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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世的君王－－约翰启示录解经及政治神学文稿（新约历代经解）》由德国神学家佩特森生前在大学执教时的授课手稿编辑整理而成，这些材料非常珍贵，目前整理出版，有助于东西方学界对佩特森的思想有全面而深入的把握。本书中有作者一贯的思想，全书在“此世的君王”这一主题下，阐述了极为深刻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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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圣经》各卷中，佩特森对《约翰启示录》情有独钟，终其一生都对之倾注了极大的研究热情，而且硕果颇丰。佩特森对这部“因充满奇异意象而不乏晦涩之书”的兴趣，远远超出理论层面。在几次重要的人生抉择中，《启示录》都对他作为人和基督徒的存在产生重要影响。
《此世的君王－－约翰启示录解经及政治神学文稿（新约历代经解）》是佩特森释经的经典代表作，依据德文版《佩特森文集》卷四迻译，由两部分组成：1.佩特森的《约翰启示录》讲疏稿；2.佩特森的未刊政治神学文稿（好些是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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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E.佩特森（1890-1960）：20世纪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神学家，是教父学、古代教会史、古代宗教史和新约释经学等多学科的专家，卡尔巴特称之为“此世的边缘人物”。佩特森出生于德国北部的一个瑞典裔新教家庭， 20世纪20年代，他作为新约释经学教席教授，执教于波恩大学新教神学系。佩特森的人生，在其不惑之年——1930年——发生了重大转向，这一年，他改宗罗马天主教。此后，他失去了在德国的任教资格，辗转移居意大利，并在罗马组建了家庭。直至去世前4年的1956年，他才在罗马直属教廷的基督教考古学研究所获得正式的教授资格。1960年，他逝于家乡汉堡。
译者谷裕：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91-1997年在德国波鸿大学学习现当代德语文学、中古德语文学及天主教神学，获博士学位；1998年起在北京大学德语系任教。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德语文学、德语小说、德语文学与基督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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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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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说明（刘小枫）
略瑟 佩特森的《约翰启示录》解经手稿
尼希黛斯 《约翰启示录》解经手稿的编辑
尼希黛斯 关于“政治神学文稿”的选用
第一部分：《约翰启示录》解经
《约翰启示录》大课手稿
帝王敬拜
作为王者的基督
耶稣基督的启示
第二部分：政治神学文稿及札记
十字架得胜
孔士坦丁大帝
帝国、基督与敌基督
对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传道
一神教
政治与神学——19世纪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与神学
帝国的延续
关于人的问题（一）
关于人的问题（二）
人在自己的世界
此世的君王
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
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中作为神学问题的民族主义
敌基督的奇迹
开端和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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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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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启示录》解经手稿的编辑
尼希黛斯
1．《启示录》文稿特征及本书收录形式
佩特森之《约翰启示录》解经的发表可谓历经坎坷。前文略瑟神父教授描述了这些未曾发表的各类文稿，经历了怎样一波三折的成稿过程。今天出版佩特森文集，仍然要面对种种困难，虽说与佩特森时代所面临的困难性质不同。手稿的编辑工作实属不易，它首先需要积累丰富的手稿编辑经验。为此，《罗马书讲疏》的编辑工作、新近《约翰福音》解经和论文的编辑工作都提供了丰富经验。此外，值2000年美因茨佩特森研讨会之际，学者们对多种尚未编辑的手稿进行了鉴定，其中包括贝格尔（Klaus Berger）对《启示录》手稿的鉴定，这同样为本书出版做出了贡献。
本书编辑工作中最棘手的问题在于，佩特森的《启示录》解经不仅未完成，而且在遗稿中有两个版本，两者内容有所不同。因此编辑工作中面临的困难首先是，如何处理这两个版本：要么把两个版本的解经罗列在相应经文下面，要么把两个版本合为一体，要么只留一个版本——仔细斟酌后都觉不妥。193637年的第二部手稿是佩特森准备付梓的，他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因此对于这部分手稿，除了某些编辑技术上的要求，原则上不应在出版时做任何改动。而1926年后写成的大课讲稿，又是所谓“母稿”，佩特森从中汲取了很多灵感和力量，完成了他1930年代的多部核心著作。
仔细考察则会发现，这种情况虽然造成编辑上的困难，但也提供了跟踪佩特森神学思想的契机。《约翰启示录》本身带有强烈的神学—政治因素，对它的解释同样如此，如佩特森1937年写道：
教会何时触碰这部经文，取决于天主所愿意的时代和时刻。曾出现过一个天主愿意的时刻，就是在异教的罗马国家要求基督徒向皇帝敬拜的时候。在基督徒受迫害的时代，殉道者的教会拿起了这部经书。还有一个天主愿意的时刻，是在罗马帝国受周边民族进攻而崩溃的时候。圣奥古斯丁读了它，随后在《上帝之城》中解释了这一事件乃至整个历史的意义。更有一个天主愿意的神圣时刻，那就是这部经书成书的时刻。我们都根深蒂固地认为，所有《旧约》和《新约》经文均在圣灵启示下写成，却经常忽视，圣灵也有它的“时代和时刻”，或者说有它的“时机”。
既然认识到《启示录》解经取决于时代变化，要根据教会所处不同历史时期而定，那么就要注意佩特森对《启示录》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认识。本书所录《启示录》解经涵盖前后十年。在此期间，政治局势和佩特森本人都历经动荡。而本书所选包括附录在内的文稿，则涵盖了40年跨度。人们无法从遗稿的不同手稿中恢复出佩特森对《启示录》的某种“唯一”解释。尽管佩特森有很多一以贯之的神学思想、有很早就业已形成的基本思想结构，但在《启示录》解经中，人们将看到他对这部《新约》经文认识上的变化，包括他对经文所示基督教之自我理解、世界理解的不同认识。
2．《约翰启示录》大课讲稿
佩特森的《启示录》解经局部发生过一些变化，对产生于1926至1934年大课手稿的编辑，说明了这点。1926至1934年间主要发生了以下一系列事件：
—1930年，佩特森改宗天主教，他要面对随之而来的挑战，并通过报告和文章，在改宗后的信仰中寻找定位和融合。他初来乍到，不免在神学上有“如履薄冰”之感。
—佩特森的职业发生“变化”，他被迫从一位大学讲台上的教授，转变为一位大学之外的自由讲座学者。15年之久，佩特森都未在天主教方面找到与他从前职位相匹配的教职。1933年后，他一直奔走于德国及邻国讲课，不仅出于政治和教书育人的热情，也出于生计需要。佩特森1933年在罗马结婚成家，1934年后孩子相继出世，他必须用讲课的报酬贴补家用。
—德国在政治体制上从魏玛共和国转入纳粹专制。
—最后当然也有学术方面的发展和进步。《启示录》解经在解经学—历史学方面得到发展，这当然与神学发展存在内在关联，因此也影响到佩特森的神学思想。佩特森在涉及《启示录》大课以外的其他问题时，也探讨过科学—神学的解经问题。（尚未出版的1926年初到30年代的）手稿及相关材料显示，他曾围绕《新约》的教会概念做出很多思考。
凡此种种变化都在《启示录》解经手稿中留下痕迹。因此，无视手稿中种种修改痕迹，仅出版一个底稿，既不可行也无意义。它无法显示作者各阶段的思想变化。因此本书对手稿进行了如下处理：
本书主体部分采用了1934年海德堡讲座前后产生的“终稿”，同时包括该系列讲座的导言“帝王敬拜”。在行文中以中括号形式给出了明显的添加和替换文字。这样读者就可以看到，是哪些话在1934年给海德堡的天主教学者聚会留下了深刻印象。由此也可领略到，在纳粹专制初期，来自宗教方面的对抗如何形成（参略瑟前文）。
对于该部分的编辑，最大困难在于如何对待其中大量的删节。删节一方面涉及解经学的专业问题，一方面涉及对当时某些解经的讽刺和批判。1934年的讲座主要针对非专业人士，因此佩特森很可能出于形式和讲座要求删去了某些过于专业的段落。但很多删去的段落在学术史和神学方面意义重大，不能不收录。此外，把193637年的付印稿与192627年的初稿进行对比，会发现，佩特森对几个问题进行了明显修正，如两个版本对1:20中“教会的使者”、2:9中的“贫穷”、2:17中的“白石”、2:24（译按：原文误作2:22）中的“放上担子”以及6:9“祭坛下的灵魂”均有不同处理。佩特森在1934年讲座中未涉及这些问题，故有必要给出删节段落。我们把它们放到脚注，用大括号标出。因这样的情况颇多，就不特别标注“删除段”字样。
这样，从本书编辑的手稿几乎可以同时看到波恩大课讲稿的内容。佩特森当时尤其在宗教史的《新约》解经模式方面，指出了很多新的方向。他在《启示录》解经伊始——当然当时对其他经文的解读同样如此——就某些具体问题或观点，参照了其他学者的解经，特别是布赛特（Wilhelm Bousset，《约翰启示录》，1906）及罗迈耶尔（Ernst Lohmeyer，《约翰启示录》，1926）的解经。佩特森虽给出文献，却在很多地方未给出确切出处，本书则在脚注中以中括号标出。
尽管参照了他人的解经，佩特森在第一次解经时就在多处，尤其在前几章，表现出了明显的特色，比如他特别关注教父们（佩塔乌的维克托里努斯[Victorinus von Pettau]和可敬者伯达[Beda Venerabilis]）的解经。此外，佩特森的博士论文和教授资格论文《唯一神》（Heis Theos，1926）均侧重形式史研究，他从中积累了渊博知识，对后来的《启示录》解经大有帮助。这首先表现在对欢呼（Akklamation）、光荣颂（Doxologien）和颂歌（Hymnen）在神学和政治方面的解释，其次还表现在对古罗马时期“Aion”（世代）概念及其在不同时期的理解。“世代”一直是佩特森提纲挈领的问题，《唯一神》为理解“世代”奠定了基础。onen（词意是“永恒”[Ewigkeiten]、世上的诸时代，有各种标志性形态）表达了古罗马把历史分成若干阶段的想法，后受到基督教改造。该词因常被理解为现代的、纯粹物理—线性的、中立的时间，而给佩特森带来了历史神学解释上的困难。另一方面，基督教信仰中“永恒之神”（Ewigkeitsgott）（佩特森在第一次大课经常这样表述）又要被置于与此世的终末关联，这也意味着与此世具体的、历史—政治的关联。基督教的终末思想（“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启1:4[译按：原文误作1:5]）打破了僵化的永恒概念，终末思想从一开始就是佩特森《启示录》解经的基本思想。然而，对于佩特森来说，与基督徒的“见证”密切相关的“以后永在”之具体含义，是在面对纳粹的完全“帝国”时才看清楚的。在佩特森为1934年海德堡讲座对波恩大课讲稿所做的修改中，连同在题为《帝王敬拜》的导言中，均可看出其思想转变。尽管佩特森几个核心解经模式经年未变（如把四匹马解释为宇宙—终末启示的马戏。该解释同样基于《唯一神》研究，他在其中又受到迪奥克瑞索托（Dio Chrysostomos）一篇讲演的启发），但在193637年的付印稿中已不再有“永恒之神”字样（只提到一次“永恒的神”[ewiger G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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