内对中国国家形象争论比较多的仍是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未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同样也会面临“民主问题越来越缠绕中国”、“人权问题也不可能长期回避”等敏感议题。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33—134页。中国未来的进步以及它作为一个主要大国的崛起，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中国执政的精英如何巧妙地处理这两个相关的问题上。仔细分析，历史上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民主牌”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其自身价值观出发，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当今时代，各国并未形成对民主的共识。就民主的实践形式而言，美国、日本、法国等西方国家各自的模式就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由于历史经历、国情等不同，对民主的理解和采用的实践模式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更大的差异。但是一些西方国家以自身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为标准，视中国为不民主的国家，试图以自己对民主的理解来评判中国的民主，这无疑体现了民主的话语和制度霸权。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在人权问题上的争端至今仍在继续。尽管中国以自己对人权概念的理解而奋起反击，但在人权话语基本上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控制的国际舞台上，中国的国家形象无疑受到了损害。二是这些国家从“民主和平论”的理论假设出发,把中国视为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威胁的来源。“民主和平论”的潜在逻辑是，国家的内政与外交是紧密相联的，对内不民主也会导致对外诉诸武力。持此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不“民主”使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因此成为了世界和平的极大威胁。曾经在西方喧嚣一时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要跟随全球的民主趋势，这样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尖锐冲突才可能消除，“要使中国知道北京需要顺应它自己人民的需要和愿望，只要它奉行的政策经过真正的审查和辩论，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利益的威胁就会减少。”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页。三是借台湾和香港的民主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希望中国“和平演变”。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确实给中国大陆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因为它是与“台独”活动步伐紧密相连的，客观上给我们做出精确客观的判断制造了困难。例如，到今天为止，仍有很多国外政客认为台湾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民主政体，相反,中国反对“台独”、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行动则被说成为“专制大陆”对“民主台湾”的威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西方国家对华外交“民主牌”的第四个方面是批评中国支持国际上一些独裁政府。中国虽然是一个有着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但就相对落后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而言同时也属于发展中国家。这种不对称现象决定了中国外交的根本出发点在发展中国家，这是新中国外交几十年来一直贯彻执行的坚定原则。但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上处于不发达状态，在政治制度领域也同样处于发展中状态，不完全符合西方的标准。中国与这些政治、经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全方位交往，难免与某些发达国家的第三世界政策发生冲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不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坚持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开展全方位的友好合作关系。因此，即使那些在美国眼中被视为“独裁”、“无赖”的国家，中国也不愿将人权、民主等别国内政作为衡量是否与之交往的标准。相反，中国按照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与它们发展双边关系。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对此评论说：“中国人能做的最聪明的事情是不介入任何武装冲突，只是致力于经济增长。”力文摘译：“李光耀谈中国对外关系”，《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9期，第11页。中国这种带有“务实”色彩的外交导致了一些国家的强烈不满。王逸舟：“外交政策与国内进步：国家与社会在中国之互动关系的一个侧面”，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76463787637914374067html。这些国家指责中国为了自己的能源或战略安全与伊朗、苏丹、朝鲜、缅甸、委内瑞拉等国家进行经济或传统领域的合作。由于这些国家大都是美国处心积虑要改变政权、实施“民主输出”的对象，中国便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替罪羊，被指责为了追求单纯的经济利益而和“独裁国家”站在一起，成为世界民主化的“障碍”。例如，一位学者就认为：“中国在作出有关其盟友的决定方面并不优先考虑人权。北京的援助和贸易支持了缅甸和苏丹的残暴政权，使它们能无视西方制裁，此外，北京据说帮助阻止了联合国安理会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灭绝采取更严厉的行动。”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实力可能损害美国最重要的利益之一:传播民主。”乔舒亚·库兰茨克：“文化革命——中国如何改变世界外交”，《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10期，第8页。中国政府在与那些正在进行民主化改造的国家打交道时越来越采取了更加灵活的做法。2006年5月，中国外交人员曾表示，希望赞比亚总统伍瓦纳瓦萨举行的民主选举是自由公正的，如果各项条件得到满足，中国将免除赞比亚拖欠的25亿美元债务。这是有史以来中国政府第一次表示希望另一个国家的选举自由公正，也是有史以来中国政府第一次将对外经济援助与受援国的民主进程挂钩。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教授欧内斯特·威尔森认为：“这一行动看来的确显示中国政府政策的转向，即在非洲把民主和经济活动挂钩。”“中国促赞比亚自由选举 或免25亿美元外债”，http:wwwsingtaonetcomglobalworldt20060519_216721html。美国学者的看法也许代表了他的一种主观愿望，中国政府不会从总体上改变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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