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兼程半世纪——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纪念文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陈小萍2003年9月，我有幸成为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国际关系专业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从此便与南亚研究结下了不解之情缘。初次与南亚所老师们见面是在开学后的第一周，如今虽已过去十余个年头，但当时的情形仍历历在目，耳畔始终萦绕着老师们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盼。文富德老师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大家既要抓紧学习，又要搞好生活，争取做到两不误。”张力老师在发言中也激励大家：“你们现在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需要不断用新的知识来充实自己。”听了老师们的一席话，我深受震撼和鼓舞，并时刻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沉湎于已有的成绩，而要用一种善于发现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来不断挑战自己。3年的硕士生涯既紧张又充实，在老师们的严格要求和悉心指导下，我的专业知识和理论素养得到了很大提升，科研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进而对南亚研究产生了更为浓烈的兴趣和强烈的渴望。因此，毕业后我选择留在南亚所工作，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心中的梦想。留校之初，我的教学经验和工作经验都很不足，需要多干一些实际工作来加以锻炼，于是我选择了参与《南亚研究季刊》的编辑工作。实际上，这项工作既琐碎又繁杂，它首先要求编辑能够妥善处理好与作者、读者的关系，因为《南亚研究季刊》不仅有助于培育一个南亚研究爱好者的广大群体，而且极大地影响着南亚所在海内外的学术声誉。带着这种神圣的使命感，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季刊编辑部的整个工作流程中去。收稿、外审、编校、印制、发行，我逐渐熟悉了所有的工作环节。为了提高自身的编校业务能力，我还报考并获得了“出版专业中级职业资格证”。《南亚研究季刊》所载的文章是南亚研究学人的智慧结晶，我始终坚持着把编校稿件看成与作者思想对话的过程，因而编校工作也就不那么枯燥乏味了，这一点在后来逐渐得到了来自作者与读者方面的肯定。这种肯定与其说是对我个人工作方式的认可，不如说是对南亚所多年来积淀的踏实工作作风的赞赏。在编校文稿的过程中，我与雷启淮老师和罗祖栋老师有过多次交流机会，这不仅提高了我的文字运用能力，也丰富了我的学术研究视野。雷老师多次帮忙编校稿子，无论是字、句、段，还是数字、符号，他都要仔细推敲，尽可能避免不妥之处。罗老师曾经带病为季刊编写英文摘要，并且多年来也是笔耕不辍。他们这么做，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余热，让四川大学南亚所这个老字号在学术界占有越来越重的分量。前辈们的一言一行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工作不仅是一项简单的生存之道，更重要地还体现为一种做人的态度和追求的精神。这份真情和这颗责任心至今仍深深地感动着我、激励着我。同时，季刊工作中还有件事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第一次工作失误后大家所给予的谅解和支持。当时，印刷厂工作人员把已经印好的季刊送到了我的办公室，我正准备装封邮寄时，却突然发现其中一页的表格中出现了很多黑条，导致许多数据模糊不清。顿时，我头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过了一会儿，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领导汇报了此事，做好了挨批评的心理准备。然而，领导并没有表现出恼怒，也没有指责我，而是冷静地嘱咐我查明出错的原因，然后联系印刷厂退回改正。经过一番仔细查找，我最后发现是排版室出酸纸时出现了问题，而我在没有对酸纸进行逐页校对的情况下就同意付印，而印刷厂也没有仔细核对就上机印刷了。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联系各方尽快解决问题，排版室重新出了表格页的酸纸，印刷厂取件后立即重新印制该页，并将刊物拉回厂里将全部错误页替换下来。经过几天的紧张补救工作，印刷厂将季刊重新送到办公室，我认真检查后发现刊物没有问题，才决定对外发行。事后反省，我知道是自己在工作中的一时疏忽导致了这一连串的麻烦，然而大家并没有迁怒于我，而是积极、理性地寻找办法来帮我解围。自此之后，我不仅明白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道理，也逐渐学会了包容与宽恕。从事学术研究是科研工作者的本职工作，南亚所为年轻人的学术成长提供了重要的科研平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尊重个性独立，任凭自由进取，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我获得了不断提升自己科研能力的机会。2008年去巴基斯坦访学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经历，让我真实地感知到研究对象国家，体会到南亚研究的重大意义。2009年我首次参加了在海南举办的中国南亚学会年会，认识了许多学界前辈和新秀，他们勤勉务实的研究精神给了我莫大的启发。2010年我争取到在职读博的机会，只求以勤奋学习所得回报我热爱的工作和集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一直在努力……不仅如此，南亚所还让我时常保持着属于自己的独立心灵空间，这也是她给予我的最美好的记忆。8年前，东风楼办公室开启了我在南亚所的工作生涯。尽管办公室内陈设简单，而且堆放了其他老师的诸多资料，但这并没有冲淡我对她的好感。相反，我满怀欣喜地开辟了属于自己的小空间，享受着这个安静而惬意的工作环境。后来，我们搬离了东风楼，忙忙碌碌几年后竟是琐事缠身，逐渐发现自己有些迷惘，于是又怀念起那种与书相伴的简单日子，从而很自然就有了考博前夕在东风楼办公室挑灯夜战的场面。那段时间，因为白天花费在孩子和工作上的精力较多，所以我不得不晚上恶补功课以迎接考试。夜晚，办公室里特别安静，空荡荡的一栋楼里几乎就只有我一人，但我却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而是尽情享受着那难得的读书机会。初春的夜晚乍暖还寒，旁边小太阳电热器送出的微温让我觉得这样的夜晚美好极了。如今博士已经毕业，我也早已不在那儿办公了，但是我依然很怀念那段时光，因为它曾经为我撑起了一片宁静的空间，让我远离了白天城市的喧嚣，找回了真实的自我。“淡薄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我想，南亚所人也许正是秉承了这样的精神传统，所以才能在这个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时代持之以恒地从事着学术研究。老师们还在生活上给予了我帮助与呵护。在我怀上宝宝期间，为了减轻我的工作负担，领导特意安排我去文科楼二楼英文资料室办公。其间，中文资料室的雷鸣老师经常过来嘘寒问暖，还精心为我挑选了小猪枕头等婴儿用品，让我觉得等待猪宝宝降生的过程是那样的幸福。至今，那个小猪枕头还陪伴着7岁的儿子，让我和家人学会了感激、珍惜和友爱。儿子出生后体弱多病，焦虑、烦躁、担忧、无助一度困扰着我，这些似乎过早地加重了我的产后抑郁症。然而，来自南亚所老师及家属们的探望渐渐驱散了我心中的阴霾，大家的安慰和鼓励让我变得坚强起来。还记得那一幕幕场景：李涛老师和栗力老师带着奶粉来看望幼儿，张力老师的夫人热心地给我传授育儿经验，尹锡南老师的夫人带着儿子打趣逗笑……可以说，儿子健康成长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南亚所老师们的关心与爱护，生活在这样的集体里我感到非常幸运。时光匆匆，一晃十余年就过去了，回忆往事，感慨万千。一路走来，南亚所的老师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方面给予了我莫大的关心、帮助与支持，让我深深地受到了滋养。“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又怎样报答得了南亚所老师们这慈母般的似海深情？我感恩，是因为我明白我成长的每一步都凝聚了南亚所众多人的期许与心血；我幸福，是因为我得到了南亚所这个大家庭无比的关爱与呵护；我骄傲，是因为南亚所前辈们不仅留下了累累硕果，而且留下了朴实的工作作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南亚所老师们的杰出成就和温馨美德就是高山，就是大道，给了我不懈追求的源泉。巨人总是愿意用肩膀托起后来者，以创造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我将时刻铭记南亚所老师们的教诲，努力学习，勤奋工作，真正肩负起南亚研究前辈的重托，为南亚研究事业的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风雨兼程半世纪——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国际化视野与国际化人才培养助力南亚所全面发展戴永红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院士2013年9月30日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一流大学普遍把国际化程度作为自身学术实力和办学水平的体现，把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作为国家教育部布局在西南地区以研究南亚问题为主的人文社科唯一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也正是顺应这一办所理念，将树立国际化视野和培养国际化人才作为其发展的重点方向，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助力南亚所的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与其他国内外知名南亚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相比，我们尚存一定的差距，有待我们以创新改革的精神迎头赶上，实现更大的辉煌。一、国际化视野不断拓宽，国际学术影响力逐步扩大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自1964年成立，特别是自2001年初获批为教育部百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以来，抓住国家深化改革开放和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性机遇，将拓展国际化视野和培养国际化人才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首先，研究组织日趋完善，研究领域逐步拓宽。在研究的组织架构上，为适应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外交工作需要，分别按照学科门类和国别地区方式在南亚所下设南亚经济发展、南亚外交安全、南亚社会文化和中国与南亚关系等4个研究室，以及阿富汗、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缅甸、马尔代夫和中国—南盟区域合作研究中心等国别和区域问题研究中心，并与四川省政府合作设有南亚与中国西部合作发展研究中心，与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学合作设立巴基斯坦研究中心、与相关部门设立中国西藏与南亚发展研究中心。在学术会议主题和研究课题的选择上，于稳固基础性研究的同时，重点加强应用性研究，特别是十分重视跨学科、跨国性和跨区域性国际问题的研究，如“全球化下的中印经济发展”、“构建和谐世界在亚太地区的实践”、“中国—南盟：建立共同繁荣伙伴关系”、“二十国集团发展前景及中印经贸合作”、“‘十二五’的中国外交：创新与发展”、“东方外交与印度”、“阿巴地区和美国：中国和印度的作用”、“印度‘东向’政策与中国‘西进’战略”、“世界贸易组织与印度经济发展”、“冷战后印度安全战略研究”、“中印缅孟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南亚的恐怖主义与反恐问题研究”、“中国与南亚各国关系中的‘西藏问题’研究”、“南亚国家能源、资源与环境政策和法律研究”、“中国—南亚陆路贸易能源通道建设研究”、“文化视野下的中印关系研究”、“印度经济发展前景研究”、“后危机时代中印经贸合作研究”、“美国‘亚太再平衡’背景下的中印美三边关系研究”、“在印藏人及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和“中印海外能源战略研究—地缘政治经济的视角”等。研究领域的拓宽促进了南亚所学术国际化影响力的提升。其次，学术交流活动日趋频繁，“请进来”与“走出去”并举。传统上，南亚所的学术交流活动更多的是“请进来”。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南亚所的学术交流活动逐渐“走出去”，呈现出“国际化”的特征。一是南亚所每年均举办若干国际或国内学术会议。据不完全统计，从2004年到2013年，南亚所举办或承办各类大型学术交流活动28次，其中国际学术会议15次，占54%。二是大量派遣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同期南亚所师生共220批次应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举办国既有南亚所研究的对象国南亚8国，又有在南亚研究领域影响较大的美国、英国、新加坡、加拿大、瑞典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学术交流的机构既有世界名校的南亚研究机构（如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洲研究中心），又有政府或独立智库（如美国史汀生中心和瑞典安全与发展研究所）等。三是国外政要或专家学者频繁访问南亚所，进行演讲与学术交流，仅2011年至今即邀请国外学者和政要举行学术讲座34次。四是南亚所与若干国外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交流合作关系。我校与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学于2007年共建巴基斯坦研究中心；与巴基斯坦政策研究所、印度尼赫鲁大学、曼尼普尔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及韩国庆北大学等外国研究机构建立了多种形式的交流关系。最后，重视学术成果国际化，积极提升学术国际影响力。一是注重海外学术著作出版。现有张力教授的英文专著《中国对印巴冲突的关切与中印关系》（Chinas Concerns over the IndoPakistan Conflict and SinoIndian Relations，2008年于香港出版）、《南亚的冲突管理》（To Manage Conflict in South Asia:Chinas Perceptions,Stakes and Inputs，2009年于瑞典出版）、《中印关系：战略接触与各种挑战》（ChinaIndia Relations:Strategic Engagement and Challenges，2010年于法国出版），戴永红博士的《大国在缅甸的竞合博弈与中国的应对》（Competing and Cooperation Games of Great Powers in Myanmar and Chinas Responses,2014年于瑞典出版）。二是鼓励学者在外文期刊发表论文。目前已有张力教授的《中国在南亚的新角色》（载《世界聚焦》）、李涛教授的《藏传佛教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载《喜马拉雅与中亚研究》）。三是参与撰写海外学术专著。如张力教授为《新丝绸之路》撰写《中国和克什米尔之结》、为《地区与全球变动背景下的中巴关系》撰写《中巴战略纽带》、为《东北亚的冲突防止与冲突管理》撰写《解决朝鲜核危机的六方会谈机制：收益、优点与局限》、陈继东教授为《跨越喜马拉雅的鸿沟》撰写《孟中印缅贸易走廊及其发展》等章节。二、研究方法需要改革创新，国际化人才培养尚待加强南亚所成立50年来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研究方法落后导致国际化研究能力不强。目前，南亚所基本上是处在忙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应急性研究”阶段，真正缺乏国际化的前瞻性和系统性的研究能力。而从信息时代到大数据时代要求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不断采用更加高效便捷的技术手段用于数据的收集、分类和分析，并将研究成果传递到不同的目标受众。而南亚所在外文图书期刊的采购应用、网络学术资料渠道的获取和运用、学术成果的国际化传播等方面与国内外知名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二是国际化人才缺乏导致国际化人才的培养不足。与国内大多数南亚问题研究机构一样，目前南亚所具有国际化素质的科研人员有限，又没有意识和财力吸引国外知名南亚学者专家来所研究，导致迄今为止科研人员完全“本土化”，与欧美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中科研人员来源“国际化”的格局形成鲜明反差。三、加强国际化能力建设，助力打造南亚研究智库针对上述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要想在竞争激烈的第二个五十年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南亚所在保持自身现有优势的基础上，必须在研究方法上改革创新，在国际化人才的培养上加大力度，以使南亚所获得更加全面的发展，真正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南亚问题研究智库。一是加强与政府的密切合作，进一步提高国际化研究能力。研究能力是南亚所的安身立命之本。应当加强与政府机构的合作，充分利用政府机构通过国家信誉保证而获得的强大国际交流能力，分享广泛的国际数据获取渠道，如共同参与国际研讨活动。二是打破封闭式的人才流动体制，允许科研人员内外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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